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与桎梏：澜沧江峡谷的盐与税

2. 本书的出版，弥补了澜沧江峡谷的盐与税方面研究的不足。

距今2亿年前，青藏高原还是一片汪洋，印度板块以每年45毫米的速度挤压欧亚板块，这种挤压形成了地球上壮观的造山运动。经过2000多万年，海床隆起，古喜马拉雅山脉被大幅度抬高，形成高原地貌，同时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地质结构中造成丰富的碳酸盐岩。大自然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营造出碳酸盐岩，又经过千万年水滴石穿的作用，通过江河带走地表的石头、泥沙，把覆盖碳酸盐岩的地表切开，借助江水对盐岩的溶解作用，使部分盐岩溶化为卤水，成为井盐的重要来源。大自然慷慨无私地赐予人畜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资源，同时附加上高海拔的严酷条件以考验人们生存的毅力与耐心。居住在川、滇、藏民族交界区的人们，很久以前就发现在澜沧江岸边常常从地下涌出一股股炽热的盐泉。从此，人们称那个地方为“盐井”，炯人、藏族人和纳西族人都在那里居住过。面对同样的环境，生存的动力推动着不同族群利用文化去战胜自然，获取各种资源，尤其是利用“炭取法”制盐。当地人有了盐，就可以用盐交换到粮食和其他产品。炭取法不知延续了多久，直到森林滥伐、水土流失、岩石裸露、没有柴薪时，这种生产方式便难以为继了。恰在这时，木氏土司的臣民来了，这支族群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继续提取盐资源。在历史的长河里，文化的发明并不经常发生，但每一次新的文化因子的出现都会给社会注入活力，为更多的人群带来发展机遇。思维的创造离不开材料的支撑;反过来说，材料必须用精神点缀才有生命，二者互为附丽，否则彼此皆空。本书是思维与材料的有机结合，在择材上，采用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结合的办法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问题，对于获得的这两种材料采用纵横两面法一炉共冶，先理解，再叙述；消化材料在先，构思继之，叙述在后。具体说来，横向维度当中贯穿着纵向视角——立足于田野场景中的生产过程，兼顾流通过程，通过介绍自然资源与传统技术的关系，制盐的条件、工具与工艺，以今天的材料昭示昨天的事件，在田野现场中解读历史文献，说明盐业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的继承与创新；纵向维度当中则贯穿着横向视角——基于制盐过程的世代交替，呈现了技术水平的提高、产品流通圈的扩大、盐利争夺的激烈程度，烘托出发生在盐场内外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再推出各种因素引起的地方社会变迁。这就解决了田野素材和文献资料的合理搭配问题，编织出一幅令人目不睱接的关于川、滇、藏民族交界区盐业关系的动力史图景。峡谷社会的变迁是本书始终关注的核心，盐是其中解决问题的关键。盐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人畜离不开它，抓住了盐就抓住了当地发展的关键一环，可以拖出整条链子。本书不从物理、化学性能看待盐，而是从社会文化的性能来看盐，把盐放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层面上来探讨，通过展现盐的生产、流通以及对盐利的控制，来描绘川、滇、藏民族交界区的社会变迁，回答社会变迁的动力、方向、过程等问题。本书在经济基础的层面上，主要谈人类利用工具、工艺和技术与自然界交换能量，获取资源，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推动生产发展。生产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变，这就是上层建筑层面要谈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盐税的分割，利益集团假借各种旗号对其争夺，既有暴力方式的争夺，亦有和平方式的谋取，都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民族间、阶级间、阶层间）的矛盾，推动政治的进步。本书未将经济看作独立因素，而是将其作为黏合剂贯穿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中;或者说，生产动力和政治动力反映着经济动力。这样看问题抛弃了神秘感，焦点集中，能够简洁明快地接近正确答案。也就是说，社会变迁的动力始终发生在两个层面上：生产方式的变更和上层建筑的变更，二者都寻求或维持一种动态、良性的生态平衡。变量也发生在这两个层面上，既有自变量，又有因变量。说到底，变量就是动因，动因有主动与受动之分，较之于因变量，自变量更加重要。本书以民族志材料烘托变量，一方面注意破坏生态平衡的变量，另一方面则紧扣破坏政治平衡的变量，这也就掌握了解释问题的关键。上述两个层面并不是平列的。较之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更加根本。制盐要考虑所依赖的六大自然要素：燃料（森林、煤炭、天然气）、风（风量、风力、空气湿度）、光照、卤水浓度、峡谷空间（宽度、高度和坡度）、盐岩厚度，它们与工具、工艺和技术互相搭配，体现了一些函数关系。例如，炭取法与燃料、盐岩厚度等因素相匹配，而与风量、光照等因素则不大相关。在这里，森林是炭取法的自变量，炭取法是因变量，当森林耗尽时，利用这种技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便难以为继了，于是人们便要进行技术革新，考虑新方法，于是风干法便应运而生了。同样，新方法——利用风力蒸发作用使盐卤结晶——有适合于其自身的因素，即它与风量、风力、空气湿度、光照和盐岩厚度等因素相搭配，而风量、风力背后的支撑因素是峡谷的高度、宽度和弯曲度，而这些因素在炭取法时代对制盐来说并不显得重要。在炭取法时代是隐性因素的风力，在风干的生产方式下则成为显性因素。但是，盐岩厚度（卤水浓度实与盐岩厚度成正比）作为恒定的因素，在两种方法下均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盐井的继续开发，总有一天，盐岩会消融，卤水会归于平淡，那时盐井就不再有开发的价值了。本书除了导论之外,共有10章，至三章铺垫田野材料，解决共时性研究所面临的微观描述问题，即以盐业生产为纬，对制盐工艺和盐税分享进行深度探究，烘托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第四至八章择以方志文献，解决历时性研究所承担的为研究提供历史背景的问题，即以历史线索为经，大跨度地勾勒出几个时段中对盐资源进行开发的情景和利益集团对其利益的争夺，烘托出该盐场与周围区域的经济政治关系；导论及第九章、第十章为综合性地做研究引导、模型巩固和归因分析。全书穿插着行动者的故事，以此为建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动力学中介。本书关注的地点在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纳西民族乡，当地的千年盐井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当地对盐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反映了人类早期利用资源的智慧，而且是洞察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窗口，代表着民族文化的取舍与传承。本书揭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1）盐在早期部落社会形成中有何作用？盐是如何被精英者所控制的？（2）古盐田的技术从何而来？是当地土著民的发明创造，还是文化传播的结果？（3）促使盐井的利益集团不断与周边利益集团扩大交往的原因是区域位置的特殊性，还是各种盐利的诱惑？（4）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影响盐井盐业的生产和运销的？而盐业生产者又是如何应对制度变革的？（5）盐井同周边民族地区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形成的？维系的方式是什么？盐业在盐井地方社会同国家权力互动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6）在现代制盐技术条件下，古盐井的传统技术是如何得到保存而焕发新春的？循着现实与历史的途径寻找材料，经过综合分析，针对上述问题可得出以下结论：，盐在早期部落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了人类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有盐泉的地方。而且可以明确的是，在国家未形成之前，盐一直由地方精英（部落首领、宗教领袖）掌控着。第二，盐井曾是古代羌系部落沿江河走廊南下寻找盐泉的驻足地，为民族的发展保留了文化火种。通过对吐蕃制盐技术的分析，可以认为吐蕃时期盐井等地的制盐方法为“炭取法”。从吐蕃控制到明代木氏土司进入盐井这一历史时期，盐井的晒盐法可能还未出现。第三、盐井地理位置特殊，地处南北走向的澜沧江峡谷，从盐井扎果西吐蕃时期人造石像的发现来看，盐井一度处在民族走廊之中；从吐蕃、南诏、唐王朝三者在“昆明池”争战开始，围绕盐的争夺在盐井及周边区域屡次出现，藏族史诗《姜岭大战》中的《保卫盐田》正是基于盐的争夺而流传下来的传说。第四，政治制度是盐业生产和运销的指挥棒。盐井长期处在政教制度的控制下，地方权力和寺庙对盐业的管理主要依靠对盐税的控制，而对具体的盐业生产关注并不多。在赵尔丰改土归流时期，当地盐业曾出现了短暂的发展，这和赵氏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盐业生产的税收制度及其他管理制度有关。而盐户对制度的回应多是逃避，或在不同权力之间寻求庇护，以此将盐业生产者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不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在单一权力管理期间，盐户则只能忍辱负重，很难做出反抗。第五，盐井人地矛盾凸显，当粮食生产不足时，盐业生产促进了盐粮交换。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者均对盐税感兴趣，无论是土司、喇嘛寺还是清末以来中央政权派驻的赵尔丰及驻军等均利用盐税增加收入。这无形之中也推动了盐井同周边的怒族、独龙族、僜人、藏族等产生互动关系，辐射范围以盐井为中心，以早期形成的运盐古道为通道，形成了盐的固定销售区和非固定流动圈。在地方权力和国家政权的互动过程中，盐作为不同时期权力控制的重要资源，对社会变迁发挥着积极作用，即对盐（税）的争夺，推动了地方社会同国家的互动，以及地方社会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碰撞。第六，基于晒盐法自身的局限性，不同时期的管理者对盐业的控制主要是针对税收，而极少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管，因此，难以形成成熟的运销制度。盐井地处边地，该区域一直是历代王朝和地方政权的接壤带，处在权力辐射的复合带，充满了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这导致不同时期的管理者控制盐井的时间普遍较短，还未形成盐业生产和运销制度时，另一势力便已经渗透进来。但晒盐技术则一直传承下来了，21世纪之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的兴起也成为盐井传统晒盐技术存在的重要原因。本书通过回溯盐井不同时期盐业的起伏，可以发现斗争的起源和历史的动因：就生产而论，世世代代都生产盐，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产、用什么方式生产则略有不同，这些构成人们维持生存的基本原因和动力。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表现而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盐产品的分配，进而决定盐税的收取，引发不同武装集团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某种程度上又成为盐业运销的瓶颈。所以说，盐业生产的强度与政治权力呈现耦合关系。具体为：资源、生计和人口是推动人类社会的原动力（自变量）,神权和世俗权力对地方的压迫、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组织）是次级动力（因变量）。这两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角色会互换。在各种因素合力的作用下，终盐井的盐田以历经千年成为国内外少有的、不可复制的传统晒盐“活态文化遗产”。对盐井地方社会变迁的理解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掌握中央政权和边缘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理解边缘地带的民族是如何融入国家体系中的。

本书关注的是西藏东部澜沧江峡谷的一个营盐村落——盐井，试图通过盐这一特殊的商品来考察当地社会盐业生产、交换市场和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盐税作为分析的主线，围绕生产技术、人口和制度三大要素的内在关系进行论述，以此探讨当地社会变迁的动因。本书付梓之际，脑海里浮现的是2011年8月我次到滇西北藏族聚居区从事田野调查的情景。先是行程的几番周折，从广州到香格里拉，先乘火车，再转汽车，就要花费至少3天的时间。而且，到达香格里拉之后，还得继续乘坐汽车前往德钦县的羊拉乡，那是云南省北端的一个小乡镇，嵌在西藏和四川两省（区）中间。那时，从香格里拉发往羊拉乡的客车只能到离乡政府驻地还有25公里的羊拉矿山。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从香格里拉到羊拉矿山这段仅仅180公里的车程，客车竟然行驶了近12个小时，晚上只得在矿山住宿。第二天一早向羊拉乡进发，早上8点出行，步行三四公里去到一个三叉路口搭车。不料，另外一位随行者搭上了一辆摩托车，而我一直到下午1点还未搭上顺风车。通往羊拉乡政府的公路，那时还是高低不平的土路，这在21世纪来说，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很难见到的。道路崎岖，山崖陡峭，金沙江湍急而过，人们便形容这段路上的交通事故为“空难”。可想而知，在那样的交通条件下，一天之内来往两地的车辆之少。后，我不得不放弃就地等待，更不想退回矿山，于是选择了徒步单独前行。一个人走在公路上，前方是峡谷之间川流不息的金沙江，公路两旁是光秃秃的山峰和悬崖，绝大多数的时候走上四五公里也见不上一个人，也很少见到村庄，心里时不时有些胆怯。但是在进退两难之时，的办法是继续前行。后离目的地还有五六公里时，我终于搭上了一辆工程车，终安全到达目的地。我此行在羊拉乡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调查，起初拟开展滇西北藏族聚居区宗教教派冲突和交融为主题的调查，但是这个调查开展得并不顺利，因种种原因未完成原来的计划。2012年7月初，我继续深入“三江并流”地区进行生计模式的调查，并决定在调查后期尝试一次徒步翻越碧罗雪山。后来，在当地一位向导的帮助下，我和另外一位调查者李亚锋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的迪麻洛村出发，历经三天两夜，先后翻越了碧罗雪山两座海拔分别为3720米和4100米的山脉，终抵达澜沧江西岸德钦县的茨中村。此次经历，至今历历在目，为我此后敢于一个人在藏族聚居区从事田野调查奠定了基础。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我独自一人3次进到盐井，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盐场、村落、各个乡镇之间展开调查。多数时候，我住在盐井街上，早上跟随盐民下到盐田，感受晒盐生活，记录晒盐流程，了解盐井历史；黄昏时分，又随盐民回到街上。记得有一次，我为了避免从景区售票口下去盐田带来的麻烦，于是选择了走下盐井村到盐田的小路。这天，我独自一人下到盐田，下午6点左右返回。我沿着河谷的小路，一路上坡走，就在快到下盐井村时，一位看上去30多岁的男子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一直看着我往上走来，本以为他是因为见到陌生人产生好奇感而注视我。待我靠近他时，他先是伸出手，似乎想和我打招呼、握个手。不料，当我伸手过去之后，他使力将我的手拽住不放。我使力摆脱，并拿出包里的香烟递给他，他却拒绝了，直接开口问我“你有钱吗？”我被这突然的敏感问话吓了一跳，本能的反应是我遇到抢劫了，一惊之下，身子不由得颤抖。我停顿了一下对他说：“我是学生，身上没带钱，我的一个派出所朋友等着我去街上吃饭呢。”我赶紧朝村子走去，他跟了一段路，后来不知去了哪里。晚上和报道人聊起此事，听我描述后他说道：“他是下盐井村的人，精神上有点问题，在家不干活，是游手好闲的人。”并提醒我，下次再走那条路的时候要注意些，防止发生冲突。这仅仅是我田野中几次遇险经历中的一次。当南国处在一片春意的时候，澜沧江峡谷还在下着鹅毛般的大雪。这里道路崎岖、山高险陡，我遇到过所乘坐的汽车发生打滑或侧翻的情况，也目睹过车辆翻下悬崖，也有因交通事故而被堵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山上五六个小时的经历。总之，田野调查充满了刺激、挑战和惊险，但使得我在此过程中不断成长。关于西藏传统盐业的研究，目前来说，还未形成一定的体系。尽管近几年进行西藏东部盐业相关主题的研究者在陆续增加，但持续性关注当地盐业文化的深入调查者并不多。尽管我对盐业相关议题的研究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基于藏族聚居区文献记载有限、调查条件艰苦，研究过程中还是遇到了许多困难。因此，我试图通过长期深入调查，对掌握的历史文献进行解读，利用有限的档案资料，弥补研究的不足。此外，应该说任何的研究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前行的，我的研究也不例外，其中吴成立的研究尤值一提。他利用两次调查机会，获得了有关晒盐技术的材料，他的研究为我时隔4年之后的研究提供了线索。求知的路上，离不开一些人的大力帮助，有时候更需要他们“扶上马，送一程”。借此机会，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坚赞才旦教授，为我研究西藏盐业相关问题指明了方向，我多次与他讨论相关议题时，均得到他的指点和教诲。本书能顺利完稿，更是得益于坚赞才旦教授的鞭策。那些在我田野调查过程中给予过帮助的人们也在感谢之列。盐井派出所的吴飞、格桑顿珠与盐井工商所的阿旺朗杰这三位朋友，在几次盐井田野调查中，均给予我很大的帮助，绝大多数时间是他们帮我解决食宿，并担任我的翻译和向导，有时候还充当司机的角色。报道人罗松，每次在工作之余便陪我到当地的盐民家里访谈，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帮助。此外，在盐井调查期间，得到乡政府的柳发明书记，盐井中学的校长嘎洛与李科、扎西顿珠、仁青顿珠、扎西央宗、邓培、边巴卓玛、白玛、蒋枝秀、鲁仁第、曲杰尼玛、罗邓等人的大力帮助，谨对以上人士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在德钦县调查期间沈秋林、竹云飞等好友的鼎力帮助。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胡鸿保教授在我申报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课题时给予的帮助和指导。感谢云南民族大学姚顺增教授长期以来对我研究的关心和支持，时不时接到他的电话，给予我很多的教诲和鼓励。感谢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的经费资助，以解我深入调查时经费不足的燃眉之急。感谢云南省档案馆和四川省档案馆在我查阅文献的时候给予的方便。中山大学出版社的嵇春霞副编审和丛书主编何国强教授为《艽野东南的民族丛书》（系列二）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做出了很多努力，在此表示感谢。徐诗荣编辑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细致的审读工作，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书中的图片除特殊说明外，均由本人拍摄。5年来，我坚持深入藏族聚居区，获取田野资料，并从一开始就暗下决心，要在西藏传统文化研究的领域上脚踏实地，不断拼搏、进步和钻研。当然，每一次向前迈一步，也绝非是将原来的材料重新组装，而是选择新的主题，采取新的思路，形成新的成果。本书的出版，对自己而言，更是一种鞭策和鼓励。但这仅仅只是深入探讨西藏传统文化的一小步，因此，恳请同行不吝赐教，让我下一步路走得更加稳健。本书存在的不足，恳请各位同仁指正。

                                                                                                                                                         李何春2016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