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战略布局：（蒋介石如何领先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世界领袖，准确判断出德国攻击苏联的具体时间）

      本书为著名学者邓野研究抗战史的又一力作，作为严谨的学院派专业史学家，邓野视角冷静客观，引文详实，论述严谨，论据扎实，将处于大国夹缝中的弱国领袖蒋介石的艰难处境还原的极为到位，揭示了很多当今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秘密签署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当包括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在内的各大国领袖还被蒙在鼓里的时候，蒋介石却早早地判断德国将进攻苏联，时间是1940年10月21日，也就是说，还在希特勒具体签署这项攻苏计划的将近两个月之前，蒋已经提出这一可能，这是一个相当超前的战略预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蒋介石通过国际局势不断变化，一步步印证纳粹德国攻苏时间，甚至在1941年6月21日做出结论：“余断定德必于日内攻俄”，而这“日内”的判断，恰好是德国进攻苏联的前一天。

    蒋并非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身陷战争泥潭的弱国领袖，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利用国际变局将日本赶出中国，从这个层面上讲，蒋介石还是一个积极的游说者。出于对苏联的本能敌视，蒋曾先后向英美献“上策”，从旁煽动德国进攻苏联，其间充满着无奈和悲凉，所有细节都被邓野一一还原，极具可读性。

    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史，主要著作有《民国的政治逻辑》《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导 论 游走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001

第一章 布局：“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欧战范围之内”

对德国宣战的提出与取消  008

对欧战发表宣言的提出与取消  024

苏联的观点  047

苏芬战争：莫斯科对渝府的敲打  053

第二章 英国与日本的利益交换

中日对弈：“加入”与“不介入”  065

法国战败与滇越路的中断  070

滇缅路的封锁与“亲苏联德”  076

滇缅路的封锁与“亲苏和共”  096

第三章 三国同盟条约的订立与渝府地位的转换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与解读  102

蒋向英国人提出一个问题：倘中国中止抗战？  115

纵横于英美苏德日之间  132

“待价而沽”与“有恃无恐”  148

第四章 蒋介石关于德日两军战略方向的观察

德军东进与一个“上策”  164

日军南进与其民族性  183

第五章 苏日中立条约：情感与政治

远东的三角关系  197

苏日协定：道义、利益、情感、政治  212

蒋介石：德军“今夏必对苏作战”  223

苏联的中立与日军的方向  229

第六章 苏德宣战与渝府的利益

蒋介石：余断定德必于日内攻俄  242

苏德开战与渝府的应变  254

蒋介石新的一轮战略策划  263

苏联遇袭与“中共就范”  273

第七章 最后的未知数──日军的攻击方向

蒋介石游移于两种估计之间  289

苏军的胜负与日军的方向  308

美国的条件与日军的方向  313

日美谈判与“巴黎和会”的历史教训  320

第八章 日美宣战与蒋介石的战略评估

东条组阁与渝府的观察  333

蒋介石对日美谈判的最后一击  347

渝府对德意日宣战  361

曲高和寡的“围魏救赵”  372

结束语 中日对弈胜负谁属  385

征引文献399

后 记411

导 论  游走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 

自德国出兵波兰（1939年9月），到日军突袭珍珠港（1941年12月），在此两年多的时间，从国际关系的构成与演变来看，肯定是近代最为活跃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里，中、英、美、苏、德、意、日，七个大国欧亚逐鹿，或者宣战，生死相搏；或者中立，左顾右盼；或者取巧，伺机而动；伐谋，伐交，伐兵，诱秦诓楚，风云奇诡。其间，经过多次剧烈对撞，大国关系重新分化、重新组合。最终，七个大国分别完成各自的国家结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条阵线，由模糊而明朗。

两条国际阵线由混沌走向澄清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国际阵线，各自利益的选择与统一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战争打成一片，就此摆脱长期的孤立，奠定了日后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蒋介石：“他是阶级政治家”。此外，作为渝府统帅，蒋也是一位阶级战略家，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蒋还算个战略家。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敏锐。”总之，蒋介石及其渝府作为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成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之一。

关于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的全局性的策划，按照当时的概念，蒋介石、国民党将两者加以区别，分别称“政略”与“战略”。而中共方面则合二为一，统称战略，基本不用“政略”这一概念。各有其据。鉴于《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收入“政略”一词，本书按现在的习惯，统称战略。

本书将着重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战略思想。

蒋介石全部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把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贯通起来，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抗战国际化。这是渝府的根本利益所在，全部战略思想的构成围绕这一点展开。

中日战争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爆发。就地缘政治而论，远东在地理上相对偏远，因此，尽管中日早已开战，但一直以来，战争的范围仅限于两国之间，就世界全局来看，只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战争，日本官方甚至不称战争，而称“中国事件”。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弱国，渝府很难以一对一的方式彻底击溃日本。为此，蒋介石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从来都秉持一个基本思想：将中日战争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多年来，蒋曾一再考虑并力行这项战略，自记：“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所谓国际注意、各国干涉，就是国际化。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日战争引起国际干涉？以往，蒋所指望的国际干涉就是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1939年1月26日，蒋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讲外交政策，他说：“什么是我们的外交武器呢？二十年以来，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是我们的武器。”

1922年2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八国，加上当时的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其中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等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随后，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1933年2月，国联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承认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当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示抗议。但是，无论九国公约还是国联，对于日本侵华并无实质性的制约或制裁。考虑到几个大国均不愿在中日之间明确地选边站，并且顾虑对日宣战或将失去九国公约中的一些有利条件，因此，蒋介石也一直不对日本正式宣战，中日战争长期处于沉闷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蒋没有找到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是世界政治中心，欧战的爆发，至少在政治上必将波及全世界，促使各国选边站。蒋介石的头一个反应，就是立即意识到这是将抗战国际化的战略机遇，为此，欧战爆发之始，蒋迅即提出一项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思想：“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于欧战范围之内，使与欧战共同解决。”这里，所谓“牵入”，就是要将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联系起来，由此将抗战国际化。所谓“使与欧战共同解决”，就是结果，就是通过国际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作为“牵入”欧战的具体方式，蒋迅即提出加入英法阵线的战略决策。当然，渝府实际上不可能直接加入欧战，所谓加入英法阵线，其实是拉英法加入中国的抗日阵线。

然而，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由于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且两国先后出兵共同瓜分波兰，在外界一度造成“德俄集团”的迹象，由此又引出另一个猜想：两个对立的国家集团正在形成，“英法阵线”对“德俄集团”。也就是说，蒋如果加入英法阵线，有可能与苏联处于对立状态。由于苏联的立场一时尚未看懂，蒋介石投鼠忌器，结果，也未能即时加入英法阵线。

第二， 力倡建立中美英苏联合阵线。

蒋介石关于将抗战国际化的思想，与建立国际反侵略联合阵线的思想，两者天然相通。具体而论，与东亚地缘政治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大国，亦即渝府所能够指望的联合对象，主要就是英国、法国、美国、苏联。为此，在几个相关大国当中，顺理成章，蒋介石最早提出与英法美苏四大国建立联合阵线，并且把这一建议作为基本国策，坚守不渝。然而，通往联合阵线的道路坑坑洼洼，一路走来，渝府也是踉踉跄跄。

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对英、法、美、苏四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思想，具体讲，就是引导四国介入。但是，四国之间各自的处境、利益、立场、观点并不统一，因此，各自的国策也是各有各的盘算，各行其道，甚至相互敌视，例如英法与苏联。不过，尽管四国的利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东亚国策则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以期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由中国牵制并消耗日军，从而削弱日军对自身的威胁。但是，四国自身则避免直接卷入与日本的对抗，故又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关系，对渝府冷眼旁观。后来，随着法国战败，英法阵线亦随之瓦解。

有趣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理论上分属两条阵线的几个世界大国，实际上大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互为交叉的模糊关系，某种情况下，某国可能是反侵略者，某种情况下，某国又可与侵略者相互妥协，甚至合作。例如：苏联与德国，苏联与日本，英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甚至渝府与德国，双边关系或多或少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不可能建立鲜明的反侵略联合阵线。

联合阵线的推进与反推进，首先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场不动声色的战略较量，双方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孤立对方。其间，日本的战略策划一度相当成功，对渝府构成相当有效的战略钳制，原因在于，面对德国在欧洲横冲直撞，英苏美的战略重点都摆在欧洲，为此，其东亚国策都具有对日本妥协的一面，以避免两线作战。这个战略软肋的存在，也就为日本在英、苏、美与中国之间展开战略分化，提供了足够的周旋余地。由于处境与利益的不同，英国、苏联先后以渝府做交易，与日本达成妥协，弃渝府如敝屣。渝府最为难堪的局面，并非来自日本，而是出自友邦的变相出卖。在遭遇严重的政治伤害的情况下，渝府高层一度产生极端情绪，甚至出现联合德国以报复英国的呼声。

仅就东亚而论，渝府具有绝对的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就世界全局而论，渝府则又位居边缘，并且也是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两种地位的存在，决定了渝府的两种处境：时而被冷落，被敲打，甚至被出卖；反过来，时而又被拉拢，被尊崇，甚至被吹捧。在这个极易产生偏执与急躁情绪的年代，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处变不惊，展现出极大的战略忍耐，同时也展现出其善于守拙的一面。

第三， 私下策动德日两军夹击苏联。

在这个历史的活跃时期，蒋介石绝非仅仅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旁观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甚至还是一个搅局者，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私下向英美献策，唆使德日两军进攻苏联。

战略思想的构成，首先是利益，同时也包括价值观，或者说价值观也是利益。作为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的“阶级政治家”，蒋介石相当一部分战略思想，出自其本能的反苏反共的政治意识。在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上，蒋的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双重性。

苏军部署在远东的兵力，是牵制日军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同时，由于苏联与中共的政治关系，蒋在下手反共之际，往往又须顾虑苏联的反应，因此苏联对蒋而言，亦友亦敌。一方面，蒋需要利用苏联的力量牵制日军，并获得援华物资；另一方面，又一再策划德日两军进攻苏联，力图借德日之手消耗苏联，削弱苏联，打击第三国际，从而制止第三国际发动世界革命，主张由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当然，苏联问题归结在中共，蒋是把削弱苏联视为制裁中共的一个重要条件。为此，蒋曾多次向英美献策，奉劝两国不要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牵制德日，以便德日两军放开手脚，倾全力攻击苏联。

第四， 关于德日两军战略方向的观察。

本书的研究与论述将围绕这样一个基本的线索展开：蒋介石关于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的观察与判断。当然，所谓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蒋之着眼点并非德日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问题背后的苏联与美国。

自欧战爆发，德军的攻击方向依次为中欧、北欧、西欧、南欧、北非；而日本于1937年7月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长期以来，日军的战略方向主要是向西──中国西南、西北。德军向北、西、南进攻，避免了直接与苏联碰撞；而日军向西，其兵力仍然摆在中国战场，这就避免了直接与英美、苏联交锋；反过来，由于自身未遭侵犯，苏美两国也就能够继续奉行其中立国策。这样，尽管战火早已在欧亚大陆燃烧，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苏美两国并不参战，仍然置身于战争之外。

问题在于：苏美是两大强国，苏美参战与否，将直接决定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一般说，两国不可能主动参战，那么，苏美怎样才能卷入战争？只有在遭到德日攻击的条件下被迫参战，而德日是否攻击苏美，则取决于其战略方向调整与否。具体而论：德军在击败法国之后，是继续向西攻击英国，还是调过头来，向东攻击苏联；日军是继续向西攻击中国西北、西南，还是调整方向，或者向北攻击苏联，或者向南攻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关于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蒋介石倾注了相当的精力，长时间、多角度予以观察、分析、研判，这些问题将十分具体地体现蒋的战略视野。

这是一个颠簸的年代。

在蒋介石漫长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这是大国关系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突发事件频频滋生，反过来，对渝府的波及与影响，不仅直接，而且利弊复杂，因此，也是蒋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察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

在此期间，蒋立足于渝府的自身利益，分别做出一系列战略观察与预测，提出一系列相应的战略策划与布局，力求将大国关系的演变与渝府的利益联系起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既有精准的预测，也有严重的误判；既有宽阔的眼界，也有仔细的算计；既有政策的坚守，也有适时的调整；尤其遭遇撞墙碰壁之际，既有愤懑与烦躁，也有冷静与忍耐。与此同时，还在几个大国之间展开积极的游说，或者分辨是非、晓以大义；或者以利相诱、乘间抵隙。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博弈。作为一位弱国统帅，蒋介石游走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稍有不慎，渝府便有可能引火烧身。

正是在这样一个险象环生过程中，蒋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可以说，在其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表现最为活跃。那么，蒋是怎样观察、联系、提出问题，又是怎样捕捉机遇、分辨利益关系，与此同时，如何策划、游说、实施战略布局，这些就是本书将要提出和研究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