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764266
无缘社会，揭示现代社会热闹的外表下“人人自危、一起孤独”的残酷现实日本NHK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无缘社会》采访组一手采访资料大公开。
《穷忙族》NHK节目制作组原班人马新作
“无缘社会”这个词汇，是从一次聊天中聊出来的。它意味着“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
我们NHK电视台的记者在听到几例路毙的孤独死者案例之后，开始了对于“无缘社会”的采访。
没想到的是，我们的采访拉开了更大的黑幕。
有一种痛苦叫做“无关”，有一种死亡叫做“孤独”。
高龄、无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活着，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不回家乡，也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无人认领他们的尸体，甚至无法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的人生被总结为寥寥几个字的遗骨认领布告，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他们所在的社会也会渐渐从“有缘社会”变成“无缘社会”。
日本每年3万2千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却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有热衷一个人旅行的旅者；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赴他乡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现代人的孤独死，就在眼前。
目 录
序 言 1
引 子 “无依无靠者”与日俱增的日本
4
第一章 追踪“在途死亡者”：归纳在仅仅几行字里的人生轨迹 7
专栏
悄然普及的“直接火葬” 25
第二章 日趋脆弱的家庭纽带：“拒领”遗体的去向 28
第三章 单身化时代：“终身未婚”的骤增 43
专栏
靠儿老人 54
第四章 职场关联断绝之后：依赖虚拟家庭的人们① 56
第五章 吟唱“单身情歌”的女人：依赖虚拟家庭的人们② 66
专栏
共同坟墓 78
第六章 年轻群体中蔓延的“无缘死亡”恐惧：推特上对未来的不安 80
专栏
年富力强的“家里蹲” 90
第七章 为了纽带的恢复：度过第二次人生的男子 92
第八章 消失的老人：接连发生的老人失踪 101
第九章 从无缘社会走向结缘社会：探求新的“关联”
108
序言
酷暑连连的2010年盛夏。一个星期天，我离开东京涩谷的NHK广播中心，来到轨交车站前的自由穿行十字路口1，从二楼的咖啡馆独自眺望着过往行人。身着花哨衬衫的年轻情侣正笑语不断地从眼前走过，一位母亲紧紧抓着孩子的手在过马路……
“人，都是与别人有关联的……”我触景生情，不由地回想起了这一年半以来的采访活动。
《无缘社会》采访组的成立，缘起于2009年1月在涩谷一家小酒馆里的聚餐。我们这些记者和节目主持人曾一起对“穷忙族”进行过专题采访，这次难得聚在一起，就边喝边聊起了近来的话题。
当时，是女节目主持人挑起的话头：
“我跟搞‘穷忙族’节目时采访过的一个男子失去了联系。这个人无依无靠，说不定已经在什么地方孤零零地死了。”
“穷忙族”问题突显出了辛劳而无回报的社会现实。我们大家全都重又强烈感到，这种现象已经发展成了与人们性命息息相关的问题。
又喝了一会儿，总导演喃喃自语道：
“‘没有关联的社会’，‘各不相干的社会’，这不就是‘无缘社会’吗……”
“无缘社会”这个词汇，就是从那次聊天中聊出来的。
“无缘社会”采访组一开始由七名记者、一名节目主持人、两名摄像师组成。我们把无人认领尸体的孤独死亡称为“无缘死亡”，在调查全国市镇村公费火葬、埋葬尸体总数的同时，就“无缘死亡”发生了多少起、为什么会发生，进行了全面的现场采访。采访组根据死亡现场遗留的极为细微的线索来探寻一个个死亡者的人生轨迹，简直像刑警在追查案件。
我清楚地记得采访组的记者这样说过：
“采访的困难程度前所未有，有些案件警察都只能中途放弃确认死者身份的努力。可是当采访到后来死者身份渐渐明了时，我们才发现，他们几乎都是普通的人。”
对全国市镇村的调查结果表明，“身份不明者自杀”、“路毙”、“饿死”、“冻死”之类的“无缘死亡”，一年高达三万二千人之多。这些人原本过着极为寻常的生活，却一点儿、一点儿地与社会失去关联，开始独自生活，最终孤独地死去。
我也还记得一个记者这样说过：
“现在，我是怀着吊唁这些死者的心情在进行采访的。”
作为记者，在报道现场进行犯罪案件、意外事故、自然灾害采访时，经常得直面与生命相关的问题，然而之前我从未听哪个记者说过自己是在“怀着吊唁的心情进行采访”。
“为什么他们非得这样死？”我感觉得到采访组里有一种近乎悲愤的情绪在高涨。
查了一下词典里“无缘”这个词条，那上头写着它是“没有亲人”、“没有关联”的意思。采访组又对独自生活的人进行了采访，发现那些自认“没有亲人”、“与人没有关联”的无依无靠者多得令人吃惊。有些非营利团体是专门代替家人为死者料理后事的，在上门造访他们的人中，不仅有老年人，竟然还有许多不能算老的五十多岁的人。他们当中有大企业退休的男子，也有独身女子。由此可见，一种即将单独迎来自己人生终点的惶恐正在超乎想象地蔓延。
采访到的材料于2010年1月31日在NHK特别节目播出了，题目为《无缘社会——三万二千人“无缘死亡”的震撼》。接着，我们又汇集了全国NHK记者和节目主持人的建议，在NHK新闻节目、“9点看新闻”、“早安！日本”的系列中，专题播放了《年富力强的“家里蹲”》、《放养儿童》、《靠儿老人》等节目，反映了由于家庭关联、地域关联、职场关联日趋弱化导致的问题。观众的反应自不待言，在因特网上还出现了许多“我说不定也会无缘死亡” 的帖子，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帖子竟然来自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比较年轻的群体。在上述一系列报道播完之后，采访组的成员又回到了各自的部门。
2010年7月下旬，位于NHK广播中心二楼的报道局突然收到一条消息：
“东京足立区发现了一具东京都最高龄（一百一十一岁）男性木乃伊化尸体。”
这是蹲守警视厅的记者发来的关于“消失的老人”的一则报道。
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全国陆续发现多达三百五十名老人下落不明。老人死后儿女依旧非法领取养老金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于是，蹲守警视厅的记者和社会部、首都圈报道记者以及节目主持人等再次组成采访组，又开始全体出动进行采访。
“这个老人明明有亲属，却下落不明。”
“需要看护的老人加上个没有工作的儿子，这父子俩就完全孤立在社会之外了。”
更为严重的现实浮出了水面。
“无缘社会”——这确确实实是发生在今天的日本的事实，尽管二战已经结束六十五年，尽管经过经济的高度增长和泡沫时代，日本已经进入了成熟社会。有消息称，再过二十年，日本社会将迎来独自生活的单身家庭达近四成的时代。
应对“无缘社会”并非易事，它与许多问题复杂地纠结在一起。是否该回到具有牢固的地域关联、家庭关联、职场关联的社会？是否有构筑新型关联的方法？现在，我们仍然在就这些问题继续采访。
本书是记者与节目主持人、摄像师就“无缘死亡”者和独身生活者的人生轨迹进行采访的纪录，是根据当时的采访笔记写成的，其中有不少在节目与新闻中未能播放的部分。
时逢此次出版社将其袖珍本化，我们在书中补充了第八章与第九章。它们是将NHK特别节目《消失的老人 “无缘社会”的黑暗》（2010年9月播放）和NHK特别节目《无缘社会 探求新的“关联”》（2011年2月播放）的内容分别重新编辑而成的。
殷切希望更多的人来阅读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关于无缘社会的思考，关系到如何改变今天的日本，进而改变明天的日本。
NHK报道局《明天的日本》报道项目 采编主任
中嶋太一
彩虹大桥下的溺死尸体
我们的采访从太阳尚未升起的早晨四点就开始了，当时我们正在东京湾岸警察署背后的栈桥上待机。这里是警视厅的警备艇专用栈桥，常时停靠着四五艘警备艇。其中一艘“天鹅”号艇是配给我们采访用的。据说因为早晨是船只来往的高峰时段，所以浮到水面上来的尸体撞上船体而被发现的频度较高。由于天色还很暗，在发光二极管的照射下，警察署外墙上的警视厅吉祥物“小披颇4”图案和“Tokyo Wanan5”的文字正反射出桔黄嵌蓝色的色彩。
记者与节目主持人，加上摄像师，全都一直屏住呼吸，等着发现溺死尸体的电话。从一大早守候待机了几个小时后，突然，记者的手机响了起来。
“彩虹大桥下发现疑似尸体的漂泊物。”
电话里的声音伴随着兴奋。这是东京湾岸警察署干部打来的联络电话。虽然他使用的是“疑似尸体的漂泊物”这种慎重的措辞，但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溺死尸体。我们立刻绷紧了神经。
当时的紧张感至今也忘不了。我们急忙穿上警察事先给我们的救生衣，等着刑警们到栈桥上来。没过几分钟，五名刑警从警察署跑到栈桥上来了。我们在栈桥上等得早已心急火燎，只觉得等待的时间怎么这么长。刑警们乘上停靠在栈桥旁的警备艇“朝潮”号，立刻开船出发，我们乘坐的“天鹅”号也赶紧跟了上去。由于是快速启动，船尾呈现出略微下沉，当时我们正站在甲板上拍摄，差一点儿失去平衡。
没过一会儿，我们两艘警备艇上开始旋转表示紧急行进的红灯，震耳欲聋的警笛声朝着四周响了起来。由于侧风很强，水面激起了大浪，但高速前进的警备艇不顾浪高一直朝前猛冲过去。
“湾岸警察署的侦查人员已经到达附近。”
驾驶舱里的无线通话机传出听不太清的声音，他们已经到达目标水面——发现溺死尸体的现场了。从栈桥出发到现场花了五分钟左右。那地方在彩虹大桥的正下方，又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从下朝上看到的彩虹大桥竟然那么巨大。
这一天发现的尸首是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男子。他上身是件白色宽松夹克衫，穿着条深藏青的裤子。身体呈头朝下俯卧状，后脑勺露出水面，在波浪中摇来摇去，水面上海蜇似地轻轻飘动着他那件白色宽松夹克衫。
一名刑警从船甲板上伸出一根三米多的长棍，开始打捞溺水尸体。棍子头上装着个J字形的金属钩，他用金属钩钩住死者裤子上穿皮带的马王襻，将尸体朝警备艇拉过来。接下来，警备艇最后面放着的那个货架似的部件如同吊车似地向水中降了下去，这样一来，就能够把水面上漂着的溺死尸体原封不动地载到那货架似的部件上去了。与此同时，别的刑警用烧杯采集海水样本，测量水温，这是在进行现场采证，以备这个案件带有刑事性时好作为物证。
彩虹大桥上，一辆辆汽车、卡车争分夺秒地奔驰而过，而桥的正下方却在进行溺死尸体的打捞作业，日常与非日常的活动交错进行在彩虹大桥现场。然而，眼前的光景却令我们感到，对于已经死去的这个男性的存在，似乎没有任何人予以关注。
死者的搏斗姿态
男子尸体运进了东京湾岸警察署地下一楼的太平间。五名刑警把裹着鼠灰色被单的尸体横放在太平间的简易床上，然后要进行验尸，检查该尸体是否牵涉到刑事性。太平间里已经等着警视厅的鉴定科验尸官了，他是从东京樱田门的警视厅总部办公楼赶来的。
清晰地说完一声“默哀”之后，验尸官与五名刑警双手合十，为死去的男子献上了一分钟默祷。他们双手都戴着极薄的医用橡胶手套，使得这不寻常的氛围与通常的默哀迥然不同。随后，验尸官平静地说了声“那就动手吧”，验尸便开始了。
那男子双臂朝前弯成钩形，姿态像是一个拳击手在进行搏斗。这种现象是尸体肌肉发生了硬化，叫作尸僵。据说尸僵通常从死后两小时起先发生于下颚与颈部，半天左右会波及全身。然后再过三四十小时又会开始逐渐消除，九十小时后会完全消除。所以在进行犯罪侦查时，从死尸的僵硬程度，可以推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
验尸进行的同时，别的刑警在一旁研究死者的体貌特征和他的随身物品，试图从中找出他的身份。他们给那些依山或傍海的警察署打电话，将死者与那里有人申报过的失踪者名单进行比对。他们想设法找出死者的身份，将尸体送到他在世时的亲友那里去。刑警们不言不语，不停地埋头工作着，然而他们的愿望也往往是一厢情愿。据说，这几年来，警察查找之后依然身份不明的无名尸体数一直在增加。
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
我们决定去探索这个男子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
首先要去的，是“在途死亡者”报道中写着的遗体发现现场——东京都大田区东六乡。
面积60平方公里的大田区里生活着69万人。在东京的23个区中，它与世田谷区、练马区、江户川区一样，也属于人口多的地区。大田区东六乡在区的最南端，靠近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分界线。那里建满了老住宅，是个还保存着东京平民区风情的去处。
政府公告上登载的发现死者的地址，是幢独栋老平房。那是个还挂着姓名牌的普通住宅，在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发现腐烂的尸体？我们心存疑虑，按了按房子的内部电话铃。刚按完铃，里面传出一声：“谁呀？”紧接着一张老婆婆的脸出现在玻璃大门后面，惊诧地望着我们。
“我们是NHK的，您这里是有个人故世了吧？”听我们问完，玻璃门咯吱咯吱拉了开来，里面伸出了老婆婆的脸。
“问的是我丈夫？他死了都十年了。有什么事啊？”老婆婆的表情更讶异了。十年前？跟政府公告上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干脆把具体情况对她说了。
“我们听说有人在这儿的起居室里盘腿坐着故世了，而且遗体已经腐烂。您不知道？”
“噢——，你说的是我们管理的公寓里发生的那件事啊。这种事你怎么会知道的？”
看来政府公告上登载的地址是弄错了，这里不是发现遗体的现场，而是房东的住处。
“当无依无靠的人亡故的时候，国家发行的政府公告上会登载有关的信息。我们就是看到报道才来的。”听我们老老实实说完，老婆婆像是理解了：“哎？信息还登在那上面呀？”说着，她穿上拖鞋走了出来。
“是在那边死的。”她依旧趿拉着拖鞋，领我们朝另一个地方走去。
房龄四十年的二层公寓
发现遗体的现场离房东家二百多米，是住宅区里的一幢公寓，那地方建满了独栋住宅。这幢二层楼的公寓面向一条宽不足两米的窄巷，红褐色的外壁分外引人注目。正面的墙上挂着块细长的木牌，上面的墨笔字已经褪色，勉强看得出写的是“喜作庄”三个字。
房东老婆婆说，这幢公寓有四十年了，死去的丈夫当年因为期盼“住在这里就能喜事盈门”，所以才给它起名叫“喜作庄”的。
“就是这儿。”房东老婆婆说着打开了进入公共大门后的左手第一个拉门。门上写着：“十七号室”。
“门一直是开着的吗？”刚问了一句，房东老婆婆就催着我们进屋：“是开着的呀。又没有什么拿得走的东西。来，请吧，进去看看！”
穿过拉门，紧挨着左手的是厨房，右手放着洗衣机和冰箱，朝里是一间铺着六张榻榻米的和式屋子。墙壁上不少地方已经变成了褐色，让人感受得到昭和年间的质朴气息。
房东老婆婆说，那天是她到屋子里来收房租，这才发现住在这里的男子已经死了。
“当时，是不是有什么气味啊？”
我问了一句，因为我想起了政府公告那篇报道里栩栩如生的描述——“遗体腐烂”。
“有气味，难闻极了！他们说他死了都有一个来星期了！”
房东老婆婆回过头来答道。说话时她正在打开外廊窗户，想要给屋子换唤气。
我们开始在屋子里拍摄。那个姓名不详的男子就是死在这屋子里的。
结束屋子里的录像后，我们采访了一个这幢公寓里的房客。那具男子遗体被发现的当天，他曾经到男子的屋子里去过。这位七十多岁的大林七郎君住在二楼的十二号室，是个和蔼的小个子老大爷。他步履蹒跚地下楼来到我们待着的那间发现遗体的屋子时，穿着咔叽色的夹克和一条灰裤子，头上还戴着一顶毛帽子。
“您发现他死了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
“他在这边来着。这里有个被炉嘛。被炉在这儿，他是这个姿势死在这儿的。”
老大爷在还留有明显污渍的榻榻米上盘腿坐下，又朝前弯曲身体，自己按照当时看到的遗体姿势模仿了一遍给我们看。望着他那弯曲着的苍老瘦小的后背，我仿佛感觉他与那个死亡男子的背影重叠在了一起，仿佛我们自己当时也在发现遗体的现场似的。
“他是夜里死的？还是白天死的？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只记得，看到他的尸体是在那天的黄昏。”
合同里写着的真名
“我仔细找了找，找着了！你们瞧！”
“找着什么啦？”
“合同啊。”
正当我们在公寓二楼采访另一个房客的时候，刚才回了趟家的房东老婆婆又来了。听到她那穿透力很强的大嗓门的招呼，我们急忙下楼赶到大门口她的身边。
那是一份1991年3月31日签署的公寓租房合同，上面写着“十七号室，租赁费壹个月贰万捌仟日元”。在承租人栏里，棱角鲜明的笔触写着姓名：大森忠利。
“他是叫大森忠利吗？”
“对，是叫这个名字，他写的就是这几个字嘛。”
可为什么明明有姓名，却成了“姓名不详”呢？
我们决定去问问这幢公寓里的房客，于是再次上了二楼。只见刚才为我们介绍发现遗体情况的大林君正在跟另一个男子说话。
发现遗体的那间屋子的上面，是二楼的八号室，里面住着60多岁的神野征二郎。这幢公寓里的房客净是外地来的单身汉，大林君是新潟县出身，神野君说自己是秋田县来的。我们跟神野君也聊了聊。
“您常跟过世的那位大森君说话吗？”
“不，我没跟他说过几次话。到了这把年纪，就算听到了各种事情，要说也说不清楚啊。”
住在同一幢公寓里，难道就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
“我瞧他信箱里塞满了报纸，是觉得奇怪呀。可是听到有电视机的声音从他屋子里传出来，我一转念，咳！他好着呢。怎么想得到他会死啊？”
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为了慎重起见到大森君的屋子里去看看清楚。这些房客之间的来往看来是不多的，没有一个房客知道大森君的详细情况，既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也不知道他过的什么日子。
然而，就是我们自己，对于隔壁住着什么人，他们日子是怎么过的，不是也知之甚少吗？我觉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即使自己周围也发生了同样的悲剧而我们没有觉察，也是不足为怪的。
大森君无亲无眷，孑然独居，所以谁也无法确定他的身份，使他成了“姓名不详”的人。
离开这幢公寓的时候，在房子和院墙间的窄缝里，我看到转悠着一只长着黄、白两种毛的小猫，尾巴的花纹跟老虎的尾巴一样。它没戴项圈，看来是只野猫。我望着它心想，这只猫说不定认识没死时候的大森君吧。那猫见我盯着它看，立刻把身子蜷缩到墙缝里，也朝着我瞪起眼睛来了。
担保人与钉子袋
从房客那里，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不过，房东老婆婆拿来的公寓租房合同上的担保人栏里，倒是有个住在东京都大田区的男子的名字。
而且，在发现遗体的屋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建筑工人绑在腰上使用的钉子袋。钉子袋上写着神奈川县川崎市一家建筑承包公司的名字。
我们决定通过担保人与钉子袋这两条线索来寻找大森君走过的足迹。
一开始，我们去找当他担保人的住在大田区的那个男子。那男子原来住在一幢高级公寓的三楼，但我们去时已经人走楼空。无奈之下，我们采访了这幢高级公寓的管理员，他一脸为难的表情，冷冰冰地回答说：“这位先生已经搬家，不住在这儿了。我不知道他搬去的地方，再说，牵涉到私人信息的事情，我本来就不能告诉你。”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钉子袋上写着的建筑承包公司的所在地，但那里已经建起了别的高级公寓。那是幢刚完工的新公寓，遇到的居民没人知道有那家建筑承包公司。我们又挨家挨户地去敲公寓住户的门，总算有一位老婆婆说知道那家建筑承包公司。老婆婆说，那家建筑承包公司已经关门收摊，经营公司的一对老夫妇如今住在别的地方。我们立刻向她问来地址，去见了那对老夫妇。但他们说不认识大森君，而那个钉子袋，他们说是分送给客户的。至于分送给了哪些客户，已经记不起来了。
线索出现在供餐中心
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重视现场调查，决定再去拜访作为第一发现者的房东老婆婆。
“什么？你们还在调查？你们是不是没事可干啦？”房东老婆婆奇怪地冲了我们一句。
然而就是这一次，她说出了一个让我们联想起“现场百回不算多”这句话的情况：
“上次你们回去以后我左思右想，总算记起大森君是在供餐中心工作的。你们到没多远的那家供餐中心去问问吧，没准他们知道点儿什么。从这儿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了。他们现在还在营业呢。”
找到了新的线索，我不禁胸中澎湃起来。心里想的最多的不是“上回你怎么没告诉我们呀？”而是“还好你想起来了，谢谢！”
我们劲头十足地冲出公寓，房子和院墙窄缝里一只蜷缩着身子的小猫惊得窜到路上去了。这是那只长着黄、白两种毛的猫，我们第一次来造访这幢公寓的时候它就在那儿。它竖起跟虎尾一样花纹的尾巴瞪着我们，像是想问：“你们又来啦？”
我们火速去采访房东老婆婆说的那个供餐中心。它离大森君生活的这幢公寓大约一公里远，房子的外观颇煞风景，墙壁上用红漆大大地写着“供餐中心”，房子前并排停着几辆运送盒饭的卡车和小面包车。我们从车旁穿过，朝着里面的进口走去。
或许因为是中午时候吧，那些看来刚干完活的人正在供餐中心办公室里休息。我们正是在这个当口来的，所以一打开门走进办公室，所有人的视线全都朝我们转了过来。
“对不起，我们是NHK的，想了解一下大森忠利君的情况，他原来是在你们这里干活的。”
坐在最近位子上的女子听了我们的话，撂下一句“请稍等”，慌慌张张地朝坐在办公室最里面的男子走去。她跟那男子低声耳语了一会儿后，男子起身走了过来。他一头白发三七分开，戴着眼镜，一脸戒备的神情。
“你们有什么事啊？”问话的这位男子是供餐中心的专务董事。我们把来采访的缘由告诉他后，他说道：“大森君原来确实是在我们这里干活的。我们也听警察说他死了。不过他在这里干活是在十几年以前，具体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煮米饭的活是他干的。”大森确实在这里工作过，房东老婆婆的话没说错。
二十年间“不迟到”、“不缺勤”
供餐中心的专务董事把我们领到了大森君原来干活的米饭生产线。看来这里在卫生方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我们得全身穿上白色工作服，戴上完全遮住头发的帽子，还要戴口罩。一根一根手指连指甲都进行了两次消毒，这才被准许进入米饭生产线。
米饭生产线是传送带式的，基本不需要人手，唯一需要人工作业的只有一道工序，那就是把重约十公斤的铁锅一个一个放上传送带，再把大米和水按照比例放进锅里，最后盖上铁盖。现在的煮米饭工人正在那里不言不语地埋头干活。然后，放进大米的铁锅在米饭生产线上缓慢行进二十分钟加热蒸煮，然后再焖二十分钟。生产线不停地缓缓向下一间屋子移动，在那间屋子里再把米饭盛进一个个饭盒。
供餐中心上午开班很早，煮米饭的工作从凌晨四点钟就开始了，那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大森君在这个供餐中心作为正式职工干了二十年，一直干到退休。他们说他没有迟到过，也没有缺过勤。
我们采访了一个自称以前跟大森君一起干活的工友。
“大森君比我大几岁，我们不仅一起工作，还是时常一起去喝酒的哥们。大森君住的公寓房间我也去过。虽然我们互相之间没有深谈过什么兄弟姐妹几个人啦、结没结过婚啦，但我记得就那一次大森君漏出过一句，说他没有任何亲戚。
“我们俩虽然都是外地人，但我从没见大森君露出过怀念家乡的表情。可是他的眼神挺凄凉的，没准心里还是想回老家去吧，因为那样总比一个人待在这里（东京）强嘛。”
据他说，虽然是一起喝酒的哥们，但自打从供餐中心退休以后，大森君跟工友的来往就少了，所以自己也不知道他后来在干什么。
“大森君从供餐中心退休以后，我们一次也没一起喝过酒，只不过在路上碰到时点头打打招呼，从来没有停下来正经说过话。因为连我也觉得，自己从这里退休后，跟供餐中心的人的交情也是不会维持下去的。那样虽然寂寞，但退了休的人也就是这么回事嘛。”
保存着的履历表
我们又回到供餐中心的办公室，专务董事从文件柜里取出一大捆纸，一张一张翻了起来。他是在找有没有大森进供餐中心时填写的履历表。
啪啦啪啦翻着那捆履历表的手停了下来，专务董事指着一张履历表朝我们转过身来。
大森君亲笔填写的履历表找到了。
大森忠利君，享年七十三岁。
履历表上的填写日期是1975年3月1日，是大森君三十九岁时写的。从那以后过了二十年，大森君在这个供餐中心一直工作到迎来六十岁退休的1995年。
履历表的左边贴着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他身着大开襟的黑色竖条纹白衬衫，衬衫外面套着件浅灰色的西装。跟一般的身份照不同，这张照片像是在哪幢房子前抓拍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照片画面让人感到大森君是站在照片的右边半张里，旁边好像还有别人。照片的取景实在太差，他旁边的是他父亲还是他兄弟？要不就是他的太太？总之，看样子他是把跟别人一起拍的照片剪下来一半贴在了履历表上。在我们这些采访者眼里，这半张照片似乎象征着他的某种“关联”被切断了。
而且，履历表上还留下了新的线索。
原本连姓名也不为人知的大森忠利君在履历表上亲笔写着，他是从秋田来的。
用“秋田”和“电话号码簿”检索
大森君的故乡——秋田。我们虽然马上就想要去秋田，可还是觉得应该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在东京尽可能准备充分之后再到秋田去。
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国立国会图书馆。这是规定出版者有义务将所有出版物都交到这里来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收集、保存着国内出版的一切出版物。藏书量超过三千五百万种。
我们来查找的，是老的秋田县电话号码簿。因为我们推测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这样对个人信息如此敏感，电话号码簿里或许还留有什么关于大森忠利的线索。通过电脑用“秋田”和“电话号码簿”这两个关键词检索了一下，找到的最老电话号码簿，是《秋田县（中央版）电话号码簿》（截至1967年4月1日/东北电信局）。我们赶紧去柜台借了出来，只见这本电话号码簿的封面已经伤痕累累，纸也褪色发黄了。我们小心地一页一页翻看，像是在摆弄易碎的玻璃工艺品。翻着翻着，一段文字在我们眼前跳了出来。
“大森忠利（门窗隔扇） 01882—※—※※※※ 秋田市（下略）”
跟大森君同名同姓，而且与我们手里他亲笔履历表上写的籍贯和地址也一样。我们不由地高兴起来，感到找着了证实大森君当年确实在秋田生活过的官方证据。电话号码簿上跟在他姓名后面的“门窗隔扇”几个字，是新掌握的信息，他当时可能是个做这些东西的匠人。
接着我们又检索了按职业分类的电话号码簿。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他职业的线索，所以觉得如果调查一些他当时的同行，说不定里面也有了解大森君的人。在最老的一本《秋田县职业分类电话号码簿》（截至1967年4月1日/东北电信局）里，我们查找了“门窗隔扇”和“木工”职业类，里面共登录了五十一个秋田市内的电话号码。望着排列在眼前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我默默地在心中祈祷：不管是谁，但愿里面有大森君在世时的熟人。
前往大森君的老家秋田
我们决定几天后赶到大森君的故乡秋田去，因为我们想了解大森君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了解他有没有什么亲属和友人。
我们是坐飞机去的，然而去大森君故乡的旅行从一开始兆头就不如人意。飞机从羽田机场出发后，由于秋田机场附近漂浮着浓雾而无法着陆，在上空盘旋了将近一小时。据说秋田机场之所以容易起雾，是因为它位于远离秋田市中心的山区。我们等着天气转好，可雾始终不散，飞机不得不又返回了羽田机场。我们心中烦躁，觉得老天爷好像非要阻止我们去采访似的。
原来的预定是坐早晨第一个航班去的，结果，等换乘的临时航班降落到秋田机场时，已经是下午了。这次采访是在11月进行的，秋田雪倒是还没下，但气温低得与东京没法相比。不用说，呵出来的气也是飘着白烟的。
从机场到秋田市中心的大巴一路摇晃了四十分钟，这才到达秋田火车站西口。我们立即赶向大森君在履历表上亲笔写着的户口所在地，想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一点儿。
大森君的亲笔履历表和国立图书馆里的电话号码簿上，都有他户籍所在的地址，那地址离秋田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但那两个地方写的都是已经改掉了的旧地址。这使得我们虽然找到了大致的地段，却难以弄清确切的地址。
于是，我从包里取出在国会图书馆查来的门窗隔扇匠人信息，在我们要去的大森君户籍所在地址的同一个区域里，找到了一家门窗隔扇店。
这家门窗隔扇店至今还在经营着，店主自家居住的平房紧挨着工作车间。车间里传出听上去很舒服的声音，那是机器在切削木头。眼前的银杏树迎风摇摆，阳光下的树叶闪烁着金黄色的光。
“对不起，打扰一下。”
我们打开发出机器声的车间的大门，向正在最里面切削木头的主人打招呼。不知是因为他正在埋头干活还是机器声盖住了我们的声音，他竟然没有一点儿反应。我们放开嗓门又招呼了一遍，主人这才停下手来，从耷拉到鼻尖的眼镜上头和蔼地注视着我们，操着浓重的秋田腔问道：“什么事啊？”他看上去七十来岁，跟大森君差不多。
我们说出大森君的名字，问他大森君是否在这一带生活过。
“啊——，好像是有户人家姓大森来着。可是，后来死了，现在已经没那户人家啦。我还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可他比我大几岁，再说我们交情也不那么深，所以我对他不太了解。”
我们拜托他带带路，想至少把大森家的地点搞清楚。“行啊！”他爽快地一口答应。从自家房子里取了件土黄色的防寒服后，他就迈开步子领我们去了。一到外面，大概是因为风刮得冷嗖嗖的缘故吧，主人把手插进裤袋里，像去附近散步似地悠然走了起来。他领我们走到临街的一家理发店前停住了脚步。
“原来是在这里的吗？”
“嗯，就是这一片儿。”
“这儿啊？能不能请您说说，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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