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807683070
在垃圾分类大潮中，当被问到“你是什么垃圾”时，别笑，垃圾确实是我们的一部分……
本书以社会学的视角，将垃圾作为一种标志、一个节点，带出我们身处其中的巨大的物质网络，此间，万物皆相关联。垃圾与城市，拾荒者与我们，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一幅“人类世”的山水画。
在垃圾分类大潮中，拾荒者的角色是什么、功能是什么？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又可以为他们做什么？
这些问题，正是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如作者所言：“社会科学有责任给大众提供一种全新的看待垃圾的眼光，讲述一个完整的关于‘物的社会生命’的故事。”
没有人喜欢垃圾。垃圾肮脏，而且是“没用”的，不是吗？然而，大城市每天生产的垃圾，却吸引了小玲、丽雨这样的年轻姑娘带着嗷嗷待哺的婴儿，从农村老家搬到大城市郊区；我们毫不吝啬地丢弃的衣服鞋袜，流转到像冷水村一样的城乡接合部，却成就了马大姐和老乡大姐这样的拾荒女性的一种矛盾的骄傲；我们每天丢弃的一次性水瓶和餐具堆积如山，它们却和年轻人小张的创业梦交织在一起；而我们的生活垃圾，更构筑了许多像大熊、星星、李涵般在废品场长大的小孩，*独特的童年记忆。
本书就像一部以文字为载体的影片，用平视的、细腻的镜头，以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借由对在北京居住和生活的十位拾荒者的走访与记述，呈现了这个群体的日常点滴、内心独白和家庭故事。通过审视废品、废品经济、收废品人，作者尝试重新看待这个城市的消费与浪费，重新理解废品回收经济和空间如何与我们息息相关；通过了解废品从业者的工作和生存空间，进一步认识我们的城市成员、城市化，以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中文简体版序
导言：废品的政治与文化
第一部分 城市采矿人：废品回收作为非正式经济
1. 回首跌宕京漂路：一个女收废品人的口述创业史
2. 低端企业家：北京收垃圾，老家拾尊严
3. 底层的生存策略：从“超生游击队”到“黑心小作坊”
第二部分 垃圾场上的家园：拾荒社群的组装家庭和想象的老家
4. 拾荒父子：离愁与创业梦
5. 年轻的母亲：垃圾场上育儿的苦与乐
6. 拾荒第二代：垃圾大院“回娘家”
7. “这就叫自由”：拾荒者中的老北京
第三部分 废品的空间：城乡接合部
8. 冷水村的引路人：接驳城乡的黑车师傅
9. 老乡邻居交错相逢：装修父子的教育梦
10. 垃圾场上的高跟鞋：时尚、尊严与母爱
结语：废品生活
参考文献
中文简体版序
距离最初在冷水村开展田野工作，已十年有余。十年来，无论是城市空间、冷水村，还是废品行业、其从业者，乃至我们自己，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就个人而言，十年前，社会世界那些幽暗的、不为人所关注的边缘，强烈地吸引着我。凭着好奇心和一种冲动，展开了这本书的田野。这成为我社会学职业旅程的开端。如今初为人母，做起田野来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勇猛，却也更加可以理解“垃圾场上育儿”的年轻妈妈们的想法和做法，体会她们的艰辛困顿。女性经验再一次地将我们紧紧连在一起。一些拾荒家庭因为户口壁垒，加之生计所迫，一再面临亲子分离，孩子不可避免地成为留守儿童。说起这些，仍感痛心。不过，我愿意不厌其烦一再表达的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并不试图寻找最大受害者，不希望把拾荒者塑造成一个最卑贱、底层、被侮辱与损害的群体，进而仅仅为了告诉你一个故事——他们有多悲惨。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我们试图呈现这个群体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我们不愿意把他们变成中产阶级观看和怜悯的对象，而是把他们放在主体的位置上，用“主体间”的方式去观察、去讲述。更愿意告诉读者的故事是，他们与我们紧密相关，“他们”就是“我们”。另一方面，“主体间”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取消反思性与批判性。社会科学研究试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群体，去分析、去批评为什么这个群体被剥夺，不公正何以发生。
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不断经历空间改造、功能重组、产业升级与正规化，随之而来的是低端人口出局、废品行业紧缩。与此同时，伴随着垃圾分类的高歌猛进，垃圾议题也日渐显著。十年前，垃圾不过是我们不假思索、随手扔掉的废弃之物，没人在乎它们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由谁来负责。有关垃圾的研究显得另类，这本书的书稿也因为不合时宜而难见天日。今天，垃圾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显眼。你可以反感或者厌恶，却很难摆脱掉它。你没法轻易地视而不见。
或者说，我们终于发现了这一事实：垃圾确实无处不在。或许，正应该感谢垃圾，它作为一种标志、一个节点，让我们注意到人类所处于其中的巨大的物质网络。所有人、动物、植物、技术、商品、垃圾、空气、海洋，万物皆相关联。这正是本书讲述的故事。我在北京二环用手机点一份外卖，不到24小时，废弃的饭盒就到了五环外的一个年轻拾荒者手上。现在，同一个垃圾袋里还有我女儿的玩具部件，它混合着金属、塑料和两节一次性干电池。年轻人的儿子在垃圾山中发现并继续玩耍这玩具。再造后，这些垃圾又变成了手机APP上售卖的廉价塑胶小黄鸭，被我买回家给女儿，隐隐地散发着古怪的气味。没能再造的垃圾最终被送进焚烧炉，和其他垃圾在850度的烈焰当中燃烧、化合，最后化为一缕烟尘。一阵北风刮来，被我吸回体内。所以，当上海大妈问“你是什么垃圾”的时候，别笑，垃圾确实是我们的一部分。
令人欣慰的是，我注意到，开始有城市规划者、新闻媒体、环保者乃至企业追问：在垃圾分类大潮中，拾荒者的角色是什么、功能是什么？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又可以为他们做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调查垃圾当中不同物质的循环和回收机制，调查废品行业的运作方式及其从业者的现实处境、想法。这些都需要更多在地的、细致的、实证的社会科学调查研究，需要到田野中进行观察，需要与现实的从业者对话。
同样地，垃圾分类问题本身也需要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垃圾分类研究不能流于简单的臆想或者重复“提高居民素质、加强环保教育”之类的陈词滥调。社会科学有责任给大众提供一种全新的看待垃圾的眼光，讲述一个完整的关于“物的社会生命”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垃圾分类的信息不再是刻板的、截断的、碎片的、强制灌输的。在这样的故事中，公众得以获知垃圾的来龙去脉，垃圾究竟是什么，它如何产生、会到哪儿去、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严峻的社会/环境问题；为什么要垃圾分类，尤其是，为什么要这样分类，其合理性是什么，又存在哪些不合理之处。社会科学提供这样的知识，公众基于这些知识重新理解自身与垃圾的关系，对于垃圾分类做出自己的判断，进而形成新的常识、新的实践。
最后，作为结束，回到个人经验。在哺育一个新生命的过程中，我见识了新世代的人类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物质盛宴——从尚未出生开始，生活和身体，几乎没有什么细微的方面不被开发为消费的领域，没有什么不是被消费所充斥、所裹挟。我要感谢随之而来的大量垃圾。它们的存在，就像不断发出蜂鸣的报警器一样令人不安。如果说，多年的垃圾研究使我产生了什么改变，那就是，让我可以对这种无限量供应的快乐保持一种警觉。问题是，如果想要改变，我还能做什么。要在这样的经济和生活系统当中突围，并不容易。社会学的启示是，一方面，让我们认识结构的规制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让我们相信个人的能动性的力量。正因此，我仍然保有勇气，尝试不断地在个人的经验与实践当中反思、突破、创造。与读者共勉。
张劼颖
2019 年9 月29 日
拾荒者到底是谁？看似神秘的拾荒者，他们住在哪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本书想要呈现废品从业群体的复杂多元性，废品从业者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在整个废品回收系统中，他们分担着不同的工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也不是千人一面的。他们中，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四川，还有河北、安徽……有的经过数年努力，已经在老家购置房产，有的还在为谋生而苦苦挣扎；有的只是这个行业的散兵游勇，有的从业多年，有着丰厚的经验和资本；有靠着垃圾这样一种其他人不愿意染指的东西维持基本生计的老年人，也有梦想着在这个领域碰碰运气“淘金”的青年。在我们所调查的对象中，捡拾者大多来自四川巴中、仪陇，收购者大多来自河南固始、驻马店。
本书还想要打破对拾荒者的另一个过度简单的想象：他们是一个个面目模糊的个体。在这样简单片面的印象中，他们以孤单的姿态出现在城市中，收垃圾、捡破烂儿，没有家庭，没有生活，没有历史。事实上，他们不但举家迁移，还在新的迁居地展开了全面的生活。他们不仅有家庭，还有聚居的群落。群落围绕垃圾形成，最初是为了方便分拣和堆积垃圾，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功能全面的小区。
这个部分将会带读者走进拾荒者的小区。首先呈现的是拾荒小区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场景，继而会通过分析，尝试理解这个社群的独特性和社会文化意义。
四个具体的故事，有关于四个居住在拾荒社群的家庭。第一个故事讲述了一对拾荒父子。父亲是一个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80后”，他在拾荒场上苦苦摸索着生财之道，也在这里抚育自己的孩子；儿子大熊在父亲的垃圾场上成长，垃圾场是他的育儿所，也是他的游乐场。第二个和第三个故事，主角是两个“拾荒二代”的年轻女性。她们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相似之处——作为“拾荒二代”，她们远离这个行业，但却再次回到拾荒者聚居的大院。她们在老家和城市的其他地方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大院倒像是“家乡”。她们不但回来建立生活，还把自己的幼儿带来抚养。
最后，一个从业多年的“老北京”的故事，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些人为什么要收垃圾？他们有着怎样的自我认同？拾荒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觉得拾荒最大的好处是“自由”——这是一个在拾荒者中非常普遍的说法。自由，对于拾荒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问题的答案，将在他的故事中展开。
走进拾荒社群
捡垃圾是个苦差事。为了工作方便、节约成本，拾荒群体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是合二为一的。拾荒群体往往聚居在一个大院里面，一来院子里面的场地可以共同堆放货物，二来这样的院子也很少有其他租户愿意入住。这样的院落或大或小：大的有数十间几平方米的小房，中间是几百平方米的空地；小的只有四五个住户，但一样有宽敞的、可以堆货干活儿的空间。
拾荒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确实令初来者难以忍受。地面无处下脚，下雨会把整个院子变成坑坑洼洼的泥沼，而仅仅是垃圾里面流出来的液体，也会让地面湿滑不堪。当然，进入这个空间，最受冲击的首先是嗅觉。扑鼻而来的那种垃圾特有的酸臭气息，冲进口鼻，强烈的气味令人窒息作呕。在这样的空间待得久一点，会令人头晕。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充斥整个空间的、数量庞大的垃圾：废纸、塑料袋、饭馆的潲水、丢弃的食物、破衣烂鞋、瓶瓶罐罐，各种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垃圾，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你能透过它们想象各种人物的城市生活，但又惊讶它们离开我们的生活后，转眼就变得这么令人难受。没有分拣的各种垃圾混在一起，很多时候是一小袋一小袋的，令人不难想到它们就来自居民家里。垃圾堆里蚊蝇成群，污水横流，不时有觅食的猫狗进进出出。而大量被分拣过的、细分成不同种类的塑料、金属、纸张，被捆扎和打包，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堆积如山，颇为壮观。
非正式经济与垃圾所建构的暧昧身份
我们如何理解收废品人和他们的社群？他们是谁？源自什么样的社会脉络？废品、垃圾究竟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应该如何理解他们聚群而居的生活形态？他们的社群有着怎样的性质？
首先，来看看他们是谁。我们认为，本书中所呈现的拾荒者和收废品人的身份是暧昧的、矛盾的、难于界定的。而正是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构成了他们在城市生存和取得收入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他们被剥削和受双重歧视的处境。
收废品者是“农民工”吗？一般说到农民工，我们马上想到的是比较典型的工厂工人或者建筑工人，他们住在宿舍，和家人分居两地，以工资为收入，有时候会被欠薪。而拾荒和收废品群体虽然同样来自农村，寄居在城市讨生活，但并非典型的农民工。首先，他们属于“非正式经济”领域的工人。差不多所有从业者都是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入行的。老乡或亲戚通常会传授行业信息，口耳相传知识和技能，可以让新来者一到城市，就找到谋生的立足之地。入行之后，他们会继续加入并且持续编织这样的老乡关系网络。其次，在城市当中，他们地位低微，又缺乏城市生活的经验和技术，所以非常弱势，比邻而居则可以自我保护。
收废品群体兼具自我雇用者和工人的双重特性。说他们是自我雇用者比较好理解，因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小老板”：以“买卖”的方式获得收入，对自己的“生意”可以做主，自己决策和安排。而他们也很喜欢用“自由”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较之在工厂“朝九晚六”的打工者，拾荒和废品从业者确实不用受老板或工厂纪律的严格控制。不过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是非正式经济领域的废品回收再造行业的“工人”。他们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分拣、分类、收集、运输，把本来毫无价值的垃圾变废为宝，把可回收物从垃圾堆里回收，使之重新成为生产原料。他们的劳动投入，推动了废品回收再造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的垃圾中的可回收物在没有相关部门支持的条件下得到回收。也正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受行政管理，属非正式交易，其“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特征——利润第一 ——才尤为明显。这就造成拾荒和收废品群体的内在矛盾：他们的“自由”其实是没有假期、没有保险、没有任何保障的，是计件领取报酬的，也可以说，是以一份没有社会认可的工作换得的。
收废品人聚群而居，共同劳作、生活——垃圾被运回大院处理和存放，吃喝拉撒睡也在大院里完成的模式很普遍。在冷水村，这样的大院有五个。外来打工人口守望相助，老乡们共同居住，形成大院；大院对于外界相对封闭，内部互动密切；大院是居住场所，同时也是生产劳动和交易空间——这些现象，已经有学者做出精彩的讨论（项飚，2000；Zhang，2001）。Zhang 将来北京做小生意、聚居而成“浙江村”的浙江人称为“都市中的陌生人”，项飚则称“浙江村”为“跨越边界的社区”。Zhang 的研究呈现了当代中国空间与阶层、国家—社会关系被同时生产（co-production）的过程，她认为“浙江村”作为流动人口栖居的空间，不仅仅是地理的空间，也是权力的空间。
本部分的章节将会对这个中国都市空间、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和大院的理解推进一步。首先，我们引入了“物”的维度。我们相信，在这个“空间—阶层—权力”结构被建构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有人是其中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回到拉图尔对于社会如何组成的认识，我们相信物、技术、环境等因素，也会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垃圾在我们的研究中，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建构性能力的“能动之物”。垃圾被城市空间排除——或者说，通过对垃圾的排除，城市空间保持了其现代化、卫生、洁净的特征，以及其作为生产和消费场所的身份。垃圾被运输到城市的边缘——城乡接合部，又建构了新的空间和社会关系。另外，在废品大院这个“生产—生活—老乡”空间，垃圾除了成为收废品人的生产资料外，也同时建构了他们的社群、生活形态，乃至情感和精神世界。以下，我们会介绍收废品小区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封闭群体里的组装家庭，和对美好老家的向往和建构。
封闭的收废品群体
很多时候，拾荒者群体给人的感觉是封闭性的。与一般农民工相比，使废品从业群体和这个城市发生密切联系的，不是现代化的工厂、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道路桥梁或是精美装修的居民住宅，而是现代性的反面、他者——城市生活每天产生的垃圾。实际上，垃圾作为一种肮脏的生产资料，直接造成这个群体的聚居形态，和连带的一种特有的封闭性。为了把垃圾变废为宝，他们需要海量的垃圾，然后再在这垃圾山里面寻回和分拣具有价值的材料。垃圾量太大，就需要场地存储。更重要的是，垃圾是令人感到肮脏和厌恶的，是所有人迫不及待想要排除出自己的生活空间的。为了处理海量垃圾，他们就不得不创建和维持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属于自己的空间。院子要足够大，要能提供场地来分拣和积累存放货物。
此外，为了工作方便、节约成本，拾荒者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是合二为一的。他们需要每天长时间和垃圾打交道，生活也会围绕垃圾来安排，例如，和垃圾相处，就决定了他们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吃饭、清洁、休息，穿着什么样的衣物、使用什么样的生活用品。如此，生活、工作和垃圾融为一体，就形成了聚群而居、在这个空间中既工作又生活的独特形态。聚居的群落，也结成了相互交织的紧密的关系网络。
拾荒者们白天就蹲在各自的垃圾堆中，一刻不停地分拣着，偶尔也会相互聊天，不时传出欢声笑语。他们常常很早就开始一天的活计，随着夜幕降临，一天的活儿也差不多干完了，拾荒者这才各回各家，小屋门口搭建的简易灶棚升起炊烟。他们打开只能收到四个台的破旧电视，在自己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吃饭、交谈、早早睡觉。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就又摸黑起身，骑着三轮车前往各处收集垃圾，然后拉回家，重复一天的劳作。
像夏天、秋天这样的温暖季节，他们有时也会提早一点结束工作，聚在院子里玩纸牌。输赢不大，但是说着家乡话，开开玩笑，也是其乐无穷。取出澡盆来，给孩子洗个澡，也是乐趣。冬天的傍晚，他们则会找出从垃圾里收集到的木头，生一盆火，烤火取暖。头发也要在这时候洗，顺便烤干。这个时候往往是感性时刻，大家围炉取暖也彼此温暖，聊到老家，聊到家乡的风物人情，聊到远在老家长久未见的儿女、父母和其他亲人，聊到家族的历史老故事，也聊到自己未来的梦想。
这个封闭的空间和情感网络，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这个网络首先是一个信息网，他们可以由此得知某种货物的行情、价格，交换信息以至对政策、对形势的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一个休闲娱乐乃至相互支持慰藉的网络，其中彼此的感情纽带，为这个“身在异乡为异客”又格外被边缘化和歧视的底层群体，提供了情感支持。此外，这还是一个互助的网络，他们会彼此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增强自我保护乃至议价的能力，也互相帮助处理突发事件、共渡难关。我们把这种集群性的网络，以及各种相应的“行规”，理解为一种社群性的表征，其中的规范（norms）起到了信息流通、资源交换、确保行业顺畅运行，以及保护和支持的作用。
回首跌宕京漂路：一个女收废品人的口述创业史
马大姐是那种很要强的女人，直爽、泼辣，聊起天来心直口快，双眼圆睁，声音大，语速快，铿锵有力，音调抑扬顿挫，情绪饱满。她打扮朴素，说自己的衣服和裤子都是几十块钱的，而且很久没有买过新的。不过她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十分干净利索，头发总是光溜溜、一丝不乱地束在脑后。
提起开废品收购站，她说：“就是什么都没有才干这个，有钱有别的，谁干这个呀，跟要饭的差不多！而且特别脏，你不知道我一天要洗多少遍！”我们说，听其他人说，干废品回收其实利润挺好的呀。她说：“那些人是爱面子，死撑面子，没跟你说实话！我就说实话，没钱就是没钱！”我们说，那跟老家的人比，还算是有钱吧。她说：“老家没人啦。那地方太穷了，什么都没有，谁待在那儿呀，留下的全是老人。”又说：“我看新闻上说，给老年人发补贴，还有养老金什么的，我们那儿根本就没有！我看电视，这些我都知道。我婆婆79 岁了，在老家什么都没有。”
马大姐租了一个整院，房租一年6000元，房间住人，院子用来堆放废品。一个大铁门，旁边挂着一个木牌，用油漆写着“废品收购站”。院子里面，有堆积如山的塑料瓶子，还有各式废品，堆得很高。一进她家，就可以看见各种小学生的奖状，新新旧旧的，贴满整面墙，地面上则一尘不染，床单干净平整。整个房间十分敞亮，整洁得让来客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坐哪儿，也不好意思随便乱坐。实际上，要进她家并不十分容易。夫妇俩戒备心很强，很封闭，不轻易相信任何人。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努力证明自己是没有其他企图的普通学生。见过几次面后，她才信任我们。她说：“我们在这儿，不爱随便跟人打交道，你说你是学生，我才让你进来，如果不是学生，我根本不让你进门！”不过，一旦熟悉起来，她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聊起以往的经历和现在的心事，收都收不住。了解了马大姐的经历，就知道她为什么自尊心那么强、戒备心那么高。
闯荡北京的创业路
1993年，马大姐和丈夫完婚后，踏上了来北京的路。一到北京，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上哪儿去。在火车站待了五天五夜，一共就花了五块钱，每天一块钱买一个面包，两个人分着吃。他们结婚时老丈人给女婿买的新皮鞋，也在睡觉的时候被人偷走了。第六天，丈夫没找到活儿；她被一个开饭馆的老板带走了，坐出租车到了很远的地方，一路上她都留心记路，按照9路车的站牌来记。到了之后，她发现那家饭馆给安排的住处，是两男两女同住在一间屋里，她不能接受，老板就叫她走。她按照记下来的路线，一直走到天黑。夜里，她就站在一个巡警（也可能是个保安）附近，不明说让他保护她，但是他走，她也走，反正就在他的视线范围内，靠墙待着，直到天亮。身上没钱买票，她又顺着9路车站走回北京站了。见到她老公时，他已经急坏了，说她要是再不回来，他就要回家拿钱再回来找人了。后来，又到了另外一家饭馆打工，但是她这个人比较“原始”（大概是保守的意思），不喜欢饭馆的“那种工作”（指服务员），就开始在饭馆摊煎饼。店主老太太对她不错，每天晚上跟她一起睡，一个月能给她几十块钱。丈夫就不如自己，最初三个月都没有找到活儿干，就在老乡的工地那里蹭吃蹭住，做做帮手。
攒了500块钱以后，他们就买了第一辆三轮车，开始收废品。当时在安贞里的一个居民区。她需要“看楼”——也就是死守住一栋楼，占住那里，这样别的同行来了，看到有人占领就会主动离开。一看就要看一夜，只能睡在三轮车上。那栋楼的居民都很好，对她很不错，会拿东西给她吃，玉米什么的，有时候还白给她废品，不要钱。有个明星当时也住在那里，经常叫她在楼下等着，会把不要的乐器扔下来。后来她看电视才发现：“嘿，不就是那个人嘛！”她说当时不懂，要是现在，就把乐器留下来，怎么也不能当废品卖了。
至今她都清楚地记得，第一天赚了20块钱。不过刚入行的时候因为不懂，没少吃亏、闹笑话。比如他们一开始分不清公斤和市斤，结果第一个月不但没赚钱，反而赔了；又分不清楚材料的好坏，常常收得贵，卖不掉。
最倒霉的是， 有一次他们的三轮车把人家的货车剐了，当时身上也没钱。人家跟着来家里一看，什么电器都没有。床板是房东的，底下垫的是砖。车主就把他们唯一的财产——三轮车拉走了。然后，两个人整整在家躺了三天。谁也不说饿。因为绝望。后来，他们又重整旗鼓，向亲戚的亲戚借了300块钱，重新买了一辆三轮车。她说：“人家也是看我们可靠，肯定不会跑，要不然谁借给你呀！”
就这样骑三轮车收废品七八年，她们开了第一家废品收购站，到现在又有七八年了。现在他们不需要日晒雨淋地每日出门游走。马大姐坦言，现在看起来自由和清闲，也是干了这么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事实上，一个废品收购站要想挣钱，最重要的是货源，“光靠收瓶子，也就够吃喝”。马大姐说，要赚钱还要看机会，也要冒点风险，“比如收铜，那确实赚钱。不过国家没给你执照。不抓住就没事，如果被抓了，损失得可就多了”。运气固然是一方面，做这一行更重要的是关系。只有联系到合适的厂家或者工地，才能收到更多值钱的废品。马大姐说，他们现在专门去接触厂子里面的人。为了谈生意，她还专门花大价钱给丈夫买了一身像样的衣服，“如果脏兮兮的，谁愿意跟你握手呀”。
家庭的愿景：“孩子不许碰垃圾”
事实上，对收废品的河南人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由来已久。在村子里提起他们，我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收破烂儿的，十个有九个都是河南人，因为河南人最脏了，他们不怕脏，什么脏干什么。”“为什么河南人收废品？因为他们懒呗。”这么多年来，马大姐没少遭遇歧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他们也由此变得封闭，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不轻易跟人打交道，与其被人家瞧不起，还不如主动避开。
不过对于自己的家庭，马大姐很自信，也很满足。她说：“我知道好多本地的，男的不忠，这一点就不如我们。”她还认识村子里的一个东北女孩，见她会叫大姐的，傍大款，和比自己大十几、二十岁的人结婚，虽然活得很滋润，但她并不羡慕。她说自己和丈夫之间很忠诚，不离不弃，这么多年，感情变得很牢固——在我看来，这两个人很有白手起家、患难夫妻的感觉。她说丈夫对她很宽容：“我脾气就是这样，说话直，我一说话，他就不会说什么，就算我说得不对，他都等到以后再说。”又说：“每次吵架了，我就叫他滚蛋，一般都是男的叫女的滚，我家是我叫他滚蛋！因为我俩结婚的时候，他啥都没有。”
马大姐常跟亲戚朋友强调子女教育的重要性，“生活的一切首先就是要把孩子顾好了”。自己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吃尽了没有文凭的苦。她说有一次想应聘保洁工作，结果人家要她出示毕业证，她就开玩笑骂脏话说：“我×，干保洁都要毕业证！没有！”对于没文凭这一点，她一直很遗憾。小时候，她家里做小生意卖挂面，要她在家帮忙干活儿。每天父母都希望她干完活儿再去上学。天天迟到。就这样，上到小学三年级，她就干脆不去上学了。对此她颇有怨言，怪父母没有远见：“我爸妈就知道跟亲戚比，只知道赚钱，把我们的学习都耽误了，他们就没想到再赚钱也赚不过人家，他们就没想到让自己的孩子好好上学，让下一代跟他们比。下一代比不过，还有下一代的下一代！”
马大姐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北京上完小学，不得不回家念初中。马大姐其实想留儿子在身边。可是在北京念初中要交高额的借读费，就算上了，日后也无法适应老家的高考，所以只好送回家。担心儿子在家没人照管，她把儿子送进了可以寄宿的私立初中，每年光学费就要交1.2万元。老家和北京的教育不太一样。河南是高考大省，高考录取分数高，竞争又激烈，学校强调应试，教的内容也深；北京注重素质教育，压力小，教学内容比较浅。很多老乡的孩子回去了，都无法通过同年级的考试，需要复读一两年才跟得上，还好儿子顺利通过了考试，不用复读。这一方面是因为儿子学习本来就不错，也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从外地回去的，大家水平都很一般，结果儿子的名次在同学中还挺靠前。马大姐说，上次回家，她专门问了老师，自己儿子在学校名次是数一数二的。
马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很懂事。她带儿子去京客隆超市买衣服，一件衣服一二百块钱，她让儿子试试。儿子把她拉到一旁说“太贵了，我不要”。儿子既懂事又节约，令她心疼。每次打电话回家，她都反复嘱咐他不要太节约，尤其要吃饱，现在长身体最重要。马大姐强调，以后坚决不让儿子干自己这一行。她提到有一次放暑假，儿子回北京来。他爸忙不过来，就让儿子帮忙收拾一下瓶子。她一下就发火了。她严厉地告诉丈夫，宁愿自己做，绝对不能让儿子动手——“一下也不能碰！”马大姐认为，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拿到大学文凭，有了大学文凭就好办了，我就是找人、花钱买，不管干啥，也要给他找个好工作！”。她还有个希望，就是给儿子在城里买房，“这样，他有钱了，就可以直接买车了，”她说，“这算是我的一个理想。”就像大多数的中国父母一样，马大姐也把希望和生活的意义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也是因为做这个行业受尽了歧视，对于让儿子从事一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工作这一点，马大姐有着格外强烈的愿望，她坚决不让儿子接触废品的主张，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个被塑料瓶子、盒子和各种废品塞满的小院里，要想不接触这些废品，几乎不可能。虽然马大姐靠着废品在北京安身立命，一步步改善生活，还打算靠着废品积累的资金，给儿子奠定一个美好前程的基础，但是对她而言，废品就像是一个标志着自己卑微身份的象征，它的“脏”好像具有一种污染性，如果想要下一代拥有一个更有社会地位和尊严的未来，就“一下也不能碰”。
对女儿，马大姐也一样疼爱，不过方式不太一样。她对女儿十分宠溺，女儿要什么都尽量满足。比如去市场上买水果，有上市很早的西瓜，要价很高，女儿要，她就买了，“如果不买，她眼泪马上就下来了”。事实上每次去她家，都能见到女儿放学回家，放下书包、要了钱就去买零食，每次买得都不少。我们曾想给小姑娘一个小礼物，谁知道她看了一眼，就拒绝了。小姑娘很是骄傲：“我妈对我可好了，要什么她都会给我买，你这个我不要。”
朋友感叹马大姐对女儿也太宠了。对此，马大姐的理论是，“对女儿好，也就这么多年，等她长大了嫁人了，也就完了”，现在不妨对她好点；而对儿子，“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当然儿子也要管父母一辈子。她的说法遭到了朋友的反对，“现在儿子女儿都一样了，我们那儿现在女儿也管老人”。马大姐坚持说：“那是因为那家没儿子，像我们家，我有个弟弟，老人一辈子攒的钱，都给弟弟，老人有了病了什么的，就归弟弟管。我也给点（钱），但主要归他管。”朋友又说：“现在养老，可能儿女都靠不住了。像这个村有个本地老人，叫别人来管他们，等老人死了，就把房子给这家人。他们对待老人，就像对自己的亲爹一样。”马大姐说：“要是再有这样的事儿，我也去，我喜欢伺候老人。”马大姐告诉过我们，因为常年在外打工，她没有多少机会跟老人相处，实际上她喜欢老人，现在公公婆婆老了，留在农村，身边没有人，她其实特别希望伺候他们，尽一点做媳妇的义务，可惜机会不多，这也是她的一点遗憾。
双重的生活：在北京奋斗，在老家消费
对老家，马大姐的态度是矛盾的。她跟我们说过不止一次，“那儿什么都没有”，但是也会说，“老家还是好”。我们问她老家好在哪儿，她说，“老家条件好多了，又干净，比北京强多了”。我们当时第一个念头是：“怎么会？”后来明白过来，她在用老家和自己现在的北京生活做比较。来北京这么多年，游玩和消费场所、公共设施、真正属于城市的便捷和舒适的服务，其实她都没有享用到。她只是住在城乡接合部村子的出租屋里，凑凑合合过日子。她说老家比这个村子干净多了，环境、居住条件比这儿更好。消费方面她也更重视老家那边，这边能省就省，可老家的房子装修得很漂亮，各种电器一应俱全，“该有的都有了”，虽然常年空在家里没有人用，连冰箱都拔了插头，当柜子用了。不过大姐说：“将来是肯定要回去的。留在北京门槛太高，不可能，也没必要！”至于回去干什么，大姐一直在琢磨，“也许进点小东西到市场上去卖，要不就回去开个澡堂”。
马大姐就像我们认识的许许多多寄居在城市边缘的中老年“外来人”，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吃住凑合，消费的项目也不多，公共交通不太坐，著名旅游景点也没去过几个。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收入微薄，也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这里当作可以真正展开生活的地方。城市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也没把城市当作“家”，只把它当作赚钱的地方，把自己视为暂时的过客。他们像苦行僧一样，在这里自我剥削般地辛苦劳作，节衣缩食，很少享受生活。对于马大姐这样的收废品人而言，堆积如山的废品使得城市中的家格外不像一个家。它不断地容纳着他人丢弃的废物，怎么可能是一个令人认同的、安适的家呢？废品的非正式经济有一种矛盾性，它一方面不断地召唤和吸纳像马大姐这样的移民前来，寻求经济机会；一方面不停地提醒“马大姐”们，这种容留是非正式的，所以也是暂时的、不持久的。
在这种“暂时性”的笼罩下，“老家”就成了收废品人的一个精神寄托——老家是不一样的。在他们视为真正的“家”那里，他们不愿随随便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辛苦赚来的钱投资在老家的房子，尽管他们待在城市的时间要长得多，大多数人都是一直干到干不动了，才会回家养老。对他们而言，他们的“根”在老家，“过去”在老家，“未来”也在老家。“现在”在城市，但“现在”是暂时的，尽管这个“暂时”可能有几十年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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