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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617689
重温经典：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对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
配102位中国古今哲人彩色画像，立体展现中国哲学史。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冯友兰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著名学者李慎之认为，冯友兰的学问是“可超而不可越的”，“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却不能绕过冯先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作者希冀将这个特点发扬，继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耗费四十年心血，重新撰写了中国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哲学三史”之《中国哲学史新编》可谓鸿篇巨制，蔚为大观。本版收录全七册内容，分为上、中、下三卷本，并配有102位中国古今哲人的彩色画像，让读者在重温哲学经典的同时，多角度感受中国哲学史及哲学家的风采。
本书是著名学者冯友兰的重要代表作。是自1980年以来，耗时十余年完成的“哲学思想新编”。全套书内容分为七册，以时代思潮为纲，以说明时代思潮为主，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七个时代思潮：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现代革命。体量庞大，广博而不芜杂，严谨而又生动，达到了文与质、博与约的统一。书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哲学中的精神境界学说，更使得本书具有探究人类精神发展史世界意义。
本版收录全七册内容，分为上、中、下三卷本，配有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薛晓源博士手绘的中国古今著名哲学人物画像102幅，立体展现中国哲学史及哲学家的风采。
自 序
绪 论
第一节 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
第二节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第三节 写的历史和史料
第四节 什么是哲学？
第五节 理论思维和形象思维
第六节 哲学与世界观
第七节 哲学中的主要派别
第八节 哲学和哲学史
第九节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殊任务
第十节 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
第十一节 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第一册
绪 论
第一章 商、周奴隶社会的兴盛与衰微——商代和西周时期（前16 世纪至前8 世纪）宗教天道观的变化和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第一节 商代奴隶和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科学知识技术工艺的进步
第二节 商代的阶级对立及奴隶主阶级专政的精神工具——宗教
第三节 商末阶级斗争及商周民族斗争的激化
第四节 周公旦巩固奴隶制的措施
第五节 周公旦对于奴隶主的天命论的补充
第六节 古代素朴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萌芽
第七节 西周奴隶制的衰落及宗教神权的动摇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转变——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第一节 大转变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节 大转变时期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
第三节 大转变时期——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和奴隶身份的解放
第四节 大转变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第五节 春秋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初步发展，“法”与“礼”的斗争
第六节 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活跃和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
第三章 齐、晋两国的改革及齐桓、晋文的霸业
第一节 齐、晋两国在春秋时期的地位
第二节 齐桓公与管仲
第三节 管仲在齐国“相地衰征”的历史意义
第四节 管仲对于分封制的改革
第五节 管仲“尊贤育才”的政策
第六节 管仲对于旧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
第七节 管仲“富国强兵”的政策
第八节 管仲对诸侯国的关系的政策
第九节 晏婴的折中、调和论
第十节 晋国第一次封建化的改革——“郭偃之法”
第十一节 晋国的第二次变革——赵盾和“夷之蒐”
第四章 前期儒家思想的形成——孔丘对于古代精神生活的反思
第一节 孔丘的阶级立场及其对于周制的态度
第二节 孔丘对于古代道德生活的反思——关于“仁”的理论
第三节 孔丘对于古代道德生活的反思——关于“礼”的理论
第四节 孔丘对于古代道德生活的反思——论完全的人格
第五节 孔丘对于古代宗教生活的反思
第六节 孔丘对于古代文艺生活的反思
第七节 孔丘对于古代学术生活的反思
第八节 孔丘对于他自己的精神境界的反思
第五章 邓析与子产的斗争，名家的起源
第一节 子产在郑国推行的改良路线
第二节 邓析反对子产的改良路线的斗争
第三节 关于伪《邓析子》
第六章 春秋末期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第一节 春秋时期军事上的“礼”与“非礼”
第二节 孙武和《吴孙子》
第三节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孙武军事思想中的表现
第四节 辩证法思想在孙武军事思想中的表现
第五节 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范蠡的政治策略中的表现
第六节 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计然的经济政策中的表现
第七节 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商人思想中的表现
第七章 墨翟和前期墨家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大转变时期独立手工业的兴起
第二节 《墨子》其书和墨翟其人
第三节 墨翟对于劳动和劳动成果的重视
第四节 墨翟对于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方式的批判
第五节 墨翟关于“尚贤”“尚同”的思想
第六节 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和经验主义的真理论
第七节 “兼爱”“非攻”的阶级调和论
第八节 主张“天志”“明鬼”的宗教思想
第九节 前期墨家向后期墨家的转化
第八章 晋法家思想的发展
第一节 晋法家和齐法家
第二节 魏国进一步的改革——李悝“尽地力之教”和《法经》
第三节 韩国进一步的改革——申不害的“术”
第四节 赵国进一步的改革——赵武灵王“易胡服”
第九章 道家的发生与发展和前期道家
第一节 所谓“逸民”
第二节 杨朱的“为我”思想
第三节 《庄子·天下》篇论道家发展的阶段
第四节 《老子》《庄子》中的全生保真的思想
第二册
绪 论
第十章 秦国进一步的改革——商鞅变法
第一节 商鞅在秦国同顽固派的大辩论
第二节 商鞅推广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措施
第三节 商鞅对于宗法的变革
第四节 商鞅对于富国强兵的理论和措施
第五节 商鞅的进步的历史哲学
第十一章 道家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第一节 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
第二节 《老子》哲学思想的阶级根源
第三节 《老子》对于地主阶级政权的攻击及其应付的策略
第四节 《老子》的兵法
第五节 《老子》的素朴的辩证法思想
第六节 《老子》中的宇宙观
第七节 《老子》论“为道”和“为学”
第八节 《老子》的历史哲学及其理想社会
第十二章 孟轲——儒家思想向唯心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孟轲的时代及其对于当时政治的态度
第二节 孟轲的政治思想
第三节 孟轲论“君子”“小人”
第四节 孟轲论“王”“霸”
第五节 王道的物质条件——井田制
第六节 王道的精神条件——仁和忠恕之道
第七节 性善论和伦理学
第八节 孟轲的历史观及其对于道家墨家的斗争
第九节 孟轲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理解和体会
第十三章 墨家的支与流裔宋钘、尹文；农民的思想家许行
第一节 宋钘、尹文的政治、社会思想
第二节 许行的“神农之言”
第十四章 庄周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道家哲学向唯心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节 庄周其人和《庄子》其书
第二节 庄周论“齐物”
第三节 庄周论“逍遥”
第四节 《庄子》论道、有、无
第五节 庄周论自然和人为、必然和自由
第六节 倒退的社会观
第七节 庄周哲学是隐士思想的总结
第十五章 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后期名家的发展
第一节 关于名家这个称号
第二节 惠施的法家思想
第三节 惠施的“万物说”
第四节 惠施“历物之意”十事
第五节 惠施与庄周——辩证法与相对主义、怀疑论和诡辩
第六节 惠施的对立面——公孙
第七节 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辩论
第八节 公孙龙关于“离坚白”的辩论
第九节 公孙龙关于“指”“物”的辩论
第十节 公孙龙关于“变”的辩论
第十一节 公孙龙关于“名”“实”的辩论
第十二节 战国时期其他辩者的辩论
第十三节 庄周及其一派对公孙龙的态度
第十六章 慎到和稷下黄老之学
第一节 战国中后期各家的分化
第二节 《庄子·天下》篇所说的慎到
第三节 《慎子》中的慎到思想
第四节 黄老之学的确切内容
第十七章 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道家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黄老之学的名称的由来及史料的根据
第二节 《管子》中的《水地》篇
第三节 黄老之学关于“精”“气”的思想
第四节 对于“精”“气”说的评价
第五节 黄老之学的法家统治术
第六节 黄老之学关于法的认识
第七节 黄老之学的认识论的含义
第八节 附录，齐法家的其他思想
第十八章 楚国的改革与屈原，稷下精气说的传播
第一节 楚国的封建化的改革
第二节 屈原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进步的政治思想
第三节 屈原《天问》中的唯物主义的宇宙发生论
第四节 屈原《远游》《离骚》中的精、气说
第五节 古代医学中的精、气说
第十九章 墨辩——后期墨家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关于墨经
第二节 后期墨家思想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第三节 墨经中的科学知识
第四节 后期墨家的反映论的认识论
第五节 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
第六节 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第七节 后期墨家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
第八节 后期墨家对于当时诡辩学说的批判
第九节 后期墨家对于当时老、庄学说和其他各家的批判
第二十章 阴阳五行家的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世界图式
第一节 关于阴阳五行家
第二节 《洪范》以五行为基础的自然观
第三节 《月令》的世界图式
第四节 邹衍的地理学说和历史观
第五节 阴阳五行家思想对于中国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影响
第六节 对于阴阳五行家的估价和批判
第二十一章 易传的具有辩证法因素的世界图式
第一节 关于《易经》和易传
第二节 筮法和易传中的“数”
第三节 易传中的“象”
第四节 易传的宇宙发生论及世界图式
第五节 易传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第六节 易传中的辩证法思想
第七节 易传哲学的阶级根源
第二十二章 荀况——儒家思想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荀况与《荀子》
第二节 荀况论“王”“霸”
第三节 “法先王”和“法后王”
第四节 礼和法
第五节 荀况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第六节 荀况的反映论的认识论和思想方法
第七节 荀况的逻辑思想
第八节 荀况的社会思想
第九节 荀况关于“文”的理论
第十节 荀况的人性论
第十一节 荀况对于统一思想的主张
第二十三章 战国时期最后的理论家韩非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韩非的人口论的历史观
第二节 韩非论他所认为的人的社会关系的实质
第三节 韩非综合原来法家三派
第四节 韩非关于法的论述
第五节 韩非关于势的论述
第六节 韩非关于术的论述
第七节 韩非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第八节 韩非对《老子》的改造
第九节 韩非的政治、经济主张
第十节 韩非对于当时战争的矛盾立场
第二十四章 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终结
第一节 儒家所作的总结
第二节 道家所作的总结
第三节 法家所作的总结
第四节 杂家和吕不韦的《吕氏春秋》
第五节 杂家的出现与先秦哲学的终结
第三册
绪 论
第一节 “过秦”
第二节 “宣汉”
第二十五章 汉初黄老之学
第一节 曹参的黄老政治
第二节 汲黯的黄老政治
第三节 司马迁父子的黄老之言
第二十六章 汉初最大的政论家和哲学家——贾谊
第一节 陆贾的“逆取顺守”的策略
第二节 贾谊对于秦朝所以灭亡的分析及其对付农民的策略
第三节 贾谊对于地主阶级的忠告
第四节 贾谊恢复了关于“礼”“法”的争论
第五节 贾谊对于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一些建议
第六节 贾谊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第二十七章 董仲舒公羊学和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
第一节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汉武帝和董仲舒
第二节 董仲舒和公羊春秋
第三节 公羊春秋和汉朝的政策
第四节 董仲舒所讲的《春秋》的“微言大义”
第五节 董仲舒的政治纲领
第六节 董仲舒关于“天”的宗教化思想
第七节 董仲舒关于气和阴阳五行的学说
第八节 董仲舒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
第九节 董仲舒的人性论
第十节 董仲舒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和伦理思想
第十一节 董仲舒的历史观
第十二节 董仲舒的逻辑思想
第十三节 春秋公羊学和中国社会的两次大转变
第二十八章 《礼记》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第一节 《礼记》其书
第二节 关于冠礼和婚礼的“义”
第三节 关于丧、祭礼的“义”
第四节 关于孝的理论
第五节 礼是变动的
第六节 《乐记》
第七节 《中庸》
第八节 《大学》
第二十九章 董仲舒哲学体系的对立面——淮南王刘安的黄老之学
第一节 黄老之学与神仙家
第二节 刘安其人和《淮南子》其书
第三节 《淮南子》关于“气”的唯物主义的理论
第四节 《淮南子》关于天人关系的反目的论的理论
第五节 《淮南子》中的形、神二元论
第六节 《淮南子》中反映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
第七节 《淮南子》的人性论
第八节 《淮南子》中主张“变”的社会、政治思想
第三十章 《盐铁论》与“义利之辨”
第一节 地主阶级打击商人的斗争
第二节 《盐铁论》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义利之辨”
第四节 盐铁会议与《大学》
第三十一章 纬书中的世界图式
第一节 谶纬的社会根源
第二节 《易纬》的宇宙形成论
第三节 《洛书》
第四节 “太一”
第五节 八卦方位
第六节 “卦气”
第七节 纬书的世界图式与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比较
第三十二章 古文经学的兴起及其哲学家——刘歆、扬雄、桓谭
第一节 什么是古文经学
第二节 石渠会议
第三节 刘向、刘歆关于《洪范》五行的理论
第四节 刘歆的“元气”说
第五节 刘歆与《左传》
第六节 刘向、刘歆的《七略》
第七节 扬雄《太玄》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第八节 扬雄的《法言》
第九节 桓谭对形、神关系的唯物主义见解及其反对神秘主义的斗争
第十节 王充对刘、扬、桓的评价
第三十三章 王充——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反攻和白虎会议
第二节 王充的家世和著作
第三节 王充的天文学
第四节 王充关于“气”的思想
第五节 王充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论
第六节 王充对于“天人感应”的批判
第七节 王充关于形、神关系的理论
第八节 王充的反映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第九节 王充关于性、命的理论
第十节 王充的历史观
第十一节 王充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第三十四章 东汉末无神论和进步的社会思想
第一节 张衡反对谶纬的理论
第二节 张衡的天文学和宇宙形成论
第三节 王符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进步的社会思想
第四节 仲长统的无神论和进步的历史观
第五节 何休关于“太平”的思想
第三十五章 东汉末农民大起义和《太平经》
第一节 以黄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
第二节 《太平经》其书
第三节 《太平经》中的“太平”思想
第四节 《太平经》的“天地周期”论
第五节 农民起义的优点和缺点、进步性和局限性
第四册
自 序
绪 论
第一节 门阀士族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门阀士族为什么叫士族
第三节 东汉末伦理教条的没落
第四节 南北朝的分裂和隋唐的统一
第三十六章 玄学的先河——刘劭的《人物志》和钟会的《四本论》
第一节 汉魏之际的名实问题
第二节 刘劭的《人物志》
第三节 钟会的《四本论》
第四节 从名实到名理
第三十七章 通论玄学
第一节 玄学的主题
第二节 玄学的方法
第三节 玄学中的派别和发展阶段
第四节 玄学与抽象思维
第三十八章 王弼、何晏的贵无论——玄学的建立及其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一节 王弼、何晏的生平与著作
第二节 何晏的《道论》
第三节 王弼、何晏关于“无名”的辩论
第四节 王弼关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的几种说法
第五节 王弼关于“一”和“多”的理论
第六节 王弼关于常、变、动、静的理论
第七节 王弼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理论
第八节 王弼、何晏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辩论
第三十九章 嵇康、阮籍及其他“竹林名士”
第一节 从黄老到老庄
第二节 嵇康论精神境界的第一层次——“越名教而任自然”
第三节 嵇康论精神境界的第二层次——“心不违乎道”
第四节 嵇康论音乐
第五节 嵇康对于当时社会迷信的态度
第六节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
第七节 阮籍的《达庄论》
第八节 “达”与“作达”
第四十章 裴的崇有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一节 裴和他的《崇有论》
第二节 裴全部哲学思想的自述
第三节 裴所提出的贵无论的社会根源
第四节 裴所说的贵无论的社会影响
第五节 裴总论有无
第六节 所谓“言意之辩”
第七节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第八节 从王弼到郭象
第四十一章 郭象的“无无论”——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第一节 向秀的《庄子注》和郭象的《庄子注》的关系
第二节 郭象关于“有”和“无”的理论
第三节 郭象关于“性”和“命”的理论
第四节 郭象关于动、静和生、死的理论
第五节 郭象关于“无对”和“有对”的理论
第六节 郭象关于“有言”和“无言”的理论
第七节 郭象关于“无心”、“无为”及“无待”的理论
第八节 郭象关于“圣人”的理论
第九节 郭象关于“名教”与“自然”的理论
第十节 郭象的《庄子序》和《庄子注序》
第四十二章 魏晋之际玄学以外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社会思想
第一节 曹植的唯物主义思想
第二节 杨泉的《物理论》
第三节 鲍敬言的“无君论”
第四十三章 玄学的尾声及其历史的功过
第一节 《列子》和《列子注》
第二节 玄学与孔丘
第三节 玄学历史功过的哲学根源
第四十四章 通论佛学
第一节 所谓儒、释、道三教
第二节 佛教和佛学的主题——神不灭论
第三节 佛学的方法
第四节 中国佛教和佛学发展的阶段
第五节 一个辩论，一个问题
第四十五章 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格义”
第一节 僧肇及其著作
第二节 慧远的“神不灭论”及其他
第三节 道生的诸“义”
第四节 谢灵运的《辩宗论》
第四十六章 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教门”
第一节 三论宗
第二节 《大乘起信论》
第三节 玄奘的《成唯识论》
第四节 华严宗的三个“义”
第四十七章 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宗门”
第一节 禅宗出现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慧能和神秀——禅宗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第三节 禅宗的“不道之道”
第四节 禅宗的“无修之修”
第五节 禅宗中的派别
第四十八章 隋唐佛学向宋明道学的过渡
第一节 所谓“三教合流”
第二节 韩愈、李翱在过渡时期的贡献
第三节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反迷信的斗争
第四节 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和法制思想
第五册
自 序
绪 论
第一节 从地主阶级贵族到“四民之首”
第二节 士与知识分子阶层
第三节 士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
第四十九章 通论道学
第一节 什么是道学
第二节 从比较哲学的观点看道学的特点
第三节 道学的目的和方法
第四节 道学的发展阶段
第五节 道学的名称
第六节 道学的历史作用
第五十章 道学出现的政治条件——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
第一节 军阀和士的联合专政
第二节 当时变革的必要
第三节 庆历新政和范仲淹的改革“十事”
第四节 庆历新政和李觏的《周礼致太平论》
第五节 “熙宁变法”和王安石的“新政”
第六节 道学的兴起
第五十一章 道学的前驱——周敦颐和邵雍
第一节 谁是道学的创立者？
第二节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第三节 周敦颐的《通书》
第四节 周敦颐论“孔颜乐处”
第五节 邵雍的“先天学”
第六节 邵雍的世界年谱
第七节 《皇极经世》的《观物内外篇》
第八节 对于周敦颐和邵雍的图象的两种了
第五十二章 道学的奠基者——二程
第一节 二程的家世和经历
第二节 二程对于王安石新法的态度
第三节 天理或理
第四节 气、心、性、情
第五节 程颢的《识仁篇》和《定性书》
第六节 程颐的《易传·序》
第七节 二程的“气象”和“孔颜乐处”
第五十三章 道学的奠基者——张载
第一节 张载的生平及其著作
第二节 发挥唯物主义的“有无混一”论
第三节 发挥辩证法的“二端”论
第四节 张载的《西铭》与人的精神境界
第五节 《正蒙》的《大心篇》与为学之方
第六节 《正蒙》的《诚明篇》与为学之方
第七节 张载的政治社会思想
余 论
第五十四章 朱熹
第一节 北宋道学所引起的哲学问题
第二节 朱熹的生平及其著作
第三节 理、太极
第四节 气
第五节 朱熹的宇宙形成论
第六节 性、心、情、才
第七节 修养方法
第八节 “王霸之辩”
第九节 朱熹易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第十节 前期道学的高峰
第五十五章 陆、王心学的兴起
第一节 陆九渊对于“无极而太极”的批评
第二节 陆九渊的宇宙观和修养方法
第三节 鹅湖之会和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
第四节 王守仁的《大学问》
第五节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第六节 “良知”与“爱有差等”
第七节 “良知”与“动静合一”
第八节 从哲学上看理学和心学的异同
第五十六章 道学外的思想家——陈亮和叶适
第一节 陈亮的政治态度
第二节 陈亮的社会思想
第三节 陈亮对于程、朱“形上”和“形下”的批评
第四节 陈亮和朱熹关于“王霸”问题的辩论
第五节 叶适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思想
第六节 叶适的哲学思想
第七节 陈亮和叶适重商思想的社会根源
第五十七章 气学的复兴和理学的自我修正及革新
第一节 王廷相对于道学的态度
第二节 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第三节 王廷相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第四节 王廷相对于心学的批评
第五节 罗钦顺对于心学的批评
第六节 罗钦顺对于理学的修正革新
第七节 王廷相和罗钦顺在后期道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第五十八章 心学的发展
第一节 杨简的《己易》
第二节 王畿的“四无”说
第三节 李贽的“童心”说
第五十九章 后期道学的高峰——王夫之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论客观世界的真实性
第二节 关于“有”、“无”问题
第三节 关于“动”、“静”问题
第四节 关于“形上”、“形下”问题
第五节 关于“理”及其各项对立面
第六节 王夫之的认识论及其对心学的批判
第七节 关于知行问题
第八节 关于“性”和“命”问题
第九节 王夫之的历史观
第十节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
第十一节 王夫之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第十二节 王夫之的著作的幸与不幸
第六册
自 序
绪 论
第六十章 中国历史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思想界中的先行者——黄宗羲
第一节 《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
第二节 对于罗钦顺的评论
第三节 对于心学的修正
第四节 《明夷待访录》所画的蓝图
第六十一章 颜元对于道学的批判
第一节 颜元的《四存编》
第二节 颜元对于“格物致知”的新解释
第三节 颜元对于“格物致知”新解释的历史意义
附 记
第六十二章 戴震反道学的斗争
第一节 戴震论“道”
第二节 戴震论“形上”、“形下”
第三节 戴震论“理”
第四节 戴震论“性”、“气”
第五节 戴震论“欲”、“情”、“知”
第六节 戴震对于道学的政治的批判
第六十三章 魏源应付大转变的新形势的总对策及其哲学思想
第一节 魏源的总对策
第二节 魏源的“经世”精神
第三节 魏源的哲学思想
第四节 魏源“以夷为师”思想的影响及其局限性
第六十四章 农民大起义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情况
第二节 洪秀全传略
第三节 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
第四节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第五节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
第六节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第七节 总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第六十五章 所谓“同治中兴”和“同治维新”的中心人物——曾国藩
第一节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曾国藩的哲学思想
第三节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第四节 曾国藩的洋务措施和洋务派思想
第五节 曾国藩与满汉斗争
第六十六章 戊戌变法（所谓“光绪维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康有为
第一节 康有为的生平和著作
第二节 康有为早期变法思想
第三节 康有为所领导的“公车上书”
第四节 康有为的《统筹全局折》
第五节 康有为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制
第六节 康有为的重商思想
第七节 康有为的《官制议》
第八节 康有为与今文经学
第九节 康有为与孔教
第十节 康有为的《大同书》和他的哲学思想
第十一节 近代维新时期的“格义”
第六十七章 戊戌维新运动的激进理论家和哲学家——谭嗣同
第一节 谭嗣同对于封建制度和道德的批判
第二节 谭嗣同论“仁”和“以太”
第三节 谭嗣同对于事物发展的了解和认识过程的分析
第四节 谭嗣同的道器说和三世说
第五节 谭嗣同对戊戌变法的说明和辩解
第六十八章 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严复
第一节 严复对于当时所谓中学和西学的“格义”
第二节 严复对于当时中国的问题的看法
第三节 严复所介绍的《天演论》
第四节 严复论“自由”
第五节 严复与逻辑学
第六节 严复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第七节 严复的哲学思想
第六十九章 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
第一节 王国维对于康德的推崇
第二节 王国维的《论性》
第三节 王国维的《释理》
第四节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第五节 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
第六节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附 记
第七十章 关于中学、西学斗争的官方结论
第七册
自 序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节 “以夷为师”（向西方学习）
第七十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
第一节 《民报》与《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
第二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的驳斥
第三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评论
第四节 章炳麟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第七十二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理论家和最高领导人——孙中山
第一节 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发展
第二节 孙中山追随维新派时期的半封建思想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资产阶级思想——建国方略
第四节 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的半社会主义思想
第七十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教育家、哲学家——蔡元培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蔡元培论世界观与人生观
第三节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第四节 蔡元培的哲学观
第五节 蔡元培的美学思想
第七十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胡适、梁漱溟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内部的派别
第二节 胡适引进美国哲学——实验主义
第三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应用
第四节 梁漱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第五节 梁漱溟对于孔丘的新估价及其对于儒家的新解释
第六节 梁漱溟的文化论
第七十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左翼——陈独秀、李大钊
第一节 陈独秀论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第二节 陈独秀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根源和奋斗目标
第三节 陈独秀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四节 陈独秀论国民革命后中国的前途
第五节 李大钊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第六节 李大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第七十六章 20 世纪20 至40 年代之间的三大论战
第一节 20 世纪20 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对于“论战”的总结
第三节 关于中国在当时的社会性质的论战
第四节 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论战
第七十七章 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二节 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
第三节 《实践论》
第四节 《矛盾论》
第五节 《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七十八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上）——金岳霖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道、式、能
第二节 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
第三节 性与尽性
第四节 理与命
第五节 无极而太极
第六节 现代化与民族化
第七十九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下）——冯友兰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接着讲”与“照着讲”
第二节 理，太极
第三节 气
第四节 政治、社会思想
第五节 精神境界
第六节 “新理学”的理论矛盾
第八十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熊十力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发展的过程
第二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
第三节 熊十力的宇宙论
第四节 熊十力的心学思想
第八十一章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70 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一个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作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
无论什么话，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困难多了。以上所说的是我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理想。从理想到现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越过，才能走完。在这个路程中，希望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和爱好者给予指教和帮助。
冯友兰
1980 年8 月
我曾坚信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迥然不同。这种差异的存在也为当今世界所承认。但当我研究了哲学史后，我发现这一观点其实颇有问题；我发现，从历史上的西方哲学中，我们能看到一些与东方哲学相通之处；反之亦然。我发现，人类有着同样的天性与本质；人类对于“生命”的疑问也是共通的。
—— 冯友兰
哲学家的*可贵的品质就是具有追求真理的热诚，勇于坚持真理，也敢于放弃成见而接受真理。冯友兰先生从宣扬“理在事先”、“理在事上”转而肯定“理在事中”的正确观点，表现了一个真正哲学家的诚恳的“慎思明辨”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
——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 张岱年
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著名学者 李慎之
绪论
第一节 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
历史这个名词有两个意义。就其第一个意义说，历史是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例如我们说“历史的车轮”“历史的经验”“历史的潮流”。这里所说的历史都是就历史的这个意义说的。就这个意义所说的历史，是本来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它好像是一条被冻结的长河。这条长河本是动的，它曾是波澜汹涌，奔流不息，可是现在它不动了，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时间对于它不发生什么影响。它和时间没有什么关系，时间对于它真是不发生什么影响。中国社会，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动乱、大改组，秦汉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一政权。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个事实永远是事实，到了现在没有变，以后永远也不会变。这不是说，中国社会不变，只是说，这个历史事实不会变。它已经与时间脱离了关系。中国社会是经常在变的，但是那些变一成为历史，它们就不变了，也不可能变了。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过去，就是说，都有它的历史。地球有地球的历史，月亮有月亮的历史，太阳有太阳的历史。但是一般所谓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家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地球的历史是地质学家所研究的。太阳的历史是天文学家所研究的。那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不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
历史家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事情，把他所研究的结果写出来，以他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的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这就是写的历史。这是历史这个名词的第二个意义。严格地说，过去了的东西是不能还原的。看着像是还原的，只是一个影子。历史家所写的历史，是本来历史的一个摹本。向来说好的历史书是“信史”。“信史”这个“史”就是指写的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信不信就看其所写的是不是与本来历史相符合。写的历史与本来历史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的关系是原本和摹本的关系，是原形和影子的关系。本来历史是客观存在，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一切的学问都是人类主观对于客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所以认识，一般地说，充其量也只是相对真理。写的历史同本来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符合。所以自然科学永远要进步，自然科学家永远有工作可做。写的历史也永远要重写，历史家也永远有工作可做。
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表现在不承认有本来历史的客观存在，认为历史好像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任人随意打扮。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不承认有客观世界的存在，认为真理可以随意瞎说。为了纠正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必须强调指出本来历史的客观存在。
第二节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写的历史的目的是摹绘本来的历史。它不要摹绘本来历史的细节。摹绘细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历史的研究主要是要发现本来历史的过程中的关键性的问题、重要的环节及其发展的规律。这些东西都是本来历史中所固有的。写的历史不过是加以指出和说明。
恩格斯曾经用否定之否定这个辩证法的规律说明西方哲学史的全部发展，他说：“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一七八页）
列宁也用圆圈形象式的原则说明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四一一页）。在这个程序中，霍尔巴赫是唯物主义原来的肯定；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到黑格尔，他的体系是唯物主义原来肯定的否定。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这是否定的否定。列宁在谈这个圆圈原则的时候，在括弧里面加了一句话说：“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不！”（同上）可是列宁在下边所列的古代、文艺复兴时代和近代，这三个时代的哲学发展程序，跟人物的年代先后顺序，正是相符合的。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辩证逻辑，也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事物的发展，照逻辑说，是通过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而进行的。事物在历史上的实际发展，也正是这样的。列宁按照哲学发展的规律，指出西方哲学发展的螺旋式的曲折的路线。他这样指出的时候，不是照着人物的先后为顺序的，所以他说“不！”但是他还是提到了西方哲学史中的人物的名字，而这些人物的年代先后的顺序，也正是跟哲学发展的逻辑相符合的。这就是逻辑程序和历史程序的统一。
马克思也谈到这样的情况，他说：“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二十三页）这里所说的现实运动以及材料的发展形式，就是历史的东西。可是“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这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逻辑的东西。它是跟历史的东西一致的，这就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一七四页）。这里所说的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一定的辩证法的规律，是逻辑的东西。历史实际的过程是历史的东西。这两种东西是一致的。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历史中的逻辑的东西，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表现；这个表现是跟历史的偶然性分不开的，它们的统一在于历史的必然性只能在偶然性的堆积中表现出来；一般必须在个别中表现出来。个别不存在，一般也不存在。没有历史中偶然性的东西，也就没有历史中的必然性的东西。
历史学跟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其他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从个别中抽出一般，从偶然性的东西中抽出必然性的东西。上面提到马克思所说的话：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这里所说的结构，就是科学的理论结构，其目的是把历史发展的过程，观念地反映出来。譬如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也是讲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是它所讲的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而是一般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它当然也必须以个别民族、个别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材料。但是，也正是像马克思所说的，“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它就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结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也说到，在研究经济学史的时候，有逻辑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写政治经济学史，唯一可用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他接着说：“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一二二页）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所注意的，是经济发展在某个阶段上的典范形式或典型。它所注意的，是一般的具有必然性的要素。它的研究虽然也从个别的具有偶然性的事物开始，但是，在它已经抓住这些事物的典型的时候，它就摆脱了这些偶然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把实际的历史修正过了。
在这一方面，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正是相反。它的任务就是如实地摹绘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这些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的东西。写的历史不摆脱这些偶然性的东西，而正是要对它们的发展的过程加以摹绘。它当然不只停留在这些摹绘上，而还要对于这些过程加以分析以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它不是要离开个别的偶然性的事情而专讲一般性的必然的规律，而是要在摹绘这些事情中表现其中的规律。它不是把这些规律“观念地表现出来”以成为一个理论的结构。如果那样，它就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了。
因为一般必然存在于个别之中，必然性必然表现于偶然性之中，历史学对于个别和偶然性的事情的摹绘和分析，就可使人们看出来，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是有生命的，有血有肉的东西。历史学就是要把这个生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
这些原则适用于一般历史学。哲学史也是历史学的一种；这些原则对它也是同样适用的。相对地说，哲学史还有它自己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些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以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不断胜利。但是，在不同民族的哲学史中，在同一民族的哲学史不同阶段中，这个斗争和转化各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这就是说，哲学史的这个一般规律，在具体的历史中，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也有变化多端的形式。必须通过这些内容和形式，这个一般规律才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必须对于这些丰富的内容和变化多端的形式有充分的认识，才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规律的意义，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和原则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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