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历史学家及其代表作

　　**，文艺复兴运动的内容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为核心的是人文主义，而近代历史观念就产生于人文主义的语文学领域。就历史学术而言，文艺复兴开创了近代语文学和历史考证学，从而把历史真实建立在世俗学术基础之上。因此，要想全面了解文艺复兴时代，历史学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第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文艺复兴史学是欧洲史学迈向近代的关键点。文艺复兴史学具有的历史意识的觉醒、时代误置观念的确立、语文学方法的应用等鲜明特征，是其对西方近代史学的突出贡献。有鉴于此，有必要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学。
　　第三，该书以国别为划分史学家的依据，使文章系统而有条理，方便读者在横向的基础上进行纵向的比较。

 

 

　　本书详细介绍了文艺复兴时代各国著名历史学家的生平与著作。文艺复兴开创了近代语文学和历史考证学，从而把历史真实建立在世俗学术基础之上。内容包括：意大利市民人文主义史学家、意大利博学派史学家、意大利16 世纪的人文主义史学家、法国早期人文主义史学家、法国人文主义史学理论家、法国民族史学家、英国早期人文主义史学家、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史学家、德国人文主义史学家、德国新教史学家、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史学家等。

　　徐波，1961年3月生于四川成都，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世界史系主任，研究方向为14-18世纪欧洲史、西方史学史。著有《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等，译有《探寻欧洲文艺复兴文明》（商务印书馆）和《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商务印书馆）等。

序言：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
章 意大利市民人文主义史学家
　节 人文主义史学新风格的创立者布鲁尼
　第二节 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家波吉奥
　第三节 锐意创新的人文主义史家斯卡拉
第二章 意大利博学派史学家
　节 人文主义历史考证方法的开创者瓦拉
　第二节 卓越的人文主义博学派史家比昂多
第三章 意大利16 世纪的人文主义史学家
　节 人文主义新政治史的开创者马基雅维里
　第二节 伟大的人文主义政治史家圭查迪尼
　第三节 近代艺术史的奠基人瓦萨里
第四章 法国早期人文主义史学家
　节 法国人文主义政治史的先驱科敏纳
　第二节 法国位人文主义史家盖刚
　第三节 法国杰出的人文主义政治史家塞瑟尔
第五章 法国人文主义史学理论家
　节 整体史观的倡导者博杜安
　第二节 法国16 世纪*杰出的历史理论家博丹
　第三节 人类文明史理论的阐述者勒鲁瓦
　第四节 历史学新方法的探索者拉波佩利埃尔
第六章 法国民族史学家
　节 法国中世纪研究的奠基人迪蒂耶
　第二节 位用法语编撰法国通史的史家迪埃朗
　第三节 法国民族史写作新范式的探索者德·图
　第四节 法国文化史开创者帕基耶
第七章 英国早期人文主义史学家
　节 英国人文主义史著风格的先行者托马斯·莫尔
　第二节 英国人文主义新史学的开创者博莱多内·维吉尔
　第三节 英国地方史和文献目录学之父利兰
第八章 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史学家
　节 英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卡姆登
　第二节 英国人文主义新政治史家海沃德
　第三节 伊丽莎白时代的*后一位历史家培根
第九章 德国人文主义史学家
　节 德国位人文主义史家温斐林
　第二节 德国卓越的人文主义史家贝亚图斯·雷纳努斯
　第三节 德国民族史的奠基者弗兰克
第十章 德国新教史学家
　节 新教历史观的系统阐述者梅兰希顿
　第二节 宗教改革史学之父斯莱丹
　第三节 部新教观点的教会史编撰者弗拉西乌斯
第十一章 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史学家
　节 西班牙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家梅希亚
　第二节 西班牙的民族史家马里亚纳
　第三节 荷兰黄金时代*博学的历史家福修斯
　第四节 荷兰杰出的民族史家霍夫特
　第五节 享誉全欧的荷兰史学家格劳秀斯

　　文艺复兴文化的内容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为核心的是人文主义。至于什么是人文主义，自1860 年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出版以来，人们对此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19 世纪以前并不存在“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一术语。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用得*多的是“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包括语法、修辞、诗学、史学和伦理学等学科。与之相对应，“人文主义者”（Humanista）则是指那些热衷于人文学科的人。因此，从文化史和学术史角度看，可以把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定义为“人文学科的伟大兴起和发展”［1］。文艺复兴14、15 世纪兴起于意大利，16 世纪开始影响到法国、英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并且与发端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为欧洲迈向近代社会做了观念形态上的准备。［2］就历史学术而言，文艺复兴开创了近代语文学和历史考证学，从而把历史真实建立在世俗学术基础之上。正如意大利著名学者尤金尼奥?加林所说：“近代历史观念是产生于人文主义语文学领域，正是在这点上，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创新意识。”［1］如果说世俗的历史观、历史批判意识、注重原始资料考证、关注文化史等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特征，那么，文艺复兴史学以及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宗教改革史学则标志着欧洲近代史学的发端。
　　“复兴”一词本身就表明人文主义者认为古典古代与近代之间存在一个“中世纪”。人文主义者以否定中世纪为代价，建立起古代与近代的联系，赋予古代优于所有其他时代的权威地位，而他们的文化使命则是复兴古典文明，通过复兴古典文明他们的时代取得了对中世纪的优势。在复兴古典文明的过程中，以人类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就显得特别重要，因而人文主义者把历史学提高到一门自由艺术（liberal art），即一门人文学科的地位，认为历史与其他四门人文学科有重要联系。历史与雄辩术曾经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历史同样有助于阐明具体问题、说明原因和进行说教（仅仅增添了一个求真的准则）；而且，由于历史是“用实例讲述哲学”，所以，它也可以被看作是道德哲学的分支。当然，历史一般是与诗学相对的，但二者之间也有历史的联系，史诗是历史的渊源。人文主义者的历史观念深受人文主义语文学的影响，遵循着语文学家的崇尚古典古代、讲究语言修辞、重视历史垂鉴作用、追求博学的方法和抱负。纵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历史著作，以及受人文主义影响的历史著作，对西方史学有突出贡献，表现出鲜明的特征：
　　首先，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是近代历史意识的觉醒。
　　人文主义的复兴观念意味着对中世纪的**贬低，其实到盛期中世纪，已经有历史家仔细地将年代记与历史、历史与寓言区分开来，开始有自己的一套探究、鉴别和批判的方法。但是，14 世纪以前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表现出彼特拉克那样的自觉的人文态度和批判性的怀古情怀。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是意大利诗人和学者，被称为“**位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认为*值得关注的主题是古典古代，他甚至通过与荷马、西塞罗、昆提良、瓦罗和李维等通信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古代学术的崇尚。他说：“在众多引起我兴趣的主题中，我尤其关注古代，因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总是使我反感，以至于如果不是因为我所珍视的人的爱，我情愿生在任何一个别的时代，而不是我们的时代。为了忘却我们的时代，我努力在精神上把自己置于别的时代。”他曾写信给昆提良，叹息他搜求到的《修辞学原理》是多么“混乱和残破”！他说：“自从我们相识（即他发现其抄本）以来，我在其中看到了万物的摧毁者时间的作用。”［1］这表现出彼特拉克生动的历史意识。在致李维的信中他写道：“我多愿（假如上天允许）要么我生在你的时代，要么你生在我们的时代……当我阅读你的著作时，我似乎是生活在西庇阿、布鲁图、加图、莱罗等人之中，而不是与当代这些不干不净者为伍，我是灾星当空时生在他们之中的。”［2］西塞罗是他的榜样，尽管他抱怨西塞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而不专心致力于文学事业。与古人通信这种非常个性化的方式象征着人文主义从此以后的一项历史使命，即复兴古代学术。
　　彼特拉克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深刻的历史批判能力，曾利用语文学方法来对历史文献进行考证，正像他在《名人传》序言中指出的：“我既不是彼此矛盾的历史家之间的调解人，也不是每一件细小事件的搜集者。准确地说，我是如实地抄录那些值得信赖的权威的真实记载。”［3］因此，彼特拉克不仅创造了一个学术传统，而且确立了自己作为开辟真正理解历史的道路的**人的地位。我们可以将西方的近代历史意识的觉醒追溯到14、15 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古典古代所采取的新“语文学”态度。［1］
　　所谓近代历史意识，即是认为人类历史是线性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变化。这种历史意识不仅意味着人类经验的深化，而且是“欧洲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2］。近代历史意识的萌动及其日臻成熟具有重大的文化和认识论意义。首先，它确立了一种历史观点，为人们研究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历史方法，以及某些对文化史解释非常重要的观念，如风格、时代精神和时代误置（anachronism）等。其次，历史意识也使人们能够认识到各民族发展历程的差异，并且像博丹那样认为不同民族的发展历程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第三，伴随着历史意识的觉醒，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对人类知识各学科进行历史考察，对人类知识、法律制度，以及整个人类过去采取一种基于历史意识的理解，将其整合到历史背景中去，赋予其历史意义。对人类知识的历史考察是摆脱神学史观，达成世俗的、理性的、民族的史学新构想的途径。第四，历史意识对学者提出了方法论要求，因为它认为文化背景的知识对我们理解过去时代的文本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理解的过程就包含对具体文化的探究。第五，历史意识一方面是要历史研究者看到自己的时空局限，另一方面它*终是要使历史研究者超越自己的时空局限，即通过认识局限来超越局限，通过认识局限来理解历史，重建历史。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学术传统，维护和阐释了历史意识观念，影响了近代欧洲学术，构成近代历史主义的文艺复兴背景。
　　其次，以古代史著为榜样，具有浓厚的崇古倾向。
　　虽然彼特拉克对历史写作的贡献是间接的，但是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对历史研究的特殊要求，即以古典史著为榜样，以古典时代为历史研究对象。他非常赞同西塞罗的“历史的**法则”，即讲述真实，而且是全部真实。［1］他补充指出，为了说教的目的，他的古人传记是有选择，并经过艺术加工的。他不仅把历史研究与年代记区分开来，而且将其与他所厌恶的，好辨的经院哲学区分开来。总的来说，彼特拉克对历史的贡献是把拉丁古代确立为一个文化和政治的完美典范，使其成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对象：“全部历史仅仅是对罗马的颂扬。”［2］
　　随着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历史观念及其所倡导的语文学方法的影响日益扩大，整个15 世纪的意大利史学，包括15 世纪末和16 世纪初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影响的法国、英国、德国史学都表现出浓厚的崇古之风。由布鲁尼和比昂多开创的人文主义史学范式，从著作形式到行文风格都是以罗马历史家李维和瓦罗为榜样。他们是追随古典榜样来将各民族的中古过去拉丁化，对不文雅的、“野蛮的”资料，依照古典拉丁散文风格进行加工润色，确定事件的因果关系、利用演讲和对话等文学手法，以及通过重建过去得出道德和政治教训的方法，来赋予中古材料某种一致性和连续性。
　　第三，倡导语文学方法，确立了新的历史真实性标准。
　　彼特拉克对人文主义语文学的贡献非常重要，他将语文学方法应用于古典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他开创了人文主义的语文学传统。他曾揭露《大特许状》（Privilegium maius）是伪作，指出这份声称恺撒和尼禄授予奥地利许多自由和特权的文件，充满荒谬的时代误置，全然不知恺撒的行文风格（例如他总是使用第三人称）和罗马历法。［1］15 世纪的语文学大师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继承彼特拉克开创的学术传统，把人文主义语文学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瓦拉对历史**的贡献是他的《君士坦丁圣赠辨伪》，该书既是对具体的教会法学家作伪行为的批判，又是对教会传统的抨击，而且，瓦拉的方法独特，由此锤炼出一整套文献考证的方法。［2］使瓦拉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不是他的历史著作《斐迪南统治时期的历史》，而是他的历史考证方法，他对罗马法的语文学研究，他对教会传统的批判（这一点对新教学术和观点有重要影响）。人文主义的史学革命不仅带来了对古典古代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史学上的全新取向，即怎样获得关于过去的真实知识逐渐取代了怎样利用关于过去的知识。在这一革命性变化过程中，由瓦拉提出的历史考证方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随着瓦拉所提出的历史考证方法在历史学术中的应用，人文主义者逐渐为历史写作确立了一种求真求实的新的学术标准，伊拉斯莫表述为真实而博学，阿尔齐亚托表述为语文学的真实［3］，这就是把历史写作建立在世俗学术的基础上，而不是圣经权威、神学教义和随意的年表的基础上。
　　第四，重视历史的垂训作用，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
　　强调历史的垂训作用是自修昔底德以来西方历史写作的传统，是希腊、罗马史学对后世影响**的方面之一。这一传统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继承发展，*终造成以马基雅维里和圭查迪尼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历史学*后成型。这种分析的政治史模式是把研究历史作为研究当前政治的方法和工具，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对政治和战争给予高度重视，抛弃一切神话和神学解释，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考察人类历史，注意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其目的是要为人们理解当前政治提供借鉴。美国学者斯多雅诺维奇在其《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模式》一书中，把从古至今的西方史学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以修昔底德—圭查迪尼为代表的古典历史学，即把历史作为研究当前政治的方法和工具；二是以19 世纪德国学派为代表的，强调整体的“进步和发展”的线性历史学；三是年鉴派的史学。［1］他是通过对西方史学的纵向的、历时的考察，从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识别出在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史学研究模式。虽然这种观点有把两千多年西方史学发展简单化的倾向，但它把圭查迪尼作为西方古典史学的典范，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人文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第五，重视历史方法的探讨，提出了系统的历史理论。
　　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锤炼了一套历史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并且将这些方法应用到别的学术领域，尤其是罗马法和圣经研究。然而，意大利人文主义并非塑造西方近代史学的**因素，早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并不完全理解他们开始阐发的思想观念的意义，他们甚至没有一个足以把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与历史写作结合起来的宽泛的历史知识观念。事实上，不是15 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而是16 世纪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把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历史艺术”（arts of history）转变为对历史方法（methods of history）的探讨，从而得到了系统的历史观点。因此，法国学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确立历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贡献独多。博杜安、博丹和加亚尔对历史方法的探讨，勒鲁瓦的文明史研究，以及拉波佩利埃尔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著作，这些都是法国学者对历史学术的贡献。英国伟大哲学家培根的历史理论更表现出把历史整合进科学范畴的意图，开启了近代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法国和英国学者共同为西方近代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后，探究各民族的过去，开创了近代民族历史编纂的传统。
　　民族历史写作是西方史学中一个重要传统，它有其古典渊源，是古罗马人首先开始了民族史写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以古罗马史家为榜样，从写作各城邦的历史逐渐过渡到探究各民族的过去，写作各国民族历史，从而开创了西方近代民族历史传统。直到16 世纪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将各民族的中古过去拉丁化，也就是按照布鲁尼开创的人文主义历史写作范式重构各民族过去的叙事；另一方面，他们以人文主义语文学方法考释历史文献，关心文化史、制度史，强调系统研究，重视对各民族的过去进行重新梳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对近代西方史学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即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如博学研究和法学研究*初的融合或联姻。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和联姻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历史方法的探讨，更重要的是主要由于博学研究者和法学家的努力，历史学的注意力才逐渐从政治、军事研究转向制度、社会、文化研究历史研究。与博学研究的融合或联姻必然带来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必然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拉长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历史不只是以政治、军事为主线的叙事，而是一项具有“研究”和“分析”特征的严肃的理智活动。历史学逐渐成为综合其他各门学科，涉及人类方方面面的“人的学科”，既要研究人类的物质生活，也探究人类精神生活，注重原始资料的考释，关心文化史、制度史，强调系统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
　　在20 世纪60、70 年代西方学术界就文艺复兴时期是否出现过所谓史学革命展开了广泛讨论，许多著名学者都参与讨论，产生了一大批非常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虽然学者们在是否发生了史学革命、史学革命首先发生在何处、**位近代史学家是谁以及史学革命的过程如何等问题上没有一致意见，但是，他们都充分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史学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史学迈向近代的关键点。［1］我们认为，如果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不把革命狭隘地理解为短时期内完成的突发事件，而是理解为经历了漫长时期逐渐发生的一系列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变化，那么文艺复兴时期在史学领域的变化确实是革命性的。史学革命的过程首先发生在14 世纪的意大利，在15 世纪达到高潮，同时从意大利传播到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欧国家，到16、17 世纪人文主义新史学在整个西欧繁荣起来。如前文所述，历史意识的觉醒、时代误置观念的确立、语文学方法的应用、崇古之风的兴盛以及对民族历史编纂传统的开创，都是这一时间跨度长达数世纪史学革命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也是文艺复兴史学对西方近代史学的突出贡献。
　　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了在人文主义新史学从意大利向西欧各国传播的过程中，首先发生于德国，进而席卷全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新史学的影响。而且，许多参与新教争论的史家是优秀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著作在历史叙述语言、历史写作风格以及语文学方法的应用等方面都具有人文主义新史学的特征，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相互影响的突出表现。宗教改革运动本身也赋予16 世纪的历史著作以注重教会史和中古史研究，强调民族文化传统的新特征。从参与宗教论战的思想家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各个宗教派别，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加以驾驭的学术思潮中的意识形态潜流。我们必须认识到，忽略史学史与意识形态、宗教争论相联系的方面，无助于我们对史学发展的客观认识。党派意识和党派争论从外部为历史学注入了“新话题、新问题及答案的新模式”［1］，可以说是历史研究强化了政治、宗教争论，政治、宗教争论又反过来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

 

　　培根重视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探究事件背后的个人心理动机，以及历史人物的性格对事件的影响。他和马基雅维里一样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试图证明性格和智力有助于个人的成功。他对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不敏感，也不重视，认为过去与现在完全可以类比，从而把研究历史作为当代政治分析和人性探究的工具和方法。他对政治史的解释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命运和神意在他的政治史解释中没有地位。他使用“命运”“神意”等语汇只是出于文学效果的考虑，就像他使用人文主义者常用的文学手法虚构演讲词一样。培根认识到档案材料的价值，不过他在写作历史时还是更愿意像古人那样，依据既存的编年史著作，对其进行润色，添加道德忠告和演讲文辞，使叙事更深刻、更有趣。［2］《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霍尔的编年史为基本材料，再加上其他人的编年史著作和柯顿收藏的抄本文献，以及一些国会档案资料写成的。
　　他的分析和解释不是出于人文主义道德和政治教育的目的，而是试图在历史故事本身之外，对事件和人物进行权力政治学和理论心理学的分析，实际上主要是基于他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和他对人性的观察。所以，他在叙事风格与人文主义历史家相一致，但在分析解释的方法上却与人文主义者大异其趣。维吉尔和霍尔是用非常理想化的方式来处理政府和王权，根据传统的君王道德标准来分析其政治行为方法。例如，维吉尔把亨利与理想君王的品性和使命联系起来，说亨利英勇果敢，刻苦勤奋，虔诚公正，智慧精明，其目标是要实现国家的正义、和平和和谐，是君王的典范。他虽然说到贪婪是亨利**的缺点，但也认为这并非出自其天性，而是命运使然。培根在前人基础上重新描述亨利的性格和行为方法，其方法和目的截然不同。他承认亨利勤奋、勇敢、智慧，但他坚持认为亨利天生贪婪，谨小慎微，刚愎自用，缺乏远见。这些性格特征使他不为人民所爱戴，人民对他只是敬畏、害怕，甚至是憎恨。培根在这样做时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使用的材料，实际上是在用他所倡导的新伦理学和政治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亨利的性情和性格的形成和变化。他要分析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社会地位，以及年龄和健康状态等等因素对个人性情和性格的影响，而考察这些变量与个人性情和性格的关联是培根人类心理归纳研究的核心。因此，他认为明智的历史家在于有能力把考察人的个性置于其历史叙述的中心地位，认识到性格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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