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825762
翻开此书，50多位耄耋老人、期颐寿者的历史回顾，内容丰富多彩，语 言真实生动，既有他们艰苦创业的背景、管理运营的智慧、行业道德的规 范、劳资关系的变化和人生心路的历程，也融入了各个时期的民风民俗、市 井百态、家教家规，以及他们对工商联那份深厚的情感，是非常珍贵的历史 资料。值此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将此书付梓，以期能为后人了 解那段历史，继承原工商业者的精神财富，提供有益的参考。
这是一本口述历史的纪实类图书。本书以口述实录的形式，从全国遴选了60位原工商业者进行实地专访，以单个人、一件事为切入点，重现了广大的原工商业者在创业兴业中，自觉践行“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理念，还原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闪光足迹，铭记他们以自己的青春年华为祖国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多角度、全景式展现了广大原工商业者爱国爱党的真挚情感和胸怀民族大义、不忘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怀，为历史留下弥足珍贵的真实史料。
目录
001 一心一意跟党走 尽心尽力做贡献 ……/ 王立言
007 百年人生 峥嵘岁月 ……/ 王蕴璞
014 三十三年的工作历程 九十二年的曲折人生 ……/ 严振康
021 忆沧桑 话沉浮 ……/ 刘世增
026 学好文化，坚定信仰跟党走 ……/ 刘海龙
031 牢记历史经验，诚信经营 ……/ 李金钺
035 发展汽车行业，为解决青年就业、培养人才做出贡献 ……/ 梁孟儒 039 相伴一生的事业 ……/ 宋文斌
044 我愿意听从党的指挥 ……/ 张世堂
048 从纸烟小贩到食品企业家 ……/ 张运生
055 一个老工商业者的商会情结 ……/ 葛广盛
061 老工商业者就要拥护党，跟党走 ……/ 朱泽民
064 诚信经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做贡献 ……/ 邓 群
069 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 林 强
075 工商联事业发展的见证者 ……/ 李宏昌
082 勤学正直 苦干敬业 ……/ 孙明华
088 大义为先 忠贞爱国 ……/ 金玉清
094 普通民族工商业者的高尚情怀 ……/ 高辅阁
099 一心为公 多为国家做贡献 ……/ 谢蕴华
106 一个原工商业者的“心声”……/ 万国森
114 对资改造改变了我的人生 ……/ 陶敏之
123 在研制标准电池公式的前前后后 ……/ 蔡体铨
131 铭记责任，做好传承与发展 ……/ 卜仲宽
140 苏州市原工商业者的贡献和现状 ……/ 毕炳林
145 在党的关怀培养下不断前行 ……/ 张佳彬
150 建国初期的徐州工商联 ……/ 常玉亮
156 数十载风雨同舟筑党业 ……/ 江金煊
160 踏踏实实跟党走 ……/ 任振华
164 如一册厚重的历史典籍 ……/ 钮守章
169 风雨不移少年志 ……/ 蒋泳清
175 半个世纪的工商联情缘 ……/ 卢菊芳
181 赤胆忠心跟着党 ……/ 钱德沛
188 三十余年风雨情 与工商联同甘同行 ……/ 林宝光 192 心系工商联，一生坚持“听、跟、走”……/ 陈秋生 197 五十个春秋工商梦 兢兢业业工商人 ……/ 欧云远 204 经历变幻 无悔人生 ……/ 胡世曦
211 九十五载风雨路 ……/ 蔡载经
219 饮水要思源 富而要思进 ……/ 习镜伟亲属
224 燃烧青春激情，走过光辉岁月 ……/ 何菊香
229 见证南昌工商业改造 情系南昌工商联事业 ……/ 张赣鹏 235 患难与共七十年，历尽沧桑享天伦 ……/ 谢万钧 邓耀秋 243 身体力行跟党走 ……/ 石怡雯
250 工商青年上北京见毛主席 ……/ 张仁鑫
256 只有我们三个会员 也要恢复工商联 ……/ 郑筱珊
262 弃商从工 投身新中国的工业浪潮 ……/ 戴聿华
267 爱国痴情终不变，毕生奉献不言悔 ……/ 关炳如
273 历风浪忠心不改 迎春风老骥伏枥 ……/ 梁 荣
277 传承百年“东生源”老字号 ……/ 梁柏合
282 为人民做好事 人民不会忘记你 ……/ 雷 佳
287 76岁最后一次创业，85岁才真正退休 ……/ 王春雨
290 新中国最有名的老板娘 ……/ 何玉兴
295 98岁仍在忘我工作的老人 ……/ 何庆钵
302 一心一意跟党走 ……/ 史庆珍
306 后 记
一心一意跟党走 尽心尽力做贡献
王立言
▼人物简介
王立言，男，汉族，1927年12月出生，天津市人。中学文化，民建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1947～1952年在天津转运货栈打工，1952年来到北京，创立北京博达津记托运站，任经理。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后在安利泰托运站工作。因工作需要于1966年调到广安门仓库任主任，负责仓库的经营管理工作。工作期间与全体职工共同努力，使广安门仓库焕然一新，受到各方好评。1975年调至北京市新新时装公司工作，任商品部主任，并于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在北京市新新时装公司退休后，返聘又继续工作了三年。在离开工作岗位后，1991～2000年一直协助宣武区工商联、区民建工作。
我文化水平不高，最初在天津为别人打工，新中国成立后，看到首都北京的繁荣发展景象，50年代初，就携家属到北京落户，干起了我在天津就熟悉的行业——托运站，代客托运。因为资金用得少，风险比较低。在同业公会的帮助下，在同行业前辈的指导下，慢慢在北京站稳脚、扎下根。当时我在同行业中比较年轻，受到领导的重视，区工商、税务等各部门都托我代办各项工作，并委托我向工商户传达政府的各项指示精神。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和广大工商户一起积极认购国债，捐款捐物，支援国家建设。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我还被评为“守法工商户”。随着工商联的成立，我被吸纳为工商联会员，在组织的帮助、引导下，在党的政策指导下，我在政治思想上和经营业务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自觉接受改造，认真学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定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鼓舞下，广大工商户都在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努力去掉旧社会带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不良习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提高自己的各项能力，希望得到国家的认可，早日报效祖国。1956年1月，北京市工商联主委、北京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代表全市工商业者，在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敬献喜报，北京市工商业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全市工商业者非常兴奋，相互传达这一喜讯，同时也为早日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做着准备，为未来新企业的发展多做贡献。
当时北京市没有专门做托运工作的部门，经北京市领导及北京市工商联的帮助协调，北京市储运公司派工作组，接受北京市托运行业的公私合营。于是北京市托运行业的四五十户私营企业，全部进行了公私合营，本行业的数百名职工得到安置，大家普遍感觉，我们有依靠了，有娘家了，我们真正当家做主人了。当时还成立了托运行业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对北京市托运行业进行了全面调整规范，成立了北京市托运行业总站，设在崇文区，下设两个门市部，为对外窗口，办理日常托运业务，我负责其中一个。原私方人员和普通职工一样被分配到各个营业部及所属的部门工作。
公私合营后，其经营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工作方法也完全不同，过去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为主动上门承揽货源，联系业务，手续简单，口头商定，基本上没有坐店经营的。公私合营后，全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各行各业都在突飞猛进向前发展，全国各地各个行业的采购、销售人员云集北京，使北京的货物托运业务迅速扩大发展。北京市的两个托运门市部每天人来人往，业务非常繁忙。面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业务工作量，原来私营企业经营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已完全不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发展的需要了，于是我们就摸索建立新的经营管理方式，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首先我们对店内职工进行重新安排，设置不同岗位，职工量才使用，做到人尽其才，同时我们也对年老体弱职工进行适当照顾，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做好国营企业工作。其次，我们按照业务流程制定了一整套工作程序，原来私营企业做业务很简单，因为业务量就小，口头约定协商落实就可以了。公私合营后企业规模扩大了，业务量成倍增长，原来那种口头经营方式已经不适合大企业发展的需要，于是我们就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工作流程，从接货运单、委托书、货品明细表，到双方的责任、义务，货物运送程序、结账方式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在手续办理方面，我们力争做到细致、便捷，为广大客户着想，从提货、填单、支付运费、入库，到铁路运输、结算、开具火车站提货单据，我们一并为客户办理完成，交与客户，极大地方便了外省顾客，深受外地客户欢迎。第三，结合托运业务的特殊性，我们还制定了托运工作业务流程安全管理规定，避免工作中因包装混乱，出现差错事故。任何忽视安全、损坏货物的现象，都关系到国家物资的损失，全体职工都非常重视，并认真遵守执行。对化工、油漆等易燃、易爆物品统一放置郊区仓库，派专人值守，确保安全，杜绝事故发生，避免给国家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四，为了保证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我们制定了店规、口号，即提高服务质量、消灭差错事故、货物安全运输、热情接待服务。为了保障职工的合法利益，更好地调动职工积极性，我们还制定了以服务为标准的奖励制度，按类别、等级发给职工奖金，以便更好地提高职工业务水平，增强职工对企业的责任感，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在货物运输方面，我们和运输、铁路方面联合，采取“驻站承运”方式，更好、更快地为托运客户服务。如在广安门火车站派驻工作组，负责联系火车，办理铁路方面的相关手续，托运货物随到、随检、随运，极大地方便了外地客户。由于我们努力工作，托运业务量也直线上升，由原来的日托运量200吨，上升到日托运量400吨，从业人员也由原来的200人增加到400多人。托运站业务增长，经济效益也迅速增加，每年都成倍递增。
公私合营后，全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托运行业业务量大增，为了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托运站要对广安门火车站附近的仓库进行改造。于是60年代初，领导调我到广安门仓库，负责仓库的经营管理工作。
广安门仓库分三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筹建的，条件简陋，环境脏乱差，无法适应公私合营后大批物资的进出，国家物资的安全无法保障。我到广安门仓库后，首先发动职工修旧利废，自己动手搭建简易货篷，以保证国家物资的安全存放。其次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将原来的露天作业改在货篷之内，让职工们避免了风吹日晒雨淋。然后我们组织职工进行技术革新，改良包装工具，设计出十字、工字、井字架，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我们也改变工作方式，把国营大型钢材厂货物联系好后，直接发往火车站台，减少中间环节，节省运输费用。由于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广安门仓库面貌焕然一新，工作环境改善了，劳动效率提高了，职工们的干劲更足了，广安门仓库的工作获得各方面的好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私方代表都靠边站了，我也由管理岗位下放到负责货物的收发、司磅工作，每天在货物库房里堆码、检验以及报库房货物运送计划。当时铁路方面，特别是广安门火车站开展货运满载、提高运输效率活动，我就直接和铁路计划人员联系，随时呈报库房物资存放情况，满足铁路运输需求，此举深受铁路方面的欢迎，同时也得到仓库职工的信任。“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心中始终想着组织，想着统战部领导和我们见面的情景，每天上下班，走到广安门内大街，就想到工商联，想到原工商界人士，我们工商界人士的思想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与党共存、荣辱与共，坚决跟党走，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做贡献。我们工商界人士对党的信仰，对毛主席的忠心从没有动摇过，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没有改变。
“文化大革命”后期，组织上调我到大栅栏劝业场工作，即由原来的托运部门到信托部门，从事商业工作，对查抄的物品进行处理，修旧利废，满足顾客需求。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全国人民斗志昂扬，各行各业迅速发展，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同时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也逐惭恢复开展工作，原工商业者们对祖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奔四化。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改革开放以后，原工商业者虽然年龄上相对偏大，但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干劲不减，积极参加地方经济建设，开展调查研究，为党和政府献计献策，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做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我所在的大栅栏劝业场，为解决当时群众做衣难、买衣难的问题，经市领导同意，改为“新新时装公司”，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日常消费需求。同时区人大、政协组织调研，了解大栅栏地区现状及市场发展方向。我积极配合调研，向区人大、政协提建议，建议对大栅栏地区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避免各地商户相互抢地盘、混乱经营的现象。大栅栏有瑞蚨祥、同仁堂、内联升、张一元等百年老字号，琉璃厂有荣宝斋、中国书店、戴月轩等中外闻名的文化产业，大栅栏商业街发展应和琉璃厂文化街发展结合起来，带动这一地区商业、文化、旅游业共同发展，向世人展示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特点。原工商业者的建议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区工商联、民建恢复工作后，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当时经济发展需要成立建华职业培训学校，为我区各大商场培训专业技术人员，我受工商联、民建委托，积极筹备课程，赶制速成教材，主动为学员讲课。通过七期培训，建华学校为我区培训了700多人，现在这些人已是我区商业系统的骨干力量。工商联的老会员都是一辈子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士，在工商联组织的推荐下，我们甘愿奉献余热，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由工商联牵头，我们积极配合，几把铁锨、铁镐起家，成立天桥建筑工程公司，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已成为年纳税几千万元、职工5000余人的大型建筑企业。椿树整流器厂由小院小厂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外贸出口整流器企业。在街道劳动服务公司，我们带领大批返城的知识青年，重新创业，从头做起，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这些原工商业者愿为祖国的发展、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我们最后的一点心血。
多年来，我们这些老工商业者在工商联、民建的带领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是党的统战政策在激励着我们，是党的统战力量在原工商业者中发挥着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大好成绩，更加坚定了我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一心一意干四化的决心。
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在工商联组织的帮助下，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组织上也给了我很多的荣誉：1984年，大栅栏地区推荐我为区人大代表、市民建任命我为宣武区工委副主任；1985年，市统战系统授予我“为四化服务做出优异成绩，特予表彰”奖励；1987年，宣武区工商联、民建共同推荐我为执委、区政协委员，1991年连任；1989年、1993年任北京市工商联两届执行委员。最让我兴奋的是，1987年新新时装公司党委吸纳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顾几十年受党的教育，我深信，只要坚定不移跟党走，我们的国家就一定能够富强，我们的生活就会一天比一天好。
百年人生 峥嵘岁月
王蕴璞
▼人物简介
王蕴璞，男，汉族，1915年出生于河北宝坻（现在的天津宝坻）。自14岁从家乡出来闯北京，先后在点心铺、铁匠铺、织布厂等行当学徒，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从一个小小学徒成为瑞荣欣织布厂的管事，再后来得到掌柜的器重，分给二厘五的股份，成为瑞荣欣的小股东。解放初期，瑞荣欣织布厂与其他几家小型织布厂合并成为前门织布厂，王蕴璞作为瑞荣欣的资方代理人继续管理织布厂，并成为分厂经理。公私合营时期，王蕴璞所在的前门织布厂又被合并成为东郊光华染织厂，改革开放后改组成为北京光华纺织集团。这期间王蕴璞先后在光华染织厂供销部门、总务部门以及工会部门任职，直到1975年正式退休。
我叫王蕴璞，祖籍河北省宝坻县（现天津市宝坻县），生于1915年。一百年来，我目睹了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亲历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轰轰烈烈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在党的改革开放旗帜指引下大步走进了国富民强的新时代，并有幸参与见证了工商联组织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百年沧桑，历史巨变，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青少年时期
我出生在农村，家中兄弟三人，我排行老大，家境十分贫苦。从记事起，老家的好年头就很少，大部分时间不是旱就是涝，至今我仍然记得乡亲们常常念叨的一句话，“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靠天吃饭，这无疑让大家的生活水深火热。加上闭塞落后的整体环境，老家人民的生活都很艰难。穷则思变，贫困和压抑让儿时的我萌发了出去闯荡的想法，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想法愈发强烈。
1929年，14岁的我，不顾家人和乡亲的劝阻，偷偷离家，孤身来到北京。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点心店的学徒。接下来的几年，为了养家糊口，我陆续换过几份工作，逐渐成长为行业中的行家里手。1936年前后，我进入瑞荣欣织布厂，工作多年后，由于勤奋务实、踏实能干，厂长给了我二厘五的股份，并将工厂委托给我经营。期间，我们对工厂的机器设施进行了更新，全部换成了铸铁机器，提高了织布效率和布匹质量。当时的工厂还没有添置消音设备，因此人们走到工厂附近时，就能听到轰鸣的机器声。工厂运行得红红火火，我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多年战争的关系，市场上通货膨胀严重，货币严重贬值，整个北京城的工商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时市场上有国营企业、集体合作社、个体商户、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好多种经济形式，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国家出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等一系列的经济方针政策，促进了这几种不同性质的企业的发展，国民经济进入了恢复阶段。
1950年，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商品滞销、生产缩减困难，国家决定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使私营经济处于国家计划领导之下，由国家统一控制产销平衡，避免产销无政府状态。从这时起，私营工商业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于1951年6月正式成立了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维护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52年下半年，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蓝图，“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总路线做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并将它正式写入当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结论中。根据中央的精神，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逐渐展开了。其中，全行业公私合营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首都，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大城市。1953年，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会员大会，传达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市地方工业局拟选择国药业大户同仁堂作为试点，为全行业合营扩展影响，奠定基础，总结经验。
1954年初，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工业公私合营工作计划中指出，计划在维持稳定的前提下，合营一批较重要的企业，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为次年大批合营创造条件，并在计划中明确了同仁堂是第一批合营的单位。这一变革，引起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震动。他们害怕将失掉生产资料占有权、企业管理经营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感到切肤之痛。
当时为了促进沟通、缓解矛盾，北京市工商联、民主建国会、商会等组织经常召集原工商业者们开会、发言和讨论。张澜作为代表提出了四项原则：同舟共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跟着共产党走。我作为工商联执委，深刻理解党的政策，经过反复思考，深感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在会上我积极发言，上传下达、承上启下，开导其他人，努力推动后续的合营工作。
1954年年中，大栅栏同仁堂成立了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委员会领导班子由七人组成，公股、私股代表各两名，区工会、区工商联、同仁堂基层工会代表各一人。在同仁堂的影响下，全市的私营企业于1956年被北京市政府批准全行业公司合营。
1956年，我所在的瑞荣欣织布厂和其他五个商号合并为前门织布厂。合营后，我在三车间工作。
1958年，前门织布厂整体并入东郊光华染织厂。之后，我被安排在总务科工作，负责厂里的供销、工会、文艺等事宜。在经历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私营企业逐步迈进了社会主义大门，开辟了历史上的新纪元。
改革开放时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改革开放的旗帜树了起来，全国上下欢欣鼓舞，好日子真的到来了。在后来的政协会议上，叶剑英副主席提出各个民主党派的工作都应该恢复起来，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北京市工商联开始恢复工作，中断了十几年的会员们又恢复了组织。
1986年，北京市委在朝阳区开展了恢复工商联的试点工作，并在年底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选举了朝阳区工商联的领导班子。这是“文革”后全市第一个恢复建立的区工商联组织，我再次担任朝阳区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至退休。
任职期间，在区委、区政府和北京市工商联的领导下，我全力协助主席，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指引，以体现工商联的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为基础，积极搞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大力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服务为宗旨的各项活动，实现新时期工商联职能的转变，团结广大参会会员，努力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工商联工作的重要指示，对新时期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调整了工商联的工作性质，明确指出新时期工商联为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以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性和民间性，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一个桥梁。
为了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爱国、敬业、守法”教育，根据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我积极协助主席，采取相应的措施，扩大工商联的会员数量，在原工商业者的基础上吸纳了许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三胞”投资企业和部分乡镇企业。同时，我还参与了工商联党组的组建，加强党对工商联工作的领导。
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工商联的指导下，朝阳区工商联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组织大家学习，提高认识，转变思想认识。作为工商联执委的我，通过学习，茅塞顿开，深有感触：中央15号文件是新时期工商联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工商联指明了工作方向，也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统一战线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同时，在反复组织学习的基础上，工商联还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文件精神。通过介绍工商联的历史和现状，使社会各界人士更多地了解工商联，认识工商联，帮助工商联切实做好职能转变工作。从以经济性为主转向以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性和民间性；从原来的做公有制企业会员工作为主，转向做非公有制企业会员的工作。同时，在全面开展工作，履行工商联职能中，我们始终坚持以参政议政、经济联络和自身建设为主，发挥助手作用。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解决它们实际生产中面临的困难和难题，朝阳区工商联采取边学习、边宣传、边发展、边服务的方法，组织我们这些执委先后对全区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进行了走访，认真帮助解决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如部分企业产品备案登记难、贷款申请不下来等。通过走访和服务，我们进一步掌握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现状，发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加强了同他们的联系和交往，并在自愿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入会。
积极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工商联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积极参加区委、区政府召开的协商会、通报会，就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安排坦诚建言，献计献策。同时，积极向各级人士、政协和政府有关部门举荐工商联中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士，为更好地参政议政提供条件。经工商联推荐安排和当选的不仅有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和区人大代表，还有被政府有关部门特约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十分珍惜这些机会和荣誉，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发挥作用。
为了更好地参政议政，我们十分重视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当时，针对朝阳区集贸市场管理混乱的状况，我们与区政协、民建区工委联合进行专题调查，分别走访了三里屯、左家庄、团结湖、呼家楼等集贸市场，并赴大兴、海淀等地的集贸市场参观学习，并提出了整顿市场、综合治理、加强宣传、取缔无照经营，以及摊商归位、退路进厅等具体建议，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同时，我们注意发挥工商联的网络优势，采取咨询服务、组织洽谈会、开办培训班等形式，积极为会员服务，为企业服务，大力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服务活动。为帮助一些企业克服市场疲软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开展了各种服务活动，通过为企业提供经济技术咨询，帮助许多企业缓解了因原料、能源、资金、销售等因素影响造成的实际困难。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扩大对外交往和交流，促进海内外经济合作，应广大会员的要求，在与有关部门的合作下，我们先后三次组团分别赴俄罗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进行边贸、商贸和访问考察，拜会各地商会，为会员和企业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牵线搭桥。
此外，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精神，我们还积极创办经济实体，进行了自办企业的尝试。先后创办了京朝实业公司、兰金制衣厂和超联实业公司，为发展经济做了一点实事。同时，我们还组织会员开展多种活动，如为支援灾区人民，发动会员积极捐款、捐物，为丰富会员的生活，始终坚持每星期二的会员活动制度。
回顾这些年在工商联的工作，我感触颇深，也可以说是我的切身体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同工商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工商联的工作就会有方向，就会有活力，就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带领全体会员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出贡献。
如今，我身体依然健康，思维非常敏捷，这些都离不开党和政府、工商联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多年来，工商联一直牢记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原工商业者的承诺——“包一头，包到底”。始终把关心和关爱原工商业者及其遗孀生活作为一项重要的会员工作。
不断完善医疗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原工商业者医疗保障制度。这项措施对于像我这种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且家庭特别困难的原工商业者，由政府出资送社会养老机构生活，可以保证我们活得有质量、活得有尊严。我现在住的养老机构，就是工商联协调和安排的，让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2015年1月份是我的100岁生日，当天市、区工商联的领导专程前来祝贺，并送上祝寿鲜花、寿桃和慰问金。面对众人的祝福，我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工商联就是我家！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坚持党的领导是工商联的宗旨，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工商联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三十三年的工作历程
九十二年的曲折人生
严振康
▼人物简介
严振康，男，汉族，1927年出生于上海。初中学历，之后自学了会计、英语。解放初期，严振康与合伙人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开设“大光明钟表店”，公私合营后该店并入前门大街的“华孚钟表店”，改革开放后与日本企业合作，更名为“西铁城钟表店”。严振康在店中曾先后担任过钟表业务组长、黄金首饰业务组长、钟表批发部组长。62岁时正式退休。改革开放后，严振康当选崇文区第八届和第九届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八届和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我叫严振康，1927年出生于上海。我的童年时代是在解放前的旧上海度过的；青壮年时期，经历了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步入中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跨入老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青少年时期
我家共有兄弟姐妹五人，我排行老二。那时，我奶奶健在，全家八口人的生活，主要依靠父亲在“瑞士商达昌洋行”做职员的薪金收入，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到了1937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肆意，全中国人民都生活在动荡之中，我在下课之后，要走很远的路去背米，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连饭都吃不饱……由于父亲英年早逝（40岁），我作为家中的长子，不得不中断学业，承担起全家的生活。因此，我在上海正养中学初中毕业后，又在上海立信学校学习会计课程一年，之后开始为全家人的生计奔波。
1944年，我不满17岁，来到北京，在舅舅开办的王府井亨得利钟表店任会计三年。1947年回到上海，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在瑞士商达昌洋行的钟表进口部任职，直到1953年，瑞士人歇业回国，洋行关闭。我的英语就是在此期间练就的。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的战争尚未结束，百废待兴，国民经济进入恢复阶段。当时为了振兴国民经济，加强南北互通金融，全国支援北京。因此，我决定来北京求发展，支援首都建设。
我于1953年再次来到北京，与合伙人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开设 “大光明钟表店”，这个店是由曹世增、曹世铎、叶志豪和我投资创立的。我们四人推选曹世增当经理，其他三人搞业务和会计，另外雇有四名职工，分别担任钟表修理工、售货员和炊事员。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共中央作出了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于1951年6月正式成立了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维护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大城市。
见证历史，经历人生，顺应历史潮流，才能与时俱进谋发展。市、区工商联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清产核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中，“大光明钟表店”经历了由资方“自点、自估、自报”，经过同行业评议，然后由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审核批准，进行清产核资后，并入前门大街的“华孚钟表店”。这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私营工商户的所有者，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者。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实行了“赎买”政策，1956年6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定息原则从简从宽，息率一律五厘”。“赎买”政策主要体现在利息标准和对资方人士的安排使用上。
公私合营后，我在“华孚钟表店”先后当过钟表业务组长；之后增加了黄金首饰业务，又担任了黄金首饰业务组长；改革开放以后，“华孚钟表店”与日本企业合作，成立了“西铁城钟表店”，该店由中方管理，我担任钟表批发部组长。我在60周岁时，本可以退休，但被单位继续留用，直至62岁时才正式退休。在职期间我始终是单位的业务骨干。
钟表店性质的演变，使我成为一名自食其力、按劳取酬的劳动者，我的工资收入当时始终排在单位的前列。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人民团体的工商联和民主党派中的民主建国会，主要都是由工商界人士组成，1956年公私合营后，我既是工商联会员，也是民主建国会会员，是双重身份的会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57年在党的领导下，市、区工商联组织我们原工商业者开展了各种学习会、报告会、讨论会，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实现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的根本改变。
我还参加了崇文区工商联在广和剧场组织的学习班，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时事政策。《人民日报》社论是学习的重要内容，相关社论有《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伟大胜利》《在高潮的最前面》……每星期讲解一次，并组织小组讨论，印发“学习简报”。
在参加思想教育的同时，50年代参加各种义务劳动，是时代鲜明的特色之一。从国家领导人，到各级干部及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和我们原工商业者共同构成热火朝天的义务劳动场面。1959年2月，我自觉地响应“以汗水冲刷旧思想，以劳动改造为新人”这一号召，参加了原工商业者第二批修建密云水库的义务劳动。
当年的口号是“听、跟、走”，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我们国家又经历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走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
60年代初，我上海家中的弟弟妹妹，相继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的生活负担减轻了许多。可是，我个人的小家庭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已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爱人和老岳母在家照顾家务，全家八口人的生活来源，依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和定息收入。全凭爱人的精打细算，比起普通家庭的生活要好很多，算得上中等。从1956年公私合营至1989年退休，三十三年工作中，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称得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工商联对原工商业者的教育、思想改造，成绩是巨大的，是有成效的。回忆60年代，我参加了当时被称为“神仙会”的工商联在陶然亭工会大厦为期半年的脱产学习。“神仙会”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三自”和“三不”，“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让我们充分敞开思想，摆自己的经历，自我批评，大家互相帮助，提高认识，这对原工商业者脱胎换骨的改造是起作用的，对思想改造和立场转变，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迫害。当时，我最关注的是《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从中分析形势的转变。那时，我依然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创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年初，在北京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下，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北京市工商联恢复了工作，在市两会领导小组的努力下，中断联系十年之久的会员恢复了组织，我又一次成为民建会员和工商联双重会员。从那时起，我一直参加工商联组织的每一次活动，在开展政治学习的系列活动中，市两会组织了有关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国际国内形势、社会主义法制等多种专题报告会，引领我们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我的政治生命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当选为崇文区第八届和第九届政协委员，也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第八届、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任职期间，我积极参政议政，为恢复和发展受到重创的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献计献策。例如当时前门大街为繁华的商业街，人来车往，为了交通安全，马路中间安装了长距离的护栏，既影响游人购物又影响商业收入，我建议建设行人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我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
80年代末，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的经济性质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合资企业股份制、私有制等，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加速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的工作单位“华孚钟表店”也与日本企业合作，成立了“西铁城钟表店”。
80年代以后，我家生活在国外的亲属陆续回国探亲访友，深感新中国的变化，体会国内亲人间的亲情，我们每次分手都依依不舍，热泪盈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实践证明，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活品质，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从此，市场上商品价格放开了，逐步取消了“粮票、布票、工业券”限量供应的票证，百姓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变化与工商联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我的家庭变化也是巨大的，三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子女，先后回到北京工作。三个女儿及儿子在不同工作岗位上成长进步，在职上了大学，小女儿还读了研究生。政治地位的提高，全家人的团聚，使我感到很欣慰。工商联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座谈会、联谊会，使我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我的晚年生活
1989年底，我62周岁正式退休了。五个子女都在北京工作，先后成立了各自的小家庭，家庭中只剩下老岳母和我们共同生活。三位老年人的生活开销，单靠我退休后的工资是不够的，子女们在经济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原工商业者是工商联事业的开创者，1991年以来，市工商联没有忘记老一辈人的历史贡献，一直把原工商业者老会员的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和政府在民建、工商联的配合下，对原工商业者采取负责到底、照顾到底的方针，解决原工商业者的工作、待遇、看病、养老等问题，落实党的“包下来，包到底”政策，全力照顾和安排好老会员的晚年生活，这体现出党对原工商业者统战工作的连续性。
工商联的干部，对已退休会员的亲切关怀、热忱照顾，很让人感动。一方面召开老会员联谊会、座谈会，组织老会员参观等活动；另一方面每逢传统节日时，领导分工走访慰问，随时了解原工商业者及其家属生活中的困难。例如，原崇文区现东城区工商联干部张增同志十几年来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或中秋节、新春佳节都代表工商联来我家慰问，慰问金逐年递增。记得一次在联谊会结束后，我不小心摔倒了，大家忙着把我扶起，我并没有摔伤，工商联的干部还是要派车送我去医院，在我一再坚持下才把我送回了家。第二天，张增和工商联其他同事又带上慰问品一起来家探望，我感激万分，在此深表谢意！
如今，原工商业者老会员，随着岁月流逝，还健在的越来越少了，但党的“包下来，包到底”政策使逝者的遗孀仍能享受困难补助，得到慰问金，使广大老会员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没有了后顾之忧！我是民建会员，至今民建每月仍然寄来“民建”月刊，以便老年人在家阅读。
而今，我四代同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子女们也要相继退休了，虽然我们都分开居住，但孩子们对我们十分孝敬，平日每周一小聚，年、节日大聚，临时有事随时相见，大家聚在一起畅聊，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共享天伦之乐！
我家的第三代，都是独生子女，但是非常优秀，他们在国内考取了一流大学后，有的出国留学读硕士、博士，拿到国外高额的奖学金，毕业后谢绝了曾获诺贝尔奖老师的挽留，毅然选择回到国内，以学到的科学知识，为祖国的科研尽心竭力，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回顾历史，我的人生往事历历在目：童年、少年艰辛，青年、成年奔波，中年动荡，老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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