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体制、观众:年的社会主义电影明星

本书以1949年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电影明星为研究对象。基于对新中国“22大明星”形象与意义的阐释，以表演、体制、观看三个维度各自推进又彼此关联地建构研究框架，探寻中国社会主义电影明星形成的内在机制。
本书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电影明星研究议题，探寻其特殊的意义以及建构机制；并尝试在好莱坞和西方明星研究的强势话语之外，建构中国明星研究；同时以新的维度梳理新中国电影史。

赵丽瑾，女，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员、甘肃电影家协会会员，第22届、23届、24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现主要从事电影批评、明星研究、青年文化研究及影视教学工作。已在《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十余篇。

序言：明星和时代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 1
前言/ 1

第一章英雄表演的权力机制与社会主义电影明星身份建构/ 1
第一节电影英雄表演的权力机制/ 2
第二节从延安“文艺战士”到社会主义电影明星/ 28
第三节生在新中国：青春俊美的新生代社会主义电影明星/ 56

第二章旧上海电影明星的“去明星化”改造与重塑/ 72
第一节“去明星化”改造的开端/ 73
第二节“去明星化”改造的深化/ 87
第三节从旧上海到新中国：电影明星们的身份重塑/ 111

第三章等级结构与“制度化神圣”：社会主义电影明星的生成机制/ 143
第一节电影演员管理体制/ 144
第二节电影演员体制的等级化结构/ 162
第三节国家与历史话语建构中的新中国“22大明星”/ 183

第四章“去欲望化”：面向观众的社会主义电影明星的形象与意义/ 213
第一节新中国电影观众的培育/ 215
第二节“去欲望化”社会主义电影明星形象的建构/ 238
第三节“百花奖”与明星的大众评选/ 263

结语/ 288

参考文献/ 293

参考影片/ 302

明星和时代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序言：明星和时代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周星赵丽瑾博士的专著是一本明星文化研究，也是中国电影史论研究的专著，自然也是少有的专论新中国电影的“22大明星”这一独特群体研究的专著。所谓的“22大明星”，是新中国电影开启的人民拥戴心目中喜欢的电影演员的一个独特现象。在似乎并不倡导个人英雄的时代，居然产生受人膜拜的电影明星，显然折射着时代遮掩不住的常态情感。这“22大明星”不仅是人民心目中最好的演员，也是当时政府对出色演员的褒奖，既肯定他们的表演成绩，也褒奖他们所参演的作品，由此“22大明星”也足以代表新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的标准，成为当时艺术家的表率。然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历史的变迁中，也随着政治的起伏而命运坎坷。所以，对“22大明星”的历史钩沉，包含着许多历史文化印记。
翻阅本书恍若进入历史的隧洞。作者从“22大明星”在政治历史上出现的缘由、跌宕起伏的经历出发，揭开他们如何被认可和得到命名的过程中人心与历史变迁的复杂蕴含。透过“22大明星”来折射社会现实和生活，是特殊境况下的明星制产生的内涵、运作机制以及“22大明星”身上所附着的个人艺术风采与时代所赋予他们的深刻印记的汇集。显然还不仅于此，思考分析的逻辑，思辨廓清缠绕其间的多重因素，对于整个新中国电影史都具有参照的意义。而超越个体却立足于个体，研究明星本人更折射历史文化是一种新鲜的观照角度，也是一种透视方法。重要的还在于，作者探究了“22大明星”并将中西方关于明星的观念进行对比，对明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变迁作了理论上的透视。其实这里已经不仅仅是研究明星，而是研究新中国电影的历史，而透视的角度却最真切地回到了演员本身，触及政策变迁和因由关系，透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的变化。这既符合电影应该回答的本体问题，但又超越本体涵盖社会政治、历史和人们内心的希望。这样的组合对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中国电影明星是极为重要的。本书折射出的理论视野和对切近电影最核心的表演因素的关照，以及它所凝聚的时代生活和政治变化，都会给人诸多感触而得到启发。
前面论及本书是史论研究也是明星研究少有的文化研究专书，其文化和史论精彩之处，读者自会心领神会。我不去一一对应探讨。但由之而论，不由得想展开比照现实的思考。赵丽瑾博士对于“22大明星”的研究，自然还是在明星这样一个演员机制上做了很深的拓展，和我们当今所谓的“小鲜肉”现象，或者在高度的商业化背景之下的明星研究显然不同。那个时期的明星生存状态，他们的受瞩目程度，他们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和他们对中国电影发展适应，以及他们身上折射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等等，都成为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作为研究者在其中有深度地去挖掘“22大明星”这一现象背后诸种复杂的状况，也给予人们联想。
显而易见，“22大明星”和现在的“小鲜肉”都有“颜面”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颜面就是明星具有的基础的演员面相，但是显然当下的小鲜肉们往往只有颜面，或者说很多时候只有颜面，或者被装饰塑造的只有颜面。而实际上，“22大明星”的颜面都是和他们的角色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22大明星”和其他出色的电影艺术家从表演的角度来说，他们的颜面适合角色并与角色相互依存、相互映衬。因此，从表面看颜面是角色的基础，但是角色是颜面的支撑。再进一步说，“22大明星”的颜面，有内涵作为支撑，所以他们不仅是有外在颜面，而具有表演艺术的内在颜面，这就是尊严。一些“小鲜肉”被吹嘘的颜面只有表面的一面，却缺少内涵的颜面。严格一点说，他们的个体有颜面，但是和角色之间却没有关于颜面的关联。还有所谓“颜值”。所谓颜值就是演员颜面的价值所在。同样，现在的一些被鼓吹的“小鲜肉”，他们的颜值仅仅是虚浮的表面，可能漂亮但常常是千篇一律，缺少差异也时常难以区分。“22大明星”的颜值就不仅仅是在于外在的观众认知，事实上他们是把角色表现和角色的性格，以及他们演绎的意义融合在了一起。颜值具有了超越薄薄一层皮的丰厚性。
所谓演员的“颜料”则是一种表现的形容。应该说在“22大明星”的时代，不需要用各种调料来加以调色扩大演员的颜面，也无须宣传和粉丝打卡使之光芒异常。但是在现代的传播背景下却不然。年轻人在脱离具体影像的媒介上拥戴偶像，就人和角色与剧作之间的关系而论，连爱屋及乌都谈不上，只有粉丝无原则的簇拥。但事实上在创作之外的鼓噪，就是用各种颜色来包装、加以提升而自得其乐。外在的颜面塑造无论是用镜头调试还是化妆调试，宣传调试，都构成影像之外的依附关系。“颜料”从一定角度来说自然不可缺少，演员需要“颜料”但那是为了更好地和角色相融，反过来有好的角色感、为角色而牺牲自己则是升华颜面的无用之用的“颜料”。那个年代个体的“颜色”“颜料”并不像今天这样浓墨重彩，更少有用各种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言辞来拥戴。所以当下的表演从内涵到外在这一转变削弱了关于演员和表演之间的依存关系，也就好理解虚张声势的“小鲜肉”在不少影片中的失落。而“22大明星”的五彩缤纷的意味就更明显，于是我们说演员的“颜色”，真正的所在是其表演素养与角色内涵的融合，他的得体与否与价值高低都取决于内涵外显，也取决于实现角色的完成度发挥。当然时代对于演员的影响不容忽视，一定时期的社会需要也会是造就“颜色”的因素。相比起来，也许现在少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更大约束，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规范，依然会被大众和政策制约。
回到赵丽瑾的著作上来，作为一个女性研究者，无论在博士求学阶段，还是工作研究期间，她个人的特色显示得十分鲜明，她一贯认真细致、注重思考逻辑、思辨周详。谨慎对待历史文化，阐释中字斟句酌而落笔细腻等特点，在本书中就特别鲜明地体现出来。相信借助这本书的出版，她还会有更多的研究成绩出现，学术研究自会深入持续下去，而读者阅读此书，一定可以从中看到比我的粗浅理解更多的东西。

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星前言前言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
1962年初，“北影厂的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上影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秦怡、王丹凤、孙道临、祝希娟祝希娟当时是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演员，还未调到上影，不过她的名额算在上影指标中。；长影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22个人被文化部定名为‘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刘澍：《永恒的星辰——新中国22大明星电影画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有关新中国“22大明星”的诞生，在演员于洋、庞学勤、王晓棠、田华等人的传记和回忆中对此事件都有基本一致的描述，但是由于文化部档案现不提供对外开放查询，目前可见的资料中尚未找到相关文字记录。据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解治秀老师介绍，他在国家广电总局事业管理局及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参与《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编写工作、并任“总纲卷”执行主编时，因工作需要详细查阅过文化部办公厅档案处文书档案，但没有找到有关新中国“22大明星”（当时称作“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的文字记载。不过在数次接触采访其中一些演员时曾询问过“22大明星”诞生的历史过程，并撰文记录在《新中国“22大明星”》（载《北京观察》，2012年第9期第70—75页）一文中。。
同年春夏之交，这22位电影演员的“标准照”被放大冲洗，通过电影发行放映渠道统一提供给全国电影院、俱乐部等单位悬挂，取代了新中国成立后悬挂多年的苏联电影演员照片。与此同时，北京市美术公司印制了75.3947万张三至四寸的“22大明星”照片，并在5至12月的八个月里售出71.4638万张。在观众的强烈需求下，中国图片社也印制了“22大明星”照在全国公开出售，各省市“盗版”和“地方版本”照片则难计其数。然而，1964年9月27日，文化部电影局突然下达《关于撤销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的通知》，要求将全国各地电影院、工人俱乐部悬挂了两年零五个月的22位演员的大幅照片全部取下。据称因这是“资本主义发广告、捧‘明星’”刘澍：《流光溢彩的22大明星》，《大众电影》2005年第6期。的做法，电影局代表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做出汇报检讨，22位演员也因此在“文革”时“罪加一等”。
时隔32年，1994年2月4日广电部电影局和中国影协联合在北京再次表彰了这22位电影演员，当时崔嵬（1912—1979）、张平（1917—1986）、赵丹（1915—1980）、上官云珠（1920—1968）、李亚林（1931—1988）已经去世，王丹凤在香港未能出席，其他演员接受了“人民不会忘记”金质奖杯。此后，新中国“22大明星”在2002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流金岁月”举办的纪念主题晚会等电影纪念活动中以集体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国电影博物馆在展示“十七年”电影历史时特别实景再现了当年工人俱乐部悬挂“22大明星”的场景，可见“22大明星”在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电影博物馆和媒体都使用新中国“22大明星”取代当年的“优秀电影演员”的表述，一方面似乎更为贴合当代文化语境；另一方面，当新中国“22大明星”的照片赫然闯入明星泛滥的大众娱乐文化，这个原本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几乎失去意义的称呼——“明星”，却因为与这些衣着质朴、妆容简单、目光坚毅、笑容内敛但却透射出熠熠光彩的形象的结合，反而生发出奇妙的观看效果和文化气质。时空交错下政治与流行碰撞出“22大明星”特别的时代魅力和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