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 （《野葫芦引》全四卷）

从1985年开笔，《野葫芦引》的写作迤逦三十三年，其间作者经历多次病痛折磨和生活变故，特别是视网膜脱落以后，宗璞不能读写，从《东藏记》及以后三卷全部口述而成，堪称长篇小说写作史上的奇迹。聚沙成塔，抟炼琢磨，终成大器。

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这些布衣长衫的读书人为中华文化源流不绝忘我奋斗直至牺牲生命。作品的结构严谨合度、语言优雅蕴藉、情节暗设玄机、人物丰满真切。《《野葫芦引》的写作迤逦三十三年，抟炼琢磨，终成大器。

《南渡记》以七七事变后明仑大学教授孟樾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国难之中的深沉痛苦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对苟且求生者的懦弱灵魂给予深刻细致的剖析。小说富于生活气息，营造出纯净真挚的艺术氛围，令人回味不已。                            

《东藏记》描写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樾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对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施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西征记》写的是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在硝烟炮火的战争里，青年学子丰富而又纯真的内心世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更加可敬可贵。抗战胜利，正义永存，宗璞笔下的远征军和滇西之战别有境界，气韵不凡。

《北归记》再现明仑大学师生结束八年颠沛流离，返回北平之后，纷繁错综的现实生活。胜利尘埃落定，内战烽烟又起。历史巨变的前夜，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父一辈的担忧，子一辈的情缘，所有的一切，凝聚在宗璞的笔端，温暖而沉重，鲜明又迷茫。

《南渡记》后记

这两年的日子是在挣扎中度过的。

一个只能向病余讨生活的人，又从无倚马之才、如椽之笔，立志写这部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实乃自不量力，只该在挣扎中度日。

挣扎主要是在“野葫芦”与现实世界之间。写东西需要全神贯注，好沉浸在野葫芦中，忘记现实世界。这是大实话，却不容易做到。我可以尽量压缩生活内容，却不能不尽上奉高堂、下抚后代之责。又因文思迟顿，长时期处于创作状态，实吃不消，有时一歇许久。这样，总是从“野葫芦”中给拉出来，常感被分割之痛苦，惶惑不安。总觉得对不起那一段历史，对不起书中人物；又因专注书中人物而忽略了现实人物，疏亲慢友，心不在焉，许多事处理不当，亦感歉疚。两年间，很少有怡悦自得的时候。

别的挣扎不必说了，要说的是：我深深感谢关心这部书、热情相助的父执、亲友，若无他们的宝贵指点，这段历史仍是在孩童的眼光中，不可能清晰起来。也深深感谢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理解和支持，否则，还不知要增加多少挣扎。

小说、二章以“方壶流萤”“泪洒方壶”为题在《人民文学》一九八七年五、六月号连续发表。当时为这部小说拟名为《双城鸿雪记》，不少朋友不喜此名，因改为《野葫芦引》。这是初构思此书时想到的题目。事情常常绕个圈又回来。葫芦里不知装的什么药，何况是野葫芦，更何况不过是“引”。

又一年年尽岁除，《野葫芦引》卷《南渡记》终于有了个稿子。不过想到才只完成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也许竟是浪费纸张和编者、读者精力的祸端，又不免沉重。

不管怎样，只能继续挣扎上前。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东藏记》后记

在蝉声聒噪中，《东藏记》终于脱稿。

《东藏记》是《野葫芦引》的第二卷。写作的时间拖得太长了，差不多有七年之久，实际上是停的时间多，写的时间少。至于书中人物在我头脑中活动的时间，就无法算计了。一九八八年，《野葫芦引》卷《南渡记》问世以后，我全部的精力用于侍奉老父，可是用尽心力也无法阻挡死别。一九九○年父亲去世，接着来的是我自己一场重病。记得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写《三松堂断忆》时，还是十分不支。一九九三年先试着写了几个短篇，下半年开始写《东藏记》。一九九五年发表了、二章(载《收获》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一九九六年写了第三、四章，一九九七年又是一场病，直到现在病魔也没有完全放过我。但是我且战且行，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完成了这部书。

从一九九六年起，目疾逐渐加重，做过几次手术。现在虽未失明，却不能阅读，这两年写作全凭口授。再加上疾病的袭击，外界的干扰，我几次觉得自己已无力继续，但又不能甘心。亲友们分为两派，一派从我的健康出发，劝我搁笔。一派偏爱《南渡记》，认为不写完太可惜。他们说：“你不能停，写下去是你的责任。”

是的，写下去是我的责任。

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我与病痛和干扰周旋，有时能写，有时不能写，却总没有离开书中人物。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终于酿成了野葫芦中的一瓢汁液。

在写作的过程中，曾和许多抗战时在昆明的亲友谈话，是他们热心地提供了花粉。他们中有些长者已经离去。我对他们深怀感谢。我希望，我所酿造的可以对得起花粉，对得起那段历史。我也参考一些史料，当然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虽然人物的命运离不开客观环境，毕竟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我还是那句话，小说只不过是小说。

近年来，外子蔡仲德是我任何文字的读者。堂姐冯钟芸教授曾读过全部《南渡记》原稿，又读了《东藏记》前五章，细心地提出意见。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杨柳女士以极大的关心和耐心守候着这部书，这样的编辑不多见了。

记得写《南渡记》后记时是在严冬，现在正值酷暑。此卷虽完，还有《西征记》《北归记》，也许还有别的什么记，不知又需要多少酷暑严冬。路还长着呢，只不知命有多长。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距第六个本命年生辰前二日，时荷花盛开 

《西征记》后记

二〇〇一年春，《东藏记》出版后，我开始写《西征记》。在心中描画了几个月，总觉得很虚。到秋天一场大祸临头，便把它放下了。

夫君蔡仲德那年九月底患病，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还是没有能留住他。二〇〇四年春，仲德到火星去了。

仲德曾说，他退休了就帮我写作。我们有一张同坐在电脑前的照片——两个白发老人沉浸在创造的世界里。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短暂的文字合作。它成为一个梦，一个永远逝去的梦。

二〇〇五年下半年，我又开始“西征”，在天地之间，踽踽独行。经过了书里书外的大小事件，我没有后退。写这一卷书，的困难是写战争。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

困惑之余，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了我启发。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诚心诚意地拜托书中人物。他们已伴我二十余年，是老朋友了。

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老朋友很奇怪，随着书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我原来设计的。可以说是我的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的笔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这样，也只在一定程度内。初写《南渡记》时，我为人物写小传。后来因自己不能写字，只在心中默记。人物似乎胆大起来，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们总是越长越好，不容易学坏。想想很有趣。

《西征记》有一个书外总提调，就是我的胞兄冯钟辽。一九四三年，他是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志愿参加远征军，任翻译官。如果没有他的亲身经历和不厌其烦的讲述，我写不出《西征记》这本书。

另外，我访问了不止一位从军学子和军界有关人士，感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许多故事和感受。有时个人的认识实在只是表面，需要磨砖对缝，才能和历史接头。

一九八八年，我独自到腾冲去，想看看那里的人和自然，没有计划向陌生人采访，只是看看。人说宗璞代书中角色奔赴滇西。我去了国殇墓园，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不禁悲从中来，在那里哭了一场。在滇西大战中英勇抗争的中华儿女，正是这本书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英灵在那里流连。“驱敌寇半壁江山囫囵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升地表。”《西尾》这几句词，正是我希望表现的一种整体精神。我似乎在腾冲的山水间看见了。

二十年后，我才完成这本书。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如果我能再做旅行，我会把又是火山又是热泉的自然环境融进去，把奇丽特异的民俗再多写些。也许那是太贪心了。完成的工作总会有遗憾的。

仲德从来是我的读者，现在我怎样能把文稿交到他的手里呢?有那一段经历的人有些已谢世，堂姐冯钟芸永不能再为我看稿。存者也大都老迈，目力欠佳。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做书中人的朋友。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

必须着重感谢的仍是责编杨柳，她不只是《野葫芦引》的责编，现在还是我其他作品的读者，不断给我有益的意见和帮助。如果没有她，还不知更有多少困难。

《南渡记》脱稿在严冬。《东藏记》成书在酷暑。《西征记》今年夏天已经完成全貌，到现在也不知是第几遍文稿了。但仍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增添或减去。我太笨了，只能用这种滚雪球的方式。我有时下决心，再不想它了，但很快又冒出新的意思，刹不住车。这本书终于慢慢丰满光亮起来(相对它初的面貌而言)，成为现在的《西征记》。时为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冬至前二日。

待到春天来临，我将转向“北归”。那又会是怎样的旅程?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北归记》后记

这一部书完全是在和疾病斗争中完成的。尤其是写后一半时，我已患过一次脑溢血。走到忘川旁边，小鬼一不留神，我又回来了。上天垂怜，我没有痴呆。虽然淹缠病榻，还是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写一会儿，每天写作的时间很少。我时常和责编、我三十年多年来的老战友杨柳讨论，杨柳对我已经退化的智力时予提携。又有联大附中老同学，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段成鹏提意见，终于完成了《北归记》。我有些高兴，但仍不轻松。南渡，东藏，西征，北归，人们回到了故土，却没有找到昔日的旧家园。生活在继续，我也必须继续，希望上天留给我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个继续。

请看下一部《接引葫芦》。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小雪前一日，多次重读文稿后

《野葫芦引》全书后记 

    冯友兰说：“人必须说了许多话，然后归于缄默。”我现在是归于缄默的时候了，但是要做两种告别。

一是告别我经过的和我写的时代。父母亲把孩子养大，好像重新活了一次，写一部书也是重新活了一次。因为不是自传，所以更难。本来，《野葫芦引》全书计划为四部，但写完《北归记》，觉得时代的大转折并没有完，人物命运的大转折也没有完。所以，还有一部《接引葫芦》，《接引葫芦》和《野葫芦引》是一个整体。

二是告别书中的人物，他们都是我熟悉的人，但又是完全崭新的人，是我“再抟”“再炼”“再调和”创作的人。我把自己的生命送给了他们，我不知道我的贞元之气能不能让他们活起来，能活多久，我尽力了。

在这部书里，我写了三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是我的长辈、准兄弟姊妹和朋友们告诉我许多生活经验，并各方面的知识。我就像一只工蜂，是大家的心血让我酿出蜜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书其实是大家的，感谢是说不尽的。

还要感谢亲爱的读者，他们告诉我，他们和书一起长大。他们鼓励我，加油！加油！我觉得自己像被拥拖着，可以不断向前。希望所有的人，书中的、书外的，都快乐地勇敢地活下去。

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又走到和原地很近的一个地方。也许，升高了一点，大概是螺旋式上升前进吧。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初稿成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改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