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17586
《中国本土宗教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作者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师生、研究者。本期包括创刊前言和名家论坛、经典解读、历史钩沉、田野调查、研究动态五个栏目，共有19篇文章，对中国本土宗教发展史上的教派传承、道经问题、道教科仪、民间宗教和神仙信仰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探讨与研究。
名家论坛
再论道教的神仙信仰【熊铁基】／3
老子与中国哲学的突破【王 卡】／8
清代委羽山道教略述【尹志华】／15
七元散辉，冥慧洞耀——礼斗法的历史与近代抄本中的斗科【谢世维】／25
侯善渊思想浅析【〔日〕山田俊】／50
摄召追魂——宋元道教拔度科仪中的“破狱”法事【姜守诚】／68
图中春秋——永乐宫重阳殿壁画中的法派意图【赵 伟】／106
经典解读
道教灯仪的来源与发展初探【陈文龙】／121
金龙驿传，上达九天——道教投龙简仪源流略考【易 宏】／132
中古道教仪式中的两种辩论活动及其渊源——以两件敦煌遗书资料为中心【曹 凌】／174
东晋、南朝时期道经的出世及相关问题【王皓月】／187
历史钩沉
南宋时代道士之头衔——经箓的法位与“道法”的职名【〔日〕酒井规史】／221
论元朝道教事务管理政策的形成和内容【林巧薇】／238
《清会典》中所见张天师【张维祺】／264
田野调查
中国民间宗教与佛教关系新探【李志鸿】／283
明代全真龙门派的传承与分布【张 方】／304
研究动态
如何描述道教【王宗昱】／321
追思与反思 问学与问道——谨以此文纪念王卡同仁【孙 波】／332
王 卡
王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12月出生，2017年7月因病去世。
一 概说
首先我们要明确本刊中所说的“中国本土宗教”，是指儒教、道教，以及中国民间的宗教性信仰实体，包括汉族地区民众传习的非官方宗教、部分少数族群的原始宗教，等等。广义上也可包括受到本土宗教影响而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禅宗、净土教、瑜伽教等）。这些宗教都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基底形成的“神道设教”社团或祭祀膜拜群体。这些以中国文化为基底的“宗教”——尤其是儒教和道教所信的“天道”——是具有虚如性的至上理念和宇宙本源。它既是虚无的理体，又是实在的大全；既是无形名无位格无意志的“自然法则”，又是有化身有感应有善念的道德之根。它是有神论的，又是无神论的；是宗教性的，又是世俗性的。因此可定义它为“虚神论”，以区别于来自西方的神学概念。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我认为他所说的“道教”，应该诠释为儒、道二教共有的天道信仰。当代哲学家金岳霖曾指出：世界上各大文明区（西方、印度和中国）都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文明区的中坚思想都有它的崇高概念，“中国思想中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因此我们可以说，天道信仰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源泉、核心理念和文化根基。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始终存在两条主要的脉络：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和儒教，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和道教，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主干。儒道互补，再加上中国化的外来佛教，共同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它们曾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医药科技等各个领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不仅是中国人，西方学者也是这样看待中华文明的。马克斯·韦伯以《儒教与道教》为书名，描述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体制和思想文化。亨廷顿等人将中华文明称作“儒教文明区”，有别于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文明区。当代宗教学家汉斯·昆将世界诸大宗教分为“三大宗教河系”。除两河流域宗教体系、印度河-恒河宗教体系外，第三大体系就是在黄河、长江流域产生的儒教与道教，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日本神道教。以上各位都认为中华文明有自己的本土原生宗教，是一个有宗教也有圣典的自生自发的独特文明。
二 儒教及其虚神信仰
中国本土宗教是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以儒教而论，迟在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5～前8世纪）的文献，如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以及《尚书》《仪礼》等原始儒家经典中，我们就能发现华夏文明中自古就有崇奉“天”或“上帝”为神的宗教信念，以及相应的祭祀礼仪、政治体制、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殷商时期，这一宗教还是比较原始的“祭祀-占卜”型宗教（巫教）。西周初，儒家崇奉的先王（文王、周公等）将这个宗教发展成为伦理型宗教，确立了以“尊天、敬德、保民”为纲领的宗法性政治伦理和礼乐体制。周王室的祖先被尊为天神，其子孙则被奉为“天子”，因获得“天命”而统治天下。自西周和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登基执政，都必须先行祭天、祭祖之礼，以宣示其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宗庙社稷”因此而成为指称合法政权的代名词。具体操作这个宗教祭祀礼仪及道德教化的人属于王官和儒士阶层。古书云：“儒，相礼者也”，又称儒者为“师”，就是说儒士原本是操作祭祀礼仪和道德教化的专家。后来他们又成为辅助天子和侯王执行政务的各级官员或备选生员。据《周礼》记载：西周的官僚机构“六官”中，已有管理宗教祭祀活动的“春官”。直至明清时代，仍将管理祭祀事务和佛、道二教的礼部列为朝廷六部之首。由此可见，中国不仅自古以来就有“宗教”，而且是高度政教合一、全民信教的国家。尊奉天帝（神主），效忠天子（国主），祭祖孝亲，是中国传统宗教的根本信条。秦汉以来的国家祭祀制度（公祭天地山川和祭孔等）、假神道之名施行道德教化和考选官吏的教学体制（如察举和科举制），几乎全民上下共同遵行的宗祠祭祖活动，是支撑这个中国宗法性宗教（即儒教）的根本制度。因此，儒教绝不仅是一种信神的观念和思想学说，它也是一整套涵括国家治理和伦理教化的实践体制。它是形塑中华文明传统的实质性的“宗教”，是安顿中国人身心和思想信仰的精神家园。没有这个伟大的“宗教”，中华民族将无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关于这个中国主体宗教的名称，古人有称为“巫教”者，有称为“礼教”者，有称为“孔教”或“圣教”者。常见的还是称作“儒教”。当代也有学者（如牟钟鉴）称之为“中国国家宗教”或“宗法性伦理宗教”。但有意思的是，自古以来实际操作着这个祭祀礼仪和道德教化活动的王官和儒士阶层，其中多数人拒绝承认儒教是一种“宗教”。汉语中的“宗教”一词，原意是指儒教的宗祠祭祀和道德教化体制。明清时期又被用来指称中国化佛教的两大门派（宗门即禅宗，教门即净土宗）。后来有人借用此词对译西语“Religion”（基督宗教及闪族系宗教），并引申为泛指非西方文明的其他宗教。在中国官方文献中，将儒教之外的佛、道、耶、回等教门归并为“宗教”，始于清末宣统年间刘锦藻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该书中将儒教称作“圣教”（圣人孔子创立的国教），认为道教和那些域外传入的宗教，根本没有资格与中国的圣教比肩而立。
这种儒家官僚文人鄙视宗教的“儒教非宗教”观念，或许与儒学传统上对天神信仰的“虚如性”有关。春秋时期的儒家圣人孔子，对殷周宗教所尊奉的天神或上帝，抱有一种似信非信的实用态度。《论语》所谓“夫子不言〔心〕性与天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云云。这些话语表明孔子对天神或上帝的实在性和灵异性，抱持既不否认也不言说的态度，而更注重假借神的名义来对世人实施道德教化。《易传》所说“圣人以神道设教”，就是这个意思。这种默认天神“如在”，可敬畏而不可言说的信念，奠定了后世儒教兼具宗教性和世俗性的人文特征。
据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所说，中国哲学思想有“天人合一”的特征，但儒教经书中“天”的含义是混沌复合的。它至少有三重意思，即客观实在的自然之天，抽象的义理法则之天（道），的神即天帝或上帝。这个概念与西方文化中将上帝与自然、造物主与被造物截然分离的情形是根本不同的。因此，17世纪欧洲著名神学家莱布尼茨，称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儒教）是一种“自然神学”。既然“天”的含义混沌复杂，人们对天的诠释就有了灵活性。例如汉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强调天神的至上性、恒常性和灵异性（当然也未完全否认其自然性），汉代的官方儒学因此更近似宗教神学。宋明以来的新儒学（理学或心学），则更多强调天的义理性和自然性，创造了近似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思想体系。宋儒周敦颐、张载、朱熹等人的新儒学，主张太虚有理有气，理与气一动一静，循环往复，自然生成此世间的一切事物和法则。他们所说的太虚、理、气，都是兼具虚无性与实在性的概念。有意思的是，新儒家学说虽然吸收了佛、道二教的许多信念和修持功夫，但极度排斥佛、道二教的宗教性信仰，斥之为“异端外道”。因此，新儒学被明代来华的耶稣会士龙华民指斥为“彻底的无神论”。但无论“自然神学”还是“无神论”之说，都有西方神学家对中国本土宗教信念的误解。
其实儒教作为一种兼具神圣性与义理性、亦宗教亦人文的思想学说，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是有变化的，不同时代儒教的宗教性和世俗性或强或弱。殷周时期的“儒教”（天帝教）是宗教性强的信仰，其天命神学与列国时代的古希腊宗教和古犹太教没有实质的差异。春秋战国是中国“哲学突破”、理性上升的时代。当时孔子、孟子、荀子等人改良天帝信仰和王官之学而创立的儒家学说，其宗教性沉降而伦理性增长，近似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汉代董仲舒之后的儒教官方经学强调天神的至上性和灵异性，因此汉学更近似宗教神学。而宋元明清的新儒学则是中国思想史上宗教性少而哲理性强的思想体系。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受西方基督宗教和世俗化思潮的双重影响，儒学内部发生了分化。部分官僚文人（如康有为）为了变法图强、“保种保教”，试图将儒教改良为类似西方宗教的国教。至今在中国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社会中，“孔教”还是一种有人信奉的合法宗教。但是总体来看，近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是以世俗化为特征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占着上风。因此无论是受欧陆和俄国影响的社会主义派还是受英美影响的自由主义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反对将儒学宗教化，也不承认儒教是一种宗教。他们的观点与明清理学家的儒教非宗教观相同，但前者基于儒教高尚神圣而否定其为宗教，后者则意图贬损乃至颠覆以儒教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当支撑着官方儒教的国家祭祀制度和科举教育及选官制度，在20世纪初的政治革命进程中彻底崩溃后，儒教作为一种兼具宗教性和世俗性的官方意识形态，一种高度政教合一的中国特色的“准宗教”，也就不可避免地随着帝国政体的覆灭而走向了衰亡。
新中国成立以来，儒教没有被确定为国家承认的合法宗教，并且一直受到苏联传来的“战斗无神论”的猛烈冲击。直至改革开放获得成功后的今天，已成为“文化游魂”的儒教才迎来些许复苏的春意。这一时期关于儒教是不是一种宗教的争议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宗教学界——时起时伏。除任继愈先生及其弟子们主张儒教是宗教之外，大多数中国学者仍然坚持儒教非教说。近数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倡议。儒家书院在各地纷纷恢复，儒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其中有部分研究儒教的学者又捡起康有为儒学国教化的主张，试图让儒教重回庙堂。但是他们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儒学是不是一种宗教在学术界可以继续讨论，但儒教复兴的关键是现代化而非宗教化，尤其不能国教化。这是因为在现代性法治社会中，即使儒教被某些公民视同宗教，它也只能是某些公民个人的信仰，而不能被奉为国家的宗教性意识形态和政教体制。“政教分离”是现代性宪政国家的基本原则，宗法制时代已经永久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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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明确本刊中所说的“中国本土宗教”，是指儒教、道教，以及中国民间的宗教性信仰实体，包括汉族地区民众传习的非官方宗教、部分少数族群的原始宗教，等等。广义上也可包括受到本土宗教影响而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禅宗、净土教、瑜伽教等)。这些宗教都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基底形成的“神道设教”社团或祭祀膜拜群体。这些以中国文化为基底的“宗教”——尤其是儒教和道教所信的“天道”——是具有虚如性的至上理念和宇宙本源。它既是虚无的理体，又是实在的大全；既是无形名无位格无意志的“自然法则”，又是有化身有感应有善念的道德之根。它是有神论的，又是无神论的；是宗教性的，又是世俗性的。因此可定义它为“虚神论”，以区别于来自西方的神学概念。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我认为他所说的“道教”，应该诠释为儒、道二教共有的天道信仰。当代哲学家金岳霖曾指出：世界上各大文明区(西方、印度和中国)都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文明区的中坚思想都有它的崇高概念，“中国思想中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因此我们可以说，天道信仰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源泉、核心理念和文化根基。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始终存在两条主要的脉络：以孑L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和儒教，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和道教，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主干。儒道互补，再加上中国化的外来佛教，共同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它们曾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医药科技等各个领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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