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铜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7905929
该书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长宋靖针对众多摄影学子只知道外国摄影家而不知中国摄影家，且对靠摄影谋生缺乏信心等现实问题而策划制作的访谈类图书。书中，作者带领学生通过与摄影家面对面的聊天，发掘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成长经历、故事等，以及他们对于摄影的坚定信念。这本书将近距离告诉大家摄影界的老法师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目 录
安 哥：从“以民间面目出现”到“民间的立场” 6
陈 锦：坚守自己的认识，也不拒绝新的东西 26
傅拥军：必须要用相机为人做一件好事 50
侯登科：固守自我的思想者 70
胡武功：做评论、做策展的纪实摄影家 82
解海龙：用二十多年做一件事 98
李 楠：一名摄影师的坚守 120
李晓斌：独立的人格与历史的眼光 134
李英杰：我的摄影经历令我感到自信 150
陆元敏：从道路裂痕拍到城市风景 174
孙明经：乱世中的学者、爱国者 190
王立平：“自然·社会·人”的观察家 208
翁乃强：记录时代，实事求是，现场抓拍 224
吴家林：坚实地垒起属于自己的摄影小山 246
晓 庄：用本能记录下眼睛看到的 264
杨延康：在灵魂居住的地方等你 282
自 序
2016 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建院20 周年。从1989 年在摄影系任教开始到摄影学院成立的20 年里我一直在从事图片摄影教育工作，前不久，我和学院同事研讨教育工作时还谈起，我们这些人注定不能成为真正的摄影家，我们是摄影教育工作者，将来墓碑上也得这么写。这个身份，决定了我有一个不同于其他摄影家访谈书著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也决定了我能够有信心把这几十位不知被采访过多少次、不知多少次出现在各种报纸书刊中的人物的事迹重新发掘一遍而呈现给读者。
所以我选定这些摄影家，就是认定他们可以成为学习摄影的学生或是一般摄影爱好者的榜样、成功的楷模或是事业的目标吧，因为他们都是书写中国摄影史不可缺席的人物，无论评论界对他们的作品和成就是不是有不同的声音，他们的成功都代表了社会的认可，代表了他们用摄影的方式实现了个人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这本书里，我不会评论他们的作品。对我来说，我的问题不是围绕他们的创作与作品，我不会设计好问题让那些摄影家说出心中的秘密、作品背后的秘密等等，我不是要去带领读者了解影像的奥秘。恰恰相反，我在和每一位摄影家开始对话时，首先要把我的目的告诉对方，就是要和他们一起探讨摄影教育的问题，尽管不是每次都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成长经历都会带给学生们启迪。应该感谢这些成名成家的摄影师，他们对我的理解、对摄影教育的关注、对年轻人的关心都令我感动，而且他们谈及的问题都很在点子上，给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很中肯，我很欣慰可以把这些极其
有益的教诲通过本书带给年轻读者。
具体地谈，我在多年的教学当中发现，摄影专业的学生往往对国外摄影名家如数家珍，但普遍地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很多中国的优秀摄影家，这种现象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我们摄影学院会通过在摄影史教学中加强中国摄影史的部分来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另一方面，我想通过这本访谈录，让这些摄影家亲口讲出他们都是为什么做摄影、如何做摄影，以及如何有所成就的。摄影的这些问题对摄影师来说又是个人生、事业的选择问题，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下，这些中国摄影家的思考与选择应该会比国外的摄影家们对学生有更强的借鉴意义。说到底，教育就是要解决学生们关于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些经历与成就不尽相同的摄影家，我要让学生领悟到其中共通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是学习摄影、选择摄影作为实现自我手段的学生，我们要依靠我们身边的人和社会环境，我们的创作是为了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更长远来说，那些学生们所不知道的中国摄影家是支撑我们摄影史主线的人，而这些学生未来是要继承发扬我们的摄影事业乃至民族文化事业的，没有对自己摄影史的了解就很难唤起对自己摄影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也就更难自觉，所以这个矛盾的解决是更高层次的目标。
那么学生在认清楚了学习的大方向和长远目标之后，就要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我在和这些摄影家的访谈中也强调了这点想法，每个成功的摄影家的经历中那些有重要意义的、需要做出选择和付之行动的关键点是不可错过的。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他们也都毫无保留地谈出来了。其实，我书里的这些摄影家的经历还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可以说都是充满坎坷与波折的，当然也一定是存在机遇的，你会在其中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像吕厚民吕老，看似波澜不惊地成为伟人身边的摄影师，但是通过他的全心全意的努力工作，他成功地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岗位上创造出了足以留给历史的一大笔影像的财富，同时也成就了他自己。
因为我写书是从教育工作的角度出发，围绕的核心是育人，所以我还选了一些在摄影界取得了特殊成就和地位的名家，他们多是从摄影家转变为教育家或是全民摄影文化的推动者。比如罗光达，他和吴印咸都属于新中国老一辈新闻摄影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都放下相机投身到摄影教育的开拓与创业中来，在各大艺术院校担任领导工作。再有像王立平，身为著名作曲家，他在20 世纪70 年代末国家拨乱反正的历史时刻，和一帮爱好摄影的朋友，从摄影的小天地向整个文艺界乃至全社会发出唤醒的呐喊声，成就了值得载入中国摄影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所以，虽然他后来的主要艺术创作不在摄影领域，但学生们还是非常有必要了解他和那段历史的，因为我们正是想让年轻人明白一点，无论是摄影还是其他专业，接受高等教育，都不是为了把人生限定在一个方向上，我们要用这些生动有力的故事，来启迪他们把路走得宽广和长远。
身为摄影人，当然应该把自己领域里的事情搞清楚，认识人或事和认识作品一样都要有深度。我书中采访的不少摄影家都是各级摄影家协会的领导，尤其像李光前书记和王瑶主席，身处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管理层，听他们讲述如何从热爱摄影、坚持创作并取得辉煌的成绩，到投身中国摄影事业的构建与推动，是非常有助于学生们在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和在社会中的定位时能够跳出思维定式，能够同时拥有大局观，能够把个人与他人、与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从事摄影工作是要有情怀与奉献精神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书中选取的每个人在这方面都是值得学习的，他们在不同层面和角度向读者阐释了这种情怀与精神。这些既是社会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又是人生必需的实践。
就这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又都反复向学子们证明着一点，就是人生中充满着不可错过的十字路口，平时要全力充实自己，勤于思考，审慎选择，勇于行动，才能终成功。
（注：本书“讲评”部分除署名外均由作者宋靖完成。）
从『以民间面目出现』到『民间的立场』
安哥
原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摄影记者
现为策展人、广州集成图像有限公司无线图像网（FOTOE）高级顾问
● 1947 年生于大连市，1949 年移居北京，1954 年得到台相机，在父亲的指导下为家人拍照。
● 1966 年8 月“文革”大串联开始，高中毕业后与同学到全国各地游历。1968 年2 月, 到云南西双版纳当农垦工人，种橡胶，当知青7 年。1975 年到广州做工人4 年，业余时间喜欢上了风光摄影。
● 1979 年4 月进入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成为摄影记者，决定用摄影的方式见证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历程。
● 1986 年，作品参加“十年一瞬间——现代摄影沙龙86 展”摄影展。1988 年，先后在于广州中山图书馆和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在改革的年代”影展中展出《中国：开放百态》。
● 1988 年底至1994 年9 月，奉调到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任记者、编辑，期间在香港佳能电子影像中心展出《中国：开放百态》（1990年12 月）。1994 年9 月，调回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任摄影记者，转年有10 幅作品入选丹麦艺术节的影展。
● 1996 年组织并参加了由广东省新闻摄影协会主办的、有内地和港台的80 多位摄影师到会的“96 中国报道摄影交流会”。
● 2001 年将自己20 年来的摄影作品和文字编成了两本书：《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视觉八十年代》和《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视觉九十年代》，同年退休后到广州集成图像有限公司无线图像网任高级顾问。
● 2002 年，个人影展“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在第二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展出，同时在当届大展上策展了“南方十一人影展”。
● 2003 年在第三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策展了“南方十八人影展”，同时在当届大展中任“欧莱雅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奖”评委。
● 2003 年主编了《时代映像》系列丛书，同年担任广东美术馆主办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收藏展策展人。
● 2005 年1 月担任广东美术馆主办的“2005 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城市·重视”策展人，同年参与编辑《沙飞摄影全集》（长城出版社），并任《沙飞摄影选集》（花城出版社）的主编。
● 2009 年，著作《安哥的故事—哥哥不是吹牛皮》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 2010 年，个人画册《FOTOE 小黑书纪实经典：安哥——结绳记事》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讲评：
我没能面对面采访安哥，甚至没见过安哥，因为他较少参加摄影界的各种活动，对他的了解是从他的照片切入的。他是一个华侨高官的后代，上山下乡返城之后去了中新社广东分社，那里的工作是给港澳台同胞讲中国人，不能是宣传口号式的，中新社的记者要能讲非常平实的故事。安哥是个非常有趣的人，现在看到他那么大的年龄，却基本上还是一个如青年或少年一样纯粹的人。他的天性决定了他的摄影永远对准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且正好他拿起相机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社会上“莫名其妙”的东西非常多。他很敏感，他的照片充满幽默，他本人就特别幽默。一个摄影师的成败不在于拍了多少照片，而在于有几张照片能让人一看到就想起你，记住你，安哥就有好几张这样的照片。然后人们就开始去研究他，发现他30 年都没有放下过相机，几乎每一天都在拍照片。而且他不是全国跑，他就在广东那
一个地方，但那个地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早在1988 年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的时候，几位的编辑和记者被请来北京，安哥也来学习了。他们四五十个人在一起交流，原来照片可以这样拍，可以这样放，知道了拍照也可以不用摆拍，那时候安哥已经走在前头了。安哥从来不摆拍，很难得。安哥有一本个人著作，把他这么多年来的事情全部都写了，那就是《安哥的故事——哥哥不是吹牛皮》，这本书写得很好，讲摄影在民间的一些活动。他还影响了广东地区的很多摄影人。
另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参与策展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这个展览和以胡武功为代表的陕西群体操办的“艰巨历程”，是中国民间摄影两个非常大的事件。“艰巨历程”是在1988 年，挖掘的就是藏在中国民间的很多好的影像。安哥和胡武功这两个人首先是非常好的实践者，他们俩的群众基础很好，跟谁要片子都能要出来。换两个策展人，就不一定能找到那些照片了，因为他们的年龄和阅历决定了他们知道那些东西藏在哪里。
从摄影史的角度来看，安哥是绕不过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讲中国20 世纪80 年代以广东为主的南方摄影史，他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从安哥的影像本身来讲，他可以说是人民的朋友、百姓的朋友，他见了百姓非常亲。所以他留下了太多民间的影像，尤其是在广东这个地域和社会文化范畴内，他留下了多、完善、真实而且有价值的影像。
除了策展“中国人本”，安哥做过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帮助梳理了沙飞的作品和摄影经历，这也使他成为一名重要的摄影史的梳理者。
根据安哥提供材料编写
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是人民，是老百姓
14 岁时，我奶奶从新加坡给我家寄来一台相机，于是在我爸的指导下，我荣任家庭照摄影师。1966 年，在一次随学校参加在天安门广场欢迎周恩来总理迎接阿尔巴尼亚的时任国家领导人穆罕默德·谢胡时，我跑上前，在他们乘坐的敞篷车前抓拍了一张。我继续追拍时，被保卫人员喝止了。照片出来后，同学和朋友都说比《人民日报》登出来的那张好。
1966 年8 月“文革”大串联开始，我与同学曾两次到全国各地游历，拍了不少纪念照。回北京后，我自己用暖水瓶壳、凹凸镜等组装了一台放大机，到照相馆买了显影、定影药水，又买了论斤卖的边角料相纸，放了许多照片。后来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我带去了一台相机。但没地方去冲印，慢慢地，胶卷和相机都发霉了。
1975 年回城，我到广州当工人，业余时间玩摄影。在广州可以找到香港的《摄影画报》。那时候，我总觉得报纸上的新闻摄影很假很没趣，所以喜欢上了风光摄影。那时候我和赵大军、薛永康没事儿就在一起聊摄影。通过薛永康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广东老摄影家蔡俊三，他那时已经80 多岁了，在广州和香港都曾经很有名。他家里有整套的70 年代的《摄影画报》，内容以沙龙摄影为主，风光摄影、纪实摄影也都有。其实那时的沙龙摄影是有纪实这一块的，比如麦峰、邱良等。但后来沙龙摄影到了中国内地就变成“大好河山”了。赵大军比我大一岁，他是北京工业大学学光学的，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镜头和胶卷的原理，以及冲胶卷的伽马曲线等知识。
然而，为我之后从事新闻摄影打下重要基础的是我的生活经历和经验。我认为：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是人民，是老百姓。当年知青返城就是知青们努力争取的结果，这样才有了中央关于知青回城的政策。因为广东比邻港澳，70 年代初香港又正处在经济起飞的工业化时期，社会进步很快，需要大量的工人，当时有点能耐的边民和知青都想办法偷渡，形成了偷渡潮，男的、女的都偷渡，以至于我回到广东找对象都很难，长得漂亮的都偷渡了（笑）。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广东省委领导深入调研，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后，才有了深圳特区的开放政策。
那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时代重要的信息在老百姓的饭碗里，以及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产劳作中。
1979 年，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复办，我的老师吴岳先生让我带上自己的作品，和他一起去了社长张宝锵家。我终于“走后门”进入了摄影记者行列。1952 年中新社创立的时候，虽然也是国家通讯社，但它是有理事会的，由华侨的老报人来当理事。他们对记者提出的要求用当时负责外事和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的话说就是要“以民间的面目出现”。这些华侨的报刊包括港澳的报刊，它们到底还是和新闻的传统有联系的。
从这个传统来看，新闻还是要保持它的客观性，也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所以中新社对我这方面的训练是有很大帮助的。很多年来，我是把“以民间面目出现”渐渐地变成了我自己的民间立场。
我虽然入行晚，但也有晚的好处。我属于“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当过知青，做过工人，见多识广。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非常成熟，也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身处靠近香港的广东，很早就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媒体宣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所以对当时闭塞的新闻宣传有一种强烈的想改变的渴望。
我是1979 年初当上摄影记者的，此前报纸上长期充斥着假新闻照片，有感于我所经历的社会生活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上连影子也见不到，我时时警醒自己：别再骗谁了。我们这一代知青回城以后，为了抢回逝去的青春，几乎都在紧张地设计自己的未来。所以，我入行后有一个梦想：我要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去记录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去见证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从中反映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历程。
摄影路上重要的人和事
那时候的新闻摄影大多是主题先行，把摄影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里，所以相应地大家开始喜爱风光摄影，全国摄影界掀起“黄山热”。1979 年夏天，也就是我刚进中新社那一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广东搞活动，蒋齐生老先生受邀到广东肇庆讲学。
当时蒋老讲“摄影关系学”，他对“黄山热”、“风光热”多有微词，大谈摄影记者不应拿着公家的相机胶卷去拍风光。许多影友罢听，集体退场。在省摄影家协会领导的规劝下，我们才回到了课堂，这时，蒋老讲的是沙飞的作品和人生，还讲了荷赛的作品和吴印咸在抗日战争中的作品。这些我们以前不是没见过，就是印象不深，经蒋老一讲，我们很受震动。蒋齐生性情耿直，口气生硬，但是中国摄影能走上一条正路，蒋老功不可没。
后来我在四月影会成员王志平和王苗那里见到卡蒂埃- 布列松、马克·吕布和美联社记者刘香成的影集，又看了李晓斌的《上访者》等一系列作品，这使我对新闻摄影的兴趣更浓了。后来中国的新闻界一步步开放，我们也拍真的新闻了。慢慢地我意识到，中国的摄影人有责任深入反映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历史，也应该坚持用自己的眼光看生活、看社会。所以那时，我就开始尝试着用平民的视角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我认为当时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以及人们的反应，用文字是很难描写的，而摄影恰恰是能反映的。
谈到学习，我没有读过大学，回城后，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读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书，有的书被我翻得皮儿都没了。那时候的大学没有教新闻摄影的，自己看书，自己思考。后来入社后我和社里同事统一进京考文化课，我是广东分社一个考取的人，考取了新闻专业的大专文凭。
同时外国同行的东西也给我很大启发，1985 年开始与国外摄影师交流以来，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有的是拍比较前卫、比较观念性的东西，但不影响他们对纪实摄影的尊重与欣赏。在关注时代、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感受这些方面，大家有共同的追求，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可以互相借鉴学习。纪实摄影自身有许多时代的讯息在其中，对文化的研究也很重要。前卫的摄影也讲究图像，也带有时代的印记和对时代的思考，只是形式有所不同。现在广东一些媒体报道的图片也会吸收一些前卫的尝试，来表现一种情绪，可以称为“新纪实摄影”。
后来，一些南方的媒体也给我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展示空间。我们开始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表现在照片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1988 年，由杨绍明发起、陈小波策展的“在改革的年代”展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大厅展出，湖北金涌、山东钱捍、天津仇伟军和我的作品参展，我的部分就是“中国：开放百态”。
“中国：开放百态”影展前言是这样写的：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对外开放，似乎都发生在灾难深重的关头。现在，你和我正在目睹、经历着的这一次开放，也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正如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积重难返”，经济已达到“崩溃的边缘”。
于是他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现实的确是“积重难返”，你和我背负着久积的重负，我们从渐渐打开的门户里头挣扎着：中与西、新与旧、时髦和传统，我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广东是开放的“窗口”，我在这扇窗户下，记录了中国这段精彩的历史。
1989年初，台湾摄影家张照堂与我相会在香港。他看了我的照片之后说：“‘亚洲四小龙’都经过了从封闭落后到逐步开放，后走上现代化的过程。你把这过程记录下来了。”
这些年，很多人的话我都听进去了。1983 年我的领导简捷去香港考察回来，他说：“以后我们对外少发点儿大楼、桥梁、工厂、学校一类的稿子。香港的大楼比我们的大，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拍老百姓和他们的生活。”1986 年，摄影家简庆福在看“十年一瞬间”影展时对我说：“这些拍摄人民生活的照片越放越有价值，
而风光照片越放越没有价值。比如黄山千百万年都在那里，后人还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更好的器材去拍，而生活过去了就没了，人也不一样了。”美籍华人记者刘香成1983年说：“中国摄影家总喜欢拍日出日落，还有老人、小孩和女人，很少拍普通人……”
我想：除此之外，还有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甚至连每个人的汗味也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人同此心。我不可能把20 年来的所有事情、所有事件都记录下来，我只想通过我的照片，反映我们老百姓对这个时代生活的感受。
1999 年初，中央电视台编导王均伟打来电话，说正在拍摄纪念建国五十周年的纪录片，看到《羊城晚报》上刊登的我的作品后要来采访我。他们来到广州后，拉我去采访这里著名的商业街高第街，一起去找我18 年前拍过的含羞而胆怯的小贩。当年刚开始有个体户，你要是站在远处，看见的只是一个堆满货品的小摊，却看不见摊主，她是蹲在底下的，走近才能看到，而且她的眼神是很警惕的，如果我不去问价的话，她根本不看我，而是东张西望警惕地看着什么。后来跟她聊熟了以后，她告诉我，她怕她的同学看到。18 年后，我们拿着报纸去找，高第街上闻讯来了一群长得很富态、手戴金戒指的中年大姐。她们高兴地传看着报纸上的照片，七嘴八舌地议论，但谁也认不出那是谁。她们都说，我当年拍的照片上的小贩年龄、样貌和心态与她们当年很相像。其实我的照片本来就并非要表现某个人，而是要表现一个群体。环境、物件都是摄影的语言符号，它们都在讲述我们生活的时代。
图片的整理和编辑要用心
在整理底片的过程中，选哪张，不选哪张，一组图片怎样起承转合，哪些图是主图，哪些是配图，哪些是资料性的，这常常让摄影人犹豫不决，无从下手。我以下的见闻和经验可能对您有参考价值。
我刚入社时，广东分社的副社长简捷带我出去采访时说：“你们现在多好，胶片也多了，作品不管发不发表都可以自己留下来了，我们那时候的底片都在‘文革’时期被销毁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养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经验，就是工作需要的片子我拍，以我个人经验认为好的照片我也拍。我一直都是保存底片、整理底片，去找回自己的观点和体验。那时候我们要求拍6 张底片就要发一篇稿的，就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也要拍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哪怕自己添点胶卷。所以到现在，我都和年轻同行们说，能发的不能发的片子、底片都要留着，一定会有用。
1988 年10 月，我参加了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的活动。我们组的组长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胶卷冲出来以后，我们轮流拿给组长看。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找到翻译要告诉组长我拍的是什么，他挥手制止了我。只见他拿起放大镜，对着灯箱一张张地仔细看我的底片，不时用红笔勾着。看完了全部8 个胶卷以后，他把勾出的底片，一张张地讲出他的意见。他讲得头头是道，从专题到主角的位置、动作等细节的处理他都讲到了。他还告诉我，如果当时我能往前点，或往左一点就更能突出主题……
那一年的年底，我奉调去香港《中国旅游》画报做编辑记者，我开始锻炼自己用放大镜看底片读图的能力，像《中国一日》摄影活动的底片、徐力群《边陲万里行》的底片、初小青《中国印象》的底片，各有数百近千个胶卷，都是我做的初选工作。那时候编辑部的工作流程也比较专业，每一组稿子都经过个人初选，再与总编、文字编辑、美术编辑反复讨论进行增删和编排。
1990 年，中国香港专业摄影师梁家泰接受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委托拍摄。他前后在内地拍摄采访了三次，每次一个月。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听他讲采访的经历，帮他介绍朋友、出点子。有意思的是，他告诉我，他每次出差一个月以后，都要把250 多个胶卷寄去美国冲洗。冲出来以后，美国《国家地理》的编辑就打长途电话过来，对着灯箱，告诉他每一卷的哪张好，哪张不好，曝光如何……250 个胶卷讲完以后，又要跟他推敲还有哪些不够，如何扩充思路，并出一些点子，后再讨论下一步的采访计划。这“电话粥”一煲就是好几个小时。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拍了750 多个胶卷，于是被请去美国编稿子，一个月里，他给有关的编辑和文字记者放了三次幻灯。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纪实摄影师往往在采访拍摄的前期案头工作、后期整理底片和编辑稿子等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多、不够细。
1993 年的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同事王苗告诉我，马克·吕布从北京乘飞机回法国，将在香港转机，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他约我们在香港机场的咖啡厅聊天。于是我跟着王苗和香港记者李碧惠一起去了机场。接到了“老马”，我们刚在咖啡厅坐下来，他就从相机袋里抽出一叠足有一百来张照片摊在桌子上，请我们提意见。这些都是他近拍的照片。我当时很感动，也很后悔，后悔我没有把自己的照片带来向他请教。
后来云南的吴家林告诉我，他在深圳出差时，听杨延康、肖全等朋友通知，马克·吕布要见国内的摄影师。当时他正在编辑自己的画册，于是在深圳找了个暗房放出一批小样，湿淋淋地就拿去见“老马”。“老马”兴致勃勃地把小样摊在床上，很认真地和他一起将它们分成A 类、B 类、C 类，反复切磋。后来“老马”回到法国以后，还和吴家林通信反复推敲第几号图应该放在哪一类。难怪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画册编得那么好。
我们摄影师往往不太会说话，其实好的交流方式就是看图、读图。
2001 年，我退休以后，FOTOE 图片库的老编辑吴少秋帮我把20 年来的作品编辑出版了一套书—《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其间，我们把我20 年来的笔记本、文稿、剪报和数万张底片全部翻了一遍。我过去做过新闻、纪实、画报、图片专题以及影展，但编书时总是离不开编画册的框框。而吴少秋是图书编辑，他对时代信息量的把握比我丰富得多。在他的追问和督促下，我把以前的“废片”全都翻出来了。幸亏我以前养成了习惯——“废片”从来不丢。顾铮看了我的书说：“这不仅是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也是摄影在邓小平时代。”
由于我有了上述的经验，这些年又担任FOTOE 图片库的高级顾问，曾经帮助许多朋友整理过底片、编书和策划展览，所以，近年来我向朋友呼吁整理底片、准备自己的摄影文本。
我觉得纪实摄影应以时间为梗，串起一个个的事件、故事、专题, 就好像一串葡萄。135 底片如果没有剪的，就印一张小样，写上时间、地点、什么人、什么事，按时间顺序插进A4 文件夹的透明塑料套里。我习惯平时整理底片的时候，把重要的作品剪下来，扩印一张3R 的小样。因为广州天气潮湿，所以我的底片袋选用可封口的小胶袋，然后贴上不干胶标签，写上说明，用透明胶纸贴在3R 小样的背后，再按专题分组插进小相册里，相册放进密封的干燥箱里。数码作品应及时打上关键词，否则时间长了就忘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和重要的专题应及时挑出来，备份到专门的文件夹里。因为纪实摄影要靠日积月累，反复推敲，总结交流，如果当时不挑出来，它们分散在一大堆文件里，想再找出来就很难了。
作为新闻摄影师，我和我的许多同行为争取自己作品得到传播做过许多努力，争取老百姓认知的权力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和理想。
当新闻报道摄影作品逐渐失去时效性以后，它记录历史信息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现，为人们研究历史、反思社会进程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在策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影展的过程中我们翻查了许多老照片，发现即使是数十年前那些为了宣传目的而造假摆布拍摄的所谓新闻照片也并不假，它们真实地记录了当年荒诞的现实。而且摄影是一面双面镜，它们还反映出当年在相机背后的摄影师和他们生活的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有越来越多的摄影师从事纪实摄影，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我们的作品已经蔚为壮观。
从美学的角度看纪实摄影，它的即时性和真实感，以及摄影者取景的主观特色都可以成为无以替代的审美趣味。
我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时曾参加过业余思想宣传队，排演过京剧《智取威虎山》。我把我的舞台经验运用在纪实摄影上，抓拍形体语言，通过移动相机位置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这些都可以让我的照片更好地讲故事。戏剧和文学的美学经验有很多方面对摄影也适用。
我在策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的时候，把全部作品分成了四个部分：生存、欲求、关系和时间。这也是我挑选作品的主要切入点。
以下是我给想从事纪实摄影的年轻人的几点建议：
1. 关心时事和民生，以及身边发生的故事。
2. 纪实摄影是长期积累和偶然得之的事业。
3. 养成不断整理、编辑、挑选自己的底片的习惯，并积极向人们展示，从中体会
纪实摄影的趣味和作用。
4. 建议尽量用约等于全画幅的28—100mm 焦距的镜头、比较小的光圈，使景深
大一些，画面里的信息量大一些。当然，这必须是在主题和主角突出的前提下。
5. 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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