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8142531
字字见其积淀，句句饱含深情，散点式的信息密布，故事叠加，互为牵引，整部作品繁花叠缀，摇曳多姿，既有文学景象，也有历史厚度。
《广州传》以丰富详实的史料、通俗明快的语言，娓娓讲述了广州这座城市从新石器时代到1949年间，从“化外之地”变成外贸重镇、几经毁灭又重获繁荣的跌宕历史。
全书以朝代为划分，四条线索穿插书写。一是城市形态的变化，比如广州这座城是怎样从无到有，它的城池、建筑、街道是怎样建起来的。二是生活形态，尤其是衣、食、住、行、玩的变化，以及民间的各种习俗、节庆。三是经济形态的变化：广州是靠什么发起来的？不是靠工业、农业，而是靠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外贸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四是文化形态的变化，包括广州的文化、教育、宗教、民间艺术与工艺等。
第一章 城的诞生
山与海之间
楼船之师打来了
赵佗立国
总算有了城墙
哪里有水喝
第二章 海上丝路
打通大海航线
住蕃坊的人
来了几个大和尚
喧闹的街道
商贾骚动
第三章 奢华年代
三城半是宫苑
快活不知时日过
信佛的暴君
眼看它楼塌了
第四章 重建家园
死而复生
打开门做生意
西村窑的火光
造一座金汤城池
第五章 厓山前后
佛家与道家
读圣贤书
被夷平的城市
四等子民
第六章 鸢飞鱼跃
心学大师们
十八世书香门第
武夫从文
先生的背影
第七章 镇海楼下
三城合一
大航海时代
冲破海禁
胜过秦淮数倍
沉沦于血海
第八章 一场春梦
海禁与迁界
平南亲王在广州
一口通商
世界级的富豪
十三行灰飞烟灭
第九章 城坊岁月
最完美无瑕的顶峰
大城昼与夜
水上城市
读书人的小天地
愤怒的商人
皇朝最后一夜
第十章 十字路口
生活开始改变
西风东渐
拆城墙筑马路
给你一个新广州
在暴风雨中
第十一章 破与立
花园城市
万丈高楼平地起
坠入黑暗深渊
全面崩坏
历史新一页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 郑重推荐
李敬泽、谢有顺、钟晓毅 联名推荐
山与海之间
茫茫无涯的大海，波涛缓缓地涌起，缓缓地沉落，又缓缓地涌起，有如大地的呼吸，一起一伏；隆隆的巨响，仿佛来自大地腹腔深处，随着海浪的节奏，滚滚而来，滚滚而逝；无论吹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海浪从不止歇。天地之间，除了水，似乎什么也没有了。
但终于有一天，浩瀚的水面，露出一块粗砺的礁石，最初只是一个小黑点，有时会被滔滔海水淹没，不见了踪影，但几天之后又露了出来，还渐渐扩大，渐渐高隆，成了一个小岛。小岛渐渐长大，海水再也淹没不了它了。不知从何时起，岛上的岩石缝隙间，长出第一株青翠的小草。第一粒草籽也许是风吹来的，也许是候鸟带来的，也许是从海底爬上来的，总之它就这么不可思议地来了，而且生根发芽了。
海面的岛屿越来越多，渐渐连成一片，迎接着来自遥远北方的千百条河流，河水以雷霆万钧之势，穿过南岭山脉，把无穷的砂砾推向大海。经过千万年的地貌变迁，海水退却，陆地隆起，一片陆地形成了。后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珠江三角洲。
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北缘，再往北就是绵延千里的南岭，西江出肇庆羚羊峡，北江出清远飞来峡，东江出博罗田螺峡，三江来水，汇成浩浩珠江，最后通过八大门河口，奔流入海，形成了众多的溺谷和漏斗湾。南海古时有“涨海”“沸海”之称，其磅礴恣肆的气势，可以想及。清咸丰三年（1853年）《顺德县志》有一段记载：“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岛，渐成乡井，民亦藩焉。”海潮一日两涨，枯水期江水势弱，海潮从各个河口涌入珠江三角洲腹地，甚至远溯至清远山区。
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更多岛屿浮出水面。广州的海珠区，也在这时成为一个大岛。海珠区的七星岗，只要往地下挖几米，就会遇到藏着大量海洋软体动物的贝壳和微体化石的淤层。地理学家1937年在七星岗发现了海蚀崖和海蚀平台的地貌结构，从而认定这里曾是南海溺谷湾的一部分。
从地理学来看，溺谷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海岸在长年累月的潮水冲击下，会堆积形成沙堤。七星岗东南方的松岗，就横亘着一道高出珠江准点平原一米多的沙堤。这一发现，吸引地貌学者纷至沓来。随后，他们在赤沙、鹭江、赤岗，陆续发现了古沙堤的痕迹。遥想当年，这个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曾经浪涛汹涌。
人们在中山四路发掘出一个秦代遗址，有部分学者判断其为造船的船台，这意味着，秦汉时中山四路以南，便是溺谷湾的滩涂水岸，否则船只无从下水。在遗址下面的淤泥中，采到了几十枚泥蚶——一种生活在咸水中的软体动物。有趣的是，它们的贝壳是闭合的，属于自然死亡，并非人们食用后丢弃的空壳。这表明当时中山四路以南的珠江水，就像海水一样是咸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广州人仍习惯把穿城而过的珠江称之为“海”。天字码头、沿江路一带被称为“海皮”；渡江叫做“过海”；城厢内外有多条“海傍街”。有人认为这只是方言，并非真的说大海。但早在东汉，《汉书》中就说番禺（广州）“处近海”，作者班固是陕西咸阳人，应该是说关中语的，但关中语并没有把江说成海的习惯。三国东吴中书丞华覈上表举荐交州刺史陆胤时，亦称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华覈是江苏丹徒人，也不懂广州方言。另一位交州刺史步骘评价广州地理：“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他把广州形容为海岛，其实它更像一个半岛。步骘是江苏淮阴人。唐代诗人高适留下了诗句：“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他是河北景县人。宋代诗人杨万里诗曰：“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他笔下的“大海”，是指扶胥南海神庙一带，而“小海”则指今荔湾地区。杨万里是江西吉水人。
这些外省人都不熟悉广州方言，却不约而同采用了“海”的说法。可以推断，广州人把珠江称为海，既不是方言，也不是井蛙之见，把江河误作大海，而是千万年前对大海的记忆，代代相传，留存下来了。濒海地区，往往受咸潮影响。广州直到明朝，日常生活仍深受咸潮的困扰，每年冬季枯水期，咸潮便会从南海汹涌而至，直灌入城，连井水都是咸的，每逢夏秋台风季节，经常水漫羊城。
从侏罗纪至白垩纪，燕山期岩浆不断大规模侵入，至第三纪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广州地区形成了瘦狗岭断裂带、广从断裂带和广三断裂带这三大断裂带。沿海地貌出现先降后升的变化，从海里冒出的沙洲、岛屿越来越多，南沙、番禺至虎门出海口，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广州著名的三石：海珠石、海印石、浮丘石，原来都是沉浮于海中的小岛。
宋人方信孺形容广州的地形是“万山滚滚尽东来”。大庾岭自北逶迤而来，至广州分为三十余峰，逐级而下，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禺山、番山为第三级。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
番、禺二山在南汉时已经消失。考其位置，番山大约起于今越华路，沿旧仓巷、文德路向南伸至文明路，西及北京路、西湖路。禺山大约起于广大路西端路口，经财厅前、南越王宫博物馆、城隍庙，至仓边路与中山四路交会处止，以聚星里为最高处。从高处俯瞰，二山略呈丁字形，山势并不算雄大。屈大均推测，番、禺二山应该很大，所以番禺县才会以它们命名，不会只是城中这两座“特培塿耳”的小山。
但屈大均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定是番禺县以番、禺二山得名，而不是反过来？历史的真相，也许是任嚣或赵佗在这里建立郡治时，登山临水，一时兴起，才把这两座无名小“培塿”，以番禺县的地名，分别命名为番山、禺山呢？
远古时代，番、禺二山与越秀山是一体的，是同一座山的不同山头，并非截然分开的三座山，正如越秀山还有越井岗、象岗、蟠龙岗、桂花岗、木壳岗、长腰岗、鲤鱼头岗等不同的山头。1954年在越秀山镇海楼后面，发现唐代天祐三年（906）的王涣墓，墓志有“番山之左，越井之下，以卜以筮，可封可树”之句，似乎证明越秀山也叫番山。其实，所谓“番山之左，越井之下”，更多是出于骈文骊句的要求，追求对仗工整而已。越秀山的北面是白云山。这两座山也是一体的，越秀山是白云山的余脉。蒲涧清溪，飞流直下，从濂泉向西汇入金钟塘，在上下塘转向南，在越秀山东麓一分为二，一支沿今吉祥路、教育路而下，从北京路西侧汇入仙湖（今西湖路）；另一支经今小北路、仓边路，从中山四路注入珠江，得名文溪。文溪宽阔浩大，风帆可过。仓边路一带，布满河汊水道、曲渚回湾，夹岸丰草绿缛，佳木葱茏，鸟鸣在枝，鱼跃在水。大东门以东，统称“东山”。南部虽有冲积平原（沙洲），但形成年代较晚，北部受瘦狗岭断裂带的挤压，连片的低丘台（岗），自北向南倾斜，延绵不绝，有蟾蜍岗、竹丝岗、木棉岗、柏子岗、马棚岗、螺岗、大眼岗、和尚岗、青菜岗、天圣岗、玉子岗、竹园岗、蚬壳岗、横枝岗、黄花岗、英雄岗、白灰牛、大云头、猫儿岗、象栏岗、大水牛岗、松岗、水均岗、龟岗、西元岗、木荫岗等，溪流沟壑，纵横交错，灌木丛生，野兽出没。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敕赐永泰禅寺碑记》，描述东山口的地理环境：“千金山列于左，卬山列于右，观音、弥陀、马鞍、白云诸山当其前，州冈山拥其后，前临白云溪，后滨珠海水，高明幽雅，真胜境也。”
西门口附近，直到三国时，还是烟波浩渺的水域。经地质钻孔，在今文化公园、天成路、大德路、宝源路、西堤、光塔路、大南路、大德路等地的地层下，都发现了蚝和泥蚶的贝壳。宝源路地层中发现的海贝，经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说明秦、汉时代，这里还是水天相连。这也印证了《南海百咏续集》所说，西门口外，“汉魏时，此处尚属汪洋耳”。相传晋代葛洪在今中山七路的小岛浮丘石上炼丹，曾经从水井中捞出一丛珊瑚，大家都说这是海神献来的瑞物，于是把水井命名为珊瑚井。清代乾隆年间，有人在元妙观（今中山六路）开垦菜地，挖出了一条古船。广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荣，曾经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网的水城。无数的河涌溪流，纵横交错，千回百转，滋润着广州大地，为这座文明古城带来无限的生机。屈大均曾盛赞广州水脉：“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八千多年前，经历了四千多个春秋，进入青铜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水处行舟的古越人，一直在南海之滨，过着狩猎捕鱼的生活，与中原纷乱不已的征战，似乎十分遥远。
“越族”常被人误以为是一个民族，其实它只是文人史家的杜撰，指向十分宽泛，最初是指商朝时活跃于河南、甘肃、陕西的某些部落族群；到战国时，变成指长江下游的越国；越国亡后，又变成泛指所有生活在中国东南部的土著。正如《路史》所说，越族“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虽然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都不尽相同，却被一个模糊的“越族”概念，统而括之。这种情况，就像19世纪广州人叫洋人为“番鬼”一样，并不具有任何人类学的意义。
广州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有人说与北方人同属蒙古人种，有人说是马来人种，也有人辩称马来人种就是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大家争论不休。种族的划分，为人的体格、相貌、肤色特征，赋予了强烈的社会内涵，更多时候，只是为了对不同人群作文化定位，把对角色的预期合理化而已。事实上，眼睛大小、颧骨高低、小脚指甲有没有分瓣、屁股有没有长蒙古斑，并不会引起文化的本质差异。
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人，把东南沿海的人称为越族，也是基于想象的一种“文化建构”，虚构成分大于事实。在这种观念之下，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的众多小部族，虽然互不相属，但统称为越族。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有越常、瓯越、且瓯、南越、禽人、海癸、蛮扬等，如温州一带的人就被称为“东瓯”，广东的越族，被称为南越，粤西至广西一带的人被称为西瓯或骆越，有时会被统称为“瓯骆人”。
在南越人居住的两广地区，迄今已发现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物，包括各种石制工具和人类化石，可证其文明历史，有自己的成长路径。但在中原人看来，南越也罢，骆越也罢，都是未开化的“南蛮”。战国或更早时期成书的《山海经》说南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是近乎半人半鸟的怪物；成书于北齐（550—577）的《魏书》，也还是把南人形容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唐朝名臣韩愈把岭南描写成“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的瘴疠之地，一入岭南，便不作生还之想，嘱家人“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文化历史研究中，存在一个有趣现象：凡进入岭南的中原人，都被描述成“传播文明”的使者；如果某种优良的器物或技术，在岭南与中原都存在，那一定是从中原传到岭南的；岭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中原的教导下完成的；岭南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伴随着中原人的南迁而来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在王道正统的眼里，岭南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接受王道教化的历史，最后也要通过出了多少举人、多少进士、多少状元，来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验收。这已成了民间与学界共同的思维定势。
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似乎离帝王都会的远近，成了文明的指标，离帝王都会近则文明程度高，离帝王都会远则文明程度低。然而，帝王都的声教，并不是文明的唯一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才是最恒久的、最基本的文化之源。
广州老城区（指越秀山以南地区）成陆较晚，旧石器时代，还是一片烟波。但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越秀山下的陆地越来越多，成片的红树林，慢慢成长起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野猪、麂、鹿、猴和各种啮齿动物、昆虫，开始出没活动。从那时起，第一代的广州人，便在这里安下他们的家了。1954年，海珠区中山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的马岗顶，采集到几件新石器时期的双肩石斧和石镞，经专家考证，是四五千年前的遗存。这是在广州市区内第一次发现先秦文物。
1956年，中山大学地理系在飞鹅岭（今华南植物园）附近也发现了石凿、石镞、有肩石斧、砺石、玉环、一些有印纹的软陶和夹砂粗陶片。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化吕田多次发现史前社会的文化遗物。1961年在增城金兰寺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1965年在萝岗区暹岗、大岭岗南发现了几件古老的青铜器，不久又发现大批印纹陶片和石器。1999年在萝岗发掘出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硬陶器。
21世纪以后，更多地处广州的先秦遗址，重见天日。2000年在增城石滩围、2006年在萝岗隔田山、2008年在增城猪头山、2013年在萝岗来峰岗，都发掘出数量可观的先秦文物。2017年秋至2018年春，在黄埔区九龙镇汤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窑穴类灰坑19座、柱洞302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小件文物500多件。堆积之丰富，遗迹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先秦遗址，大部分在东北郊，似乎离老城区越近越少，这就造成一种错觉：广州的文明程度，不如周边的深山野墺。其实原因是，直到秦朝，中山路以南、中山六路以西的地区，仍是大片水域与滩涂，退潮时烂泥盈积，涨潮时尽成泽国，人们只能选择在中山路以北，越秀山以南这段地势较高的狭窄地区居住，借着番山、禺山的山势，躲避珠江大潮和洪水的威胁。2009年在西湖路的大佛寺工地，挖出了广州老城区迄今唯一的先秦文化遗存。当年这里是番山西麓，林木繁荫，倚山临水，是个很好的聚居点。
广州自秦汉时任嚣立寨、赵佗建城，一直是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文化遗存，因城区不断地移山凿湖，大兴土木而遭到破坏，不被南越国破坏，就被南汉国破坏，逃得过赵宋，也逃不过朱明，每次战乱，都被摧残一番。民国以后，作为一个现代城市，广州进行了几轮大规模开发建设，古迹遗物更如疾风吹箨、虎荡羊群一般，十不存一了。历史的露往霜来，就这样无情地把我们的记忆，一点一点淡化。
但记忆不会被完全抹去。1982年考古人员在新市葵涌龟岗，发掘出石斧、石锛、砺石、网坠、纺轮等物，还有各种釜、罐、盘、鼎、钵、豆等器皿的残片。石器的形制，不再像旧石器时代那样单一不变，而是花样百出，用途越来越专门化；工艺也从早期的打制，发展成磨制。2000年、2002年在南沙鹿颈村挖出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朝的陶、石器物和鱼骨、兽骨、贝壳等，甚至还有一具三千多年前的完整男性人体骨架。这两个遗址都在水边，自然环境与广州老城区很相似，让人可以展开想象，一窥远古时代先民的生活图景。
广州春夏秋三季，都是阑风长雨的天气，所谓“夏季东风恶过鬼，一斗东风三斗水”，加上老城区前有珠江大潮，后有白云山洪水，房子被淹浸和冲垮，乃家常便饭。为了应付这种地势卑湿、瘴气凝聚的自然条件，越人发明了干栏式房子。
在越语中，“干”是上面的意思，“栏”是房子。顾名思义，这种房子大多用竹竿、木棍、干草和泥巴搭建，分上下两层，上层用木柱架空，离地面约两米，搭梯子上下，供人居住；下层架空，用来养家畜或放杂物。有些房子倚山而建，后部建在山坡实地上，前部悬空，称为“吊脚楼”，算是半干栏式建筑。南宋人周去非对干栏建筑的描述是：“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不施椅桌床榻，唯有一牛皮为裀席，寢食于斯。”他称之为“麻栏”。而在《魏书》和《新唐书》中，则称为“干栏”。晋朝《博物志》说：“南越巢居……避寒暑也。”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水、防潮、防毒虫野兽，避寒暑倒不是最重要的。
在陆地生活的越人，喜欢把头发束成椎髻，或编成辫子。不同的发饰，往往成为一个部族的标志。他们用树皮或兽皮做成衣服来防寒，发明纺车后，可以纺织麻布了。大多人是赤足而行，上身穿左衽短衣，无领短袖，下身穿“无袴”短裤，其实就是用一幅布围起来，有的书称之为“桶裙”；还有一种衣服，是在一幅布上剪个洞，从头套入，称为“贯头”。越人有凿齿的习俗，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要硬生生拔掉一两颗牙齿，作为成年的标志。这无疑是一件极疼痛的事情。
虽然房子简陋，食物也很粗糙，风餐雨宿，备尝艰难，但并不妨碍越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们把本地出产的珠玑、玳瑁、象齿、贝壳、翠羽等，做成精巧的首饰，佩戴在身，倍显光彩照人。在广州龙洞飞鹅岭、青山岗、菱塘岗一带，曾发现一只四千多年前的完整玉环，直径9.1厘米。在新市葵涌的遗址，有两块黑色页岩磨制的石环残段，颇为抢眼。它们原本是装饰用的石环，以当时的工艺水平来看，造型柔美，手工精致，钻孔和打磨技术，已十分高超。
广州先民讲究生活的质量，细节上并不马虎。在大佛寺的先秦遗址，清理出近两百块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的残片，可以辨认出是釜、钵、盘、罐、豆、尊、壶的残件。釜用来烹饪，罐用来贮存物品，盘和豆盛食物，尊和壶装酒水。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功用，大大小小，各司其职，井井有条。器物不仅要实用，而且要美观。从广州附近出土的陶器来看，器型普遍较小而且胎薄，有大口卷沿折肩的圈足罐，有圆唇弧腹圜底的杯形罐，有小口广肩鼓腹的圈足尊、圈足豆，有圆唇折沿敞口弧腹圜底釜。每件器皿都拍上花纹，尽量做得悦目娱心。纹饰以绳纹居多，包括细绳纹和线状绳纹，还有曲折纹、方格纹、云雷纹、条纹、网格纹以及三角圆点凸纹，有的绳纹互相交错，与圆圈纹、双圆圈纹、指甲纹、排列状戳印小涡纹等构成复杂而精细的图案，呈现质朴淳厚的味道，显示出一种典雅的审美眼光。这就是文明的表征。
不难想象，家里使用如此繁伙的器皿，说明他们拥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准。如果家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没下顿，要这么多釜鼎钵罐做什么？自古“民以食为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为了吃，食物是头等重要的。这些坛坛罐罐，第一用来烹饪食物，第二用来盛放食物，第三用来贮藏食物。住山里的人，每天奔走于山林，猎杀动物和采集野菜、野果；住水边的人，则划船出海，捕捞鱼虾蚝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都不太会耕种。只有住平原的人，才会面朝黄土背朝天，火耕水耨。广州山环水抱，大部分是冈地，可以耕种的平坦之地不多，而水陆物产丰富，人们自然会选择狩猎、渔捕、采集，而不是耕田，作为主要的营生。
广州人善造舟。《山海经》记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所谓番禺者，即指今广州一带的百越先民，他们的历史，从上古时代开始，便与造船紧密相连。男人们个个体格强壮，活龙鲜健，上山是猛虎，入水是蛟龙。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刳木为舟”和编织渔网。把大树剖开，挖空中间，做成独木舟，在水上往来如风；绞动纺轮，用麻纤维编织渔网；把石制的网坠系在渔网下面，加快它的下沉，以捕捞更多的鱼蚌。渔民的装束，大多是“断发文身”，即剪短头发，在身体上刻画鱼龙纹饰，涂上颜料。《庄子》说：“越人断发文身。”《说苑》也说：“彼越……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断发、剪发是为了方便水下作业，文身最初是想扮成鱼蚌同类，迷惑它们，后来变成了一种趋吉避凶的迷信。
珠江每月的初一潮涨，初四退；十五复涨，十八退。人们称涨潮期为“水头”，退潮至下一次涨潮为“水尾”。《羊城古钞》说：“春、夏水头盛于昼，秋、冬盛于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那时虽然没有月历，但善渔者根据天文气象，对潮水的涨退，了如指掌，“水头鱼多，水尾鱼少，不如沓潮，鱼无大小”。沓潮就是旧潮未退尽，而新潮初起最盛时，捕捞收获必大。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猎兽也是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在众多先秦遗址里，除了发现龟甲、蚬、蚌、螺、蚶等软体动物贝壳和鱼骨之外，还有鹿、野猪、豪猪的骨骼，鹿角和鳄鱼骨架。东汉广州人杨孚在公元一世纪写的《异物志》一书，记载了广州的三十多种动物，包括狐母、猩猩、殃牛、大猪、麇狼、鼠母、鼯、灵狸、白蛤狸等，水里则有鲸鲵、鲛鱼、鼍风鱼、鹿鱼等。
对生活在山海之间的广州人来说，各种飞禽走兽、蛇虫鼠蚁，都可成馔。明代《百夷传》写道，广州人“鳅、鳝、蛇、鼠、蜻蜓、蝮、蛟、蝉、蝗、蚁、蛙、土蜂之类以为食，鱼肉等汁暨米汤信宿而生蛆者以为饮”。尽管每天日晒雨淋，饱经霜露辛苦，但餐桌上的肴菜，却一点也不单调，至少蛋白质是足够的，所以在鹿颈村发现的男性人骨，年约四五十岁，身高1.7米，体格不逊于现代人。
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晚期的广州地区，已有不少人烟，形成了不同的聚落，生齿日繁。聚落之间并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你来我往，交流密切，甚至还有某种形式的交易。最明显的例子是，不同聚落使用的石制器具，工艺如此相似，让人不禁猜想，它们好像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在西樵山就有二十几个石器加工场，俨然石器的生产中心，不同聚落的人，用各种物资去换取石器。
人们甚至可能已经建立起某些管理规则行为规范。在新市葵涌的遗址，找到大量残破的石器、陶器（几乎无一完整）和动物残骨、贝壳，却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那么，这些人类生活垃圾是怎么来的？这是不是一个垃圾堆填区？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人们会循规蹈矩，不嫌麻烦地把垃圾运到这里丢弃？几千年前人们是用这种方法处理生活垃圾的吗？这些问题虽然不会有答案，但也饶有趣味。每一个考古的新发现，都为后人拓展了更大的遐想空间、更多的可能性，也带来了更多的不解之谜。
某些掺杂了神话的传说，追溯越族祖先，从大禹传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两晋名臣贺循在《会稽志》中说：“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少康的活动范围，在河南、山西一带。《国语》里有一段注文提出：越王“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芈”是羊的叫声，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原及西北。祝融的孙子季连，出生于河南，其部落生活在河南、甘肃、陕西一带，与以牧羊为业的西北羌族多有联姻。甲骨文中，“羌”是“羊”的变体，季连部落亦以“芈”为各部落的共姓。
当时一个部落有多少人呢？夏朝时，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百人左右，就算大部落了。由于各部落间，不断爆发争地盘与抢人口的战争，一些部落战败，各散东西，分成几个小部落，或被其他部落吞并。不断的裂变，让人搞不清各个部落间的血缘关系，所以有“三代不同源”之说。
夏末商初，曾经显赫的季连部落也被打垮了，部落中氏族分路逃亡，熊氏一支逃至甘肃东南部（今信阳市罗山县）隐藏，休养生息。他们因善于罗网捕鸟而被叫做“罗”。武王伐纣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罗被封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县，名为罗国，面积约一二百里，周朝一里相当于现代的四分之三里。熊氏另外一支被封在荆州为楚国。
罗国与楚国都是季连部落的后裔，但春秋时代，楚国吞并了罗国。罗族愤然与熊氏割席，改称罗氏，以纪念故国，南迁至洞庭湖一带。公元前391年，楚国平定了东越，但南越因有五岭为屏，楚国不能越雷池一步，罗氏便逃入了南越的地盘，建立“缚娄国”（也就是后来的博罗）。有人认为，如今两广地区，保留着大量“罗”字地名，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湖、罗欧山、罗马山等，均为罗氏南下经过的痕迹，甚至广州的“羊城”之称，也源自季连部落的共姓“芈”。
一个与岭南似乎毫不相干的中原小部落，就这样，和广州历史挂上钩了。
五羊神话，在广州传诵千年，家喻户晓。相传有五仙骑羊，各执穗禾一茎六出，降临广州，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然后五仙腾空飞去，羊化为石。所以广州也被称为“仙城”“穗城”或“羊城”。唐代初年，羊城这个名称，已广泛流传。初唐诗人沈佺期《峡山赋》即称广东清远峡山“切惟羊城王岭之要冲”。高适的《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诗亦有“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之句。在唐人诗文、笔记、杂史中，“五羊城”或“羊城”的出现，屡见不鲜。
几乎所有人谈论五羊故事时，都把它说成是农业文明从中原传到岭南的象征。这是对想象的随意阐释。比如《岭南民间文化》一书便总结说，五羊传说是一则“史前拓殖神话”，反映史前时代北方文明对岭南的“拓殖”。这种说法是完全错的。
五羊传说，最早出现在晋代裴渊的《广州记》，此书原版已佚，现仅存收在宋代《太平御览》里的残篇。裴渊写道：“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于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象其瑞焉。”冯沛祖的《越秀史稿》说，“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是广州“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神话”。但我们从最古老的裴渊版本中，却看不到有神话色彩，无非是高固家里有五只羊，当地人觉得很稀罕而已。与裴渊同时代的顾微，也写了一本《广州记》，记述与裴渊相同。
显而易见，这两本最早讲述五羊故事的书，都没有说五羊是仙羊，也没有五仙的出现，直到南朝时，故事才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南朝宋人沈怀远在《南越志》中大笔一挥，写道：“昔有五仙牵五色羊至此”，不仅多了五仙，而且羊也变成了带有仙气的五色羊。沈怀远信奉道教，曾受妾室王鹦鹉巫蛊事件牵连，被宋孝武帝发往广州，几乎杀头。五仙和五色羊的出现，是他采自民间传说，还是基于自己的信仰编造的，现已不可稽考。
这个故事后来衍生出多个版本，时间跨度逾千年，细节也愈丰富。有说五羊降临于周夷王（前895—前880年在位）时，有说降临于周显王（前369—前321年在位）时，有说降临于任嚣、赵佗征讨岭南（前222—前214年）时，也有说降临于西晋（266—316）时。情节从最初“五羊衔谷萃于楚庭”，变成后来的“五仙牵五色羊而至”，再后来变成五仙人骑着五色仙羊，驾着五朵彩色祥云，在柔美悠扬的仙乐伴奏下，从天空飘飘而降，仙人把稻穗赠给广州人后，又踏着祥云飞走了，五只仙羊却因依恋人间，留下化为石头。
然而，无论哪个版本，成书时间都不是史前，讲的也不是史前故事，与“史前拓殖”没有任何关系。岭南农业和畜牧业，不是北方传来的，广东甚至是全国最早发明种水稻的地区之一；岭南人也早就开始饲养猪、水牛和狗等家畜了。
真正与五羊有关系的，不是五仙，而是裴渊、顾微在各自的《广州记》里都提到的高固。他是历史文献中出现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广州人，楚威王时以才学闻名，做了五年楚相。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把他列为百越先贤之一。高固的祖先是高傒，姜姓，高氏，春秋齐国大夫，姜太公的后人。姜是羌人的姓氏，而羌人以牧羊为业，奉羊为图腾，与季连部落有不少亲戚关系。因此，高固在家里养羊，也是有可能的。
近代学者对高固其人的真实性，一直很怀疑，因为高固的名字，未见于东晋以前的典籍。民间却言之凿凿，深信五羊确实降临在高固的家里，并赠了一茎六出谷穗给广州人。北宋初年，五仙和五羊传说，得到官府加持，热度骤然提升，还在广州人认为是高固故居的地方，兴建了第一座五仙祠。
这座五仙祠的地点在十贤坊，即今北京路与广卫路交界之处，先秦时是禺山西麓。在广州人心目中，高固曾在北京路居住过，五仙骑羊也是降临在北京路。后来五仙祠一度迁往他处，但宋政和年间（1113年前后），又搬回了十贤坊。南宋嘉定年间（1218年前后），五仙祠迁往西湖玉液池畔（今西湖路附近），称奉真观；南宋末年迁至今广仁路；明洪武元年（1368）毁于大火，十年后迁建于大市街（今惠福西路）。明成化五年（1469）和清雍正元年（1723）都对五仙观进行过重修。
至此，五仙和五羊到底具体降临在什么地方，已不再重要了。在五仙观内后殿东侧的原生红砂岩石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凹穴，为古时山坡受海水回旋冲刷侵蚀而成的瓯穴。两穴互相连通，长约三米，宽约一米，状如人的脚印，凹穴下有泉眼，名为“陀泉”。人们就说，这是仙人留下的足迹，于是围绕凹穴砌石为池，名为“仙迹池”，池壁上嵌“仙人拇迹”石匾，成为广州一处胜迹。
1925年的《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署名“甘树熙”的文章，说他探访五仙观时，主持道人告诉他另一版本的五仙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五仙与五羊，同为一体。当初白鹅潭是一汪弱水，行舟甚险。某日有五人雇船过潭，船至半途，忽然兴起巨浪，小船摇摇欲覆。五人投二石于水，顿时风平浪静。白鹅潭从此波澜不兴，每于月白风清之时，可以见到一对白鹅浮没于波间。这五人登岸后，行至大市街，化为石羊。明、清两代，五仙观均入选“羊城八景”，分别名为“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当然，五羊降临只是一个民间故事，所谓仙人拇迹，也不过是附会之说。与高固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公师隅，也久居岭南。明人欧大任的《百越先贤志》说他筑了一座南武城，是为广州建城之始，却没有指出具体位置，只说“乃往相度南海，将依山筑南武城以拟之。”后来很多人说，南武城就建在越秀山边，不知何所据而云。也许因为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说：“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因此他们就据高固住在越秀山下，推断南武城也在越秀山下。
明、清的记录，距离春秋时代，太过久远，且无更多旁证，哪怕是东汉时专述吴、越两国史事的《吴越春秋》，亦无相关记载。因此所谓南武城，早经清人阮元《广东通志》指为可疑，更遭到清光绪年间《广州府志》直斥“向壁虚造，不足为据”。楚国的势力范围止于五岭，未能征服两广，但觊觎之心是有的。楚威王请世居南越的高固任楚相，很可能就是为了谋取南越。如今在越秀山上立有一座“楚庭”牌坊，纪念楚国与广州的交往，可见广州人没把楚国当敌人。因此，比罗族逃难更合乎情理的想象是：高固是南海人，楚王派他回家乡，与越人联络感情，高固带了几只羊和一些谷穗稻米，作为见面礼送给岭南土著首领。人们第一次看见这种奇怪的动物，无不啧啧称奇，认为是天示祥瑞，高固也因此大受欢迎。结果口口相传，羊成了民间故事的主角，最后被升格为“仙”。
不管是罗氏，还是高固，他们带来了稻米，不等于广州没有稻米。两广种植稻子的历史，比楚国平百越的时间更早，在很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有肩石斧，就是耕地的工具。1996年在广东英德云岭狮石山牛栏洞发现了1.8万年前的水稻硅石；1965年在广西桂林发现一万年前的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水稻专家认为，野生水稻需要的基本自然条件，是江河入海处且具一定规模的三角洲和岸边沼泽，因此，中国水稻的种植历史，应是从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而不是相反。
在广州周边地区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些陶罐在当时是用来装什么的？很可能，除了盛水，就是贮藏粮食。农业愈发达，家里的坛坛罐罐就愈多。有人推断陶器是伴随着农业文明而出现的，不无道理。罗氏或高固还带来了羊，但羊始终未能成为岭南主要的家畜，越人嫌其羶臊。屈大均说：“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难怪有人说，“羊城”既没有羊，也没有城。
至于“罗”字地名，是否罗氏族人的印记，在无史实佐证的情况下，只能靠猜。楚国平东越后，洞庭湖畔的罗氏族人，已分崩离析，一支入了广东境内，一支从滇东、滇南迁入湄南河下游，还有一支向西越过神农架进入川东，定居阆中，一部分西迁到北胜县。按常理推测，罗氏四散逃亡，能翻越五岭的重岩叠嶂，穿过大片原始森林，逃过毒蛇猛兽的袭击，进入广东的人数，当不会太多，但罗字地名却遍布广东全境，远及广西。罗氏到底需要多少人，才能走遍这些地方，并且都以他们的姓氏命名呢？
语言学家说，广东很多地名，其实出自僮语，包括以那、乌、良、思、古、都等字起首的地名都是，罗字亦然。在僮语里，“罗”与“六”是相通的，如封川六田、信宜六岸、茂名六双、化县六磊坡、阳江六平山等；“六”与“禄”也是相通的，如台山禄马、南海禄境、鹤山禄峒、德庆禄滚等。这些地名最初都是口头的，没有文字，后来写入官府文书时，以读音定字，按照书写者的不同理解，便写成了不同的字。
罗氏族人即使到过岭南，也只是岭南文明的介入者，得到了岭南文明的包容与接纳，而不是开创者。中原人的到来，也许确实带来了北方的某些农耕技术，对广东的农业与畜牧业，有助推作用，但并不是说没有中原，岭南就永远要茹毛饮血。事实上，中原的某些农耕技术，在岭南未必适用，盖因地形不同，水土气候不同，种植的品种也不同。
天地间自有人类以来，广州人便生于斯，长于斯，耕耘树艺，渔海樵山，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文化一天天茁壮成长。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中原征伐不已，江山万里，尽成战图，但广州有五岭屏障，依然河清海晏。战国后期，甚至和海外建立了贸易往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海内外商贾咸集，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司马迁的《史记》描写：“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后来《汉书》又补了一句点睛之笔：“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司马迁所说的“果布”，可能是指蔬果布匹，但也有人猜测，可能是指“果布婆律”，即马来语中的“龙脑香”。如果这个推测正确，那么就为当时岭南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佐证。司马迁把番禺（广东广州）与邯郸、燕（河北易县）、临淄（山东淄博东北）、彭城（江苏徐州）、宛（河南南阳）等地并列为“都会”，显示出太史公独具慧眼的见识。
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史记》所描写的这种景象，究竟出现在秦始皇嬴政征服岭南之前，还是之后？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这一判断，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如果不是秦王朝的南征，广东沿海完全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体系——海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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