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

《清代文字狱档》一书，本是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资料集，在1931年至1934年间陆续推出了九辑，深受读书界欢迎，后来不大容易看到了。由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86年推出了影印本的《清代文字狱档》，平装上下两册，将先前陆续面世的九辑完全收入。但原本及影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繁体字竖排，无标点，读起来不大方便。有鉴于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7年重新推出经过增补的标点排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精装一册。该本中除原先九辑的全部内容之外，增加了一个“补辑”。后又推出了《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精装一厚册。此本中“增”的方面是新加入了清代文字狱档案二十起，列于“补辑”之末；“订”的方面是改正了上一版中若干编校讹误，并且又重编了书末的乾隆朝各案编年索引。先后推出三种版本的《清代文字狱档》，编辑含量一次比一次更多，学术水平一次比一次更高，真所谓精益求精，与时俱进。 

本书系在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刊印之《清代文字狱档》的基础上充实内容、校读整理、并加新式标点而成。全书共分十辑，据清朝军机处档案、朱批奏折、雍乾实录及其他出处，依专题分别辑录清代前期近七十宗文字狱的原始文献，举凡立案经过、审讯供录、结案文件，以及办案过程中的上谕朱批、枢垣廷寄、督抚奏折，一应俱全，为今人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以及政治、司法、教育、出版等各种相关专题，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手资料。所谓增订本就是在2007年原版的基础上，又从新公布的清代档案史料和《清高宗实录》中辑得“戴名世《南山集》案”、“张毅编造书词案”等文字狱共20案，按本书原有体例加以整理，分别增入十辑；同时对原版的若干编校讹误加以订正。

上海书店出版社是古籍文献整理出版领城的一家专业出版社，特别是在史料文献、经典要籍、笔记史料、地方史志、民国名著名刊重印及明清方志等六大门类的整理出版方面，形成出版品牌，代表性成
果如《道藏》《藏要》《民国丛书》《清代史料丛刊》《清代文字狱档》《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等，都在海内外学人与读者间享有盛誉。

【目录】：目录第一辑谢济世著书案 乾隆六年九月至七年正月王肇基献诗案 乾隆十六年八月至九月丁文彬逆词案 乾隆十八年六月至九月刘震宇《治平新策》案 乾隆十八年十月至十二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乾隆二十年二月至十月第二辑刘裕后《大江滂》书案 乾隆二十年五月至六月程 《秋水诗钞》案 乾隆二十年九月至十一月陈案兆著书案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蔡显《闲渔闲闲录》案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至六月齐召南跋齐周华《天台山游记》案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至三十三年十月李绂诗文案 编入前案李浩背卖孔明碑记图案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至十二月

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 乾隆三址九年十月至四十年三月第三辑澹归和尚《遍行堂集》案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至十二月严私拟奏折请立正宫案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至八月王尔扬撰李范墓志称皇考察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袁继咸《六柳堂集》案 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至九月龙凤祥《麝香山印存》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至四十四年正月贺世盛《笃国策》案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第四辑刘翱《供状》案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至七月黎大本私刻《资孝集》案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至七月陶煊张灿同辑《国朝诗的》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至四十四年正月李辚《虬峰集》案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陈希圣诬告邓谚收藏禁书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昔榆私刻其祖父黄廷桂奏疏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至四十五年三月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书案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至五月石卓槐《芥圃诗钞》案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拿四十五年五月祝廷诤《续三字经》案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至四十五年八月艾家鉴试卷内书写条陈案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至十一月第五辑魏塾妄批江统《徙戎论》案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戴移孝《碧落后人诗》案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至九月吴英拦舆献策案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刘遴宗谱案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

读《清代文字狱档》的三种版本来源：古籍新书报 作者：顾农一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一书，本是八十年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资料集，在1931年至1934年间陆续推出了九辑，深受读书界欢迎。1934年鲁迅先生作著名的学术随笔《隔膜》一文，就是对其中第八辑所收之《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的分析，在该文中鲁迅还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　　这九辑《清代文字狱档》后来也不大容易看到了，要找全就更难。正是有鉴于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86年5月推出了影印本的《清代文字狱档》，平装上下两册，将先前已陆续面世的九辑完全收入，一共包括清代文字狱档案六十五起；当初印了3000部，数量好像也不算少了，而一举售罄。　　原本及影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繁体字竖排，无标点，读起来不大方便；有关方面后来又陆续公布了若干文字狱的档案，因为相当分散，找起来也不容易；正是有鉴于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7年6月重新推出经过增补的标点排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精装一册。该本中除原先九辑的全部内容之外，增加了一个“补辑”，内收五份档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王锡侯〈字贯〉案》、《王沅〈爱竹轩诗〉案》、《戎英献书案》和《伪孙嘉淦奏稿案》。同时又做了深入的编辑加工，其中包括：其一，订正原本及影印本中的错字。按原本《编辑略例》的第六条说：“军机处存档系当时移录之副本，字句每有讹夺，兹为慎重起见，姑仍其旧，不擅加改订，遇有虫蚀残缺之处则以□符代之。”凡此等处排印本均尽可能地加以校正订补，其《出版说明》中有一条道：“凡在整理中发现的讹夺字句，将改补的字加［］随注其后。”这样既尊重底本，未尝妄改，同时又后来居上，更为负责。其二，将原件根据内容略加分段，全部加上通用的标点符号，读起来更为疏朗流畅。其三，将原来各辑的目录加以修订整理，逐一标明日期，置于全书之首；案内各件的顺序偶有调整，完全按时间先后排列。其四，书末安排了一份乾隆朝有关各案的《编年索引》，以便读者检索。这样用起来就更为方便了。我读此本后曾作一书评（《读新版标点整理本〈清代文字狱档〉》，《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9期），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就书中校勘和标点的可疑之处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见，供编者和读者参考。　　*近更高兴地看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又于2011年1月推出了《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精装一厚册。此本中“增”的方面是新加入了清代文字狱档案二十起（其中康熙朝一起，雍正朝三起，乾隆朝十六起），列于“补辑”之末，全书由957页增加到1151页——资料被集中起来之后，自能产生巨大的聚变能量；“订”的方面是改正了上一版中若干编校讹误，并且又重编了书末的乾隆朝各案编年索引。　　在二十五年间先后推出三种版本的《清代文字狱档》，编辑含量一次比一次更多，学术水平一次比一次更高，真所谓精益求精，与时俱进。在粗制滥造的垃圾书层出不穷的今天，这种负责任的精神和水平，实在令人感佩。二　　文字狱古已有之，清代尤甚，研究清代文字狱一向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早一点的有清史大师孟森先生，晚一点的有散文名家黄裳先生，都有丰富的成果。近年来出版的周宗奇先生的《清代文字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内容尤为丰富，而且深入浅出。不过分析文字狱的文章，大约仍以鲁迅先生的《隔膜》、《买〈小学大全〉记》以及《病后杂谈》等篇给人印象*深。这不仅因为他思想*深刻、文字*明，也因为他本人就生活在文字狱仍然盛行的时代，他骨头很硬，不为所动，却能洞察幽微。鲁迅为文时利用的资料，固然有相关的禁书，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提供的档案也非常之重要。　　《清代文字狱档》内容丰富多彩，从中可以看出很多奥妙，读出很多趣味。　　例如第九辑中的《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涉及雍正朝的一件惊天大案。雍正皇帝本人狠抓这个案子，不仅要求一网打尽全部人犯，而且亲自撰文反驳对他本人以及清王朝的攻击；其时现行案犯曾静、张熙等作了彻底交代，其记录稿及有关文件在雍正直接指导下编为《大义觉迷录》，刻印成书，颁行全国，要求全体知识分子必读。更出人意外的是，雍正下令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往各地宣讲自己的滔天大罪，歌颂今上的德政；早已死去的主犯吕留良被戮尸枭首，但其著作被作为反面教材留存，以供批判之用。这些莫测高深的举措显得很大度，富于启发性。《大义觉迷录》一书经过深度加工，而其原始材料全在《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档案中，把这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来读，深感意味悠长，发人深思。雍正驾崩以后，新上台的乾隆皇帝迅即重新逮捕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又将《大义觉迷录》一书彻底禁毁。至于他为什么不照先前已有的方针办，尤其值得深思和研究。又如第二辑中的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此案是发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留下来的档案篇幅也*少，而读起来却让人惊心动魄。　　当年三月，华亭县（原属江苏，今为上海市松江区）有位七十一岁的老举人蔡显（字笠夫，号闲渔），把自己的杂著编印成一部《闲渔闲闲录》，分送学生和友人。这无非是老来不甘寂寞罢了，本可以算是盛世的点缀；不料当地有人“投贴无名字帖欲行公举”；蔡老先生很不服气，遂于五月初九带了一部《闲渔闲闲录》到府里去“呈首”，主动交出著作请求审查，以便消弭诽谤。不料松江府知府钟光豫审查以后认为“书内所载多有不法之语”，于是逐层上报给江苏巡抚明德和两江总督高晋，两位高官更目光敏锐地查出“其中诡诈悖逆语句甚多”，于是立即采取严厉措施，将蔡显“提解到省，并于该犯家中搜查不法书籍，并究明有无党羽，及其家属逐一押解来省”（《高晋等奏查蔡显呈首审拟折》），参与校字的门生、写序的朋友也都一并抓来。五月二十一日，由高晋领衔明德同署，将有关情况写成奏章呈报给乾隆皇帝本人。那时将“不法”著作上报的时候，要用浮签标明有问题的字句和段落，指出是什么问题，其时的术语谓之“粘签”——这就是给加上批判性的按语，供上级官员以至皇帝本人过目。高晋将《闲渔闲闲录》以及批判材料一道恭呈上去，请予批示；竟很快被乾隆一棍子打了下来，六月初五的上谕严厉地指出：“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但阅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失职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或可原情酌减，及细检各处，如……等句，则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而册内转不签出，明系该督等自以文义未精，竟委之一二幕友代为披检，而幕友等从来锢习，每遇用兵之事及以文字获罪者辄一切讳匿不言，是以略摭无关紧要之文巧为塞责，而于吃紧关键不肯复加指摘，高晋等使若辈得售其术，朕则岂能依样葫芦漫然不为审视乎？”　　皇帝陛下精通文义，上纲上线的水平也*；而威严和宽大又都令人莫测高深。地方官本以为已经十足卖劲，不料结果没有抓住要害，有假批判的嫌疑。鲁迅先生藏有《闲渔闲闲录》一书，他说曾把该书“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清代文字狱的奥妙之一，正应在此等处细心领悟之。三　　上海书店出版社*增订本中更有重要的材料，均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关系*的是康熙朝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的有关档案（先已发表于《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本书有所增补）。此案发生比较早，牵涉的人员相当多，康熙的处理办法既有很强的力度，又讲究面子上的行政章法和区别对待，为他的子孙树立了典范。周宗奇《清代文字狱》一书有《恨满南山》一篇（第72 —105页）详述此案，但其中大量篇幅乃是戴名世早年文章的白话译文，以及方苞《狱中杂记》的白话译文，而关于此案的吃紧关键却写得比较简单，似乎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如果详参康熙五十年（1711）的《哈山等审拟戴名世〈南山集〉案题本》以及雍正元年（1723）的《佛格请将〈南山集〉案涉案人犯免罪释放回籍事题本》，事情便能讲得更加清晰、完整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