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

本书系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七章。描述了1895~1899年清政府主导下的各种改革的经过和结果。“实政改革”，特指甲午战后五年间由清政府主导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军事、经济和教育改革为中心，以新军、铁路、矿务、银行、邮政、新式学堂等项建设为重点的自主改革运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清朝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尤其是光绪帝、中央各部院、各直省将军督抚、海关税务司和盛宣怀、袁世凯、胡燏棻等人。由他们推行的各项实证（尽管某些方面也存在敷衍和消极抵制的情况），吸引了大批朝野人士的参与，对于当时和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这场实政改革又下启清末新政，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铺垫和物质基础。

导言1
第一章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失败26
　　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的兴起26
　　第二节　最大的洋务：从新式海军萌芽到北洋海军成军38
　　第三节　日本发起扩张与清朝甲午战败49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朝野动向与清政府的改革大讨论60
　　第一节　《马关条约》互换前后的朝野舆论60
　　第二节　光绪帝发起战后改革大讨论72
　　第三节　各地大员主动献议与奉旨议复80
　　第四节　朝廷的改革动向与帝后党争99
第三章　“练兵为今日第一要务”107
　　第一节　北方新军发轫：从定武军到新建陆军107
　　第二节　南方新军并起：江南自强军与湖北护军营洋操队132
　　第三节　清廷强化中央军事集权：武卫军的组建146
第四章　寓强于富，修建铁路162
　　第一节　铁路国策的确立与“一干一支”规划的出台162
　　第二节　筑路先声：胡燏棻督办津芦铁路169
　　第三节　芦汉承办权之争与工程进展的迟滞不前177
　　第四节　芦汉借款权之争与各路借款的矛盾纠结199
第五章　开矿产以裕国用228
　　第一节　充盈朝堂的开矿热与各地的办矿实效228
　　第二节　陈宝箴主持湖南矿政239
　　第三节　晋、豫、川等省矿政的误入歧途249
　　第四节　旧北洋旗下两大矿局的接连陨落258
第六章　办银行以塞漏卮，兴邮政以浚利源275
　　第一节　种瓜得豆：盛宣怀奉旨开办中国通商银行275
　　第二节　海关职能的延伸：客卿赫德办邮政302
第七章　以“实学”为主旨的新式教育改革328
　　第一节　从缓进、激进到转向保守：政策层面的探讨328
　　第二节　各地教育改革实况339
　　第三节　两种改革取向的博弈：时务学堂的蜕变与新旧之争361
　　第四节　朝廷改革的晴雨表：京师大学堂的筹议与初办375
余论　甲午战后至庚子事变前清朝改革的再审视394
征引文献411
索引436
后记441

序
金冲及

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老话：“十年磨一剑”。意思是说：为了做好一件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必须全力以赴，不吝惜时间和精力。据我所知，张海荣撰写《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确实投入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并且是全力以赴的。她在写成初稿时，已受到不少赞赏，并被评为2013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但她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花了多年时间反复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有些部分还推倒重写，才形成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这种治学态度是很可贵的。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处在不停息的变动中。它以前是古代中国，它以后便逐步走向现代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历程中，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极为强烈的冲击，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家和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人面对的使命已不只是一般的“自强”和“求富”，而是要“救亡”，必须“思变与应变”，从不同角度化为行动。
但历史发展的进程总是充满各种不同社会意志的共存和冲突。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有时便出现这样的局面：在各种力量中谁都难以完满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把这种历史现象称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成的“一个总合力”作用的结果。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剖析复杂社会现象的深刻论断。
甲午战争后的严峻局势、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不能不引起中国各种不同社会力量和意志的不同反应。它们可能有共同的地方，又有相互的冲突，这是事实。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清政府实行的“皇权改革”，都是在甲午战后客观局势下的产物。它们当然有很大差异，但都在现实生活中起着作用，显示出历史发展通常是“一个总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历史发展又有它的阶段性。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起着不很相同的作用，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当时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但还处在起步阶段，一时在国内影响尚微。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向，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甲午战后中国进步知识界（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显然居于主流地位。“救亡”的口号是他们明确地提出来的。他们有力地宣传“变”的观念，比较系统地宣传新学和进化论思想，断言“变亦变，不变亦变”，使知识界在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这是巨大的历史功绩。但维新派人士一般是书生，并没有推行改革的实际权力，除湖南在巡抚陈宝箴主持下实行了一些有实效的改革外，难以在这方面直接有更多作为。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清朝统治势力（包括由光绪皇帝主导、有关机构策划、各地高级官员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且在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开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编练新军等方面仍采取了一些实政性行动。尽管有如本书所说，这些事业几乎都处在外国列强的严密控制和激烈争夺下，又在众多封建官吏的腐败经营下，存在众多严重弊端，从而一直受到人们诟病，但它毕竟也在中国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置之不顾，同样无法全面而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的全貌。本书所要揭示和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张海荣的治学态度是严谨而扎实的。她在十多年的漫长时日内，不知疲倦地细心阅读浩如烟海的大量官方档案和私人文集、信函、日记、报章等原始文献，对清廷实政改革的方方面面逐一进行梳理和剖析，并注意对这过程中清廷中央同地方督抚等高级官员之间、中国同外国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冲突进行分析，比较全面地勾勒出甲午至庚子前清政府实政改革的整体景状，进而对这场实政改革难以取得根本性成效的原因作了分析。作者对其中不少重要问题经过反复研究，确有比前人研究成果又向前推进一步的地方。
还值得注意，作者以比较宽广的眼光，将洋务运动、甲午战后的实政改革以至清末新政这三个前后相续的嬗变过程连贯起来进行考察，指出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区别所在。胡绳同志曾提出：“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本书作者也以事实来论证，甲午战后的清廷实政改革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都是在不触动清朝统治秩序的根本前提下展开的，但在改革规模和深度上都比过去有所提升。
对发生在庚子以后的清末新政，本书着墨不多。但不难看出它的具体措施不少同甲午战后的实政改革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废科举、兴学堂、奖励民间设厂等是如此，更不用说铁路、开矿、银行、邮政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了。但那时的历史条件又有变化：清朝的统治已近末日，革命浪潮在全国范围内高涨，清廷更加强皇室集权，结果使自己更陷于孤立。西方列强在辛丑条约后也更加强对中国方方面面的控制和干预，清廷被陈天华等直截了当地称为“洋人的朝廷”，激起国人的强烈愤慨。最后导致清朝统治的覆灭。作者把这三个阶段前后打通，统一地进行考察和思考，很有新意。
当然，本书探讨的是一个相当重要而以往研究又不很充分的问题，学术界当然会有不同看法。而作者今后在研究和探索中还会继续有新的进一步的见解和研究成果。这是很自然的。
我觉得，这本书对研究或关心中国近代（特别是晚清）社会和历史演变的读者来说，是值得一读的。

20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