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

    杨宽先生《战国史》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充实和提高，内容翔实丰富，观点显豁精审。作者与时俱进，自1955年初版，1980年再版，1997年又随着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新资料层出不穷而重加修订、补充和改写，成为“中国断代史”系列的经典之作。作者以如椽的史笔，展现除战国时期这一“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社会激荡，政体革新，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纷异多彩的历史长卷，以全新的面貌，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极为注目的断代史权威著作。著名历史学家王子今评价：“这部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不仅可以看作上一世纪古史研究高水准成果的一个纪念，又为学界新人提供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学术样板。”读中国历史，尤其是断代史，杨宽先生的著作绝不能错过。“杨宽著作集”中的《战国史》，是经过50多年，三次修订的中国断代史扛鼎之作。 

《战国史》是杨宽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断代史的一部名著。作者充分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融会贯通，成就这部集大成的《战国史》。本书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剧烈变革、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战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杨宽（1914—2005），字宽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白鹤江镇人。曾就读于苏州中学师范科，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1936年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至第三届副理事长。著有《中国上古史导论》《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古史新探》《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等。

   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    二千二百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无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革和发展；而且这种变革和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可以说直到今天。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是不错的。这时农业生产，由于铁工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工程的开发，生产技术的进步，荒地的开垦，一年两熟制的推行，农田产量很有增加，使得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农得以成长。魏、秦等国先后推行按户籍“良民”身分授田的制度，规定一夫授田百亩，于是国家规模的自耕小农发展成为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随着小农经济成为立国的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地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开始形成以将相为首脑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普遍地推行着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组织。战国前期各国先后进行变法，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经济上的改革，维护和发展小农经济，奖励农民为国家努力“耕战”，由此富国强兵，从而谋求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战国时代这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为秦汉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影响深远到近代。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时期战国时代是七国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时期，战国这个时代名称就是由此而来。这时战争的性质和以前春秋时代不同，春秋时代战争主要是为了争霸，这时的战争主要是为了兼并土地。同时战争方式也有变化，春秋时代的军队以“国人”(贵族的下层)为主力，乘着马车作战，人数较少，并由国君或卿大夫鸣鼓指挥，胜负常由双方用排列的车阵作战来决定，一次大战的胜负常在一二天内就分晓。战国时代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征发成年的农民作为主力，开始以步骑兵进行战斗，军队的人数大增。由于锋利的铁兵器的使用，特别是远射有力的“弩”的使用，已不能用车阵作战，于是广泛采用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作战的指挥开始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兵法开始讲求，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军和兵法家因而产生。这个变化开始于春秋晚期，春秋末年已出现著名的将军和杰出的兵法家。战国时代主动出击的国家，为了谋求战争胜利，多方争取与国参与合作，常常使用合纵连横的策略，因而有纵横家的产生，纵横家往往从中起着特定的作用。所谓纵横家，不仅参与合纵连横的游说和决策，而且十分讲求胜利的策略和权变，甚至直接参与阴谋颠覆的间谍活动，他们和兵家一样十分重视使用间谍取胜。著名纵横家一次重要的连横或合纵行动的成功，往往造成兼并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甚至造成七国之间强弱的变化。著名的纵横家张仪和苏秦就曾起着这样巨大的作用。当战国前期秦连续攻魏，迫使魏献给河西之地之后，继续向河东进攻之时，张仪来到秦国，参与指挥攻魏的战役，迫使魏与秦连横而将上郡之地献给秦国。张仪因此被秦惠文君任以为相，造成秦、魏、韩和楚、齐对峙斗争的局势。这时秦正谋向中原开拓，已占有函谷关以东的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和占有武关以东的商於之地(商在今河南淅川西南。於即於中，在今河南西峡东，两地相连合称商於之地)，成为秦伸向中原的两个矛头，对楚的威胁很大，楚因此派出“三大夫张九军”包围曲沃和於中。楚由于齐的帮助，一举先把曲沃攻下，计谋攻取商於之地。张仪为缓兵之计，准备调发大军反攻而歼灭来攻的楚的主力，假装被免去相职，出使到楚向楚怀王游说，声称秦所憎者为齐国，若楚与齐绝交，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听信他欺骗的话，与齐绝交，派人接受所献之地，张仪回说只有六里，于是楚王大怒，发大军进攻。这时秦已发出大军分三路反攻，中路由魏章为将从商於之地反击，西路由甘茂为将向楚汉水流域进攻，东路由樗里疾为将进入韩、魏，和韩、魏一起反攻。结果秦中路大败楚军于商於之地东部的丹阳(今河南西峡西丹水以北地区)，斩首八万，俘虏楚大小将官七十多人，接着中路和西路会合，攻取楚的汉中六百里地；同时东路帮助韩军打败了楚将景翠，帮助魏军大败齐军于濮水之上。从此楚就开始削弱了。燕原是七国中较弱的，曾因内乱一度为齐宣王所攻破。赵在赵武灵王攻取中山和胡地、收编胡骑之后，开始成为强国，造成齐、秦、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国土地的斗争形势。燕昭王想乘此时机报复齐过去破燕之仇，苏秦来到燕国，献计出使齐国为间谍，阴谋颠覆齐国。苏秦向燕昭王保证，他要做到“信如尾生”，按密约行事，守信到死。他奉命出使齐国，以助齐灭宋为饵，骗得信任而为相国。他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以便齐乘机攻灭宋国，使齐在连年攻宋战争中打得筋疲力尽，大损实力。他同时又挑拨离间齐、赵之间的关系，使燕得与秦、赵结盟，发动五国合纵攻齐，于是乐毅被任为燕赵的“共相”和五国联军的统帅。乐毅先以赵相职司，统率赵燕之师会合秦军从赵的东边出击，大破齐的主力于济西；接着乐毅以燕相职司，独率燕军，从济西乘胜向东追击，长驱直入攻破齐都临淄。苏秦因此被齐以“反间”之罪车裂于市。司马迁评论苏秦说：“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而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苏秦列传》末尾太史公曰)苏秦所讲的权变之术不是别的，就是“反间”之计，就是《孙子兵法•用间篇》所说的“死间”。《用间篇》是以殷的伊尹和周的太公望作“死间”的榜样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竹简，在“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之下，增加了“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当为战国末年人所加。乐毅在破齐之后，留在齐五年，先后攻取七十多城。燕昭王死后，燕惠王改用骑劫代乐毅为将，齐将田单乘机收复失地而复国，但是齐就因此变成弱国了。从分裂割据趋向统一的时期战国时代又是从分裂割据趋向全国统一的时期。这时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中原地区比较先进，边缘地区比较落后。同时在政治上存在着各自为政的分裂割据，不仅七大国(魏、韩、赵、齐、楚、秦、燕)各自割据一方而相互兼并，而且还有中山、宋、卫、邹、鲁等小国存在，有所谓“泗上十二诸侯”。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无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逐渐趋向统一。经济方面由于国际间贸易的发展，水陆交通的频繁，彼此的联系已较密切，荀子讲“王者之法”，已经指出“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归”读作“馈”)，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篇》)。政治方面由于各国先后变法改革，创建了以将相为首脑的官僚制度，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推行了郡县制的地方行政组织，公布和执行了制定的法律，颁布了度量衡制而定期校验，使得各国政治结构和设施趋向一致。当时各国有作为的国君，为了进行变法改革，奋发图强，纷纷招徕英才，礼贤下士，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英才常常得到国君的尊重或重用。一个平民出身的文人学士，经过学习和从师，经过推荐或游说，往往一席话经国君赏识，便能得到重用，甚至一跃而为执政大臣，因此从师和游说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门径，著书立说和聚徒讲学以及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成为一时风尚。在文人学士这样广泛交流活动的影响下，各地文化的发展也趋向一致。应用文字在广泛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成为后来篆书和隶书并用的起源。度量衡器在广泛使用中，所用单位的长度、容量、重量也逐渐趋向统一。所有这些，成为后来秦朝实施“书同文、车同轨”以及统一度量衡制的先导。战国时代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造成人民极大的灾难，因此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完成统一，著名的各派学者纷纷提出完成统一的办法。他们把完成统一称为建成王业，因为“王”是中原地区统治者的称号，夏、商、周三代的君主都称为“王”。到战国时代原来的周王已虚有其名，早已不能号令天下了，因此当时强国之君很想取而代之。战国初期魏国变法成功而强盛起来，魏惠王就个自称为“王”而企图号令天下。魏惠王先曾率小国之君所谓十二诸侯朝见周显王，由于商鞅前往游说，认为统率十二诸侯朝见周天子“不足以王天下”，于是召开逢泽之会，穿着王服，乘着“夏车”，自称“夏王”，要求小国君主把他看作天子来朝见。不久魏国在秦、齐两国夹击中失败，于是魏惠王听从惠施的计策，“变服折节”而朝见齐威王于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推尊齐威王为“王”，同时齐威王也追认魏惠王的自称为“王”，这就是所谓齐魏“徐州相王”。等到秦惠文君用张仪连横的策略成功，秦惠文君就自称为“王”，迫使韩、魏之君前来朝见，并且承认韩、魏之君的称王。接着公孙衍为了合纵抗秦，发起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同时称王而互相尊重，即所谓“五国相王”。共同称“王”就成为合纵或连横的一种手段。等到战国中期在秦、齐、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地的斗争中，秦相魏冉图谋采用齐、秦连横的策略，联合五国一举灭赵而瓜分，因为此时“王”号已不尊贵，魏冉致送“东帝”的称号给齐湣王，同时秦昭王在宜阳自立为“西帝”。“帝”原是上帝的称号，这时上帝的神话已演变出黄帝的传说，齐君已把黄帝称为自己的“高祖”，“帝”在古史传说中已成为德行比“王”高一级的称号，因此魏冉要用“帝”号作为统治者的称号，成为后来秦始皇自称“皇帝”的先声。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    战国时代又是文化学术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重大变革和发展的需要，相应地文化学术界出现了九流(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家)、十家(九流加小说家)。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和完成统一的办法。包括维护和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奖励农民努力为国家“耕战”的政策，谋求富国强兵的设施。他们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向君主游说，相互辩论，因而出现百家争鸣的热潮。由于他们著书传授，积极栽培，一时各派的英才辈出，影响深远。农家之学着重于生产技艺，对农业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法家之学顺应战国初期各国变法的需要而产生，对各国的富强起很大的作用。纵横家顺应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和兼并战争的需要，从中起着特定的作用。兵家讲究使用“义兵”从而除暴救民，还讲运用灵活的战略和兵法取胜，对于完成统一战争的胜利，是很有作用的。道家之学是总结过去列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产生的，有助于国家保持强盛和防止衰亡。儒家之学讲究修身治国，主张用“王道”、“仁政”来治理国家和完成统一。墨家主张用“兼爱”来解决小农的“三患”(饥、寒、劳)，从而谋求国家的富强。阴阳家重视解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讲究制定历法和时令，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名家对宇宙万物的构成加以分析和解释。后期墨家和后期名家对于物质构成和运动曾展开辩论。小说家认为讲故事和小说，借此可以生动地表达自己的学说，如甘茂、范雎等人入秦游说，都从讲故事入手。所有九流十家都曾在当时起过不同的作用。秦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法家、纵横家、兵家、杂家和间谍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商鞅的变法，集了法家之学的大成，取得了“后来居上”的效果，奠定了秦富强的基础。张仪为秦连横成功，“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进一步奠定了秦富强的基础。到战国中期，在秦、齐、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地的斗争中，由于苏秦作为燕的间谍，阴谋颠覆齐国的行动成功，使得秦相魏冉乘机与赵、燕结盟，发动五国合纵攻齐，结果由乐毅出任赵、燕“共相”和五国联军统帅而攻破齐国，使得秦的大敌齐国从此削弱了。接着范雎为秦相，提出了“远交近攻”和“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的战略，对秦此后完成统一起着很大作用。秦将白起是杰出的兵法家，在伊阙、鄢郢、华阳、长平等四大战役中，先后残杀了韩、魏、楚、赵四国一百万以上的兵力，取得了许多战略要地和广大领土，对秦完成统一起着重大作用。杂家吕不韦招徕各派学者，编著成《吕氏春秋》，主张综合各派学说的长处，鼓吹用“义兵”完成统一，有助于秦完成统一的大业。王翦“少而好兵”，也是优秀的兵法家，为秦始皇所重用，终于建立了灭赵、灭燕和灭楚的战功，为秦完成统一。秦之所以能如此成功，一方面是由于重用外来的英才，如商鞅和吕不韦是卫国人，张仪和范雎是魏国人，秦历代执政大臣除秦昭王时的樗里疾和魏冉以外，大多是外来的客卿。另一方面是由于从行伍中依军功选拔将才，正如《韩非子•显学篇》所说“猛将必发于卒伍”。同时也还由于使用间谍的成功。秦始皇采取尉缭使用间谍取胜的计谋，由李斯主持其事，派遣间谍收买六国的“豪臣”，“离其君臣之计”，从而各个加以击破，先后灭亡其国。秦先收买韩的南阳假守腾成功，使腾投献南阳给秦，再由腾攻破韩国而俘虏韩王。接着秦收买赵王宠臣郭开成功，使郭开诬告赵名将李牧、司马尚谋反而处死李牧；赵王要重新起用出走在大梁的名将廉颇，派使者前往看廉颇是否尚可用，郭开又多与使者金，使回报老态而不能用，因此秦得以攻破赵国。后来秦的攻灭齐国，也是由于齐相后胜多受秦间谍的金玉，既不助五国抗秦，又不作抵抗准备所致。当时兵家和纵横家都是主张同时使用间谍取胜的。秦在兼并六国过程中既多使用残暴手段，继而又施用暴政以加强统治，因而秦虽快速完成统一，却不久即亡。由于齐急谋扩张而衰落，秦又因猛用暴力而短命，于是主张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得在汉初流行一时而被重用。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    特别应该重视的，这时又是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早发明生铁(即铸铁)冶铸技术的国家，春秋晚期已能冶炼生铁，铸造铁器，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中国又是世界上早发明生铁柔化处理技术的国家，春秋、战国之际已能把硬脆的生铁加以柔化处理，使变成可锻铸铁(即韧性铸铁)，用来制造铁工具，使农业生产大为发展，小农经济开始成为立国的基础。这个发明又比西方早二千三百年。与此同时又创造了独特的炼钢技术，已有高水平的技师，使用固体渗碳制钢技术，炼制钢材而锻造成著名的宝剑如干将、莫邪、太阿之类。这种冶金技术的创造和发展，大有助于生产的高度发展。这时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很明显是和生产的高度发展相关的。这时不仅有关“生产”的科学技术(包括农家之学)有高度发展，有关“生命”的科学技术也有突出成就。这时生理卫生学已有发展，认为养生之道，必须使“精气”在身体中运行流通，疾病是由于“精气”运行有阻塞。同时在疾病的治疗护理中，对于作为“精气”运行通道的“经脉”的路线和循行方向，逐渐认识确实，“经脉”学说的理论到这时已基本形成。“经脉”学说是中国医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针灸疗法、推拿疗法和气功疗法，都是以经脉学说为基础的，着重治疗发生疾病的“经脉”及其穴位，促使“精气”运行流通而除去病源。这时科学技术，无论天文历法、医学卫生、炼钢铸铁技术，都有重大的创造和发展，而且影响广泛而深远，普及到东方各国。同时九流十家的学说影响也广泛而深远，可以说直到今天。以上所说战国时代是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是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战争时期，是从分裂割据趋向统一的时期，是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是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都是当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其中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今日认真地分析和深入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