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098000
◎书中附有叶永烈经过多年考证写成的“*37位秘书简介”，使读者对于*的秘书们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叶永烈曾直接采访了陈伯达、高智、罗光禄，并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田家英夫人董边以及众多的江青知情人，获得大量*手资料。
◎本书把他们当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详实地记录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人生际遇和事业起伏，让读者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认识作为伟人秘书的他们的真实人生，认识主席秘书这个职业。
◎书中介绍了这些人是怎样给*当秘书的，他们与*的关系是怎样的，并以此为主线，钩沉*秘书的人生起落与重大事件之关联，使读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思想变化，进而了解这一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史命运。
作者曾直接采访了陈伯达、高智、罗光禄，并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田家英夫人董边以及众多的江青知情人，获得大量手资料。此外，书中附录作者对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给*讲诗文的芦荻的采访实录，同样对于了解、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末附有作者经过多年考证写成的“*37位秘书简介”，使读者对于*的秘书们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喜欢什么样的秘书？
◎*如何选择秘书？
◎*如何使用秘书？
◎*的秘书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的秘书具有什么样的才智？
◎*和秘书们的关系如何？
◎秘书们对*的感情如何？态度如何？
◎*的秘书们命运如何结局？
……
写在前面
曾经是中共中央局秘书
也曾是“国民党秘书”
在上海身兼国共两党秘书
从首任秘书谭政到末任秘书张玉凤
慧眼识人才
逐步形成稳定的秘书群
秘书胡乔木
章 来到身边
王若飞转达了的意见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
整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
读书成了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
随飞往重庆
为“二乔”断名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第三章 新闻首脑
“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
成为“新闻人物”
频频致函胡乔木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
终于累得病倒了
第四章 “大手笔”
参与编辑《选集》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
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
在杭州起草《宪法》
第二次病倒
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五章 “大跃进”年代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
随出席莫斯科会议
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受到的批评
批罢“西尼”驳“东尼”
《人民日报》的“婆婆”
第六章 庐山风波
在庐山会议上大力纠“左”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依然是政治秘书
离开了身边
第七章 “病中吟”
“一介书生”的种种“故事”
远离“阶级斗争”谈诗论词
“没有百忙”的“好事之谈”
又在追赶的步伐
写诗词使他和恢复联系
江青警告：“不许干扰主席工作！”
第八章 “文革”风雨
江青早已对他不悦
《海瑞罢官》的“黑后台”
和的后一次谈话
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迁出中南海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盯”住了他
红卫兵闯入胡宅大抄家
在“一月革命”的寒风中游街
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戚本禹的文章掀起大风波
意外地来看望他
足不出户 闭门闲居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又一次“半点名”批判
秘书陈伯达
章 初任秘书
初来延安
引起的注意
与探讨中国古代哲学
担任秘书
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写《人民公敌蒋介石》
第二章 几番风波
搬入中南海
跟随访问苏联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
“老鼠搬家”事件和《红罂粟》事件
参与编辑《选集》
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主持《红旗》笔政
在郑州遭到痛斥
在庐山上弄错风向
参与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口授“二十三条”
起草《五一六通知》
第三章 “文革”大员
与江青一起为“中央文革”组阁
接管《人民日报》
和江青一起点火于北大
跃为第五号人物
主笔“十六条”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为江青捧场
陈伯达的自杀闹剧
批斗刘、邓、陶
利用“七二○事件”大做文章
第四章 兵败庐山
跟林彪建立“热线”联系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激烈争斗
与林彪密商
林彪发动突然袭击
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翻车了，倒大霉了”
怒斥陈伯达
后一次求见
秘书田家英
章 志趣相投
差不多成了的“总管家”
与如切如磋、亲密无间
他崇拜正直刚烈的谭嗣同和林则徐
奉命做田家英思想工作的董边跌入爱河
结婚时他和她“约法三章”
第二章 的得力助手
他和毛岸英同龄，却成了毛岸英的老师
担任的秘书之后
入住中南海
宣传思想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第三章 “曲生何乐，直死何悲”
庐山上的政治风暴差一点把他推入深渊
成了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
被安上“篡改著作”的罪名
逐出中南海的命令使田家英心似刀绞
他悲壮地死于中南海“永福堂”
历史终于发出公正的声音
秘书江青
章 “约法三章”
初识
调到身边工作
“约法三章”
终于和结婚
生了女儿李讷
变娇变骄了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前往苏联疗养
第二章 染指政治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批判《武训传》 江青“露峥嵘”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政治夫妻”
成为的秘书
机要秘书高智
章 的幽默
“两个半人”中的一个
为译电文
教他“开门见山”
羊肉泡馍的故事
第二章 “五大秘书”外的秘书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机灵
在的专列上
“奉命”去看舞剧《小刀会》
离别后高智“想坏了”
机要秘书罗光禄
章 紧张的工作
叶剑英调他到身边工作
的“换脑子”
机要秘书的工作够紧张的
第二章 他“表扬”了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窃听器事件”真相
倾听来自底层的真实声音
早期的秘书
井冈山上的秘书贺子珍
秘书古柏和曾碧漪
秘书童小鹏
有着“红色摄影师”的美誉
一丝不苟 严谨细致
说起周恩来的故事
通讯秘书李锐
93岁还去游泳
写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怎么成为秘书？
中了“状元”之后
在庐山摔了一个重重的跟斗
漫长的苦难生活
“关怀莫过朝中事”
附录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
庐山浓雾，以灯为座车引路
17岁那年，他就在瑞金为站岗
专列“九一三”前夕的惊险经历
不愿化装戴墨镜、戴大口罩
不理“洋规矩”
喜欢老实人
他向报告周恩来去世的噩耗
常常“连续作战”
首次透露拘捕江青的实情
永远怀念
读讲诗文的芦荻
遴选工作在悄然进行
忽地要她为北大党委“讲课”
夤夜去见
亲眼目睹嗜书如痴如醉
知道她的身世
她请谈《水浒传》
姚文元居心叵测借题发挥
在大寨她与飞扬跋扈的江青相遇
在流言蜚语面前她保持沉默
她终于打破多年的沉默
的37位秘书简介
后 记
这本《和他的秘书们》，是陆陆续续写成的。
我先是采访了陈伯达，为他写了70万字的《陈伯达传》。
后来，经过多年采访，又写成70多万字的《江青传》。
接着，访问了田家英夫人董边，写了《秘书田家英》。访问了高智、罗光禄，为这两位机要秘书写了访问记。
然后，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及有关人士，又写了《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一书。
我在上海还采访了秘书戚本禹。
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很早就列为我的《和他的秘书们》一书的采访对象。我去北京他家采访时，正值他在病中。本待他病好之后再采访，不料他不久就病逝了，我失去了直接采访的机会。
此后，我在北京两度采访了通讯秘书李锐。
我也采访了曾碧漪。她和她的丈夫古柏是早期秘书。
另外，张耀祠、芦荻虽不是的秘书，我先后采访了他们，发现他们关于的回忆颇具史料价值，所以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附录中还收入我写的《37位秘书简介》，让读者对于的秘书们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叶永烈
2014年11月24日改定于上海“沉思斋”
延安的整风运动，从学习文件日渐进入反省党的历史。诚如所言：“印了《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研究。”“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曲折的路。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反复：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博古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此后，又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要理清中共党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是不容易的。然而，不理清这些问题，不在全党取得统一的认识，也就影响着中共的团结，影响着中共的未来。要胡乔木协助编选《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本书，就是为着中共高级干部们研究党史提供材料。
从1943年冬开始，整风运动转入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
随着三本书的印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支部里，有人提出要追查那些错误的文件是谁起草的，一时掀起一番风波。当即作出答复：“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1944年5月21日，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17人，即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胡乔木作为秘书、政治局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便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须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召开的，离此时已5年有余了。相隔那么久才开这次中央委员会议，足见会议的重要。
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为主席团，决定改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务。这五人主席团，到了一年后的中共“七大”，都成为书记处书记，人称“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因病于1950年早逝之外，毛、刘、周、朱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在中共党史上是创纪录的：从1944年5月21日举行次会议，直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如此漫长，是的。这次历时11个月的中央全会，开了8次全体会议。
会议如此漫长，内中的原因在于此会是为中共“七大”作准备工作。种种准备工作之中，费时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历史上的一右三“左”以及其他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求统一全党的认识。在整风运动中，中共高级干部们反反复复讨论中共历史经验，后“凝固”在《决议》之中。
在五人主席团之中，指定由任弼时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
参加起草《决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等7人。
胡乔木也参与起草，但初却不是由他执笔。
这是一项高难度的起草工作。《决议》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因为涉及对中共以往的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中共的领袖们都投入到这一起草工作之中。
先是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接着，在1944年4月12日又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中共党史一系列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共“一大”谈到中共“六大”，从陈独秀谈到博古……
周恩来在1943年8月至11月，写下5万多字的笔记，记下他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见解。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一连作了5天报告。1944年3月3日、4日，他又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两次报告。他曾说：“做了廿年以上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
朱德作了关于红一军团史的报告，王若飞作《关于党的历史的报告》。
张闻天也写下长篇笔记，批判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写下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看法。
曾是中共“六大”以来“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同样作自我批评，剖析自己的错误。
至于王明，此时称病——因为讨论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时，受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他。
《决议》反反复复地起草着，前前后后写了3次草案，大的修改改了14次之多。
亲自过问《决议》的起草工作。对于《决议》初的稿子，他很不满意。推倒重来，又改一稿，仍不满意。后，指定胡乔木执笔。诚如当时参与有关工作的一位人士所忆：“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1971年去南方视察时，曾说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
胡乔木能有这样的“本事”，考究起来，是有缘由的：一是他在身边工作，对于的观点非常明了；二是他参与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书，熟悉了中共党史一系列文件、决定；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听了中共高层领导的一系列报告，熟知种种内情；四是他具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文学修养。
与整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比，与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相比，起草《决议》的难度要高得多。胡乔木担当起这一重任，从此确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支笔”的地位。
当然，胡乔木只是《决议》的后执笔者，而《决议》本身是延安整风运动大学习、大讨论的结晶。精心修改了《决议》。如今所保存的《决议》原稿上，还可看到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修改的手迹。
《决议》原计划交中共“七大”讨论通过。后来，为了使中共“七大”能够集中讨论中共关于抗战建国的方针，经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于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决议》分析、批判了中共历史上一右三“左”的错误，特别着重于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作了批判。《决议》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肯定了此后在中共全党确立的领导。《决议》指出：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同志。……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时期，确立了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保证。”
《决议》起草过程中，根据的意见，曾把3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在1944年4月20日，《决议》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那一天，王明发出长信致任弼时阅转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王明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王明还表示：
“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王明表示“心悦诚服”地承认的正确和功绩。
连王明都如此“拥戴”《决议》，有点出乎意料。
自然，后来的情况表明王明言不由衷。在他叛离中共之后，在苏联写了《中共五十年》一书，则痛骂《决议》：“臭名昭著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是公开伪造中共历史的个文件。”这一段话，才是王明真正的“心声”。
不论王明“拥戴”也罢，痛骂也罢，《决议》毕竟以历史性的文献的地位，被载入中共党史。
值得提及的是，《决议》作为附录，收入《选集》第三卷——这在《选集》中是的。因为《决议》虽是根据的意见起草并经精心修改，但毕竟并非个人的著作。除《决议》之外，《选集》所收，都是著作。这也足以表明对《决议》的看重——因为《选集》（指1951年以来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至四卷）是经本人审定的。
就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1945年4月23日，胡乔木来到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开幕式，胡乔木当选正式代表。主席台上方高悬红底白字横额“在的旗帜下胜利前进”，鲜明地点出了大会的主题……
3个月后——1945年7月13日，胡乔木步入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那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8人，胡乔木是代表之一。这次会议决定，在1945年11月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只是一个月后日本投降，时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按原计划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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