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与后期 : 困境中的生命意识

清华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

以独特视角探讨学者从前期到后期的发展

断裂还是延续？一生中的前期与后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贝多芬、张爱玲、孟德斯鸠、朱熹等天才作家经历了怎样的创作生涯？

深刻反思当下学术状况，阐发人文学者应有的治学之道

在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中，在以发表、职称、引用率为重的学术机制中，人文学者应如何自处？如何协调世俗利益与学术追求？

《前期与后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教授以独特视角研究思想史，深刻反思当今人文学科学术状况之作。刘东教授认为，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创作生涯的前期与后期同样重要，从前期到后期是一个自我修养、磨炼心性的过程。在前期，需要视野的确立与充分的积累；而后期，则是一个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挥，走向成熟，释放出更多创造性的过程。有志于学术的学者，应该有所坚守与执信，不必在意短期、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在学术生涯的后期，要以刻苦与坚忍，坚持进行“后期写作”。

刘东，1955年生，江苏徐州人，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近二十种，如《思想的浮冰》《再造传统》《引子与回旋》《悲剧的文化解析》等；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目　录

一、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角度

二、人文学者的前期与后期

三、儒家生命周期的精义

四、渐老渐熟的生命打开

五、哲学家的前期与晚期

六、对于早期或晚期的偏袒

七、贝多芬的晚期创作之谜

八、过犹不及的连续或断裂

九、为何写作与何时写作

十、学术经济与现代大学

十一、充满挑战与变数的晚期

十二、自觉生活在“两个世界”

十三、超拔出来的“立体人生”

十四、走向成熟的生命意识

一、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角度

当我做出了这个决定，要把原本当作一篇导言来构思与讲授的《前期与后期》，单独地辟成另外一本小书时，几位弟子居然都不约而同地，由此想到了梁启超当年的故事。——可不管怎么说，转来转去的是，现在又轮到为这本小书写篇简短的引言了。

其实，如果从自己原先的写作初衷来说，并不是在刻意模仿本院早期的哪位导师。我毕竟只是在替本人的著作撰写导言，而不是在受托来为别人的著作——具体在当年的梁启超那里，是为蒋百里的那本《文艺复兴史》——撰写序言。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篇导言跟它打算导引的正文之间，原本有着更加紧密而内在的关联，并不至于去一味地“顾左右而言他”。

所以，直到我从篇幅和体例方面都发现了困难，担心有的读者还没读到正文就感觉累了，还真没有料到会是这个结果。所谓“精神生产”，往往就是这个样子，有时会显得“神出鬼没”。——不过细想之下，又是唯其如此，才显出了它那“九牛拉不回”的力量，反要牵着作者去跟从它。

当然，从更积极和更开放的角度，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自己借着“前期与后期”这个视角，从古到今、由远及近、自外向内地，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可供发挥的话题，也就越发恣意自如地铺开来抒写了。——于是便可以说，我是借着“前期与后期”这个话题，饱览了太多的人生景致，而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乃至竟越写越长、一发地无法收拢了。

也正因为这样，我后来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才索性给进一步地挑明了，看来“前期与后期”这个视角，也可被凸显为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角度。——我们循着这种角度，既可以见出在“生命周期”中纷至的困扰、固有的节奏，和独到的彻悟，也可以领略分属于不同人生阶段的特定心气、风格和语调。由此，有些以前往往百思不解、却又常常强作解人的事情，也就在这种视角下变得不在话下、迎刃而解了。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也属于我对于自家生命的体悟，——甚至，说得更透彻直白一些，这正是自己在步入了生命的转折点之后，并且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困惑、失望和颓唐之余，乃至于，在不得不又先把自己从思想上“置之死地”之后，才基于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人生底线，而不得不得出的大彻大悟，和不得不进行的自勉自励。

说白了，我是既不信有什么“天地之心”，也不信有什么“天地不仁”的！——如果仍是那样的一厢情愿、天真烂漫，还在盲目执信前一种不成熟的臆断，那么，又哪来的这许多解不开的人间苦难？反之亦然，如果缘此就心灰意冷、老气横秋起来，又坠入了后一种同样独断的猜疑，那么，这浩浩渺渺、莽莽苍苍的天地之间，又岂能生得出和容得下我们娇弱的生命？

可不管怎么说，至少照我本人看来，这世上总还有一种东西，是可以被自己坚守与执信的，那就是不管那个“天地”，是否对我们表现出了“仁爱”，甚至，就算那个浩浩渺渺、莽莽苍苍的“天地”，果然露出了它的“残忍”与“不仁”，我们作为置身其间的生命体，总还可以用“仁者爱人”的态度，来怜爱和呵护自家的生命。——这也是这班寿数有限的生灵，一旦被这么“置之死地”之后，总还可以获得的生命的“底线”。在我看来，孔子当年所以要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要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无非是在凸显与坚守这样的“底线”。

这样一来，也就无可回避地意味着，我们既然已经侥幸地“受之父母”，而获得了眼下享有的“身体发肤”，从而获得了这次弥足珍贵的生命历程，那么，自然也就应当竭尽全部的所能，来营卫与呵护自家的生命，——最起码的，在那个“大去之期”终于到来之前，在这个眼前的“当下”和那个遥想的“终点”之间，还是要尽可能仔细地倾听心底的脉动，和尽可能充分地发挥生命的潜能。

可惜说到这里，又不得不引入另一种复杂性了，那是孔子的时代所无法逆料的。由于现代社会的切割式的“分工”，或者说，是因为它所带来的极端的“异化”，又把我们各自的“生命周期”，给改造和封闭得如此不同，仿佛这世上并没有“同一种人类”似的。——比如，如果那些四肢发达的运动员，或者天生丽质的演员，都是在青春勃发、身心欢快的当口，便已达到了他们事业的顶端，去享受各种各样的喝彩或起哄，那么，这些绝没有什么“青春饭”可吃，只是在苦等“大器晚成”的学人，却只能拖着日渐老去的身体，忍受着种种苦痛、疲惫甚至伤残，而继续向那个尚不可企及、甚至尚不可窥知的上方，拼尽了最后的气力去尝试着攀缘。

这种现代生活的残酷性，也就无可奈何地意味着，对于“命定”要来治学的人们，除了在求学阶段的那些练笔，他们真正堪称“成熟”的成果，往往就只能指望到“生命后期”的“病夫治学”了。——说得更直白些，这些学人必须拖到了比及“退休”的年龄，对抗着精、气、神的明显衰减，控制着慢性疾病的逐步侵蚀，抵制着身体上终将到来的无序化，而以意志上的刻苦、坚忍与煎熬，来守望那次等待了大半生的、却仍然不知道有没有的“后期写作”。

的确，这正是他们等待了大半辈子了，因为那才是他们生命的意义所在，才是他们生平中的真正“转机”！事实上，也只有在咬定这一点之后，那点儿“不幸中的侥幸”，才有可能转而对他们表现在，正因为业已“置之死地”或“先行到死”了，反倒激发出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想到这里，我们也就可以顺势领悟到，看来那些以学术为“天职”的人们，越是能把“后期写作”启动得及时，越是能把“后期写作”进行得自觉，此外，倘若他们又能“侥幸”获得相应的“天年”，越能把自己的“后期写作”向后推延，那么，他们也就越有时间来让自家的生命，相对充分而从容地迸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