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书写文化

    《女性书写文化》*次将女性的写作从被放逐的状态带回到了一本厚实的、沉甸甸的卷册中来，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学目的之所在。通过自传、小说、历史分析、实验性文章，以及评论性文字等各种不同的文类，该书的著者们为我们反思性别政治、种族历史，以及写作文化中的道德两难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资源，该书不仅对声名显赫的人类学家的著述进行了新的解读，也囊括了人类学中有色人种妇女的作品；作为一种批评性的记述，该书大胆地质询了作者权威身份政治；作为一种创作上的尝试，该书以全新的女性主义视角挑战了盛极一时的、对人种学理论与实验写作的界定。本书齐聚了以他者身份的著述，以另类的视野来看待人类学。这些目光大多来自作为人类学家而从事写作的女性，她们清醒自己的写作是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她们的想象之中进行的，她们也清楚自己的女性身份是如何被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该书通过聚焦女性人类学写作的遗产和作为写作者的女人类学家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来诠释女性写作的风貌。这本书既是独一无二的，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本书著者通过自传、小说、历史分析、实验性文章，以及评论性文字等不同文类，为我们反思性别政治、种族历史以及写作文化中的道德两难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全书共分四部分十二章：*部分包括短篇小说、实验话剧和个人日记，作者以各自亲身经历表达了女人类学者在事业、家庭与亲情之间的艰难抉择；第二部分是对人类学经典作品与知名学者的重读与全新发现，这里既有《菊与剑》的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对多元文化的倡导，又有对《紫颜色》的作者艾丽丝·沃克的书写政治的研究；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对被边缘化了的另类文化的发掘与书写；本书的第四部分收录了流散中的中国女性经验，她们痛苦地挣扎于家庭与异国文化之间，*终依靠个人觉醒与奋斗赢得各自的幸福与自由。在多元文化视野下，本书既是对男权文化的一次清算，又是对女性自己的文化的一种彰显。

     本书是从事女性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可多得的参考用书，也适合一切关注女性问题和边缘群体的广大读者阅读。

      著者：露丝·贝哈，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转变的女人：国境线外艾斯泼朗扎的故事》；德博拉·A.戈登，维奇塔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一个麻烦的边界：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文学转向》。

     译者：施旻，文学博士，副教授。200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现任教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以英美文学、女性文学、文化研究为研究方向，发表各类论文20余篇，著有《英语世界的女性解构》《拨开尘封的历史：西方女性文学12讲》等。2009—2010年在加拿大渥太华，以及美国东北部几所高校做访问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成员。自2017年始主持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玛格丽特·劳伦斯研究》。

导言：超越放逐………………………………………露丝 ·贝哈     1

部分：超越自我和他者

章 参与者的观察………………………………吉润·娜拉延   35

第二章 坏女孩：戏剧、有色妇女以及表述的政治…多琳·孔多   52                   

第三章 以我父亲的名义写作：记于《转变的女人》

出版一年中…………………………露丝·贝哈           70

第二部分：另一种历史 另一种经典 

第四章 “拒绝单一”：重读露丝•本尼

迪克特………………………………芭芭拉A.巴伯考克        93

第五章 埃拉·凯洛·德洛丽亚与莫宁·德弗：为文化而书，

不为常理而作 ………………………………詹妮特L.芬       120

   第六章 违反常理的写作：爱丽丝·沃克作品中文化

政治的差异…………………………………法耶V.哈里森      138

第三部分  人类学有性别吗？

第七章 理论的社会性别…………………………凯瑟琳·拉兹    153                                   

 第八章  女士的表述：对学术界男性

研究的反思…………………朱迪斯·牛顿与朱迪斯·斯泰西    170                       

 第九章  书写女同性恋人种学……………………艾伦·勒温      189                               

第四部分  旅行中的女性主义者

第十章  两次怀孕的故事………………里拉·阿卜-鲁格德      205                                   

 第十一章  来自中国的女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

旅行故事和旅行理论……………………………王爱华         217           

  第十二章 边缘工作：女性主义人种学及读写

能力的普及………………………………德博拉·A.戈登       241                

结论：文化书写着女性：为女性主义

人类学而题………………………… 德博拉·A.戈登     258

    自此以后，我们当中那些带着写作梦想而涉足人类学的人，和那些因为不具分析能力而不得不剪掉了羽翼的人，热情地拿起了笔，再也不像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把她创作的诗歌隐藏在床下一样，再也不需隐匿起她们洞见的火花。事实上，《写作文化》一书是一种无言的解放。因为我们无法失去这样一种反讽：人类学再生了一种通常的权力关系构架，在这种社会性别的等级构架中，男同事们继续从总体上操持着学术和社会，是他们解放了我们，作为女性，正是因为我们被 “解放了”，才得以更富创造力地、更为自觉地，也更为专注地书写着文化。

    若不是因为《写作文化》中女性的缺席，这本书的讽刺效果也许就不会出现。就像《女人，文化和社会》(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这样一部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先驱的里程碑式的文集一样，被盗用后也就转化为人类学经典之作《男人，文化与社会》 ( Man, Culture and Society)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对《写作文化》做出重申的。20多年以前，阿德莱恩·里奇( Adrienne Rich) 主张在选材、主题和语言上，男作家不要为女人而写作，也不要带着一种女性批评的意识。而女作家，即使她们是面对女性，也是为了男人而写作的；或至少她们是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能让男人偷听到的感觉去写，当然就是带着一种被男人的话语所界定了的、摆脱不掉的意识。这也就是为什么“重新审视”，即“从一种全新的批评视角来进入旧文本”的做法， 这对于女性来说是“生存的法则……我们需要知道过去的写作……不是为了继承一种传统，而是为了摆脱它对我们的控制。

    但是，一直保持一种回应的状态是令人疲惫的；这也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女性要经常扮演的角色。幸运的是，尽管这本书在一开始是女性主义者对《写作文化》的回应，但它逐渐变得更为广泛。我们的书开启了另外一种叙事议程，它的包容性、创新性、实践与历史的结合，它的幽默，它的哀婉，它的民主政治，它对人种和伦理以及文化的关注，它的社会性别自觉，它对作为知识工厂的学术的意识，它的梦想，等等诸多方面，超越了《写作文化》。女性主义者的重新审视总是以一种全新方法来看待所有的内容，不仅仅是看待“女人”。收录在此的文章再现了另外一种历史，以及人类学的另一种未来，而不久前（甚至是现在）人类学还是一种知识追求，被界定为“男人”的研究。

    通过对比这些有关移民、文化批判、婚姻及自我–重塑的故事，我摒弃了西方学界津津乐道的、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妇女的言论。人类学的去殖民化，不仅仅是意识到文化在其原初的地域之外会有不同的践行方式。这是文化构成的一部分，就是加入到前殖民地社会的不同形式的后殖民主义中来。后殖民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是第三世界的人民改变全球居民，重新认识和设想世界的方法。人类学应该反映这些越来越频繁的、身处其中、其外，以及横贯中西的后殖民主义生活状态。

    流散女性的自转性的描述，对后殖民妇女是受害者的女性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近很多女性主义作品都认为，后殖民主义给流散妇女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灾难。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者经常提到第三世界妇女，在性别、阶级、种族、国籍上受到众多支配的后殖民主义生活现状，她们的意图明显是反霸权主义，更准确地揭露和批判多民族及复合背景下的性别压迫和反抗。这些公式化的理论只有通过第三世界妇女的具体叙述，才能体现出来——例如，她们对处于不同地缘政治区域的后殖民主义的各种意义所进行的探索。我们的人种学权威，并没有从自身作为后殖民主义分析家这个职位及化身上获得很多；当意识到我们和无什么特权可言的后殖民主义妇女们一样，都会以彼此为参照时，我们会得到更多。建立起西方社会和文化/政治的分散关系的这种共同基础，能够促进更平等的倾诉和聆听。

     阿卡巴·阿巴斯（Ackbar Abbas）认为，“当研究对象因为自己和处于更加靠近中心的其他人的不同，而再也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遗憾时，后殖民主义就降临了。”聆听这些观点的步，是认识到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们表达了通常在社会边缘才产生的挫折、足智多谋和创造力。移民、婚姻、离婚以及儿女离家所引发的变化，促使女性思考自己的生活状态，而这些因素又因为不同文化、民族以及语言之间的日常磨合，而变得更加深刻。这些在文化和社会之间的模棱两可的空间中，经过反思后的生活体现了对权力及自身的新的设想，这种自我认识，可以改变大都市中的人们将后殖民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看法。依靠女性主义者，人们可以听到后殖民主义妇女的声音，这样就给她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干预和介入大都市中的性别和文化理论领域。在国际间讲述自己经历的普通女性——在双重意义上对她们移民生活的描述，在跨越国界的背景下的传播她们的故事——应该反对霸权主义的言论。

    后殖民主义者同样是移民和流亡者，她们有助于创造一些条件，使各民族间在不同的斗争领域的“主体性融合”。如果像斯皮瓦克所主张的那样：真正的评论家应该保持警醒，那么，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必须认识到普通的移民妇女们的警戒及流亡，并从中汲取教训。明和克里斯汀的经历，都从不同侧面暗示了避开单一文化、种族及民族宣言的批判意识的演化。同样，流散中的女性主义者（我们都应该是流动的，这样才能警醒）应该建立一套忽略民族及领土的批评实践。这些实践将应对不仅出现于“另一个地方”（第三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白人种族等），而且也存在于个体的家庭、社区、文化、宗教、种族以及国家的性别压迫等方面的棘手问题。

    女性主义人种学这种去民族化的做法，对西方的人类学及女性主义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如果“女性主义意欲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宣言的范例”，它就不能再对“自己纲领中隐含的地缘政治上的暗示，视而不见”——这种纲领和世界的特权和衰落的西方霸权紧密相连。后殖民主义女性的叙述，勾画了一种西方知识界不可避免的政治分散，因为它允许来自地缘政治边缘的言论重新定义自己。摆脱领土干扰的女性主义预测了一个充满动态的过程：放弃经过非常坚决的声明而得来的地位，又根据不同的利益/兴趣（的民主主义）而再次拥有。这种放弃/重获和在跨国界的权力领域间移动的批判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显示了对流动意识的一种刻意的培养。这些后殖民主义/现代主义观点为横向联盟创造了条件，使之能够反驳以文化、种族、少数民族以及国家的名义所发表的一家之言。

    玛格丽特·米德曾经说：20世纪的每一个人都是移民。可能下个世纪每个人都是后殖民主义者。远离本土社会和文化而生活的人们，以及他们的自我意识，可能会演变为不断改变的、形成霸权的、地缘政治条件的准则。与后殖民主义结盟，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卓越、崭新、自由、多民族相融合的世界里流动的全球力量，以及不断涌现的、各种“文化斗争”形式的、敏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