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782253
这是罗斯少有的非虚构作品，作家罗斯和儿子罗斯在《遗产》的字里行间不停地互换，激情与理性时而鏖战、时而讲和，努力还原生活的真相。生活的真相，足以让任何文字都相形见绌，也足以征服全美国*苛刻的书评人。1992年，《遗产》问鼎“全美书评人大奖”，成为非虚构类作品的当代经典。
善于以长篇小说编织人性史诗的菲利普•罗斯在1991年意外地出版了一部纪实作品——《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视线凝聚的焦点，不再是广阔的社会、宏大的命题，而是罗斯刚刚去世的父亲，一个平凡、卑微的犹太老头。临终前的日子，他的一生像一条浸透了琐碎往事的河，在他和他的作家儿子眼前，半明半灭地流过。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既亲密又陌生，既血肉相连又渐行渐远。当亲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所有的思索与拷问，所有的惶恐与悲伤，都逼得人透不过气来——哪怕这个人，是以冷竣著称的菲利普•罗斯。
“那么，你怎么想？”1
妈咪，妈咪，你在哪儿啊，妈咪？15
我会变成植物人吗？59
我得重新开始生活122
也许英格丽能永远照顾我158
他们抗争，因为他们是斗士，他们抗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214
译后记258
译后记
在菲利普•罗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遗产》是其为数极少的非虚构作品。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并非他最重要的作品，但无疑是气质最为独特的作品之一。作为小说家，罗斯喜欢将自己隐藏在小说中，以“内森•祖克曼”或是以“菲利普•罗斯”之类的小说人物面貌出现，主人公常常是隐姓埋名的作者本人。唯独《遗产》，他无可遁逃，因为这一次，他写的是他自己的父亲。
人到中年，大多数人必须面对父母日渐老去、相继凋零的无奈而痛苦的现实。罗斯也是如此。一九八一年他正当四十八岁壮年时，母亲突然病逝；时隔七年，他八十六岁的老父亲赫曼•罗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半边脸瘫，再也难以恢复以前的模样，因为他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菲利普•罗斯从为他联系治病，试图帮他物色犹太老人居住社区，乃至手术后照顾他生活，最后送终，完成为人之子的责任，逐渐真正体会到自己对父亲深沉的爱。所谓“遗产”，正是父亲一生所给与他的爱，他要在父亲去世之前，用儿子对父亲的爱来报答。
可以说，我们眼前的这部《遗产》，就是菲利普•罗斯在父亲身后献给他的礼物。他自己在该书结尾时透露，“在他生病、将死的时候，我一直在写”这本书。一九八九年，赫曼•罗斯去世。一九九一年，《遗产》由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推出，备受好评，旋即作为传记类作品获得当年的美国书评人奖。
在美国犹太裔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父亲这个角色常常是这样几种类型： 要么是在喋喋不休的强势母亲“淫威”下显得无能无用的父亲，或者是与子女对抗的家庭暴君，再就是已经去世或者离婚或者出走、在书中并不出现的父亲。美国民间对犹太父亲似乎还有一种成见。一个古老的笑话这样说： 有一个犹太小男孩放学回到家，告诉妈妈他在学校排练的一出戏里被分配扮演一个角色。“太好了!演什么？”小男孩说：“我扮演犹太人爸爸。”他母亲阴沉着脸说：“回去告诉老师，你要演说话的角色。”
但罗斯笔下的父亲完全是另一种形象。相信每一位读者读完《遗产》，都会对赫曼•罗斯这个固执、有趣甚至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的犹太老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赫曼•罗斯的父亲从波兰移民而来，他本人在美国出生，自小家境贫寒，上了几年学，十二岁就得外出找工作贴补家用，在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从底层做起，靠着勤奋拼搏逐步升迁，做到区域经理而退休。在本书结尾处，菲利普•罗斯用一个梦境总结了父亲的一生：“……整个家族历史被压缩成梦境中的一段段无声电影胶片： 他人生的每一个主题都被压缩其中，每一件对我和他都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从他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开始，到他为了生存、为了抵抗重重阻力走向成功而苦苦挣扎抗争——在穷困的童年时代他被剥夺了上正规学校念书的权利，作为犹太人他又在那家歧视犹太人的保险业大公司工作——一直到他因为脑瘤而步步蜕变，走向衰弱。”
辛苦的生活将老罗斯锤炼成这样一种性格： 坚韧到可以每天晚上挨家挨户到纽瓦克贫民区敲开黑人家门收几分钱的保险费，深夜带着一身廉价食用油的酸味儿回家；节俭到明明有钱也不订《纽约时报》，而等着别人看完传给他；固执而自以为是得又让人生气，连招呼都不打，就把儿子少年时代辛苦积攒的邮票送人。“他过分的固执，或者说固执得过分，几乎让我母亲在她最后几年崩溃： 自他六十三岁退休以后，她那有滋有味的家庭妇女的独立生活，就全让他烦人的颐指气使给毁了。”然而他又是知足的，满足于这份靠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工作和公司给他的退休金，丝毫不在意儿子菲利普所感觉到的大都会公司歧视犹太人的潜规则……
《遗产》的副标题叫“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这本书并没有多少故事可言，震撼读者心灵的，是菲利普•罗斯在照顾父亲过程中的大量心理独白和日常细节，以及不断闪现的这个普通犹太人家庭生活的记忆碎片，时而幽默，时而忧郁，时而深沉。经过一次手术后，菲利普•罗斯把父亲接到自己家中照顾。老父亲大便失禁，浴室里到处都是屎，一片狼藉。儿子平静而细致地打扫父亲留下的烂摊子，“我踮着脚尖回到他安睡的卧室，他还有呼吸，还活着，还与我在一起——这个永远是我父亲的老人，又挺过了一次挫折。想到他在我上来以前勇敢而可怜地想自己清洗这个烂摊子的努力，想到他为此而羞愧，觉得自己丢脸，我就感到难过。现在，既然此事已经结束，他又睡得这么香，我想在他死以前，我就不能要求自己得到更多了——这，也是对的，理应如此。你清洗父亲的屎，因为你必须清洗，可清洗完之后，所有过去没有体会的感觉，现在都体会到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明白这点： 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在脑后时，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我提着那臭烘烘的枕套下楼，放进一只黑色的垃圾袋，扎好，再拎起袋子走到外面的汽车旁，倒进准备送到洗衣房的车尾行李箱里。至于为什么这是对的，并且理应如此，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既然这件事情做好了，那么，遗产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清洗象征着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它不是，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得到的遗产： 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在这样的细节面前，任何宗教、种族、文化的背景都淡去了。作者为父亲所做的一切，我们终有一天也将面对。正如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偶然间在电视剧《空镜子》中看到片中的父亲坐在椅子上平静地离开人世，突然想到自己终将面对类似的一幕，不禁潸然泪下。
这本书的翻译是在断断续续中完成的，菲利普•罗斯以其绵密磅礴的气势与意境悠长的文句为我带来无尽的翻译烦恼的同时，也深深令我折服。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宽容和责编黄昱宁小姐耐心细致的指点与帮助。
译者
二〇一五年十月
“一部坚忍、洞彻的回忆录……每一页都是真实人生的体悟。”——《旧金山纪事报》
“一幅关于父亲与儿子的画卷，引发*深处的共鸣……罗斯带给读者的并非安慰与哀悼，而是死亡和对它的恐惧；父子之爱的脆弱与沉重，是我们所有人无法摆脱的桎梏。”——《芝加哥论坛报》
“《遗产》讲述了时下诸多美国人共有的经历……令人惊叹的写作，彰显了文学作为艺术的胜利。”——《纽约时报书评》
我父亲到八十六岁的时候，右眼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了。除了这一点，他的身体以他这把年纪来说是非常结实的，直到他突然得了被那个佛罗里达的医生误诊为贝尔氏瘫痪的病。这是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单侧面瘫，一般短时间就会痊愈。
这毛病似乎是他从新泽西飞到西棕榈滩那天以后不知不觉染上的，他到那儿是为了和七十岁的退休书店老板娘丽莲•贝罗芙租一套公寓住几个月过冬。在伊丽莎白市，她就住在我父亲楼上，一九八一年我母亲去世一年后，他们之间有了恋情。我父亲在西棕榈滩机场的时候还好好的，甚至都没有劳驾搬运工（否则他还得付小费），自个儿从行李区拎着行李一直走到出租车站。可第二天早上，他在浴室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半边脸再也不是他的了。一天前还是他的模样，现在不知道是谁的——那只坏眼的下眼睑外翻着耷拉下来；那半边脸颊毫无生气地松弛着，好像里面的骨头都被切成了片；原本好好的嘴巴也歪了。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口城市，是冬季度假胜地。新泽西州东北部港口城市。
他用手把右边的脸颊推回到昨晚以前的模样，僵在那儿从一数到十。整个上午他就重复这些动作——接下来天天如此——可一松手，又塌了。他想告诉自己这是因为躺在床上的睡姿不对，或者只是一觉醒来皮肤皱了，可最终他断定是中风。他的父亲就是在四十年代初因中风而瘫痪的，所以当他自己也步入老年后，就跟我说过好几次：“我不要像他那样，我可不要那么躺着，我最怕那样。”他告诉我当时他如何在早晚上下班路上去医院看望父亲： 每天得点两次香烟，再插到父亲嘴里，到晚上，就坐在床头，读意第绪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报纸给他听。无助的山德尔•罗斯就这么躺着不能动弹，唯有香烟聊以慰藉。这样撑了将近一年，一九四二年的某个深夜，第二次中风才结束了他的生命。而我那每天去医院两次的父亲，就坐在他床头，看着他死去。
那个诊断我父亲得贝尔氏瘫痪的医生还向他保证，就算不是完全复原，大部分面瘫的症状也很快就会消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从居住的生活小区遇到的三个人那里，证实了这个结论。他们三个都得过这毛病，又都好了。其中一个虽然耗了将近四个月，最终面瘫还是神秘地消失了，正如它神秘地来临。
可我父亲的没有消失。
不久，他的右耳听不见声音了。那个佛罗里达医生检查了这只耳朵，测了听力损耗，但他说这和贝尔氏瘫痪没关系，而是因为上了年纪——他的右耳听力可能跟他的右眼视力一样，是逐渐丧失的，只是现在刚发现而已。可是这回我父亲再问面瘫什么时候能好时，医生只能说，照他这样一直不见好转的情况来看，这种毛病有时候是会好不了的。就看老天开恩吧，他说，除了一只瞎眼睛、一只聋耳朵和瘫痪的半边脸，我父亲的身子骨一点不比年轻二十岁的人差。
每个星期天打电话，我都听到他因为嘴巴歪、说话含糊不清而让人费解——有时候听起来就像刚从牙科手术椅下来、麻醉剂药性还未消的人在说话。但等我到佛罗里达看望他时，看到他一副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我还是大为吃惊。
“那么，你怎么想？”这是在我下榻的宾馆大堂，我俯身亲他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约了他和丽莲在那儿吃饭。他坐在丽莲旁边，深陷在铺着花毯的双人沙发里，冲我扬起脸，让我可以看个清楚。从去年开始，他怕光和风沙刺激盲眼，断断续续戴着一只黑色眼罩。看着他的眼罩、脸颊、嘴巴和他大为消瘦的身形，我觉察到他的急剧衰老，和五星期前我在伊丽莎白看他时判若两人。很难相信，就在大约六年前、我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冬天，在他和老朋友比尔•韦伯合住的巴尔港公寓，大楼里富有的寡妇们立马就开始兴致勃勃地围着他这个穿着条纹外衣、大青长裤、爱交际的新鳏夫转。他毫不费力地让她们相信，他才刚过七十岁，尽管那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刚在我康涅狄格州的房子里庆祝了他的八十大寿。
在宾馆的餐桌上，我开始明白除了外貌之外，贝尔氏瘫痪对人的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能用麦管吸水，不然液体会从他麻痹的半边嘴里流出来；吃东西也很费劲，他一口一口地吃，又窘又无奈。等到汤溅到领带上，他才不情愿地答应让丽莲在他脖子上围一块餐巾——他大腿上已经垫了一块，那多少能让裤子干净点。丽莲有时探过身去，用她的餐巾把他嘴巴里漏出来、沾在下巴上而自己没有察觉的食物擦掉，这让他很不高兴。她还多次提醒他，少叉一点食物，每一口的量尽量比他往常习惯的少一点。“好吧。”他咕哝着，郁郁地盯着盘子，“是，当然。”可吃了两三口他又忘了。吃饭在他已经成了压抑的折磨，使得他体重掉得厉害，一副可怜兮兮营养不良的样子。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几个月他两眼的白内障加重，使得他视力好的那只眼睛视线也模糊了。过去几年我在纽约的眼科大夫戴维•克荣一直在治疗我父亲的白内障和他日益下降的视力。所以三月份结束了不愉快的佛罗里达之行回到新泽西后，父亲又去纽约，催戴维帮他把视力好的眼睛里的白内障摘除；因为拿贝尔氏瘫痪毫无办法，他就特别想做点什么，让这只眼睛的视力好起来。可我父亲去的当天傍晚，戴维打电话来说，在进一步查明我父亲面瘫和失聪的病因前，他不太想做眼部手术。他不相信我父亲的病是贝尔氏瘫痪。
他不做手术是对的。我父亲在新泽西的内科医生哈罗德•瓦泽曼给他做了一个戴维预约的核磁共振成像。从实验室收到报告的那天晚上，哈罗德就打电话告诉我检查结果。我父亲脑部有一个肿瘤，“一个大肿瘤。”哈罗德这么说。从核磁共振像片上，还看不出这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但哈罗德说：“不管良性还是恶性，都会要了你的命。”接下来得请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确诊一下这个肿瘤的性质，然后再看还有什么办法——如果还有办法的话。“我对此不乐观，”哈罗德说，“你也别乐观。”
我没有告诉父亲核磁共振的结果发现了什么，但得说服他去看神经外科医生。我骗他说，没查出什么问题，但戴维特别谨慎，他想在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前，就面瘫问题最后听一位医生的意见。与此同时，我让人把核磁共振像片送到纽约埃塞克斯堂宾馆。我和克莱尔•布鲁姆克莱尔•布鲁姆，英国著名女演员，早年曾与卓别林合作拍片，1970年代开始与菲利普•罗斯相爱，直到1990年才结婚，但于1995年离婚，1996年出版回忆录《离开玩偶之家》，回顾与罗斯的爱情。在找到新公寓前就暂住在那儿——在伦敦她的房子和康涅狄格我的房子之间穿梭、轮流住了十年之后，我们想在曼哈顿找个地方安居。
事实上，在脑部核磁共振像片和放射线医师诊断报告装在大号信封里被送到宾馆前大约一星期，克莱尔已经回伦敦看她女儿去了，她还得去看看那儿的房子修缮得如何；跟会计师碰头，了解一个和英国税务部门拖了很久的谈判情况。她一直很想念伦敦，这个月回去，不单要处理实际事务，还可以聊解思乡病。我猜想要是父亲的肿瘤早些发现，而克莱尔还在我身边的话，我就不会这么一门心思扑在他身上了——至少晚上不会——可能也不会像自己得了病似的为他感到这么沮丧。但当时，在我看来，克莱尔不在身边——以及住在宾馆给我一种住不长久、无家可归的感觉，让我无法进入写作状态——意外地给了我一个天赐良机： 我可以一门心思照顾他，不必管其他责任。
这种独自行事的状态也让我随意地发泄情绪，不必再端起一副成熟或者深沉的君子模样。一个人时，我想哭就哭，尤其当我从信封里抽出他那套大脑片子时，特别想哭——并不是因为侵占他大脑的瘤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而只是因为，这是他的大脑，我父亲的大脑，是它让他考虑事情直来直去，让他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让他跟人争论容易激动，让他作决断时意气用事。正是这些组织，给他制造了无尽的烦恼，使他八十多年固执地严于律己——这是当年的我，他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备受压制的根源。也是它，在他当年无所不能、我们该有什么目标全由他说了算的时候，支配了我们的命运，如今，它却在遭挤压、移位和损伤，因为“右脑脑桥角和桥前池之间的区域被一个大肿瘤所占据，这个大肿瘤延伸到被颈动脉血管包围的右侧穴状窦中”。我不知道什么右脑脑桥角、桥前池在什么位置，但读着这份放射鉴定报告上说颈动脉血管被肿瘤包围的话，我就仿佛在读他的死刑判决书。“右颞骨岩部尖明显受损。脑桥和右小脑下脚被肿瘤从后严重挤压至移位……”
既然独自一人，我就不必压抑自己，当各个角度拍摄的脑图摊开在宾馆的床上，我就失去了抵抗的力量。也许，那会儿的情形并非就跟我双手直接攥住他的脑子一样震撼人心，但是大致也差不离。上帝的旨意在火焰中的荆棘显灵了。此处原文为Gods will erupted out of a burning bush，burning bush，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记载： 上帝的使者从荆棘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上帝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 摩西、摩西，他说： 我在这里。神说： 不要近前来，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同样神奇的是，这个长瘤的器官居然让赫曼•罗斯活了这几年。我看到了父亲的大脑，什么都看见了，也什么都没看见。就算是我父亲这样在纽瓦克第十三大街学校只上到八年级的退休保险经纪人，他的大脑仍然不乏超乎寻常的神秘。
我侄子塞斯开车带我父亲到密尔本密尔本，位于新泽西北部的艾塞克斯县。去看神经外科医生梅耶森，他在郊区有诊所。之所以让父亲去那儿而不是去纽瓦克大学附属医院，是因为我得知梅耶森医生在医院的办公室就属于肿瘤科，要是送父亲去那儿，他会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哪怕他还没有接受诊断，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一个瘤。现在这样他就不会吓得魂不守舍，至少暂时不会。
我当天傍晚打电话给梅耶森医生，他告诉我，像我父亲这样位于前脑干的肿瘤，良性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他认为这个瘤已经长了十年，但我父亲最近的面瘫和右耳聋，表明“在较短时间内，这个瘤会急剧恶化”。不过，现在动手术切除还是可行的。他告诉我，手术的成功率有百分之七十五，也有百分之十的病人会死在手术台上，剩下的百分之十五要么手术后不久死掉，要么进一步恶化。
“要是手术成功，”我问，“要多长时间康复？”
“会很困难。他得在康复医院里呆一个月——也许要两到三个月。”
“换句话说，那会像在地狱。”
“是很难熬，”他说，“可不采取任何措施只会让他更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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