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百年“尊孔”与“反孔”研究

章 百年国人的尊孔与反孔：一种社会史抑或区域社会史的研究
一 问题的缘起
二 社会史抑或区域社会史：一种研究视角
三 “尊孔”与“反孔”：概念的诠释
四 研究个案、研究时限和史料的选择

第二章 传统语境中的“尊孔读经”与晚清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一 儒家文化及其基本特质、结构
二 儒家文化的基本结构
三 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传统语境中的“尊孔读经”
四 晚清变局与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第三章 民国前期的“尊孔”“反孔”与山东各界的反响
一 “反孔”与“尊孔”：民国初年破与立的双重变奏
二 尊孔复古：民国前期的山东地方当局
三 山东文化教育界尊孔与反孔的“论争”
四 普通民众对“尊孔”“反孔”的回应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尊孔读经的文化建构与山东的实践表达
一 尊孔读经：政治变迁中的文化重建
二 山东反孔与拥孔的颉颃：以1929年曲阜的“子见南子”案为例
三 山东尊孔读经活动的开展与当地民众的文化选择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66年)山东社会各界对孔学的批判与传承
一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儒学统治思想地位的丧失
二 儒学命运转换中山东知识分子的孔子观及其演进
三 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对孔子思想的背离和因袭

第六章 “造孔家店的反”：“文化大革命”初期山东曲阜的“破四 旧”运动
一 “破四 旧”运动在曲阜的开展
二 曲阜“破四 旧”运动中红卫兵和当地民众的行为心态
三 曲阜“破四 旧”运动的历史影响及其评价

第七章 无奈的选择：“文化大革命”后期山东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 从批林整风到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的缘起
二 “批林批孔”运动在山东各地的开展与当地民众的反应
三 山东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方式、内容和特点
四 山东“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及其评价

第八章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位与山东社会各界的“尊孔兴儒”
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
二 山东弘扬儒家文化活动的开展与当地民众的反应
三 山东弘扬儒家文化的特点及其影响
四 山东弘扬儒家文化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第九章 结语：总结与反思
一 国家(政府)层面百年尊孔与反孔的基本历程
二 “学”随“术”变：山东知识分子百年尊孔与反孔的文化抉择
三 背离与传承：山东普通民众“孔子”观的百年演进
四 百年尊孔与反孔的历史反思
参考文献

《山东百年“尊孔”与“反孔”研究》：
　　除了山东孔教诸团体的尊孔活动外，还有相当一批传统士绅主张通过复兴儒家伦理道德进行民族自救，其中较具代表的人物是山东新儒家代表王朝俊和“讲宋学的山东领袖”孙李逎琨。他们在尊孔崇儒的同时，没有过多的介入政治，并谋求了孔子及儒学与现代化的结合。
　　王朝俊（1874-1930），字黉一，别号鸿一，山东郓城人。幼人私塾，28岁时考取秀才，旋即被选送到济南山东高等学堂攻读。1904年与丁惟汾等接受公费赴日本留学，肄业于宏文学院师范科。留学期间，他加入同盟会。归国后，王朝俊一面进行革命宣传，一面潜心办学，在曹州成立了自新学堂及私立普通学堂。山东独立后，他被山东都督周自齐任命为省提学使。嗣后，他辞职返回家乡，担任曹州省立六中校长。袁世凯死后，他复又从政，先后当选省议会议长、副议长，省立一中校长等职。
　　王朝俊出身贫农，幼年丧父，备尝生活之艰辛，这使得他非常关注民间疾苦和社会公平问题。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比较研究，他认为要根本解决社会不平，既不能采取全盘欧化的办法，又不能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做法。在他看来，西方文化侧重“实业”，对实现个人价值十分有效，而越是个人得到发展，社会却越是不平。中国文化侧重“教养”，却能“补众人之不足”，“补不足而国家乃可言均”。而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虽能“解决均平问题”，但方法多有不当，“强不均使之均，强不平使之平”，没有考虑到“国性民情多不适合”，其结果就是“徒滋纷乱，而均平问题将又更不能解决”。鉴于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特殊性，解决中国社会的顽疾，须对症下药。“吾国伦理信条确为组织社会之基础”，“政治学术亦皆以伦理为重心，蔚成吾国文化特色。其运用文化精神者，教养政治是也。扼要言之即伦理化的人生观为中国文化之体，教养化的政治学，为中国文化之用是也”。所以要解决中国社会的不平问题，必须依靠“本孔孟先养后教之原理”。他坚信，只有以实践伦理为起点，以推行教养为归宿，“吾国五千年之老宪法自可整旧如新，开世界大同先路”。②
　　王朝俊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农业社会结构决定了以伦理为本，以教养为用的中国文化；反过来，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就必须利用中国文化。“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农业……盖以古代井田阡陌各种制度之推演，蔚成大致均平之农业社会，全国人民，除少数之大地主，及在都市做工营商者外，十九营乡村之农业生活，故欲谋人民经济巩固，非先谋农业巩固不可。惟农业非一人所能担任，欲谋农业巩固，又非先有极安定极和谐之家庭不可。有安定和谐之家庭，则兄弟互助，夫妇协调……外则宣力于社会，族里则又有极乐之家庭，此农业社会之精神，全赖人伦维系之力，故农业社会根本不变，而人伦观念之变动亦不可能也”。故，解决中国社会之顽疾，必发展经济以“济民物”，必弘扬儒学以“明人伦”，这才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更好地实现其“济民物、明人伦”的想法，王朝俊提出了“村本政治”的方案。所谓“村本政治”，即以乡村为本的政治，分村制和村政两大部分。村制，就是规划农村组织及市区办法，制定村民权力及村市中一切规约。村政是进行村中各项建设，包括保秩序、增生产、养村风和开民智四大措施。他认为只有村本政治，才能使一切权利归结于民。政权操于民众，治权始于乡村。权力就不可能被少数人所垄断，阶级也不可能产生。村治下全国农村组织划一.权力虽分也无害于统一。村中治权，则由村民直接选举本村贤良以治本村。对选举者方面，可以真正选举有能力之才，对被选举者方面，也可以促使其努力建设干出一番成绩来。这样，民治基础就能得以巩固，民权得以保障，在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下，以“明人伦”“济民物”为内容的伦理实践、教养政治也可一并实现。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