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325774
编辑推荐
打老虎，抓苍蝇，请读陈独秀。
不爱钱，不惜死，请读陈独秀。
一个反对派的生命强音，一个硬骨头的悲剧人生。
我们为什么要读陈独秀？
——为了克服心灵与世不合的怯懦而不趋炎附势；
——为了保留内心与众不同的怀疑而不随波逐流；
——为了捍卫灵魂与俗不媚的干净而不同流合污。
本书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一生中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和斗争经历，而且记录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若干历史足迹，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阅读品味的作品。作者丁晓平系陈独秀安徽怀宁同乡，自少年时代就对传主人生给予极大关注，怀有深厚的历史感情。在写作中，他坚持“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和跨文体写作”道路，宏观历史格局，微观历史细节，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相，从大量**手原始文献资料中进行独立地分析研究，不偏不倚地吸收目前陈独秀研究的**成果，以文学的结构、历史的笔法和学术的眼光，多重视角较好地再现了陈独秀五次被捕、监押、营救和释放的历史原貌。提出了诸多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唯物辩证地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人性光辉和人文色彩，写出了一个人们知道但并不完全知道的陈独秀。
不爱钱，不惜死，请读陈独秀。
一个反对派的生命强音，一个硬骨头的悲剧人生。
我们为什么要读陈独秀？
——为了克服心灵与世不合的怯懦而不趋炎附势；
——为了保留内心与众不同的怀疑而不随波逐流；
——为了捍卫灵魂与俗不媚的干净而不同流合污。
本书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一生中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和斗争经历，而且记录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若干历史足迹，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阅读品味的作品。作者丁晓平系陈独秀安徽怀宁同乡，自少年时代就对传主人生给予极大关注，怀有深厚的历史感情。在写作中，他坚持“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和跨文体写作”道路，宏观历史格局，微观历史细节，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相，从大量**手原始文献资料中进行独立地分析研究，不偏不倚地吸收目前陈独秀研究的**成果，以文学的结构、历史的笔法和学术的眼光，多重视角较好地再现了陈独秀五次被捕、监押、营救和释放的历史原貌。提出了诸多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唯物辩证地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人性光辉和人文色彩，写出了一个人们知道但并不完全知道的陈独秀。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完整翔实地以陈独秀(1879—1942)五次被捕为主线创作的陈独秀传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位历史人物（无论是政治的或者文化的）像陈独秀的人生这样富有传奇，一生遭数十次通缉并五次被捕入狱却又大难不死，而他的每一次被捕都成为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随即发起的营救运动也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的焦点和媒体的热点。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声援营救他的人潮中，既有国内也有国外，既有党内也有党外，既有党政领袖也有社会名流，既有同志同人也有对手敌人，既有显贵达人也有平民学生，洋洋大观，堪称历史奇闻，而其中不怕杀不怕死的历史细节和“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品格，已成为历史的美谈。
五次被捕，都发生在陈独秀一生中为重要的几个时期。如果说，1913年的次被捕展现了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后英勇献身的精神；那么，1919年第二次被捕和营救的故事，就生动反映了“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是如何成为“总司令”的。而1921年和1922年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被捕与营救的往事，则反映了陈独秀在中共建党初期的艰险环境下，投身中国革命所具备的牺牲精神和贡献。1932年的第五次被捕和监押近五载的漫长岁月，陈独秀威武不屈与国民党反动派在法庭上的抗争，在狱中著书立说研究中国文化，则使我们看到陈独秀对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态度，以及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和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晚年陈独秀流落江津，坚守信仰，贫贱不移，唯有人格担道义，至死不改其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傲。
五次被捕，都发生在陈独秀一生中为重要的几个时期。如果说，1913年的次被捕展现了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后英勇献身的精神；那么，1919年第二次被捕和营救的故事，就生动反映了“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是如何成为“总司令”的。而1921年和1922年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被捕与营救的往事，则反映了陈独秀在中共建党初期的艰险环境下，投身中国革命所具备的牺牲精神和贡献。1932年的第五次被捕和监押近五载的漫长岁月，陈独秀威武不屈与国民党反动派在法庭上的抗争，在狱中著书立说研究中国文化，则使我们看到陈独秀对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态度，以及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和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晚年陈独秀流落江津，坚守信仰，贫贱不移，唯有人格担道义，至死不改其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傲。
目 录
前 言 陈独秀不是传说
章 立身剑__次被捕（1903-1914）
第二章 寒潮撼星斗__第二次被捕（1915-1919）
第三章 哲人间世出__第三次被捕（1920-1921）
第四章 好勇独撑风__第四次被捕（1922）
第五章 兴衰过眼明__蹉跎十年苦（1922-1932）
第六章 艰难气若虹__第五次被捕（1932-1937）
被捕@ 叛徒出卖亦宽容 [ 关键词：坦然]
笔记A 出卖与逮捕
笔记B 罪与罚
被拘@“他永远是他自己” [ 关键词：浩然]
笔记C 引渡
笔记D 两种声音：司法审判PK 军法处置
被审@ 匹夫不可夺志也 [ 关键词: 泰然]
笔记E 军政部挥毫：可夺帅，不可夺志
笔记F 羁押或优待
笔记G “绝交”诤友与“义务”律师
笔记H 劝降与拒降
笔记I 公 诉
笔记J 次开庭
笔记K 第二次开庭
笔记L 第三次开庭
笔记M 自撰《辩诉状》，入选教科书
笔记N 章士钊再辩：国民党与国家
笔记O 宣 判
笔记P 上 诉
被狱@ 身处艰难气若虹 [ 关键词：安然]
笔记Q 探监故事
笔记R “监狱与研究室”之一：音韵学和文字学
笔记S “监狱与研究室”之二：铁窗对话
笔记T 花絮之一：情事·房事
笔记U 花絮之二：越狱·祭儿
笔记V “托派”：遥控与失控
笔记W 民国官场现形记：《金粉泪》五十六首
笔记X 没有完成的《实庵自传》
被释@ 爱国情殷拒悔过 [ 关键词：淡然]
笔记Y 减刑出狱
笔记Z 遗憾：未能发表的两个文件
第七章 后的硬汉__硬汉的后（1937-1942）
1.“合作抗日”：花开了，没有结果
2.“汉奸”事件：不白之冤，莫须有
3. 从重庆到江津：汪洋里的一条船
4. 鹤山坪石墙院：醉乡老子是元戎
5. 后的见解：“战争与革命”和“民主与专政”
6. 独秀之死：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
后 记 只有一个陈独秀
章 立身剑__次被捕（1903-1914）
第二章 寒潮撼星斗__第二次被捕（1915-1919）
第三章 哲人间世出__第三次被捕（1920-1921）
第四章 好勇独撑风__第四次被捕（1922）
第五章 兴衰过眼明__蹉跎十年苦（1922-1932）
第六章 艰难气若虹__第五次被捕（1932-1937）
被捕@ 叛徒出卖亦宽容 [ 关键词：坦然]
笔记A 出卖与逮捕
笔记B 罪与罚
被拘@“他永远是他自己” [ 关键词：浩然]
笔记C 引渡
笔记D 两种声音：司法审判PK 军法处置
被审@ 匹夫不可夺志也 [ 关键词: 泰然]
笔记E 军政部挥毫：可夺帅，不可夺志
笔记F 羁押或优待
笔记G “绝交”诤友与“义务”律师
笔记H 劝降与拒降
笔记I 公 诉
笔记J 次开庭
笔记K 第二次开庭
笔记L 第三次开庭
笔记M 自撰《辩诉状》，入选教科书
笔记N 章士钊再辩：国民党与国家
笔记O 宣 判
笔记P 上 诉
被狱@ 身处艰难气若虹 [ 关键词：安然]
笔记Q 探监故事
笔记R “监狱与研究室”之一：音韵学和文字学
笔记S “监狱与研究室”之二：铁窗对话
笔记T 花絮之一：情事·房事
笔记U 花絮之二：越狱·祭儿
笔记V “托派”：遥控与失控
笔记W 民国官场现形记：《金粉泪》五十六首
笔记X 没有完成的《实庵自传》
被释@ 爱国情殷拒悔过 [ 关键词：淡然]
笔记Y 减刑出狱
笔记Z 遗憾：未能发表的两个文件
第七章 后的硬汉__硬汉的后（1937-1942）
1.“合作抗日”：花开了，没有结果
2.“汉奸”事件：不白之冤，莫须有
3. 从重庆到江津：汪洋里的一条船
4. 鹤山坪石墙院：醉乡老子是元戎
5. 后的见解：“战争与革命”和“民主与专政”
6. 独秀之死：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
后 记 只有一个陈独秀
前 言
陈独秀不是传说
（前言）
面对陈独秀，面对这样一位哲人和诗人，面对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们必须怀抱敬仰和敬畏，才能找到亲近历史的一种方式。
关于陈独秀的历史和人格以及他对于现代中国甚至对于我们内心世界所具有的意义，现在难以恰如其分地言说，要对其做出一分为二且恰如其分的文字表达，必然要具备相当的责任心。因为，其有限和无限的思想，其有限和无限的生命，以及其无双的毅力、定力、心力和独一无二的人生，需要时间用全新的尺度来衡量。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政论家、诗人、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语言文字学家，陈独秀不可复制，也无法复制。
陈独秀不是传说。
陈独秀是一个人。
瞧！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对他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陌生；而他距离我们是那么的接近又是那么的遥远，是那么的清晰又是那么的模糊。穿越时空穿越历史甚至穿越世俗的常识，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与他同世的人们是怎么评说的吧—
章士钊说：“陈独秀者，原名乾生，一名仲，字仲甫，怀宁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厉，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独秀则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吴稚晖说：“见独秀两个名词，尚以为是个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正如韩退之所状苍苍者动摇者的形貌，令我叫奇。惟时黎元洪由副总统升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先生的宅内，陈先生就像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作诸葛亮，他充作鲁肃，客到之先，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何以他们今日分道扬镳到如此？……所以若就时人动于感情的批评，止以章先生为开倒车者，陈先生为共产党的急先锋。”
张国焘说：“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包惠僧说：“我是读书人，他好比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他的话。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陈钟凡说：“综观先生一生，早年从事革命，中年提倡新文化，及主持党务，晚年入狱乃以整理国故自遣。其思想方面，确然能站在时代的前面，领导着青年们向前迈进；所以他的一言一动，青年皆蒙其极大的影响，在近代文化史上，不能不算是开山人物。虽生平意气正盛，坚执己见，不容他人有商讨的余地；然而他的主张皆确有见地，不同浮光掠影者流，不随人脚跟转移。晚年理想太高，一时无法实现，这也有他思想的背景。……他的思想，现在虽随着时代成为陈迹，而这种磊落光明、弘毅峭直的人格，虽千百年后也足为青年取法。这就是先生的不朽所在。”
王森然说：“先生乃革命队中明耀之火焰，并且为中国革命中不灭之炬火”，“呜呼！策天下之乱者，靡不曰：愿得不世出之人才。陈仲甫氏以不世出之才，乃蒙天下诟。曰乱臣，曰贼子，曰奸险，曰凶残，曰共匪，曰狂徒，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在其被捕后各省市之通电中可见矣”，“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阶级也”。陈独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
抗战时期，流落江津，沧桑暮年，回首往事，陈独秀跟他自少年时代就结识的好朋友邓仲纯开玩笑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倒过吴佩孚，拘囚过曹锟，驱逐过溥仪，反对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点类似，因为他一生就誓作反对派，从反清一直反到蒋介石……”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他还曾经这样说过自己：“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执拗的性质，我是有的，小时候，母亲骂我是个‘小犟牛’，但是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要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他甚至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后的失败。”永不言败，永不屈服，永不低头，永不投降，这的确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1937年获释出狱后，他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纵论世界大势时，依然充满理想主义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这就是一个硬汉的性格，这就是一个硬骨头的宿命！
这就是一个硬汉的历史，也是一个硬骨头的悲剧！
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多数人的意志，也不是来自统治者的威权，而是来自既没有功利又没有偏见的理性。当“终身的反对派”这顶不是荣誉的桂冠戴在陈独秀头上的时候，我们丝毫不怀疑在所谓的威权和常识的反对面前坚持己见并不是出于狂妄，而是一种理性的自信和独立思考的自由，是一种永远的坚持和不投降。为了克服心灵与世不合的怯懦而不趋炎附势，为了保留内心与众不同的怀疑而不随波逐流，为了捍卫灵魂与俗不媚的干净而不同流合污，我们更有必要阅读陈独秀。在黑暗的龌龊的阴谋的卑鄙的政治面前，陈独秀人生五次被捕入狱之生与死的经历犹如苏格拉底之死，穿越千年时光在人间的精神时空得到了遥远的回响。
当70岁的苏格拉底被三名雅典人——诗人米利图斯、政治家阿尼图斯和演说家莱昂诬蔑为一个怪诞的恶人，应该让他沉默或者处死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不放弃自己的哲学毅然决然地选择赴死。坐在赫里阿斯特法庭的被告席上，当500名由老人和伤兵组成的常常打瞌睡的陪审团中有360人投票赞成把哲学家处死时，哲学家终的演讲曲终奏雅，激情满怀。他说：
我设法劝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
我继续像平时一样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
如果你们处死我，你们将很难再找到我这样的人。事实上，打个玩笑的比方，我是受神灵委派附在这个城邦身上的，这座城就像是一匹良种马，由于身躯太大，容易懒散，需要牛虻蛰一蛰……如果你们听从我的意见，就会让我活下去。但是，我猜想，不久你们就会从瞌睡中醒来，听从阿尼图斯的话，一巴掌把我打死，然后再接着睡。
当死亡来临，即使那个见惯了无数人死亡的狱卒也为哲学家慷慨赴死而动容，尴尬地向苏格拉底告别：“你住在这里的期间，使我认识了你，在所有到这种地方来的人里面，你是慷慨、仁慈、好的人……你知道我是来传什么信的：那么，别了！要来的事不可避免，就请好自为之吧。”说完，含泪掉头而去。然后，行刑者来了，手里端着那杯毒药。苏格拉底在认真咨询了服毒的方法后，平静地接过杯子，手不发抖，面不改色，把杯子放到唇边一饮而尽，神色怡然。守在周围的朋友们都控制不住自己，流下悲伤的泪水痛哭失声。哲学家请求伙伴们将他哭得呼天抢地的妻子桑迪帕带走，让大家平静下来，并逗他们说：“这像什么样子，我的怪朋友！”然后，他按照行刑者教导的方法平静地躺在床上，安静地死去。这就是哲学家的结局。但后世都知道，他是同时代人中勇敢、智慧、正直的人。而指控处死苏格拉底的三个雅典人终都得到了死神的耻辱的报应。
希腊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苏格拉底之死给了人类什么样的启示？而陈独秀的悲剧命运又给了我们怎样的思考？一个智慧的民族一个健全的国家一个健康的人民，都必须要有勇气面对历史，直面过去，无论成功与失败，无论经验和教训，我们无需用所谓解构或所谓重构这些新鲜词语来解释历史来忽悠民众，那都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般哗众取宠的把戏而已。我们知道，遮蔽的时代已经过去，不争论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直面历史，我们既不需要妄自尊大，也不需要妄自菲薄，用责任，用良知，用科学，用秩序，尊重历史的规律而不是潜规则。当然，说真话、说老实话很重要，但比说真话、说老实话更重要的是听真话、听老实话。因为如果没有听真话、听老实话的，说真话、说老实话又有什么意义呢？独秀先生就是一个说老实话、说真话的人，他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力求偏颇，厌弃中庸之道，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真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当然，说真话、说老实话可以不分对与错，但听真话、听老实话需要爱听、会听、兼听、正确地听，然后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1938年7月27日，陈独秀曾在《青年向导》撰文《说老实话》，自剖说——
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好清明，社会才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会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那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年代，陈独秀把个人的功名利禄悲欢离合都放在一边，用生命的炬火去烛照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前程，用自己的人格精神担当了思考民族出路、引领时代步伐、重塑人生信仰的历史使命，至死也不改其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狷。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开拓者和思想启蒙者以及一个政党的创始人，无论在性格、气质、作为上，陈独秀都不可避免的有局限可圈有错误可点有瑕疵待估，但在人格精神上却是高山仰止，立地擎天，可谓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英雄。陈独秀是一个内心光明的人，是一个灵魂干净的人。鲁迅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是的，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一扇门，并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歌德说：“你不能停步，这才令你伟大。”是的，陈独秀一生没有停步。没有停步，是因为信仰的痛苦；因为痛苦，才知道热爱生活；因为热爱，所以承受苦难。陈独秀好比古希腊神话中被缚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用民主和科学点燃中国革命的“天火”，一生都在困境、险境、绝境中挣扎和抗争，以至两个儿子惨遭屠杀、身处家破人亡的惨境也永不回头，终成为“人类哲学日历上尚的圣者兼殉道者”（马克思语）。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尚优美的生活。”他是这么说的，也真正地这么做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用苦难的一生践行了自己创造的照耀“五四”一代人的哲言。正因此，苦难，才是历史送给我们好的礼物。仰望他那一片深沉寥廓的星空，一如仰望自己故乡的天空。他人格的魅力，宛如那蔚蓝色天空的黄金。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陈独秀为中国和中国人突破了近代到现代的道界限。他为五四时代打开的片开阔地，是民主和科学。他为世界发现了新的中国，拓展了世界的东方意识。重要的是，他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或者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广阔深邃宽容宝贵的一块。而他个人的世界时刻都立足于生死的临界之间，存在于梦想与悲剧般的现实之间。没有道路可通往他的尽头，没有鲜花开遍走向他的道路，没有怀疑能够抵达他内心的底层。在中国现代思想的伟大革命中，没有人比这位永不甘心的狂飙者发现更多的思想新大陆，没有人比这位洪水猛兽的狂狷之人跨越并超越传统的历史的界限引领人们进入未来。假如没有陈独秀，没有这位突破一切标准的伟大的超越者和“盗火者”，近代中国对自己的秘密或许了解得更少，凭借他思想和精神的高度，现代中国能比往日眺望到更加遥远的未来。
历史是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失去正义的历史不是人类史，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史。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前，还曾说过：“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美恶不随天地老，磊磊落落向曙星。与陈独秀有过接触的人，大都不甚承认他事功方面的作为，却推崇他在思想方面的贡献。典型的是他昔日政敌吴稚晖在挽联中说他“思想极高明”而“政治大失败”。傅斯年认为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就连陈独秀自己也默认胡适送给他的“终身的反对派”这个称号。但陈独秀既勇于承认错误，也敢于担当责任，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中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实实在在是一个“终身的坚持派”，因为“他永远是他自己”！
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无往而不胜。
独秀陈先生，一个堂堂正正大写的中国人！
陈独秀同志，一个永不投降的中国共产党人！
陈独秀不是传说。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现在，的确是时候了……
（前言）
面对陈独秀，面对这样一位哲人和诗人，面对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们必须怀抱敬仰和敬畏，才能找到亲近历史的一种方式。
关于陈独秀的历史和人格以及他对于现代中国甚至对于我们内心世界所具有的意义，现在难以恰如其分地言说，要对其做出一分为二且恰如其分的文字表达，必然要具备相当的责任心。因为，其有限和无限的思想，其有限和无限的生命，以及其无双的毅力、定力、心力和独一无二的人生，需要时间用全新的尺度来衡量。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政论家、诗人、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语言文字学家，陈独秀不可复制，也无法复制。
陈独秀不是传说。
陈独秀是一个人。
瞧！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对他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陌生；而他距离我们是那么的接近又是那么的遥远，是那么的清晰又是那么的模糊。穿越时空穿越历史甚至穿越世俗的常识，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与他同世的人们是怎么评说的吧—
章士钊说：“陈独秀者，原名乾生，一名仲，字仲甫，怀宁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厉，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独秀则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吴稚晖说：“见独秀两个名词，尚以为是个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正如韩退之所状苍苍者动摇者的形貌，令我叫奇。惟时黎元洪由副总统升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先生的宅内，陈先生就像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作诸葛亮，他充作鲁肃，客到之先，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何以他们今日分道扬镳到如此？……所以若就时人动于感情的批评，止以章先生为开倒车者，陈先生为共产党的急先锋。”
张国焘说：“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包惠僧说：“我是读书人，他好比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他的话。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陈钟凡说：“综观先生一生，早年从事革命，中年提倡新文化，及主持党务，晚年入狱乃以整理国故自遣。其思想方面，确然能站在时代的前面，领导着青年们向前迈进；所以他的一言一动，青年皆蒙其极大的影响，在近代文化史上，不能不算是开山人物。虽生平意气正盛，坚执己见，不容他人有商讨的余地；然而他的主张皆确有见地，不同浮光掠影者流，不随人脚跟转移。晚年理想太高，一时无法实现，这也有他思想的背景。……他的思想，现在虽随着时代成为陈迹，而这种磊落光明、弘毅峭直的人格，虽千百年后也足为青年取法。这就是先生的不朽所在。”
王森然说：“先生乃革命队中明耀之火焰，并且为中国革命中不灭之炬火”，“呜呼！策天下之乱者，靡不曰：愿得不世出之人才。陈仲甫氏以不世出之才，乃蒙天下诟。曰乱臣，曰贼子，曰奸险，曰凶残，曰共匪，曰狂徒，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在其被捕后各省市之通电中可见矣”，“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阶级也”。陈独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
抗战时期，流落江津，沧桑暮年，回首往事，陈独秀跟他自少年时代就结识的好朋友邓仲纯开玩笑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倒过吴佩孚，拘囚过曹锟，驱逐过溥仪，反对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点类似，因为他一生就誓作反对派，从反清一直反到蒋介石……”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他还曾经这样说过自己：“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执拗的性质，我是有的，小时候，母亲骂我是个‘小犟牛’，但是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要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他甚至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后的失败。”永不言败，永不屈服，永不低头，永不投降，这的确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1937年获释出狱后，他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纵论世界大势时，依然充满理想主义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这就是一个硬汉的性格，这就是一个硬骨头的宿命！
这就是一个硬汉的历史，也是一个硬骨头的悲剧！
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多数人的意志，也不是来自统治者的威权，而是来自既没有功利又没有偏见的理性。当“终身的反对派”这顶不是荣誉的桂冠戴在陈独秀头上的时候，我们丝毫不怀疑在所谓的威权和常识的反对面前坚持己见并不是出于狂妄，而是一种理性的自信和独立思考的自由，是一种永远的坚持和不投降。为了克服心灵与世不合的怯懦而不趋炎附势，为了保留内心与众不同的怀疑而不随波逐流，为了捍卫灵魂与俗不媚的干净而不同流合污，我们更有必要阅读陈独秀。在黑暗的龌龊的阴谋的卑鄙的政治面前，陈独秀人生五次被捕入狱之生与死的经历犹如苏格拉底之死，穿越千年时光在人间的精神时空得到了遥远的回响。
当70岁的苏格拉底被三名雅典人——诗人米利图斯、政治家阿尼图斯和演说家莱昂诬蔑为一个怪诞的恶人，应该让他沉默或者处死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不放弃自己的哲学毅然决然地选择赴死。坐在赫里阿斯特法庭的被告席上，当500名由老人和伤兵组成的常常打瞌睡的陪审团中有360人投票赞成把哲学家处死时，哲学家终的演讲曲终奏雅，激情满怀。他说：
我设法劝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
我继续像平时一样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
如果你们处死我，你们将很难再找到我这样的人。事实上，打个玩笑的比方，我是受神灵委派附在这个城邦身上的，这座城就像是一匹良种马，由于身躯太大，容易懒散，需要牛虻蛰一蛰……如果你们听从我的意见，就会让我活下去。但是，我猜想，不久你们就会从瞌睡中醒来，听从阿尼图斯的话，一巴掌把我打死，然后再接着睡。
当死亡来临，即使那个见惯了无数人死亡的狱卒也为哲学家慷慨赴死而动容，尴尬地向苏格拉底告别：“你住在这里的期间，使我认识了你，在所有到这种地方来的人里面，你是慷慨、仁慈、好的人……你知道我是来传什么信的：那么，别了！要来的事不可避免，就请好自为之吧。”说完，含泪掉头而去。然后，行刑者来了，手里端着那杯毒药。苏格拉底在认真咨询了服毒的方法后，平静地接过杯子，手不发抖，面不改色，把杯子放到唇边一饮而尽，神色怡然。守在周围的朋友们都控制不住自己，流下悲伤的泪水痛哭失声。哲学家请求伙伴们将他哭得呼天抢地的妻子桑迪帕带走，让大家平静下来，并逗他们说：“这像什么样子，我的怪朋友！”然后，他按照行刑者教导的方法平静地躺在床上，安静地死去。这就是哲学家的结局。但后世都知道，他是同时代人中勇敢、智慧、正直的人。而指控处死苏格拉底的三个雅典人终都得到了死神的耻辱的报应。
希腊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苏格拉底之死给了人类什么样的启示？而陈独秀的悲剧命运又给了我们怎样的思考？一个智慧的民族一个健全的国家一个健康的人民，都必须要有勇气面对历史，直面过去，无论成功与失败，无论经验和教训，我们无需用所谓解构或所谓重构这些新鲜词语来解释历史来忽悠民众，那都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般哗众取宠的把戏而已。我们知道，遮蔽的时代已经过去，不争论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直面历史，我们既不需要妄自尊大，也不需要妄自菲薄，用责任，用良知，用科学，用秩序，尊重历史的规律而不是潜规则。当然，说真话、说老实话很重要，但比说真话、说老实话更重要的是听真话、听老实话。因为如果没有听真话、听老实话的，说真话、说老实话又有什么意义呢？独秀先生就是一个说老实话、说真话的人，他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力求偏颇，厌弃中庸之道，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真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当然，说真话、说老实话可以不分对与错，但听真话、听老实话需要爱听、会听、兼听、正确地听，然后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1938年7月27日，陈独秀曾在《青年向导》撰文《说老实话》，自剖说——
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好清明，社会才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会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那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年代，陈独秀把个人的功名利禄悲欢离合都放在一边，用生命的炬火去烛照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前程，用自己的人格精神担当了思考民族出路、引领时代步伐、重塑人生信仰的历史使命，至死也不改其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狷。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开拓者和思想启蒙者以及一个政党的创始人，无论在性格、气质、作为上，陈独秀都不可避免的有局限可圈有错误可点有瑕疵待估，但在人格精神上却是高山仰止，立地擎天，可谓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英雄。陈独秀是一个内心光明的人，是一个灵魂干净的人。鲁迅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是的，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一扇门，并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歌德说：“你不能停步，这才令你伟大。”是的，陈独秀一生没有停步。没有停步，是因为信仰的痛苦；因为痛苦，才知道热爱生活；因为热爱，所以承受苦难。陈独秀好比古希腊神话中被缚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用民主和科学点燃中国革命的“天火”，一生都在困境、险境、绝境中挣扎和抗争，以至两个儿子惨遭屠杀、身处家破人亡的惨境也永不回头，终成为“人类哲学日历上尚的圣者兼殉道者”（马克思语）。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尚优美的生活。”他是这么说的，也真正地这么做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用苦难的一生践行了自己创造的照耀“五四”一代人的哲言。正因此，苦难，才是历史送给我们好的礼物。仰望他那一片深沉寥廓的星空，一如仰望自己故乡的天空。他人格的魅力，宛如那蔚蓝色天空的黄金。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陈独秀为中国和中国人突破了近代到现代的道界限。他为五四时代打开的片开阔地，是民主和科学。他为世界发现了新的中国，拓展了世界的东方意识。重要的是，他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或者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广阔深邃宽容宝贵的一块。而他个人的世界时刻都立足于生死的临界之间，存在于梦想与悲剧般的现实之间。没有道路可通往他的尽头，没有鲜花开遍走向他的道路，没有怀疑能够抵达他内心的底层。在中国现代思想的伟大革命中，没有人比这位永不甘心的狂飙者发现更多的思想新大陆，没有人比这位洪水猛兽的狂狷之人跨越并超越传统的历史的界限引领人们进入未来。假如没有陈独秀，没有这位突破一切标准的伟大的超越者和“盗火者”，近代中国对自己的秘密或许了解得更少，凭借他思想和精神的高度，现代中国能比往日眺望到更加遥远的未来。
历史是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失去正义的历史不是人类史，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史。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前，还曾说过：“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美恶不随天地老，磊磊落落向曙星。与陈独秀有过接触的人，大都不甚承认他事功方面的作为，却推崇他在思想方面的贡献。典型的是他昔日政敌吴稚晖在挽联中说他“思想极高明”而“政治大失败”。傅斯年认为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就连陈独秀自己也默认胡适送给他的“终身的反对派”这个称号。但陈独秀既勇于承认错误，也敢于担当责任，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中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实实在在是一个“终身的坚持派”，因为“他永远是他自己”！
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无往而不胜。
独秀陈先生，一个堂堂正正大写的中国人！
陈独秀同志，一个永不投降的中国共产党人！
陈独秀不是传说。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现在，的确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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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立身剑
次被捕
位于长江中下游素有鱼米之乡的安庆，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安徽省省会、安庆府府治和怀宁县县治所在地，在1760年至1937年间乃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安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903年5月17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滂沱大雨突然来袭，长江水位暴涨，造成怀宁、桐城等县内河泛滥。这天下午两点时分，一场爱国集会演说在这座历史名城姚家口（北门大拐角头，今孝肃路拐角头）敬敷书院藏书楼举行，四方听众，冒雨前往，趋之若鹜。藏书楼里三层外三层都挤满了人，群情激愤，蔚为壮观。然而，爱国演说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不会想到，这次演说就像突降的暴风骤雨一样震惊了安庆震惊了安徽，令两江总督端方都为之赫然，成为安徽有史以来的次大规模群众集会，可谓是安徽革命运动的滥觞，乃革命之发端。
其肇始者，就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1903年，是陈独秀的本命年。生于斯长于斯的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24岁的他对民族、国家的现实和历史已经有了比较清晰和完整的认知，学会了独立开放地思考民族、国家的未来，并开始进行早的直接的革命行动。这次爱国演说就是他在故乡安庆的个革命的直接行动。随后，他的名字马上登录政府当局的黑名单，遭到安徽巡抚聂缉规、安徽统领韩大武和安庆知府桂英等亲自饬令缉拿。
其实，这已不是陈独秀次遭遇通缉的险境了。
当然，也不可能是后一次。
六年前，1897年9月，江南乡试中名落孙山的陈独秀，自觉地完成了人生历程的次政治思想的大转变——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那个时候，他通过阅读《时务报》，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心中的明星，“前读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次走出家乡安庆怀宁，在南京乡试中没有像慈母期望的那样获得功名的陈独秀不仅不沮丧，反而获得了一种思想的大解放。在他看来，科举落榜的结果对于他却“意外有益”——南京夫子庙考场考生的诸多怪状令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啊！”
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陈独秀坐在一进去就“三魂吓掉了两魂半”的考棚里，经历了九天三场大考，吃的是或半生不熟或烂熟焦煳的挂面，心情糟透了。尤其是“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握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陈独秀对这位“今科必中”先生如此荒唐的“行为艺术”，竟然“看呆了一两个钟头”，思想完全开了小差，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这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从“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陈独秀完成了思想上的次革命。从南京回到安庆，18岁的陈独秀彻底与科举决裂。“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唯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而非之，詈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篇》，当时反康派言论之代表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拒绝八股，抛弃旧学，此时此刻的陈独秀真正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什么样的关系。
1897年岁末，陈独秀发表了他的篇雄文《扬子江形势论略》。显然，长江中下游的北岸港口城市——安庆的战略地位和曾经的战争史给了他许多启示，比如曾国藩与洪秀全的太平军之间具有转折意义的安庆保卫战就是在这里惨烈上演的，两年前的1895年甲午海战的败绩更是深深刺激了他年轻的心。而一个月前的11月14日，德国在沙皇俄国的怂恿之下占领了山东的胶州湾，紧接着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潮，开始瓜分中国。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危机，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他在这篇《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说：“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势日非，不堪设想。”《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七千言，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的军事战略与防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他少年意气，挥斥方遒，自称“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一个18岁的年轻人，对长江防务纵横捭阖，视野之开阔，思维之敏锐，爱国之热忱，跃然纸上，令人感佩。
1898年，陈独秀充满忧患意识的预言变成了残酷耻辱的现实。这年春天，英、德、俄、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向清政府提出在中国长江以及山东、东北、两广乃至福建、云南等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无理要求，开始了第二次瓜分中国的狂潮。也就是在这一年，陈独秀所崇拜的康梁戊戌变法失败。这给了他更大的精神刺激，或者说思想打击。于是，他毅然抛妻舍子，与兄长陈庆元（孟吉）跟随嗣父陈昔凡（衍庶）奔赴东北沈阳，干点文书事宜。1899年，母亲查氏病逝，陈独秀和哥哥一起回家奔丧。料理完母亲后事，兄弟俩再次北上沈阳。
1900年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京，东北被俄国侵占。陈独秀目睹了俄国侵略者的暴行：“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中国人坐火车，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国破山河在。后来，他回忆自己少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他说：“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哪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
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热血青年陈独秀终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同于旧知识分子的新道路，并逐渐与新知识分子们一道奠定了以爱国主义为共同基础的秘密团体。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在安庆，离经叛道的陈独秀开始积极接触和学习西学，与维新派青年汪希颜、汪孟邹、李光炯、何春台等密切交往，如饥似渴地在各种新书报刊中汲取新知识新思想。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生父陈衍中，生前曾在桐城（今属安庆）、苏州等地执教，“皖中知名士，半出其门”，1881年因染瘟疫病逝于苏州怀宁会馆。或许因了父辈的人脉和声望，陈独秀与苏州依然保持着联络。1901年4月3日，中国20世纪早的启蒙杂志之一的《励学译编》月刊在苏州创刊。在该刊期刊登的“助资诸君姓氏”的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陈仲甫先生捐银三元”。为了帮助搞好发行工作，陈独秀还负责该刊在安徽的代售处。
从接触康梁的维新思想，到渐渐接触西学，陈独秀的思想又产生了新的飞跃，开始把眼光投向海外。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为什么被人欺负？他百思不得其解，遂决定“去到各国，查看一番”，以求救亡图存之路。
1901年10月，陈独秀次走出国门，东渡日本，自费进东京学校学习。他随即将《励学译编》在安徽的代售发行工作转交给好友何春台。在日本，陈独秀通过留学生自办的《译书汇编》和《国民报》等，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新学说，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著作，思想为之一振，眼睛亮了。同时，他还加入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励志会”（一叫“励志社”）。但人各有志，随着国内政局的发展变化，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开始分野，并逐渐形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要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后者鄙视前者为官场走狗，“励志会”成员渐次分化变质。陈独秀“原想参加励志会，多交朋友，多学习新思想，没想到这班乌合之众，只知道逢迎拍马，有什么交头？”遂与张继“后参加”却“先脱会”了。年底，陈独秀决定回国。
1902年3月，陈独秀与潘赞化回到上海，经南京回到安庆。在南京，陈独秀拜访了汪希颜，并结识了章士钊、赵声等人。大半年的日本求学经历，漂洋过海，喝了“洋墨水”的陈独秀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开始有了新的思考，爱国救国的热血在他的心中如泉喷涌，救亡图存的地火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一回到安庆，他和潘赞化一起，开始与赞同和主张维新的安徽大学堂、安徽武备学堂的同龄人何春台、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以及郑赞丞、房轶五等，高谈阔论，对国家和人生畅所欲言。陈独秀讲述了自己在日本参加和退出“励志会”的故事，还将从日本带回来的《教育世界》《国民报》等新书报送给大家阅读，并提议可以仿效“励志会”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青年励志社”，宗旨为“联络感人，策励志节”，“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大家一听，积极响应，青年励志社于是在张伯寅家的一次聚会时正式宣布成立。社员每周聚会一次，展示自己的读书笔记，交流自己的读书心得，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同时，他们每周还进行一次军体训练，由张伯寅的弟弟张仲寅用英语呼喊体操口令。经潘赞化提议，青年励志社的社址设在他的堂兄潘晋华及其继母戴少英捐资兴建的敬敷书院藏书楼。藏书楼乃读书学习之地，既可以将各种新潮进步书刊存放于此供大家阅读，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大家一致赞同，遂开辟阅览室，通过集资从上海、南京等地购置了一批进步图书、报刊，开始传播新思想。群策群力，青年励志社办得风生水起，名闻安庆。为了扩大青年励志社的影响，陈独秀同时酝酿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4月19日的《大公报》还专门以《纪爱国新报》为题作了报道。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早关于陈独秀进行爱国和启蒙活动的报道。
还没等《爱国新报》创办，陈独秀的愿望就化成了泡影。他在藏书楼组织的种种读书、演讲活动，没有逃过大清官方的眼睛，为当局忌恨不容，遭到通缉。这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同行，再次前往日本东京。这次，陈独秀以陈乾生的本名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军事。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刘三）、汤尔和等人。年底，陈独秀与秦毓鎏、张继等26人发起建立了日本留学生中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公开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这标志着陈独秀他自己所说的人生的第二次重大转折——由“康党”转化为“乱党”（即革命党——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个时候，陈独秀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陈由己”——“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可见陈独秀要求革命的叛逆精神和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当然，“由己”也并非全是“由一己所欲”之意，应理解为陈独秀与旧势力决绝的意志和从此革命不回头的毅力。
走向革命的陈由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动中。当时，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管理十分严格，专门派出学监进行监督钳制，而且阻挠学生学习军事，其中以湖北留日学监姚煜（文甫）为典型。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好友，以姚某生活腐化堕落，强占老师之妾，败坏了中国人的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宅，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瘫倒在地，面如土色，哀求宽恕。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在日本东京上演了中国留学生历为滑稽又为经典的一幕——“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训曰：“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随后，他们将姚的发辫悬挂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门梁上，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令其斯文扫地，丢尽了颜面，可谓奇耻大辱。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陈独秀他们不会想到，后“赶快回国”的不是姓姚的学监，而是他们自己。受到侮辱的姚煜立即向中国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马上照会日本外交部。于是，陈独秀、张继和邹容被日本警方查办，将三人驱逐出境。
1903年4月，陈独秀一行三人回到上海。此时，上海士商汪康年会同蔡元培、吴敬恒（吴稚晖）主持的中国教育会、爱国社等组织，正在上海组织拒俄运动。原来，义和团被镇压以后，1902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撤军。可是俄国不但不遵守条约到时即撤军的规定，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新要求，妄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消息传出，一片哗然。陈独秀立即在上海加入拒俄运动。4月27日，上海十八省民众代表千余人再次在张园集会抗议，同时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和各国外交部，表示“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俄国的一切无理要求。抗议集会在“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邹容、陈独秀主持”下，“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章士钊、陶严兄弟、秦力山等十余人也来加入军事，声势浩大”。
上海的抗议集会活动没有结束，陈独秀于4月底回到故乡安庆，发动响应上海的拒俄运动。一回安庆，他就马上联络葛温仲、张伯寅、潘晋华、王国桢、葛光延等人发起了安徽的拒俄运动。他们以“皖城爱国会同人”的名义，在安庆的安徽大学堂、安徽武备学堂、怀宁学堂、桐城学堂门前散发张贴由陈独秀起草的《知启》，曰：
我神州血性男子须知：国与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时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观，听天待毙，则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惨，奴隶牛马，贻子孙万代之羞。神州大陆，忍令坐沉；家国兴亡，在此一举。
立身剑
次被捕
位于长江中下游素有鱼米之乡的安庆，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安徽省省会、安庆府府治和怀宁县县治所在地，在1760年至1937年间乃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安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903年5月17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滂沱大雨突然来袭，长江水位暴涨，造成怀宁、桐城等县内河泛滥。这天下午两点时分，一场爱国集会演说在这座历史名城姚家口（北门大拐角头，今孝肃路拐角头）敬敷书院藏书楼举行，四方听众，冒雨前往，趋之若鹜。藏书楼里三层外三层都挤满了人，群情激愤，蔚为壮观。然而，爱国演说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不会想到，这次演说就像突降的暴风骤雨一样震惊了安庆震惊了安徽，令两江总督端方都为之赫然，成为安徽有史以来的次大规模群众集会，可谓是安徽革命运动的滥觞，乃革命之发端。
其肇始者，就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1903年，是陈独秀的本命年。生于斯长于斯的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24岁的他对民族、国家的现实和历史已经有了比较清晰和完整的认知，学会了独立开放地思考民族、国家的未来，并开始进行早的直接的革命行动。这次爱国演说就是他在故乡安庆的个革命的直接行动。随后，他的名字马上登录政府当局的黑名单，遭到安徽巡抚聂缉规、安徽统领韩大武和安庆知府桂英等亲自饬令缉拿。
其实，这已不是陈独秀次遭遇通缉的险境了。
当然，也不可能是后一次。
六年前，1897年9月，江南乡试中名落孙山的陈独秀，自觉地完成了人生历程的次政治思想的大转变——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那个时候，他通过阅读《时务报》，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心中的明星，“前读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次走出家乡安庆怀宁，在南京乡试中没有像慈母期望的那样获得功名的陈独秀不仅不沮丧，反而获得了一种思想的大解放。在他看来，科举落榜的结果对于他却“意外有益”——南京夫子庙考场考生的诸多怪状令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啊！”
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陈独秀坐在一进去就“三魂吓掉了两魂半”的考棚里，经历了九天三场大考，吃的是或半生不熟或烂熟焦煳的挂面，心情糟透了。尤其是“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握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陈独秀对这位“今科必中”先生如此荒唐的“行为艺术”，竟然“看呆了一两个钟头”，思想完全开了小差，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这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从“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陈独秀完成了思想上的次革命。从南京回到安庆，18岁的陈独秀彻底与科举决裂。“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唯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而非之，詈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篇》，当时反康派言论之代表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拒绝八股，抛弃旧学，此时此刻的陈独秀真正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什么样的关系。
1897年岁末，陈独秀发表了他的篇雄文《扬子江形势论略》。显然，长江中下游的北岸港口城市——安庆的战略地位和曾经的战争史给了他许多启示，比如曾国藩与洪秀全的太平军之间具有转折意义的安庆保卫战就是在这里惨烈上演的，两年前的1895年甲午海战的败绩更是深深刺激了他年轻的心。而一个月前的11月14日，德国在沙皇俄国的怂恿之下占领了山东的胶州湾，紧接着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潮，开始瓜分中国。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危机，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他在这篇《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说：“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势日非，不堪设想。”《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七千言，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的军事战略与防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他少年意气，挥斥方遒，自称“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一个18岁的年轻人，对长江防务纵横捭阖，视野之开阔，思维之敏锐，爱国之热忱，跃然纸上，令人感佩。
1898年，陈独秀充满忧患意识的预言变成了残酷耻辱的现实。这年春天，英、德、俄、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向清政府提出在中国长江以及山东、东北、两广乃至福建、云南等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无理要求，开始了第二次瓜分中国的狂潮。也就是在这一年，陈独秀所崇拜的康梁戊戌变法失败。这给了他更大的精神刺激，或者说思想打击。于是，他毅然抛妻舍子，与兄长陈庆元（孟吉）跟随嗣父陈昔凡（衍庶）奔赴东北沈阳，干点文书事宜。1899年，母亲查氏病逝，陈独秀和哥哥一起回家奔丧。料理完母亲后事，兄弟俩再次北上沈阳。
1900年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京，东北被俄国侵占。陈独秀目睹了俄国侵略者的暴行：“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中国人坐火车，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国破山河在。后来，他回忆自己少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他说：“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哪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
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热血青年陈独秀终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同于旧知识分子的新道路，并逐渐与新知识分子们一道奠定了以爱国主义为共同基础的秘密团体。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在安庆，离经叛道的陈独秀开始积极接触和学习西学，与维新派青年汪希颜、汪孟邹、李光炯、何春台等密切交往，如饥似渴地在各种新书报刊中汲取新知识新思想。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生父陈衍中，生前曾在桐城（今属安庆）、苏州等地执教，“皖中知名士，半出其门”，1881年因染瘟疫病逝于苏州怀宁会馆。或许因了父辈的人脉和声望，陈独秀与苏州依然保持着联络。1901年4月3日，中国20世纪早的启蒙杂志之一的《励学译编》月刊在苏州创刊。在该刊期刊登的“助资诸君姓氏”的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陈仲甫先生捐银三元”。为了帮助搞好发行工作，陈独秀还负责该刊在安徽的代售处。
从接触康梁的维新思想，到渐渐接触西学，陈独秀的思想又产生了新的飞跃，开始把眼光投向海外。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为什么被人欺负？他百思不得其解，遂决定“去到各国，查看一番”，以求救亡图存之路。
1901年10月，陈独秀次走出国门，东渡日本，自费进东京学校学习。他随即将《励学译编》在安徽的代售发行工作转交给好友何春台。在日本，陈独秀通过留学生自办的《译书汇编》和《国民报》等，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新学说，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著作，思想为之一振，眼睛亮了。同时，他还加入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励志会”（一叫“励志社”）。但人各有志，随着国内政局的发展变化，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开始分野，并逐渐形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要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后者鄙视前者为官场走狗，“励志会”成员渐次分化变质。陈独秀“原想参加励志会，多交朋友，多学习新思想，没想到这班乌合之众，只知道逢迎拍马，有什么交头？”遂与张继“后参加”却“先脱会”了。年底，陈独秀决定回国。
1902年3月，陈独秀与潘赞化回到上海，经南京回到安庆。在南京，陈独秀拜访了汪希颜，并结识了章士钊、赵声等人。大半年的日本求学经历，漂洋过海，喝了“洋墨水”的陈独秀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开始有了新的思考，爱国救国的热血在他的心中如泉喷涌，救亡图存的地火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一回到安庆，他和潘赞化一起，开始与赞同和主张维新的安徽大学堂、安徽武备学堂的同龄人何春台、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以及郑赞丞、房轶五等，高谈阔论，对国家和人生畅所欲言。陈独秀讲述了自己在日本参加和退出“励志会”的故事，还将从日本带回来的《教育世界》《国民报》等新书报送给大家阅读，并提议可以仿效“励志会”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青年励志社”，宗旨为“联络感人，策励志节”，“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大家一听，积极响应，青年励志社于是在张伯寅家的一次聚会时正式宣布成立。社员每周聚会一次，展示自己的读书笔记，交流自己的读书心得，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同时，他们每周还进行一次军体训练，由张伯寅的弟弟张仲寅用英语呼喊体操口令。经潘赞化提议，青年励志社的社址设在他的堂兄潘晋华及其继母戴少英捐资兴建的敬敷书院藏书楼。藏书楼乃读书学习之地，既可以将各种新潮进步书刊存放于此供大家阅读，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大家一致赞同，遂开辟阅览室，通过集资从上海、南京等地购置了一批进步图书、报刊，开始传播新思想。群策群力，青年励志社办得风生水起，名闻安庆。为了扩大青年励志社的影响，陈独秀同时酝酿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4月19日的《大公报》还专门以《纪爱国新报》为题作了报道。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早关于陈独秀进行爱国和启蒙活动的报道。
还没等《爱国新报》创办，陈独秀的愿望就化成了泡影。他在藏书楼组织的种种读书、演讲活动，没有逃过大清官方的眼睛，为当局忌恨不容，遭到通缉。这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同行，再次前往日本东京。这次，陈独秀以陈乾生的本名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军事。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刘三）、汤尔和等人。年底，陈独秀与秦毓鎏、张继等26人发起建立了日本留学生中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公开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这标志着陈独秀他自己所说的人生的第二次重大转折——由“康党”转化为“乱党”（即革命党——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个时候，陈独秀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陈由己”——“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可见陈独秀要求革命的叛逆精神和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当然，“由己”也并非全是“由一己所欲”之意，应理解为陈独秀与旧势力决绝的意志和从此革命不回头的毅力。
走向革命的陈由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动中。当时，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管理十分严格，专门派出学监进行监督钳制，而且阻挠学生学习军事，其中以湖北留日学监姚煜（文甫）为典型。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好友，以姚某生活腐化堕落，强占老师之妾，败坏了中国人的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宅，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瘫倒在地，面如土色，哀求宽恕。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在日本东京上演了中国留学生历为滑稽又为经典的一幕——“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训曰：“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随后，他们将姚的发辫悬挂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门梁上，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令其斯文扫地，丢尽了颜面，可谓奇耻大辱。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陈独秀他们不会想到，后“赶快回国”的不是姓姚的学监，而是他们自己。受到侮辱的姚煜立即向中国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马上照会日本外交部。于是，陈独秀、张继和邹容被日本警方查办，将三人驱逐出境。
1903年4月，陈独秀一行三人回到上海。此时，上海士商汪康年会同蔡元培、吴敬恒（吴稚晖）主持的中国教育会、爱国社等组织，正在上海组织拒俄运动。原来，义和团被镇压以后，1902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撤军。可是俄国不但不遵守条约到时即撤军的规定，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新要求，妄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消息传出，一片哗然。陈独秀立即在上海加入拒俄运动。4月27日，上海十八省民众代表千余人再次在张园集会抗议，同时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和各国外交部，表示“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俄国的一切无理要求。抗议集会在“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邹容、陈独秀主持”下，“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章士钊、陶严兄弟、秦力山等十余人也来加入军事，声势浩大”。
上海的抗议集会活动没有结束，陈独秀于4月底回到故乡安庆，发动响应上海的拒俄运动。一回安庆，他就马上联络葛温仲、张伯寅、潘晋华、王国桢、葛光延等人发起了安徽的拒俄运动。他们以“皖城爱国会同人”的名义，在安庆的安徽大学堂、安徽武备学堂、怀宁学堂、桐城学堂门前散发张贴由陈独秀起草的《知启》，曰：
我神州血性男子须知：国与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时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观，听天待毙，则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惨，奴隶牛马，贻子孙万代之羞。神州大陆，忍令坐沉；家国兴亡，在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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