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三角框架内农民工社会排斥形成机制研究

本书主要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研究了在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何以被排斥，深入探究了农民工被排斥的各种原因及其内在关系。 

本书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运用社会排斥的理论视角，借助福利三角分析框架，分析研究了在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何以被排斥，深入探究了农民工被排斥的各种原因及其内在关系。中国转型加速期城市农民工之所以在国家、市场和社会场域中遭受社会排斥，主要原因是各种制度与非制度因素。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因素以及城市社会各场域中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社会政策具有消除社会排斥的功能。本书从社会政策层面提出了消除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对策，通过赋权等融入机制的建立使农民工群体充分享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增强在城市社会中的竞争力，逐渐改变被排斥的状态，融入城市社会。

第一节研究缘起001
第二节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003
第三节理论框架009
第四节研究意义014
第五节本书的创新之处017
第二章文献综述021
第一节社会排斥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021
第二节社会排斥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述评048
第三章研究设计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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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任何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转换过程，与此相联系，也经历着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换的过程。农民工就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他们却成为城市社会中被排斥的一群人，主要表现为：　经济维度上遭受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的排斥；政治维度的排斥表现为各种组织中的缺位和政治决策中的“失语”；社会保障维度上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各种社会保障严重不足；文化维度上被排斥在城市主流文化外；社会关系维度上被排斥在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网外等。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突出问题，对农民工自身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各种不良影响。基于此，笔者以城市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排斥的理论视角出发，研究在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影响下，转型加速期中国社会出现的特殊弱势群体——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何以被社会排斥，深入探究农民工被排斥的各种原因及其原因之间的内在关系，构建了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从社会政策层面提出消除农民工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的策略。本书根据研究问题提出了总的研究假设：　中国转型加速期城市农民工之所以在国家、市场和社会场域中遭受全面的社会排斥是各种制度与非制度原因导致的。本书围绕总假设提出了三个分假设：　嵌入性，农民工社会排斥嵌入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宏大背景中；多维性，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社会排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联性，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因素以及城市社会各个场域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围绕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对本书的核心概念——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进行了界定，提出了研究的分析框架和基本结构。分析框架主要是将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嵌入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中加以分析，从社会排斥理论出发，在国家、市场和社会构成的福利三角框架中研究农民工何以遭受社会排斥；通过分析农民工群体遭受社会排斥的各种原因以及原因间的内在关系，尝试建构福利三角框架中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在此框架中对城市农民工何以被社会排斥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农民工社会排斥发生的宏观背景原因。第二，农民工在国家、市场和社会场域中因各种原因遭受社会排斥。在国家场域中，农民工社会排斥集中体现在政治排斥和社会保障排斥两个维度上。由于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二元管理制度、二元政治参与制度导致农民工的政治排斥；由于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分配制度和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排斥。在市场场域中，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区隔、二元就业政策、二元用工制度以及二元住房制度导致城市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中遭受社会排斥。在社会场域中，农民工在文化、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维度上遭受社会排斥。文化排斥主要源于对农民工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以及城市主流文化对农民工亚文化的排斥；社会关系排斥主要源于城市居民的被剥夺感、城乡居民交往资本的悬殊以及农民工社会关系内卷化；社区组织对农民工群体社区身份的不认同以及民间组织长期以来形成的支持惯习导致农民工在社会组织中被排斥。第三，通过对福利三角框架内城市农民工遭受社会排斥的原因从制度与非制度层面加以分类，指出农民工之所以遭受社会排斥既有制度原因也有非制度原因，深入剖析了制度与非制度原因对农民工社会排斥各自的作用以及二者在农民工排斥过程中的内在关系，建构了福利三角框架中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模型。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主要包括：　第一，农民工社会排斥一方面源于人为的制度性建构，另一方面源于非制度性原因。第二，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内部以及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之间在农民工社会排斥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传递、相互累加的，诸多因素形成的强大合力不断对农民工施以排斥。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发挥的作用不是整齐划一的，制度性因素属于表层原因，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社会排斥的根本性原因，围绕户籍制度建立的二元社会政策体系，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属于具体原因；非制度性因素属于深层原因，主要包括主流社会对农民工的污名化和妖魔化、城市主流文化的排斥、城市居民的偏见歧视、农村居民的自卑认命、社区组织对农民工的不认同以及民间组织长期以来形成的支持惯习等。第三，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农民工社会排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和社会政策的改革、城乡居民交流的加强以及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等都削弱了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但制度与非制度的变迁是个长期的过程，消除其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同样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后，针对农民工社会排斥发生的原因，本书根据社会政策具有消除社会排斥的功能，从社会政策层面提出了消除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对策，通过赋权等融入机制的建立使农民工群体充分享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增强在城市社会中的竞争力，逐渐改变被排斥的状态，最终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