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9098100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特别版
☆解读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过程中的波涛与暗流,社会思潮与人心的嬗变,展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各方力量激烈博弈
这是杨天石先生的一部旧作，但也可以说是一部新书。说它是“旧作”，因为此书曾于2001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9个年头。说它是“新书”，因为过去十余年间，尤其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界掀起了“辛亥革命”题材出版的热潮，但如杨天石先生的著作这般，从史料本身出发，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加以严密的分析论证，进行探隐发微、见前人所未见式的佳作，实在不多。
因编辑杨先生的著作，得以有幸与杨先生“近距离”地接触。令我难忘的，是杨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为人之虚己下人。杨先生曾说自己写作的原则是“没有新材料决不动笔”，而据我亲眼所见，有了新材料，杨先生也不轻易动笔，而是对这新材料进行分析、对比、就不同的材料进行相互印证，确认这则新材料“可靠”，方才动笔。为了确认一个“新材料”是否可以引用，他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求证据，不放过任何线索，不惜放下“身价”向同行、朋友、甚至是像我们这样的近代史门外汉求助。如果不能确认新材料是可靠的，杨先生宁愿舍弃不用。在各行各业浮躁之风大盛的今天，我常常感喟杨先生做学问之“傻”、之辛苦、之不易。正因如此，杨先生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近年来，杨天石先生的影响已经走出学术界，走向大众读者。越来越多非近代史专业的文史爱好者成了杨先生的忠实“粉丝”。我想，这和杨先生一贯的治学之严谨，工作之勤奋，心态之开放，文风之贴近读者不无关系。
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一切，因此，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重要也是*根本的任务。但是，历史真相并不是一眼可见，一索可得的。它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充分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出来。”“我认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史实要能经受不同立场、不同时期的读者的挑剔和检验，争取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的史实。”我相信，这本新版的《从帝制走向共和》，正是杨先生此语的又一例证。
辛亥革命即将迎来110周年，我社推出新版的《从帝制走向共和》以表达对杨天石先生为人为学的敬意，以及对辛亥革命历史的铭记。
康有为因何否认曾密谋捕杀西太后？
戊戌变法是否败于袁世凯“告密”？
同盟会内部为何发生“倒孙”风潮？
共和知识分子为何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领导者？
辛亥革命时期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有何内幕？
南京临时政府面临怎样的财政危机？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还是“平民知识分子”？
围绕“国民国家”改良派、革命派提出了哪些方案？
……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它推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启了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探求，从此之后，中国人民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汹涌澎湃，再也无法阻遏。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的这部作品，从史料本身出发，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进行系统梳理，严密分析论证，进行探微发隐，目的在于揭示辛亥革命前后一段时间中国政治、文化、人物的历史真相。作品通过解读戊戌政变至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三十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孙中山被迫卸任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上台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孙中山与章太炎、黄兴、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孙中山对黄兴与康有为的关系的态度及导致的后果，等等，揭示了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期间许多鲜为人知、隐微不彰的史实。
目 录
初版自序 ／1
第一章 惊天大计——维新派计划谋杀慈禧太后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3
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10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14
第二章 余波不息——戊戌政变后的维新党人
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31
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35
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45
第三章 双重任务——20世纪初的反帝反清斗争
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59
陈天华的《要求救亡意见书》及其被否定经过／83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89
第四章 何所从来——辨析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111
——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孙中山在1900年／124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札记
宋教仁佚文钩沉／132
第五章 兄弟阋墙——革命团体内部的裂痕和误解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143
《龙华会章程》主属考／177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185
《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200
第六章 与虎谋皮——列强环伺下的财政危机
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221
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238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252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259
——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第七章 虽败犹荣——辛亥革命的历史反思和国际影响
陈其美的“三次革命”设想／279
——读日本外务省所藏陈其美致杨以均密函
何天炯与孙中山／289
——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五四”答问／307
潘佩珠与中国／315
——读越南《潘佩珠自判》
第八章 直视伟人——如何定位和评价孙中山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331
——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
“取那善果，避那恶果”／352
——略论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357
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365
——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
第九章 新旧土洋——革命前后中国的思潮嬗递
儒学在近代中国／379
戊戌维新以来的“国民国家”思想／390
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407
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425
第十章 高山仰止——文化革新与文化名人
南社的酝酿／453
黄遵宪的生平、思想和创作／472
论钱玄同思想／485
——以钱玄同未刊日记为主所作的研究
钱玄同与胡适／508
柳亚子与胡适／543
——关于中国诗歌变革方向的辩论及其他
在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众多研究工作者中，杨天石先生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一，他极其重视发掘近代史中以往很少为研究工作者所了解的珍贵史料，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因此他常能讲出新话来；二，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三，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明白晓畅，容易引人入胜。
——金冲及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者副主任、研究员）
杨天石先生对民国史的学术贡献极大，有史风，特别重视揭示历史之“谜”的核心。这样的学风已有史仙之境。
——中村哲夫（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李又宁（美国圣若望大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实际上，它确有其事。康有为不仅曾准备“劫制”西太后，而且曾准备乘机捕杀。笔者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次日，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说：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赶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幾先，其事何堪设想！
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传统很盛的国家，单凭“惑世诬民”、“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类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为，处决谭嗣同等人。“上谕”特别提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显然事出有因。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曾指责光绪皇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恽毓鼎曾随侍光绪多年，上述记载自非无根之谈。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所记与恽书大体相同，但更明确。它记西太后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
《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亦同。西太后责问光绪说：“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定：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串通，准备将她囚禁于颐和园，因而才有前述29日的上谕。对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多次矢口否认，反说是袁世凯的离间计。1908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维此之故。
康有为这封信的主旨在于说明光绪“仁孝”而西太后“慈”，因此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如所谓“慈孝感召之诚”云云，即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康有为进一步声称：“推袁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属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自求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康有为的这段话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袁世凯为了自求解免，向荣禄、西太后邀宠，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谋围颐和园”一类的谣言来呢？须知，一经查实没有此事，袁世凯的欺诳之罪也不会很小。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不会这么干的。
然而，“谋围颐和园”一说确实出于袁世凯。他的《戊戌日记》对谭嗣同夜访有详细的记载，内称：
（谭）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袁世凯自认，是他向荣禄告密的。袁在日记中称，他写这篇日记，是为了“交诸子密藏”，“以征事实”。当然，袁世凯为人阴险奸诈，他的话不能轻信，必须以其他材料验证。王照逃亡日本后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
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
在维新运动中，王照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当新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康有为曾动员他游说聂士成率军保卫光绪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际，康有为又曾和他一起商议，“令请调袁军入勤王”。因此，他的话不会没有根据。
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中国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
又说：
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皇帝聘请的顾问，参与维新机密。光绪求救的密诏传出之后，康有为、谭嗣同曾分别拜访他，和他一起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忆自然也不是捕风捉影之谈。
许世英在回忆录里说：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听到“围园”的有关传说，曾经跑去问刘光第，刘说：“确曾有此一议。”许世英的回忆录写于晚年，他没有说谎的必要。
梁启超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说：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史家们千万不能忽略这“肃宫廷”三字，如果不对西太后采取措施的话，宫廷又如何能“肃”呢？
西太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障碍。杀一个荣禄，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杀荣禄而包围颐和园，处置西太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维新派早就有过类似想法：康有为声称，如果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杨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
最可靠的确证是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会党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引见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节录如下：
二十九日……夜九时，（康）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至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一人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否？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
此件大约写作于1899年初。当时，毕永年和康有为矛盾已深，写成后交给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2月8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将它上报给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 。它为了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最确凿的材料 1 。它所记载的某些情节也可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例如捕杀西太后的人选，除毕永年外，还曾急催唐才常入京，这正与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谭嗣同称“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相合。又如它记载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已派人往袁处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这同《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说法一致。当然，也有个别情节不准确，例如它记夜访袁世凯的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人，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
在《上摄政王书》中，康有为说：“今者两宫皆弃臣民而长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终极，过去陈迹渐如烟云。虽然，千秋以后之史家，于戊戌之事岂能阙焉而弗为记载，使长留谋颐和园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则天下后世非有疑于先帝之孝，则有疑于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将有疑于大行太皇太后之慈。”
为了维护封建伦理，康有为力图否认有关事实。他没有想到，这一“疑案”终于得出了违反他的意志的“表白”。历史是糊弄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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