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60910
1．一线经济学家看改革，有理有据有故事。本书罕见地从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队伍内部的视角出发，描绘改革历经的各种探索和博弈，揭示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历程，刻画了一群积极推动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活跃身影。
2．以事件为线索，突出改革重点，让读者用*短时间了解改革核心。本书以莫干山会议关于价格双轨制的论战、巴山会议启蒙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始末、国有企业承包及地方试验等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为核心，铺展论述，重返历史现场，再现了激荡的改革时代*激动人心的众多关键时刻，使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方式直面改革现场，把握改革关键点。
3.一本书讲清楚改革的来龙去脉。本书追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源，详细梳理了从价格双轨制的讨论到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改革经验，以极具现场感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改革的有力回顾，在动态的历史变动过程中，呈现了改革的痛点、难点和实践经验，提供了一幅难得的经济改革纵览图。
“中国改革的精彩之处在于改革如何从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关键时候由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与眼光所推动；在于改革成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在于改革成为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过程；在于改革是一个基于局部经验推广和试错法的社会实验；更在于改革成为一个关于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与扩散过程。”
—— 张军
40年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变化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胜枚举。本书作者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视角，回顾了40年来为推动改革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以及诸多影响深远的事件，
在改革经历40年后的今天，有助于读者更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参与改革过程中*为精彩纷呈的岁月，现在已是中国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的张军教授，当年正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他将自己始于此时的观察、当年亲临火热一线的回忆，融于《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一书。40年来，两代经济学家积极传播思想、参与政策讨论、走进真实世界、推进经济研究，即便内部仍有分歧，但他们一直在跟着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脉搏而进步。
作者选取了改革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将视线投向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改革中*为重要的方面，以回顾和研究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未曾被清晰揭示过的改革内幕。
修订版前言
代序 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
第一章 自下而上的农业改革
农业集体化
安徽样本
推广农业改革
80年代的农业增长
第二章 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议
双轨价格的经验
关于双轨制的争论与“配套改革”动议
价格双轨制：是奇迹还是神话
第三章 巴山轮会议
“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1985年的通胀辩论
“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中国经验的理论贡献
第四章 特区试验场
试验改革的回声
成立特区的过程
设立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学
特区的制度试验
特区为什么会遭遇经济学家的批评
特区与沿海开放战略：空间经济学的视角
特区的使命
第五章 分权与增长
向地方分权有多重要
分权的政治
1978 年以后的财政分权
分权财政告诉了我们什么
第六章 重建金融
重建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外资银行
金融市场
民间借贷市场
中国金融体制的特征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
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熊彼特可能错了吗
小结
第七章 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
“试错”的开始
再试再错的改革：承包国有企业
京伦会议
改制
地方试验
杂交的制度：新国企的出现
试错的遗产：“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业研究
第八章 浦东开发
开发浦东的缘起
早期的特惠政策和浦东的组织架构
土地批租在上海的起源
如何破译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附录 激情岁月
后记
序言/前言
2018年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的纪念日，因此把1978年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元年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还召开过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而在工作会议之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纷纷出国考察和访问，使得那一年成为40年来中国高层领导人出访最为密集的一年。那一年，邓小平本人就访问了日本、新加坡等国。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还专程到了平壤，他告诉金日成，中国要准备改变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以说，就在那一年，邓小平决定推动变革，中国开始了非凡的学习之旅。
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过去30多年来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中国的改革经验被概括为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实验室，也被认为可以成功拓展现有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围，可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基于对改革结果的观察，而对那些为推动改革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在改革经历40年后的今天，对于那些需要更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缺憾。
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过程和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形成无疑是中国在改革之初所具有的制度遗产及政治条件的产物。不了解这个背景和初始条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增量式的和分步走的，为什么中国在改革中总是形成双轨体制，并且可以做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正是这些制度遗产和政治条件使中国在改革方式和对改革方案的选择上变得不那么激进。
一旦我们把视野转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投入”侧而不是“产出”侧，你立刻就会发现中国改革的精彩之处在于改革如何从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关键时候由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与眼光所推动；在于改革成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在于改革成为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过程；在于改革是一个基于局部经验推广和试错法的社会实验；更在于改革成为一个关于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与扩散过程。
是的，作为后来者，即使在全球看，中国也毫无疑问是过去40年间向先行国家和地区学习技术和制度最快的国家。这一点让我深信不疑。但意识到这些精彩之处却是在十多年前。2006年底，我开始接触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早期文字资料和有关文献，并被推动中国经济转变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深深触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我第一次看到有关1978年这一年的记载文献和资料时，对那一年发生的重要事件，我简直不能想象。那个时候我刚刚入高中读书，对北京发生的这一切基本无知。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后，从课堂上知道了在一些农村地区发生的包产到户的自发改革，也听到过一些关于深圳特区建设和四川国有企业可以被允许留存部分利润的试点传闻。但直到1984年秋，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经济改革这个概念才真正进入我的视野。而正是1984年同一年的稍早时候，我从部分年轻教师那里得知，在浙江的莫干山上举行了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研讨会，一大批来自国内各高校、政府和社科院系统的年轻经济学者，意气风发，给改革建言献策，好不精彩。
1983—1985年，我对参加在学校举行的各种讲座格外有兴趣，听过朱嘉明、周其仁在校园做的报告。也特别关注老一代经济学家关于当时宏观经济过热和治理通货膨胀的频繁争论。我记得，吴敬琏教授从耶鲁回来不久就被我们请到复旦大学经济系做过报告，后来他又陆续两次来经济系就经济过热和宏观改革问题的各种意见做过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的导师宋承先教授也开始研究价格改革和宏观不平衡问题，对我影响颇大。
不过我真正开始从经济学上去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个主题还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我在别处曾经记述过自己研究兴趣的转变过程，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但那些研究还是纯学术性的，并局限在学术界之内的传播和交流，还一直没有写过以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那些精彩故事为叙事内容的非学术性著作。
差不多是在2007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突然有想法，希望自己能写出一本记述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那些精彩事件的书。我是想以我的眼光把1978年前后到20世纪90年代间的许多重要改革过程和主要改革方案形成的精彩片段记录下来。但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所以在决定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跟经济改革方案有关的事件和参与其中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身上。那时候，我甚至设想应该可以在记述每个重要改革事件之后，寻找到一篇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论文附在其后，以此提升我们对该重要改革认识的水平。作为试验，我先动手整理资料和文献，写下了关于财政分权和分税制这个主题的改革叙事，结果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居然写了将近四万字。
从那之后，我便集中精力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收集文献并制订写作计划，开始了写作进程。2007年初夏，我带着大量的文献资料飞到加拿大东部的皇后大学，在那里住了三个多月，集中写作， 完成了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关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字数超过十万字。不仅如此，我还忍不住将之前写的关于财政分权的长文改写成一篇标准的文献综述式的文章，2007年底发表在了《经济学（季刊）》上，并深受读者喜爱。
从加拿大回到上海之后的半年里，因忙于教学和其他工作，写作进程变得缓慢。2008年春节过后我又被学校派去耶鲁大学负责筹备一个代表处，在那儿又住了三个月，但也只写完了关于深圳特区的一章。回国后，正好赶上迎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接踵而至，使得我的写作几乎没有太大进展，但我有机会在那年去多地就改革30年的话题发表演讲，包括应邀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日本大阪工业大学等学府出席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学术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2008年11月初，我被《南方都市报》邀请去了广州，在“岭南大讲堂”做了一场讲座，取名“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后来《南方都市报》专版发表了我那次演讲的内容。
就在那个时候，杭州的吴晓波先生创办财经出版中心“蓝狮子”工作室，邀请我就中国经济改革写一本书。考虑到我已有的写作章节，便欣然答应。但由于各种研讨会和演讲的邀请，加上教学安排，一直拖延到2009年4月才勉强完成书稿交给吴晓波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名就用了广州演讲的题目“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很遗憾，由于赶出版时间，那本书只有六章，计划想写进去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最终没有来得及完成。
2018年恰逢中国经济改革第40个年头，似乎有理由重新增补整理这本书。非常巧合的是，世纪文景的姚映然女士也有这个想法，希望我能增补并修订这本书，文景愿意重新出版。就这样，我于2018年5月开始动手写作，增加了全新的两章“自下而上的农业改革”和“浦东开发”，并在已有的章节里又补充了一些值得记述的精彩事件。现在全书共有八章，字数也增加了将近十万字。经过多次沟通，本书的新版定名为《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
我与文景有过一次合作，出版了《顶级对话：理解变化中的经济世界》，知道文景对选题和图书出版有独到的视野和追求，而且品味高雅。本书能作为文景的作品出版，自然十分荣幸。在这里我要感谢姚映然女士的邀请和鼎力支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章颖莹小姐认真的工作并为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之前的《顶级对话》一书也是出自她出色的编辑技巧。
我还要感谢国元证券的蔡咏董事长和上海钻石交易所副总裁颜南海校友。蔡董事长为我在合肥找到并寄来了反映安徽改革30年的《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一书，对于我核实安徽农村地区自发的包干到户情况非常有帮助。南海赠我的口述史《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对于我进一步了解上海在土地批租试验中的许多重要事件的细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的学生们在我需要寻找数据时也给予了我有效率的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项目（2015）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2014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的慷慨资助。
谨以本书献给过去40年来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做出贡献的所有人。
浦东开发
4月18日是浦东开发的纪念日。2018年的4月18日迎来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那么作为纪念日的4月18日是怎么确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1990年春节。
1990年，邓小平又来上海过年。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两次来上海过年了。实际上，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续七次在上海过春节。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年期间，谈到了浦东的开发问题。人民网上曾经发表了余亦青的一篇关于朱镕基进京工作的文章，文中记述了邓小平1990年和1991年在上海过年时就浦东开发问题与朱镕基谈话的一些细节。文中有这么几段文字：
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但此前，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这一次，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的回答是，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 报嘛”。
过完春节后，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邓小平的鼓励：“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邓小平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当时，江泽民已由上海市委书记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朱镕基接棒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不过，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见。
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1990 年2 月17 日，他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了电话，讲了一些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建议出一个书面报告。朱镕基回答说，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朱镕基果然当晚就改好了报告，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此后，朱镕基向中央领导不断游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他还代表上海保证，会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再次找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敦促之下，199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终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定。4月18日李鹏总理亲自到上海宣布这一决定，中央同意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4月18日就成了浦东开发的纪念日。
1990年5月3日下午，在浦东的浦东大道141号，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挂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出席挂牌仪式。
开发浦东的缘起
浦东是指上海黄浦江以东地区，南临杭州湾，东北抵长江口，西靠黄浦江，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在租界时期的上海，浦东显然是被遗忘的地区。但是，有意思的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与浦东有着不解之缘。除了其夫人宋庆龄出生在浦东并在浦东长大之外，根据唐国良主编的《辛亥革命中的浦东人》，由孙中山先生1905年创建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中就有浦东新场的叶汉丞，周浦的夏允麟和王一亭，川沙的黄炎培，高行的叶惠钧、曹成甫以及高桥的李平书等。
1919 年，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一书的第二计划第一章中提出设想，应该在长江口附近的浦东地区建设东方大港，改造上海旧港，使上海成为面向世界的航运中心。非常难得的是，在文中，孙中山还制作了一幅用中英文注释的“计划图”，图中还有“高桥”“浦东”等字眼。 因此，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浦东开发早在近一百年前就被孙中山设想过了。
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 世纪80 年代，浦东的开发就开始受到民间人士的关注。来自民间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
2016 年9 月13 号的《东方早报》发表了一篇介绍20 世纪80 年代关于开发浦东的民间研究的文章，提到了一些细节。例如，文中提到，1980 年2 月，上海市建委的简报《基建情况》上登载了上海城市规划局的工程师陈坤龙关于在浦东地区建设新市区的建议。陈坤龙提出上海应该把浦东开发起来，建设新城。同年10 月，上海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月刊发表了陈坤龙的文章《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 明确提出了“把浦东地区建设成为上海新城”的观点。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的易新也在《社会科学》第6 期上发表了《在浦东沿江建立新的市中心—要在6100 平方公里上做大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出在浦东沿江建设新的市区中心城市的想法。
另外，在1981 年上海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城建专家、同济大学教授殷体扬提交了《建议筹设开发浦东建设和规划机构》的提案；同时，政协委员陆子芬、俞颖生提出了《请积极准备建立浦东新区，建设成为新型国际城市楷模》的提案，还有政协委员李立侠、姜庆湘等的提案《引进外资建设浦东发展上海经济》。
1983年，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敏之领衔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该课题提出应当把开发浦东提到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议事日程上来，并且应当占有重要地位。设想将浦东建设成上海的政治中心，同时辅之以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和信息中心，而不仅将浦东视为市区的延伸辅助地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相当超前和大胆的想法。
不可否认，民间关于开发浦东的呼声之所以频频出现，并不是因为这些研究者站在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来考虑，而主要是从解决上海面临的实际困难出发的。当时的上海在基础设施，特别是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上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其中最为糟糕，也是最为出名的是居民的住房与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朱镕基在1988年走上市长岗位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作为市长现在一天要收到一百多封人民来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的。这就是那个时候上海这座大城市的现状。针对这个状况，老市长汪道涵也说过很坦诚的话，作为市长，他说是对得起中央的，因为上海为全国贡献了1/6的税收，但是却对不起上海的百姓，因为实在没有钱来改善居住条件。
在这个背景下，1984年，上海市政府终于在制订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 中首次正式提出开发浦东的想法。1987 年5 月，多次呼吁开发浦东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林同炎专程访华，受到中央领导接见。 6 月，在中央领导的建议下，成立由中外专家组成的开发浦东联合研究咨询小组，也称六人小组。中方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外方组组长林同炎，总顾问是汪道涵。小组在规划、融资、土地及综合发展方面组织研究力量开展研究，提供思路和规划，并最终在1988 年4 月形成了《上海浦东新区总体规划》的研究报告。
1988 年5 月2 日，上海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著名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听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与建议。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出席了会议。会上很多中外专家都无一例外提出要将浦东的建设和规模放到更高层次上。例如，美籍华裔桥梁和建筑专家林同炎的团队提出，浦东从陆家嘴十平方公里开发建设起步需要五亿美金左右。
我前面提到了，1990 年春节在邓小平的强烈建议和鼓励下， 1990 年2 月26 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
浦东开发得到中央批准之后，邓小平一直很关注。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又到上海来过年。他在听取朱镕基汇报时再次谈到浦东开发。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邓小平一家登上了上海的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眺望上海市区的面貌，邓小平回头跟身旁的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邓小平讲了浦东“金融先行”的一些想法和做法。邓小平回应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也就是在这个场合，邓小平说了那个著名的“三个一点”的话：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后来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次讲话精神，并在会上明确提出开发开放浦东是首要任务，为此需要推进上海的各项改革。他甚至化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称1991 年是上海的“改革年”。
朱镕基说的1991 年是改革年这个话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影响很大。1991 年2 月15 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讲话的思想和观点，并连续发表4 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在其中一篇名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中，作者写有这样的话：“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
这个“皇甫平”当然是笔名，其实就是当时《解放日报》的副总编周瑞金以及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三人。他们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这个系列文章，大胆呼吁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1989 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这样的改革呼吁引发思想界的交锋，是可以预料的后果。
第二年，88 岁的邓小平不顾年迈，不辞辛苦，从北京一路南下， 经武昌，到珠海和深圳，最后回到上海过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向全国明确提出“三个一点”，打破了“姓资姓社”套在人们头脑中的枷锁。因此，围绕朱镕基产生的这场争论及“皇甫平”的这个系列文章也成为邓小平1992 年南方谈话的先声。而正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最终打破了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发展政策的关于“姓资姓社”的僵化思想的沉重枷锁。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