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探源（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

北京大学苗润博老师参与点校本《辽史》修订工作之后，系统总结工作心得，彻底厘清了元修《辽史》的史源问题，呈现出《辽史》本身的生命历程，并对传统的史源学研究作出方法论层面的反思。

元修《辽史》是研治辽代历史*基本也是*重要的文献，独自铸成了当今学界有关契丹王朝历史的主体认知框架，但是学界对元修《辽史》的史料来源和编纂过程的探讨却颇为薄弱。为了彻底厘清元修《辽史》的史源问题，本书首先对《辽史》各部分的文本来源做总体性探讨，其次分专门章节分别考证《辽史》中元代史官编纂因素较多的部分，包括《天祚皇帝纪》《营卫志》《兵卫志》《地理志》《礼志》《乐志》《仪卫志》《食货志》和“西辽事迹”。

本书通过系统地研究元修《辽史》的各部分的文本来源、生成过程、存在问题和史料价值，呈现出《辽史》本身的生命历程，并将元朝史官编纂建构的叙述框架加以离析。同时，本书将《辽史》放置在整个中国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变的大背景下，凸显其普遍性与特殊性意义，对传统的史源学研究作出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探索历史学视野下文本批判的可能路径。

苗润博，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著有《〈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緒言

第一章 遼金兩朝的遼史編纂與流傳

第一節 遼朝歷史撰述的衍變過程與自身特點

第二節 金修《遼史》考辨

第三節 元末所據遼金舊史之來歷

第二章 元修《遼史》史源通論

第一節 紀

第二節 志

第三節 表

第四節 傳

第三章 《天祚皇帝紀》

第一節 取資《契丹國志》説質疑

第二節 採摭金朝實录考實

第三節 遼《皇朝實录》所記天祚朝史事鈎沉

第四章 《營衛志》

第一節 宫衛門：斡魯朵制度文本來源蠡測

第二節 行營門：契丹捺鉢研究基礎文獻重審

第三節 部族門：《遼史》部族敘述框架的衍生

第五章 《兵衛志》

第一節 序文剖析

第二節 兵制門所見南北文獻系統之雜糅

第三節 巧立名目：卷中、卷下的生成過程

第六章 《地理志》

第一節 從《遼史》内證看《地理志》主體部分之史源

第二節 陳大任《遼史》與元人所記遼朝地理知識的文本渊源

第三節 《地理志》所見元末史官之增纂

第七章 《禮》《樂》《儀衛》三志

第一節 從遼金舊籍到今本《禮志》

第二節 樂制延續抑或文本抄襲：遼樂研究基礎再檢討

第三節 抄撮充湊的另類儀典：《儀衛志》批判

第八章 《食貨志》

第一節 史源分梳

第二 節錯謬例析

第三 節文獻價值

第九章 “西遼事迹”

第一節 問題緣起：作爲史料抑或文本的“西遼事迹”

第二節 “西遼事迹”的文本結構與叙述邏輯

第三節 跨越文明邊界的信息流通：西遼史事如何進入元修《遼史》

餘論：漢字書寫的中亞史——“西遼事迹”文本特質的生成

結語

一、走出元人的遼史觀

二、正史的祛魅

三、史源學研究的舊與新

附录一：有關《裔夷謀夏录》諸問題的新考索

附录二：遼代帝王簡謚鈎沉——以王士點《禁扁》爲中心

附录三：《説郛》本王易《燕北录》名實問題發覆

附录四：《遼史補注》與史注傳統

參考文獻

後記

元修《辽史》一百一十六卷，记载从耶律阿保机即契丹可汗位至辽朝灭亡（公元907—1125年）的历史，兼及辽末耶律大石所建西辽，总约三十八万字，始撰于顺帝至正三年（1343）四月，成于次年三月，是有关契丹王朝历史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本书的核心工作即在于探索这部重要典籍的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

在传统的断代史格局中，辽史研究素以资料匮乏著称。有辽一代历二百余年，而现存相关资料充其量不足三百万字：辽朝文献传世者寥若星凤，且几乎全属释典，难为史家所用；石刻文献除房山石经这类幢记塔铭数量稍多外，目前公布的世俗碑碣未逾三百方，其中还包括数十种解读率极低的契丹文墓志；唐、五代、宋、夏、金、元、明、清、高丽、日本历代文献中的辽史资料，虽有一定发掘余地，但多失之零散细碎，搜罗爬梳殊为不易，所得成果往往又只能是局部细节的补充。如此窘迫的状况，使得元修《辽史》这部惟一具有辽朝官方文献背景的大宗史籍，在辽史研究资料体系中居于无可撼动的统摄地位，同时也导致辽史研究者对于所谓“正史”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断代。

单一的史料结构带来了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元修《辽史》独自铸成当今学界有关契丹王朝历史的主体认知框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既往研究的主要学术取径。研究者一方面批评《辽史》太过简陋粗率，另一方面又常常在不自觉间将“《辽史》的记载”等同于“辽时的记载”，继而循着书中的叙述脉络去讲述契丹的故事，试图藉此“还原”出当时历史的真相。这样的学术取向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表现为，访举世之遗文，补《辽史》之未备；在史实研究方面则表现为，几乎所有问题都要以《辽史》的记载作为起点和骨架，继而征引各类文献填充血肉，连缀成看似完整的历史图景。在此过程中，能否“补正《辽史》”也成为衡量其他史料价值大小的首要标尺，似乎史料多一分，我们对《辽史》的理解、对辽代问题的认识就丰富、深刻一点。

然而，以上惯常研究理路的立论前提却值得重新审视。作为不断累加、补充的基础，元修《辽史》本身是否存在系统性的缺陷？该书中的记载，从具体史料到整体叙述脉络，哪些源自辽人自身的记录，哪些出于后世史官的拼凑和创造？形形色色的权威文本与辽朝当时的历史实态间究竟有多大距离？在我看来，这些都应是利用《辽史》之前需要首先厘清的问题，而其中关键正在于对该书各具体部分的文本来源和生成过程进行切实的批判性研究。因此就辽金史研究而言，追索《辽史》的史源，除了具备廓清文献基础、明确史料价值这样寻常文献学、史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外，或许还包括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在对《辽史》做“加法”之前，先尝试“减法”，对以往被奉为圭臬的文本加以层层剥离，对现成的历史叙述与研究范式加以全面反思。

关于元修《辽史》的史源问题，既有研究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冯家昇所著《辽史源流考》最具代表性。该书从“历代纂修辽史概况”与“今本辽史之取材”两个方面对该书的源流作过系统梳理，明晰了诸多基本问题，其中提出的“《辽史》三源说”，即元修《辽史》的主要史源为辽耶律俨《皇朝实录》、金陈大任《辽史》及《契丹国志》三书，迄已成为辽金史研究者的共识。可以说，冯氏此书事实上奠定了学界关于《辽史》史源的认知基础，此后的研究者涉及相关问题时多直接引据其说，零星出现的有关《辽史》具体部分史源的探讨，也大都是在冯书框架内的局部修补。

作为自觉运用史源学方法探讨正史文本来源的第一部著作，《辽史源流考》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其开创性值得充分肯定。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自该书以降学界关于《辽史》史源的总体认识和研究取向至少在三方面亟待深化：

其一，元朝史官当时所能引据资料来源的复杂性。由于所谓“《辽史》三源”中，耶律俨、陈大任二书已佚，仅《契丹国志》原书尚存、可资比对，故研究者习惯于将此书视作《辽史》所见辽金文献以外史料的主要甚至惟一来源，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以下弊端：首先，对《辽史》与《契丹国志》文字类似的部分，研究者往往会径直论定二者存在直接的、前后继承的源流关系，而忽视了两书为同源文献，即源出一个共同原始文本的可能性；其次，对《辽史》中不见于《契丹国志》的部分，则会在有意无意间默认为辽金旧史的原文，对其来源疏于考辨，从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构成元人修史依据的宋代文献。此外，关于辽金两部旧史的记载断限、编排形式、具体内容，特别是其与今本《辽史》相应部分的源流关系，既有成果多失之笼统，在宏观脉络把握与文本细节挖掘方面皆存可议之处。

其二，元末三史同修的总体文献背景。辽、宋、金史同时纂修，虽分局设馆，各有专攻，但在实际数据使用过程中则时常互通有无、不分彼此，元代翰林院藏书实构成三史分修的共同数据源。以往述及三史各具体部分之史源者，对此重要文献背景关注不足，往往仅就《辽史》谈《辽史》，就《金史》谈《金史》，故所论时有未安之处。例如《宋史》多袭宋朝《国史》之旧已为常识，然而人们很少关注的是，宋朝多部《国史》皆设《契丹传》及《女真传》，这些文献在原始材料相对缺乏的辽、金二史纂修过程中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又如辽末本朝记载阙如，而金代实录则述灭辽过程甚详，后者与今本《辽史》所记鼎革之事存在何种关联？反之，《辽史》的原始材料是否又会对《金史》某些具体文本的出现产生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系统追索。

其三，元朝史官的编纂、创作因素。纪传体正史虽多成于易代以后，但其主要依据的史源仍是所记对象当时或临近时代的官方记载，执笔史官的主要工作是对原有旧史加以删削、编排。然至正修史之时，上去辽亡已逾二百余年，所可凭据之辽金旧籍其实十分有限，且多残阙，远不足以成一代之典；而为求表面光鲜、形式整完，特别是须与同时纂修的金宋二史协调一致，元朝史官不得不临时拼凑、敷衍出诸多文字以充篇帙，这也是《辽史》与其他正史的一个重要区别。研究者对此如不抱以足够的警惕，很容易将元人制造的二手文本混同于辽人自身的看法甚或历史发展的真实，不但会在具体问题的开拓、局部史实的丰富方面被束住手脚，更会在整体的认识层面为既有陈说所左右。

鉴于以上诸端，本书希望重新对元修《辽史》的史源问题加以全面检讨。其中的学术旨趣主要有三：其一，系统深入地考证《辽史》各部分的文本来源、生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史料价值，力图呈现《辽史》本身的生命历程，尤其注重对元朝史官编纂建构的叙述框架加以离析，开辟出全新的问题空间；其二，将《辽史》放置在整个中国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变的大背景下，凸显其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意义，推动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耕细作；其三，透过《辽史》这一典型个案，对传统的史源学研究作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探索历史学视野下文本批判的可能路径。始于《辽史》，而不止于《辽史》，是书中一以贯之的追求。

全书采用通论与专论相结合的形式，以通贯研究为经，专题研究为纬，力求点面结合、体系整完。前两章为通论，首先探讨辽朝当时历史叙述的衍变与特点及金朝纂修《辽史》的若干问题，继而从总体上对元修《辽史》各部分文本来源情况作一总括；三至八章为专论，主要选取元朝史官编纂因素较多而前人研究不够充分的若干典型个案加以深入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深化对《辽史》文本生成过程的认识；第九章对《辽史》中一个特殊文本“西辽事迹”的来龙去脉加以考察，从史源学的角度揭示这篇用汉字书写的中亚史的价值。附录四篇分为两组，先是关于汪藻《裔夷谋夏录》、王士点《禁扁》、武珪《燕北杂录》三部重要宋元文献的考证，皆与《辽史》的史源问题密切相关；最后一篇则是围绕陈述《辽史补注》特别是其编纂形式展开的一点思考，文中所论研究路径之异同正是本书的核心关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