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大家秦兆阳

秦兆阳生平
一
　秦兆阳印象
　秦兆阳访问记
　我拜求您
　写于访书归来
　访秦兆阳
　“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
　思慕与寻访
　“文章千古事，人品在朝夕”
　秦兆阳印象
　文坛伯乐秦兆阳
　心底流情笔生花
　老芹的画
　老芹力薄不胜风
　从美术界改行而来的秦兆阳
　又拾丹青画霜叶
　我心中的秦兆阳
　宁静致远
　革命作家的情怀与艺术家的眼光
　欣逢柳绿春时雨，策马长途学健儿
二
　风雨长征路，丹心永不泯
　永远纪念我们的主编兆阳同志
　老秦的遗言
　宽心地安息吧，老秦
　唯向秋风恸
　秋天的怀念
　怀念秦兆阳
　脚踏现实
　悼念信件一束
　慈祥的火——秦兆阳
　读画诵诗哀哲人
　失去的手书
　耿介一世人
　吊兆阳同志
　怀念秦兆阳
　哀念秦兆阳同志
　永远怀念秦兆阳同志
　追记心底流情人
　半个多世纪的情谊
　重读《木鱼歌》
　化作春泥更护花
　忆兆阳师
　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
　秦兆阳：笑着唱人生最后的歌
　江声浩荡
　从何直到老芹
　迟到的悼念
　长相忆
　何直文章惊海内
　一个不应被遗忘的人
　黄昏时的记忆
　我所认识的秦兆阳
　说不尽的秦兆阳
　兆阳先生与《九月寓言》
　“板先生”秦兆阳
　赤壁风骨
　醉舞
三
　1967年，和父亲有关的一段经历
　一辆老永久牌自行车
　享受宁静的秦兆阳
　丁香无语
　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的奶葡萄
　追忆父亲
后记

　　我在五十年代读过秦兆阳描写农村新生活的散文，但反右以后，他就从文坛上销声匿迹了。
　　前年冬天，我因有事相托，打听到他的地址，便不揣冒昧地叩门求见了。他住在北池子一所一般居民住的那类四合院里，这天又是雪又是雨，院子窄小而泥泞。邻人指点说，他住在后院南屋，我轻轻敲门，秦兆阳同志应声开门，先是一怔，继而把我让进屋里，又沏了一杯热茶举放在我面前，这才问：“你……？”我只能自我介绍了：“我是新闻记者，采访了一个故事，故事中的女主人正在吃苦作难，她需要你的帮助。”
　　“我的帮助！我能帮助什么呢？”
　　我开始讲我的故事，起初他并不专注听我讲，因为他正在伏案写作，他的思绪显然还没有从他的故事中解脱出来，不一会儿，我的叙述便将他吸引住了。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一位很有才华的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又愤然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是他敢于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提出一己之见，批评不正之风，指名道姓，毫不留情。正是这一点，触怒了他的顶头上司。这位顶头上司有个逻辑，批评领导，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死者曾被这种荒谬的推理错划为右派。现在，死者的品格作风一如既往，他的顶头上司的逻辑也一成不变。于是，悲剧又重演：这位上司给他定罪说：“他的右派问题虽然改正了，但右派立场没有变，右派毕竟是右派，这种人和共产党是不一条心的。”继续刁难他、孤立他、迫害他，致使他无法工作、生活。他要一死相抗，要以自己的七尺之躯，去撞断四化征途上的“绊马桩”。他给中央留下万言遗书，遗书开头引用了唐人的诗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遗书最后大声疾呼：“要选贤用能！”
　　死者的妻子是一位女演员。他们邂逅相遇，一见钟情。这位自小孤苦，文化不高，在风尘中流落多年的女演员，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就在死者打入“另册”的情况下和他结了婚。她也因此被剧团除了名。夫妻俩受尽人间苦难，文化大革命中，又双双逃到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隐名埋姓，流浪行乞，直到死者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你是编故事还是真有其人其事？”
　　死者是河南省商丘县人民银行的干部吴杰，他的妻子是安徽省坠子剧团演员陈元萍。那位顶头上司就是县人民银行副行长盖书文，他已被撤职并开除出党。只是陈元萍现在生活无着，十分凄苦，按照政策，她应该回到剧团，但阻力很大，困难重重。这时，我才说明我的来意，我说，我知道你和安徽文联主席陈登科很熟，想请你帮忙联系，为她落实政策，使这位女演员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秦兆阳同志坐在他书桌前的圈椅里，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一动不动地听我讲完，眼里噙着泪。我等待他的回答。窗外无声无息的飘着雪花，屋里的气温一点点下降，因为主人忘记绐炉子下煤。秦兆阳同志怕冷似的站了起来，在屋中央搓着手来回踱着。他说：“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故事。很多人以为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没有那么容易。极左思想是一种顽固症，要治好它，得反复多次，反复中要付出代价，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极左路线的冲击，出来工作后，又用极左的一套对人对事，不要说公然抵制三中全会精神，就是用十七年的老眼光衡量当前的是非曲直，也会和中央的精神相悖逆。”他劝我先把故事写成报告文学，托他帮忙的事，他说那是义不容辞，不过，他要打听一下陈登科同志现在在哪里。
　　三天以后，我送去报告文学，题名为“眷恋”。他不在，我留下稿子，附了一张便条：“我写得很不好，但写得很诚实。”
　　第二天我一上班，秦兆阳同志打来电话：“稿子我看了，文学性差些，但故事很感人，也很有思想，不过，你要立即来一下，因为我几乎一夜之间找到了陈登科。”
　　我到他那里时，他已经给陈登科同志写好信，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了两大张。他告诉我陈就在北京，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写稿，叫我一定找到他，一定把信交给他。信中写道：“有一件事万分恳切地拜求你，不是我自己的事，是你们安徽省的女演员陈元萍的事，如果你能出把力帮助解决她的困难，那我就万分感激你，比我自己得到你的帮助还要感激你。”
　　“既然不是我的事，而我又与陈元萍素不相识，为什么我要如此恳切地拜求你呢？只因为我看了一位记者写的报告文学，了解到陈元萍十分令人同情，使我觉得，如果我不尽所能帮助这位女同志，那就使我终身感到惭愧，因此，我拜求你……”
　　一封信中用了好几个“拜求”，交信给我时又加重语调说：“见了老陈就说我跪求他的帮助。”
　　我不是通过文艺机构，也不是通过文艺界人士而找到陈登科同志住址的。这是一个偏僻胡同的一个很不显眼的招待所。可见他躲避熟人、躲避热闹场面写作的苦心了。但传达室老头矢口否认陈登科住在这里。他是个聋子，我说的事他听不清也听不懂。这样纠缠半个小时，我急了，放开嗓门，冲着他的耳朵，用最简单的话叫道：“你去给陈登科说，秦兆阳有信给他，托他为一位妇女伸冤，今天不见他我不走。”“为妇女伸冤”的话似乎打动了他，他踉踉跄跄、七拐八弯进到后院去。不知是请示他的上级、还是征求陈登科同志的意见？不一会儿就出来招手叫我进去。他带着我嘎嘎吱吱上了二层楼，在一间普通的房间里看见陈登科。他面前一叠稿纸，烟缸里堆满烟蒂，两眼布满血丝。一看这情景，我立刻为打扰他而感到不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