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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106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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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历史》是柏杨与司马辽太郎高度推崇的历史作家——陈舜臣代表作。
《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日本学界盛赞的中国历史读本！
史学 文学 实证 推理，独特视角，构建中国通史！
以史诗笔法、工匠精神，写尽中华上下五千年，揭示华夏王朝的隐匿真相！
《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日本学界盛赞的中国历史读本！
史学 文学 实证 推理，独特视角，构建中国通史！
以史诗笔法、工匠精神，写尽中华上下五千年，揭示华夏王朝的隐匿真相！
内容简介
《中国的历史》（全七卷）是一部中国通史，也是陈舜臣规模*的一部作品。与传统历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陈舜臣以时间为轴，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描写，讲述上古时期到近代数千年中国王朝的历史兴衰及所涌现的典型人物。
《中国的历史.第3卷》讲述的是从东汉王朝复兴到隋朝统一天下的历史变迁和王权兴衰，描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既有刘秀复兴大汉、三国鼎立、东西两晋南北朝的纷争，也有娶妻当娶阴丽华、竹林七贤等的历史故事，全景再现那一段分分合合的历史风云。
陈舜臣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过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
《中国的历史.第3卷》讲述的是从东汉王朝复兴到隋朝统一天下的历史变迁和王权兴衰，描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既有刘秀复兴大汉、三国鼎立、东西两晋南北朝的纷争，也有娶妻当娶阴丽华、竹林七贤等的历史故事，全景再现那一段分分合合的历史风云。
陈舜臣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过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
目 录
动乱的群像
王朝复兴
灰色的时代
群臣
西域
窦氏始末和宦官之影
十九侯诞生
飞扬跋扈将军的没落
三国志开场
苍天已死
群雄相争
三国鼎立
曹氏家族的悲剧
王朝复兴
灰色的时代
群臣
西域
窦氏始末和宦官之影
十九侯诞生
飞扬跋扈将军的没落
三国志开场
苍天已死
群雄相争
三国鼎立
曹氏家族的悲剧
走向世界帝国
竹林七贤
佛教与道教
单于的家族
永嘉之前
北来之风
江南春秋
军阀出场
淝水之战前后
归去来兮
重返洛阳
南北朝的舞台
亡国之音
年表
媒体评论
中国的历史zui久，中国的历史书册zui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zui懵懂！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柏杨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日）司马辽太郎
日本小说界无出其右者。——李长声（旅日学者）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日）司马辽太郎
日本小说界无出其右者。——李长声（旅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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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开场
诛灭梁氏家族以后，桓帝继续在位八年，三十六岁死去。这八年里，外戚势力衰弱，宦官大权独揽，士人不断抗争，形成这个时代的特点。
梁皇后死去的第二月就被册立为皇后的邓皇后猛女保住这个地位也只有六年。桓帝之好色无与伦比，据说洛阳宫殿里有宫女五六千人，桓帝最疼爱的是一个姓郭的贵人。邓皇后与郭贵人争宠，被废黜皇后，送进暴室死去。所谓暴室，就是宫中女子的医院兼监狱。邓皇后一死，她的叔父河南尹邓万世、侄子虎贲中郎将邓会也被关进监狱死去。邓氏作为外戚的人脉不过如此，与梁氏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宫女五六千人，简直是开玩笑。当时的东汉应该没有这样的富裕程度，令人不得不怀疑桓帝的良知。
横行霸道的梁氏家族被诛杀以后，东汉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
羌族的反叛持续不断，长沙蛮族进犯周边，劳丙等带领泰山、琅邪的反叛集团在山东频繁活动，武陵蛮族也攻入江陵地区。
史书记载对羌族和蛮族的反叛都是“击破之”“平之”“皆降散”等报告，然而果真如此吗？令人怀疑。例如延熹四年（161年），先零羌、沈氏羌寇于并州、凉州，十一月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而第二年三月，史书又记载，沈氏羌寇于张掖、酒泉。
永康元年（167年）正月，先零羌侵犯三辅，中郎将张奂“破平之”，而十一月先零羌又出现在三辅。桓帝于这一年的十二月死去。
鲜卑族经常侵犯辽东，蜀郡（四川）的夷族也举行叛乱。司隶、冀州、予州经常发生饥荒。桓帝死去的前一年，据称司隶和豫州的饥荒中死者十之四五。同年四月，济阴、东、济北、平原诸郡出现黄河水清的现象。黄河水自古浑浊，突然变得清澄，不能不说是怪异现象。其实在前一年的四月，黄河水也变清过。
《拾遗记》记述道，世间流传：
黄河千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
黄河水清，千载难逢，这是大吉大利的瑞兆。当时的人们，因为身处恶世，才如此期待圣君的出现。
精通天文阴阳的襄楷这样解释这个预兆：清为阳，浊为阴，本应浑浊的黄河变清，预示着阴欲变阳。具体地说，就是属于阴的诸侯想成为属于阳的皇帝。后来果然桓帝的儿子死去，解渎侯刘宏继位成为灵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介绍这件事，指出襄楷的预言在一年后果然应验。其实，预言三国志时代的来临要比预言解渎侯成为灵帝更有意思。因为三国志时代的英雄们都随心所欲地成为诸侯，还自我称帝。
桓帝末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但是在中央负责的宦官们对这些问题采取错误的政策。他们擅长阴谋诡计，在宫廷内部争权夺利，却缺少执政统治的能力。
外戚作为士人的代表已经失势，只有宦官一手遮天。东汉以“廉节”作为政治家的首要条件，由于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感觉一种异质的东西参加进来，犹如一股汹涌奔腾的浊流灌进悠然流淌的清澈大河里。
清流自然感觉危险已迫在眉睫。
洛阳太学的三万书生成为抨击宦官的先锋。他们所制造的舆论可以说就是士人的主张。当时还不是后世那样通过学问考试进入仕途的制度。官吏的任用依靠举荐，举荐的标准既不是政治的实务，也不是学问，而是从“孝廉”这个名称便可知道的所谓人品。开国皇帝光武帝希望的是即使出现第二个王莽也绝不屈服的人物来执政。
众多书生在太学研习学问只是一种提高人品的手段。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提高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自己“人品高尚”。尽管不能说一切皆是如此，但这种倾向性极强。
独自潜心修养，提高人品，官职不会自己找上门来。无人举荐，就进不了官场。就是说，让别人知道自己是第一要务。只有被人知道，才会被举荐。
为了尽量使自己扬名，就要以各种方法自我标榜炫示，引人注目，因此也需要哗众取宠。各种派系活动也随之活跃开展起来。
桓帝即位以后，将小时候在甘陵郡教过自己学问的老师周福提拔为尚书。但是，甘陵郡还有一个名人，名叫房质。他们各有自己的门生。据说甘陵流传这样一首民谣：
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
这大概是房质的门生编写的。这边是天下的典范，那边是皇帝的老师，还是那边飞黄腾达。对此予以讽刺。
各地大概都存在这种派系的对立，但是在对待宦官势力这一点上，士人们具有共同的抗争意识。
当时在士人中声望最高的当数在中央身居要职的李膺、陈蕃和地方长官陈寔。
李膺和陈蕃都是孝廉出身，是对抗宦官的士人的代表性人物。
李膺担任地方长官的时候，曾清洗腐败的官员和豪族，率兵与鲜卑族作战，也曾经辞官办学，钻研学问，培养后进。他担任河南尹的时候，打算审查违法乱纪的羊元群这个豪族，却反而受到处罚。原来是羊元群向皇帝身边的宦官行贿的结果。幸好有人为李膺辩护，才被赦免，官复司隶校尉。然而，他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抨击弹劾依然毫不留情，绝不手软。他曾判处手握大权的宦官张让之弟张朔死刑，令宦官们胆战心惊。
《后汉书》的李膺传里有这样一段名言：
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纲纪紊乱松弛，所以更显得李膺铁骨铮铮，为此名声日炽，士人受他接见引以为荣。“被其容接”，意味着得到知遇，人们称之为“登龙门”。
登龙门——龙门在洛阳附近，以龙门石窟著称，但相同地名在别的地方似乎还有很多。这里所说的“龙门”不是有石窟的那个龙门，而是在黄河上游一个名叫“龙门”的激流飞湍之处。据说龙门下面聚集着许许多多的大鱼，却没有一条鱼能逆流纵身跳上龙门顶上。能跳跃龙门顶上的鱼就会变成龙。
士人认为，能得到李膺的知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就是“登龙门”典故的出处。
陈蕃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他与外戚、宦官的战斗也是英勇顽强，博得士人的喝彩。他起初由李固举荐任议郎，后任乐安郡太守，在地方严惩违法乱纪行为，回到中央后出任九卿之一的大鸿胪。在他任职大鸿胪期间，发生上述的李云上书事件。李云最终死于狱中，但陈蕃极力相救，为此受到撤职处分。后复官，任议郎、光禄勋，延熹八年（165年）升为太尉。
李膺和陈蕃应该都是豪族出身。桓帝废黜邓皇后以后，欲立最宠爱的田氏为皇后，最激烈反对的是陈蕃。他的理由是田氏出身卑微。陈蕃推荐窦氏。桓帝被他说服，立窦氏为皇后。
窦氏是窦融的玄孙窦武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窦融的曾孙女。这个家族也和邓氏、梁氏一样，出过两个皇后。重视门第的风气在东汉尤为强烈。
与李膺、陈蕃相比，陈寔是一个出身贫困士人家庭的下级地方官，最多只是县令级别，但是他高尚的人品道德为世人所知，备受尊敬。
陈寔（字仲弓）有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哥哥名叫纪（字元方），弟弟名叫谌（字季方）。两个儿子也各有其子，有一次，这两个小孩子就谁的父亲好争执起来，就跑到祖父陈寔这里，要祖父评定。陈寔回答道：
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后来，“难为兄、难为弟”就用以形容不分上下、难分伯仲的意思。
还有一个著名的成语与陈寔的故事有关。有一年，天灾严重，民不堪其苦。一天夜晚，小偷进入陈寔家里，藏在房梁之上。陈寔发觉以后，把儿孙统统叫来，一本正经地训话：
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
藏在房梁上的小偷大吃一惊，跳下来，打算接受处罚。但陈寔对他开导一番，然后给予他两匹绢。据说他所管辖的太丘县从此盗贼绝迹。这则故事很有名，于是后人将小偷称为“梁上君子”。
这样的故事传播很快，不胫而走，大概是太学等各地学校的书生们口口相传而使众人皆知吧。李膺被撤职后，在名叫纶氏的乡下开办私塾，据说门生总有千人之多，也许不少来自邻近各县。这些门生回到自己的家乡，各种各样的故事就被传播开来。
这些书生将来都是士人，所以他们大力宣传士人中的出类拔萃者，同时自然也会传播宦官的恶行。
满天下人都在说宦官的坏话，情绪逐步升级，变成喊出推翻宦官的呼声。对于宦官来说，洛阳太学的三万书生如同强大的敌国。宦官们无法展开对抗性的反宣传，因为他们平时的确作恶多端，而且没有人替他们出面宣传。“准”士人很多，“准”宦官却极少，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皇帝。
书生们制造舆论，李膺等强硬派官员利用这些舆论揭露宦官们的罪恶行径，甚至对宦官处以死刑。当然，宦官们也在寻找强硬派官员的错误过失，吹毛求疵，编个理由，撤职下台。在书生的鼓动下，那些被宦官们赶下台的强硬派官员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捧为英雄。书生们情绪激昂，反宦官的呼声越来越高。
宦官们认为不能再继续不闻不问了，于是使出杀手锏，以桓帝信任的一个占卜师的弟子的名义上书请求弹劾党人。所谓党人，就是结党营私、为非作歹之徒，指的自然就是士人。
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桓帝大怒，命逮捕党人，累及李膺、陈寔等两百余人。
在审讯阶段，出现令宦官惊骇万分的情况。在党人们的供述中，自然暴露出宦官的许多罪恶行径。当他们被问及为什么要抓某某人时，党人就要叙述某某人所干过的贪污受贿、横征暴敛的行为。这样接二连三的揭发令宦官们十分尴尬。
此时恰好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出面调停，宦官们也就顺水推舟，被捕者全部得以释放，但必须返回各自的故乡，终身禁锢。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诛灭梁氏家族以后，桓帝继续在位八年，三十六岁死去。这八年里，外戚势力衰弱，宦官大权独揽，士人不断抗争，形成这个时代的特点。
梁皇后死去的第二月就被册立为皇后的邓皇后猛女保住这个地位也只有六年。桓帝之好色无与伦比，据说洛阳宫殿里有宫女五六千人，桓帝最疼爱的是一个姓郭的贵人。邓皇后与郭贵人争宠，被废黜皇后，送进暴室死去。所谓暴室，就是宫中女子的医院兼监狱。邓皇后一死，她的叔父河南尹邓万世、侄子虎贲中郎将邓会也被关进监狱死去。邓氏作为外戚的人脉不过如此，与梁氏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宫女五六千人，简直是开玩笑。当时的东汉应该没有这样的富裕程度，令人不得不怀疑桓帝的良知。
横行霸道的梁氏家族被诛杀以后，东汉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
羌族的反叛持续不断，长沙蛮族进犯周边，劳丙等带领泰山、琅邪的反叛集团在山东频繁活动，武陵蛮族也攻入江陵地区。
史书记载对羌族和蛮族的反叛都是“击破之”“平之”“皆降散”等报告，然而果真如此吗？令人怀疑。例如延熹四年（161年），先零羌、沈氏羌寇于并州、凉州，十一月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而第二年三月，史书又记载，沈氏羌寇于张掖、酒泉。
永康元年（167年）正月，先零羌侵犯三辅，中郎将张奂“破平之”，而十一月先零羌又出现在三辅。桓帝于这一年的十二月死去。
鲜卑族经常侵犯辽东，蜀郡（四川）的夷族也举行叛乱。司隶、冀州、予州经常发生饥荒。桓帝死去的前一年，据称司隶和豫州的饥荒中死者十之四五。同年四月，济阴、东、济北、平原诸郡出现黄河水清的现象。黄河水自古浑浊，突然变得清澄，不能不说是怪异现象。其实在前一年的四月，黄河水也变清过。
《拾遗记》记述道，世间流传：
黄河千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
黄河水清，千载难逢，这是大吉大利的瑞兆。当时的人们，因为身处恶世，才如此期待圣君的出现。
精通天文阴阳的襄楷这样解释这个预兆：清为阳，浊为阴，本应浑浊的黄河变清，预示着阴欲变阳。具体地说，就是属于阴的诸侯想成为属于阳的皇帝。后来果然桓帝的儿子死去，解渎侯刘宏继位成为灵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介绍这件事，指出襄楷的预言在一年后果然应验。其实，预言三国志时代的来临要比预言解渎侯成为灵帝更有意思。因为三国志时代的英雄们都随心所欲地成为诸侯，还自我称帝。
桓帝末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但是在中央负责的宦官们对这些问题采取错误的政策。他们擅长阴谋诡计，在宫廷内部争权夺利，却缺少执政统治的能力。
外戚作为士人的代表已经失势，只有宦官一手遮天。东汉以“廉节”作为政治家的首要条件，由于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感觉一种异质的东西参加进来，犹如一股汹涌奔腾的浊流灌进悠然流淌的清澈大河里。
清流自然感觉危险已迫在眉睫。
洛阳太学的三万书生成为抨击宦官的先锋。他们所制造的舆论可以说就是士人的主张。当时还不是后世那样通过学问考试进入仕途的制度。官吏的任用依靠举荐，举荐的标准既不是政治的实务，也不是学问，而是从“孝廉”这个名称便可知道的所谓人品。开国皇帝光武帝希望的是即使出现第二个王莽也绝不屈服的人物来执政。
众多书生在太学研习学问只是一种提高人品的手段。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提高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自己“人品高尚”。尽管不能说一切皆是如此，但这种倾向性极强。
独自潜心修养，提高人品，官职不会自己找上门来。无人举荐，就进不了官场。就是说，让别人知道自己是第一要务。只有被人知道，才会被举荐。
为了尽量使自己扬名，就要以各种方法自我标榜炫示，引人注目，因此也需要哗众取宠。各种派系活动也随之活跃开展起来。
桓帝即位以后，将小时候在甘陵郡教过自己学问的老师周福提拔为尚书。但是，甘陵郡还有一个名人，名叫房质。他们各有自己的门生。据说甘陵流传这样一首民谣：
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
这大概是房质的门生编写的。这边是天下的典范，那边是皇帝的老师，还是那边飞黄腾达。对此予以讽刺。
各地大概都存在这种派系的对立，但是在对待宦官势力这一点上，士人们具有共同的抗争意识。
当时在士人中声望最高的当数在中央身居要职的李膺、陈蕃和地方长官陈寔。
李膺和陈蕃都是孝廉出身，是对抗宦官的士人的代表性人物。
李膺担任地方长官的时候，曾清洗腐败的官员和豪族，率兵与鲜卑族作战，也曾经辞官办学，钻研学问，培养后进。他担任河南尹的时候，打算审查违法乱纪的羊元群这个豪族，却反而受到处罚。原来是羊元群向皇帝身边的宦官行贿的结果。幸好有人为李膺辩护，才被赦免，官复司隶校尉。然而，他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抨击弹劾依然毫不留情，绝不手软。他曾判处手握大权的宦官张让之弟张朔死刑，令宦官们胆战心惊。
《后汉书》的李膺传里有这样一段名言：
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纲纪紊乱松弛，所以更显得李膺铁骨铮铮，为此名声日炽，士人受他接见引以为荣。“被其容接”，意味着得到知遇，人们称之为“登龙门”。
登龙门——龙门在洛阳附近，以龙门石窟著称，但相同地名在别的地方似乎还有很多。这里所说的“龙门”不是有石窟的那个龙门，而是在黄河上游一个名叫“龙门”的激流飞湍之处。据说龙门下面聚集着许许多多的大鱼，却没有一条鱼能逆流纵身跳上龙门顶上。能跳跃龙门顶上的鱼就会变成龙。
士人认为，能得到李膺的知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就是“登龙门”典故的出处。
陈蕃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他与外戚、宦官的战斗也是英勇顽强，博得士人的喝彩。他起初由李固举荐任议郎，后任乐安郡太守，在地方严惩违法乱纪行为，回到中央后出任九卿之一的大鸿胪。在他任职大鸿胪期间，发生上述的李云上书事件。李云最终死于狱中，但陈蕃极力相救，为此受到撤职处分。后复官，任议郎、光禄勋，延熹八年（165年）升为太尉。
李膺和陈蕃应该都是豪族出身。桓帝废黜邓皇后以后，欲立最宠爱的田氏为皇后，最激烈反对的是陈蕃。他的理由是田氏出身卑微。陈蕃推荐窦氏。桓帝被他说服，立窦氏为皇后。
窦氏是窦融的玄孙窦武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窦融的曾孙女。这个家族也和邓氏、梁氏一样，出过两个皇后。重视门第的风气在东汉尤为强烈。
与李膺、陈蕃相比，陈寔是一个出身贫困士人家庭的下级地方官，最多只是县令级别，但是他高尚的人品道德为世人所知，备受尊敬。
陈寔（字仲弓）有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哥哥名叫纪（字元方），弟弟名叫谌（字季方）。两个儿子也各有其子，有一次，这两个小孩子就谁的父亲好争执起来，就跑到祖父陈寔这里，要祖父评定。陈寔回答道：
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后来，“难为兄、难为弟”就用以形容不分上下、难分伯仲的意思。
还有一个著名的成语与陈寔的故事有关。有一年，天灾严重，民不堪其苦。一天夜晚，小偷进入陈寔家里，藏在房梁之上。陈寔发觉以后，把儿孙统统叫来，一本正经地训话：
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
藏在房梁上的小偷大吃一惊，跳下来，打算接受处罚。但陈寔对他开导一番，然后给予他两匹绢。据说他所管辖的太丘县从此盗贼绝迹。这则故事很有名，于是后人将小偷称为“梁上君子”。
这样的故事传播很快，不胫而走，大概是太学等各地学校的书生们口口相传而使众人皆知吧。李膺被撤职后，在名叫纶氏的乡下开办私塾，据说门生总有千人之多，也许不少来自邻近各县。这些门生回到自己的家乡，各种各样的故事就被传播开来。
这些书生将来都是士人，所以他们大力宣传士人中的出类拔萃者，同时自然也会传播宦官的恶行。
满天下人都在说宦官的坏话，情绪逐步升级，变成喊出推翻宦官的呼声。对于宦官来说，洛阳太学的三万书生如同强大的敌国。宦官们无法展开对抗性的反宣传，因为他们平时的确作恶多端，而且没有人替他们出面宣传。“准”士人很多，“准”宦官却极少，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皇帝。
书生们制造舆论，李膺等强硬派官员利用这些舆论揭露宦官们的罪恶行径，甚至对宦官处以死刑。当然，宦官们也在寻找强硬派官员的错误过失，吹毛求疵，编个理由，撤职下台。在书生的鼓动下，那些被宦官们赶下台的强硬派官员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捧为英雄。书生们情绪激昂，反宦官的呼声越来越高。
宦官们认为不能再继续不闻不问了，于是使出杀手锏，以桓帝信任的一个占卜师的弟子的名义上书请求弹劾党人。所谓党人，就是结党营私、为非作歹之徒，指的自然就是士人。
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桓帝大怒，命逮捕党人，累及李膺、陈寔等两百余人。
在审讯阶段，出现令宦官惊骇万分的情况。在党人们的供述中，自然暴露出宦官的许多罪恶行径。当他们被问及为什么要抓某某人时，党人就要叙述某某人所干过的贪污受贿、横征暴敛的行为。这样接二连三的揭发令宦官们十分尴尬。
此时恰好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出面调停，宦官们也就顺水推舟，被捕者全部得以释放，但必须返回各自的故乡，终身禁锢。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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