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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205374
李蔚超的文学批评往往能做到知人论文，较为纯粹“文本中心主义”的批评更深彻一层，生动一些。可以把这些文章视为作者与当前*活跃的一部分作家、评论家的对话和讨论，而这种现场批评也是值得称道的。
李蔚超有比较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有比较系统的西方现代文论谱系支撑，同时还有鲁迅文学院这个动态的作家与创作观测点——这个三足鼎立，支起了她与同龄批评家颇为不同的一个平台。加之她的悟性与才情——这一点已在她的批评文字中显示出的犀利、明敏、准确与练达诸方面展露无遗。
总序 袁 鹰 1
序 “左岸”的言说 梁鸿鹰 1
观 察
现实主义的暧昧达成
——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一议 3歧见、困境、变革
——关于文学与生活问题 21
新的可能：院墙之外与媒体之下 30
今天，怎样讲那过去的事情给你听 35
我们眼里都是“现在” 43
这里坐落着时代的情感结构
——2015至2016年《十月》一览 48
明 心
李敬泽文学批评论 61
自九十年代走来的女人
——徐坤小说综论 94
青春歌行：回望与告别
——略论颜歌 103
神圣与世俗的疯狂
——城市文学视域中的晓航 112
罗曼蒂克的县城、底层与孤独
——论张楚的中短篇小说 120
纯真者的启迪
——关于黄咏梅的岭南城市小说 130
仁青的青海，青海的仁青 146
当哲学成为文学批评的第一支点
——李德南文学批评一议 151
片 断
商人的心债
——谈哲贵《空心人》和他的“信河街”小说 175
礼失求诸野，今求之小说
——评红柯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 182
小说的奇正之道
——从《平凡的世界》到《繁花》 188
历史惊雷之外的生活细音
——论周瑄璞《多湾》 192
与父亲告别，及易爆的现代人
——关于杨凤喜的短篇小说 204
普通人，及其千差万别的善与恶
——从焦冲与黄军峰的两篇小说说起 213
因犹疑与困惘而写 218
观 察
现实主义的暧昧达成
——1990年代“现实主义
冲击波”小说一议
一、旗帜、思潮与政治诉求
几年来，“现实主义”在会议、刊物、文件中频繁亮相，俨然成为中国文学界的“热搜”关键词。“现实主义”何以昂然回归？可辨析的线索是，由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事件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复归。与1942年事关中国文艺史发展走向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遥相呼应，2014年，一次新的政治规格相近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党的最高领导人与文艺工作者座谈并讲话，讲话提到了“现实主义”这一文学舶来品、贯穿“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①?调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强调主体价值观念，并在干预现实和抒写愿景之间调试与摇摆，提倡歌颂光明，鼓舞人心，凝聚共识，而不鼓励“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这样的理论表述，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内涵，熟知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人大概并不陌生。
许多“五四”知识分子都曾为欧洲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而欣喜振奋，但自茅盾起，便为自然主义的“冷静”“客观”而犹豫不定，在他看来，暴露太多社会黑暗面，无助于组织和形成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致力于现实主义写作的“五四”作家们也不断担心，过分“写真”的现实主义会陷入他们意图颠覆的现实逻辑之中，成为对现实逻辑的强化和
再现。
1933—1934年间，“左联”内取代瞿秋白的周扬恰逢其时地引入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尽管苏联当时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对拉普“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左倾机械论展开批评，但周扬没有随苏联的步调亦步亦趋，在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写真实”“真实地描写丰富与复杂的生活”的同时，周扬强调现实主义对“现实”倾向性处理，以及作家需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理解“现实”：“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动力的，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静的现实主义的最大分歧点，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最大的特征。”“把为人类的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道路，灌输给读者，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①?就此，中国的现实主义开始在真实性、艺术性与政治性、倾向性的摆荡中向历史的纵深处颠簸行进。而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基本上置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内，随不同历史时期倡导者立场或观念的不同，往左偏移或朝右运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者撰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这篇在当代文学史上意义特殊的文献，原载于1952年的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其初始本来是新中国的一次文艺外交活动，周扬向苏联“老大哥”介绍新中国文艺如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保持意识形态方向的一致。半个多世纪后再读周扬的文章，不难发现行文中精巧的外交辞令，周扬的言说中包含着自豪而又不失谦逊的“汇报”姿态，文章在1953年《人民日报》转载，意图以社会主义阵营和“老大哥”的名义，领导、号召中国作家在社会主义国际战线中团结在统一的文艺旗帜下。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升为建国后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与写作范型，成为建国后文艺的主流规范，但宣称“一生可以迷信两样，一是毛主席，二是苏联”的周扬，很快因中苏关系的改变和“左联”工作思路的破产而与苏联文艺诀别。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口号取代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突出了本来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浪漫主义”内涵，愈发清晰地赋予“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理想化追求以乌托邦色彩：“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要求真实地反映出不断革命的现实发展，并且充分表现出崇高壮美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求文艺创作者创作出最真实的同时又是具有最高理想的方式，忠于现实而又比现实更高的文艺。只有这种文艺能够完满地反映出跃进再跃进的现实，鼓舞人民向更新更美的目标前进。”①?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现实主义经历了一个在文学场域新话语和新潮流消蚀、混淆、空壳化的过程，所谓消蚀，不是通过短兵相接的交锋，而是在理论范式和问题视域的转换中，被降维化作一道历史的布景，我们在它映衬的舞台前演出，却不再置身其中。现实主义的理论生长性变得越来越少，也渐渐卸下曾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文学体制不再以定于一尊的“主义”或“样板”准则要求文学，但是，“一体化”文学体制并未解体，也并未取消全部官方文学机构（各级文联作协、出版机构等），它们仍然内生性地延用官方文学的尺度——包括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经典论述（客观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坚持为人民的创作导向），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一方面，官方文学机构所引导的文学体制势必承担反映、宣传“党和人民”文化政策的职能；另一方面，经过了80年代的洗礼，作为倡导及参与的力量之一，文学体制吸纳新时期以来文学“向内转”变革，承袭现代以来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纯文学”/“严肃文学”，要求作家既保持与市场和资本若即若离的艺术家姿态，又保持着知识分子式的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文学以来的主导文学样态，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唯一文学标尺，始终被文学体制所激励、期许与询唤，甚至可以说，文学体制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样式的“召唤结构”，作家或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都更容易获取文学体制的奖掖。北京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倡导，客观催促了文学体制的各个环节的启动，召唤现实主义文学的
回归。
2014年文艺政治事件发生后，中国文学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一次文学事件呢？曾源始性追溯的海外中国学学者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脉络的观察颇有洞察力，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从不曾是一面澄照乱世奇观的镜子，从其诞生起，中国作家改天换地的政治革命诉求赋予中国新文学一往无前的巨大使命，“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转而决定进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的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随”。“‘现实主义’一语直到今天仍拥有相当雄辩的——和政治化的——说服力：每一个重要的政治解冻时期（包括1956—1957年间的‘百花运动’和后‘文革’时期）的文学都被当作是对解放前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良性复归而受到热烈称赞。”①?政治实践意义之外，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推重大多源于一种认识：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在揭示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上都有着以往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
通过卢卡契及20世纪依然推重现实主义的理论家的表达，或可以探究文学拥抱现实主义的内在动力。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是一切伟大文学的共同基础，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精神出发，卢卡契承认，现实主义问题之所以伟大，源于它能够提供人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分析的是整个的人以及他的发展史，分析他在不同时期部分地实现了完善或遭到肢解，并试图指出这些关系的隐藏着的规律性；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目标就是整体的人，既是生活在本身恢复人存在的整体性，就是实际上真正地消除由于阶级社会而引起的人类存在的畸形化和肢解。”②“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图像，在那里现实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①?以上是卢卡契从马克思历史哲学演绎“总体性”理论的小小示范，卢卡契的这些看法，很显然是根据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归纳出来的，他重申了恩格斯的“典型”理论，认为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典型的塑造反映出生活的“总体性”，于是，每一部艺术作品都自成一体，自足而独立，成为“自我的世界”。在全世界阶级政治解体后，与后现代主义展开理论对话的卢卡契的理论声望日隆，既是“后革命时代”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深情审视，又颇有现实意义。在“认同政治”通行于世界政治实践的今天，重提“总体性理想”，以艺术为人类提供总体图景，无疑有利于共同“认同”的形成。在我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界对他的现实主义理论颇多引证，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进入当代文学与现实主义的问题域之后，我逐渐认识到现实主义问题的复杂性。不久之前，在我研究1990年代文学“再现实化”的博士论文预答辩会议上，答辩委员会主席曹文轩老师以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提示我，中国文学无论哪种“主义”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次变形，在他看来，中国文学被沉重的“现实”及“现实主义”伦理压住了想象的翅膀。然而，在我的观察中，90年代到今天，现实主义文学的“达成”是异常艰难的，真正获得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品或文学潮流并不多见，它需要恰当的历史时机，一个包含着社会、作家、文学体制和上层政治之间层层传递、达成共识的历史契机。因此，在中国讨论现实主义问题，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性功能，还是自身本体携带的政治诉求，我们应该正视并认真审视每一次现实主义“复归”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联。
二、“冲击波”与现实：90年代式的关联
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最明确举“现实主义”之名的一股文学风尚是被称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组小说。这组小说由传统文学期刊发表，经文学选刊转载，由文学界的评论家命名、评价、褒奖①，最终形成了一次90年代牵连一定社会关注的文学事件。这些小说何以被命名为“现实主义”？“冲击波”要冲击的是什么？2018年4月，我向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提出了一系列文学问题，想请1990年代便在《人民文学》负责小说发表、作为《大厂》责任编辑的李敬泽回答关于这股“冲击波”的问题。我试图由他的回忆、追溯和重写“历史”，回到90年代的文学现场，回答我身处当代文学现场时始终盘桓悬置的疑问。
李敬泽向我谈及《大厂》的社会效应：“那个时候，谈歌写了一个《大厂》，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进入90年代以后很少有作品像这样让人明确地感觉到它触及甚至凝聚了某种社会情绪。”②?何以出现《大厂》这类小说？他提示我关注90年代初《人民文学》杂志召开的一次会议。在他看来，这关联着90年代文学界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新期待与新认识——“重建文学和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程树臻记录下太原会议的大致方向：“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颇受人们的青睐；而且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给改革者以心灵的愉悦和思想的启迪，完全是当前时代和读者所需要的，作家和文学刊物应该满足人们这种艺术需求。这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所要求和体现的。”文学体制下的文学刊物组织作家召开的会议，大多带有引导、组稿的意味，程树臻将几年后在《人民文学》上以“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崭露头角的“三驾马车”关仁山、何申、谈歌，视为杂志召开会议的号召、提倡之下产生的：“他们都是在《人民文学》起家的，而且代表作皆是短篇小说。”①?
李敬泽所说的“90年代式的”关联，“不是80年代那样的关系，而是一种新的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在我研读李敬泽文学批评时便有所察觉，尽管他在8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生涯的开始又赶上了80年代文学热，但他确实是一位90年代气质的文化实践者。我理解他所说的“80年代关系”，应指的是作家及知识分子启蒙者的姿态，以及文化叙述中建立起来的保守与改革、中国与世界、专制与自由、体制与市场之间的二元对立，而90年代的关系，则是一种体认现实中无法解释与预见的新事物、新感觉，不再于80年代确立的二元关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加以巩固和演绎，而是跳出窠臼，为新的现实关系寻找解释和表达的方式，而90年代的这股现实主义冲击波，便是一次以旧有的、作为新文学重要传统的现实主义，去呈现90年代危机与艰难中的复杂现实，以期唤起埋藏在历史脉络中、在多元离散的90年代可组织的集体主义情感结构，重整旗鼓，应对危机重重的现实。
文学界对被命名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特质基本以雷达的论述盖棺定论：“面对正在运行的现实生活，毫不讳饰地、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以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并力图写出艰难竭蹶中的突围，它们或写国营大中型企业，或写一角乡镇的改革，或写家族化的个体企业，全都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贯注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它们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为努力目标，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令人深思的问题。就‘无距离的真实’这一点来看，它们与风行一时的新写实小说并无不同，但它们已不再满足于形而下的原生态描写，不再专注于一个小人物或一个小家庭的日常生存的戏剧，而是带着更强的经邦济世的色彩，着眼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和整体性的生活走向。”①
雷达认为，一则它们共同关注其时中国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和整体性的生活走向，二则是它们与个人经验主义的“新写实”文学构成了差异。《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在1996年第8期《上海文学·编者的话》以《现实主义再掀“冲击波”》为题予以回应。他概括“这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特点是：“它们对于当下转型社会现实关系独特性的揭示。它们所描写的现实关系，既不是由抽象的意识形态来勾联的，也并不降格为琐碎的个人欲望与思虑。它们所描写的现实关系本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时时处处落实、渗透在经济利益关系之中。……在它们的笔下，政治关系有了与以往作品中常见的‘斗争’形态与‘同一’形态都并不相同的‘磨合’形态。从作品中我们看到甚至‘听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听到一些美好的东西被磨损时的呻吟，同时更看到人性党性在‘入世’而非‘出世’的多种磨合中闪闪发光，它留给我们的是分享一分艰难的气度与力量。”
雷达和周介人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们显然有针对性的批评1989年肇兴于《钟山》杂志的“新写实”小说。《钟山》的编辑王干称：“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其特点是“对纷纭复杂现实情状无从把握的一种逃避”“灰色背景、低调叙述和感情零度”①。被冠名新写实的作家也有比较清晰的意图，他们所要规避正是一体化文学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共产主义文艺，刘震云说：“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②?因此，“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骑马归来”视为一剂为90年代初写实文学纠偏的“药方”，正是在对文学内部疏离现实主义传统的一次拨正，期待出现新的、接续传统的现实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归来，重建文学与社会公共事件之间的密切关联。
为何这种“现实”的呈现才被视为文学纠偏的“药方”呢？恰如贺桂梅所提示的，“这里对‘现实’的指认，显然不是说90年代其他文化样式，如都市言情剧、商战剧、白领生活、市民情调的情景喜剧等所展现的就不是‘现实’。有意味的，正是后者并不以展现‘现实’作为主要的自我标榜和指认的方式”③。“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召唤和构建，本身暗示着“题材主义”始终内在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其评价标准之中。尽管一体化文学内部有过“题材决定论”与“反题材决定论”的反复论战，随着一体化文学的不断激进，“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唱中心”，成为绝对的创作方向和标准。在新时期和80年代，“写中心”论被宣布为极“左”文艺路线和违背艺术规律的政策，但是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下约束、培养的作家潜移默化地被敦促、养成了“抓重大题材”的创作敏感。当代文学不断从一体化文学的标准条框中逃逸，但是题材主义始终内在地延续在文学体制的倡导之中，摆脱极左文艺路线严苛、单一的“中心论”规定外，关注平行的现实仍然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首要标识，甚至是对作家与文学的总体要求与必要伦理，而且，文学呈现的现实须是具有特定含义的“现实”：事关国计民生，凝聚社会关注度，与国家政治决策相关联的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等内容，现实主义内涵的丰富性首先被凝聚为题材的即时性及政治性。
李敬泽回忆《大厂》在发表之后文学场域内的反应，他有修辞选择性地描述了一个微妙的细节：“那个时候，谈歌写了一个《大厂》，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进入90年代以后很少有作品像这样让人明确地感觉到它触及甚至凝聚了某种社会情绪。但热闹了一小阵忽然安静了，当然也没什么事，没有人来批评我，只是大家都不提了。但是，到了七八月份吧，这件事又被提起来，这时调子就不同了，对这个作品是肯定的。其中内情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知道后来很快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就启动了。”从热闹一小阵，到“大家都不提了”，忽然“调子不同了”，大概可以推断出这部发表在最受主流关注的文学刊物上的小说，因与其时重大国计民生、社会公共问题“直接”相关，既受关注又有被“批评”的危险，显然因它和其他潜在文本“大胆触及了此前完全无名、不予揭示的‘社会阴暗面’：国企大中型企业的举步维艰，工人面临的生存困境，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农民遭到的层层勒索”①，文学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客观”地呈现此类矛盾纠集的“现实”，这种方式本身动摇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整全叙事。尽管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交，改革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文学界处理的题材范围，亦不属于文学界关注的问题视域中。一方面在论及“改革”这一重大政治问题时，稍有不慎，可能遭遇《乔厂长上任记》类似的风波②；另一方面，从李敬泽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至少90年代中期以来，官方意志和文学体制已经放松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管束力度，不再有运动式的惩罚、批评，而改为采用冷遇、“不提”等方式与组织讨论、媒体宣传、授予奖项甚至给出政治待遇③?等褒奖激烈方式相区别。《大厂》最终获得“肯定”，应该与其符合国家启动国企改革的“调子”分不开：这篇小说主要围绕不景气的大厂厂长“当家难”来展开，尽心尽力的厂长，牵连社会各方面力量，一起与大厂共渡难关。小说的基本叙事形式是以口语对话推动情节，各个领域、阶层的人将观点、意愿、情绪，直接通过对话彼此交流、传递，李敬泽称其有一种“体验性的剧场效果，观众完全投入情境，感同身受”④。也就是说，这组现实主义小说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与“现实”、政治既亲密又危险的关联上。
在大胆揭示与呈现“社会消极的阴暗面”方面，出现于90年代的、同样与文学体制密切相关的新现实主义，依然内生性延续着中国文学的“老传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存在着缺点和阴暗面，我们当然不需要去掩盖这些生活中的消极的阴暗面。但是，必须看到，正是生活中新的、积极的、先进的事物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①?党对文艺的指导方针的方向一直维持到当下。
戴锦华曾归纳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意识形态弥合剂作用：“如果说此类作品并不能成功地给出有效的社会解决方案；那么它至少将破碎、冲突的现实陈述与意识形态话语重组为一幅完整的‘想象性图景’。”②?这些文本中的“苦难的主题是直接而具体的，拯救的给出则含混和暧昧得多”，小说中，只有前半部是“现实”，呈现危机重重、艰难晦暗的客观现实，后半部为“文学”、故事、虚构，作家以文学特有的修辞和想象，为沉疴难愈的现实虚构一条想象性出路。文本中呈现的这类政治无意识，在世纪之交屡遭重提反思50—70年代中国经验学者的批评，其中重要的批评依据便是小说充当了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弥合剂，忽略了贫富差异、阶级分化日益加固及扩大的社会事实。
与其说肯定这股“冲击波”的批评家与学者看不出这是一幅“想象性图景”，不如说90年代的论者大多有“六经注我”的阐释精神，他们在以小说文本浇胸中之块垒，并借助理论、文本建构人文领域与90年代社会现实的关系。在现代性进程的冲击下，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政治变革、社会变迁、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个体信念的矛盾，使得愿为“现代性未完成方案”梳理理论脉络①、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哈贝马斯被知识界引进中国并产生广泛影响。以“社群主义”理论分析文学问题的学者中，张颐武“社群文学”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他对“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肯定和助推依据的正是对90年代中国社会建立一种“社群主义”的想象：“如果说，在50—60年代，我们曾用一种同质性的‘我们’来建构文化的基础，导向了一个过于单纯的社会；而80年代，我们信奉‘我’/‘他’之间的断裂，试图建立一个‘个人主体’的文化的话；那么在90年代，我们所需要的却是一个‘我’/‘你’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是差异中的认同，是一种新的社群的意识。它会创造我们的今天与未来。”②?他甚至选出报告文学《在底层》结尾处的一句话——“从普通工人农民、厂长经理、市长省长，大家面临的生存处境的本质是一样的”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希望在生存困境处中因文化、历史记忆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共同性，泯去利益、观念、状态的差异去建立一种公共性。③?李敬泽强调小说在内部表现为社会的“公共空间”的缩影，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个体形成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中各方力量达到交流、让步与和解。这些都代表90年代学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面对整个社会因为社会成员基本上龟缩于小我之中，显得公共空间严重发育不全的现实，学者寄希望于文学能够参与想象、呈现、建构一种理想的社会公共性，而90年代改革的困境，被论者视为一次达成社会各阶层得以同舟共济的历史契机。
时隔多年，李敬泽承认现实主义冲击波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一次理想的“达成”，他很清楚其中的限度：
实际上，在发表了《年前年后》《大厂》之后，包括看了《分享艰难》，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理想状态，或者说，我感到需要谈谈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于是，就以《人民文学》编者的身份写了那篇东西。那与其说是一个“方案”，不如说是“理想”。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我当然意识到“分享艰难”隐含的限度，而作为编辑，我当然也有足够的现实感，一个编辑最根本的现实感就是你无法让刊物停下来等待理想中的作品出现，你要一步不停地向前走，同时让前方敞开，迎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在那时，90年代中期，我发了诸如孙春平的《叹息医巫闾》、白连春的《拯救父亲》这样的作品，这是当时我们特别留意的一个方向，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底层写作”，但是我对“底层写作”这样的命名始终有所保留。包括曹征路早期的作品，当时看出了这是左翼传统的复活，然后也发。我想，这是向着某个理想作品行进，也是一个时期、一个时代的作家从四面八方向着“现实”的围猎，得其鹿者也不一定就是某个作家，这是一个社会对自身的认识过程。①?
李敬泽看来，文学甚至不是向着“现实”围猎之中的“得鹿者”。然而，这组小说毕竟是以文学的方式向“现实”提问，将“锅盖揭开”，让改革中的问题呈现出来。90年代的“现实”并没有任何固定的答案或现成的本质提供给文学，各种不同的力量——国家、外资企业、中央、地方、企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剧烈分化的中国社会里，这些社会力量在天差地别或偶然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彼此剧烈冲突抑或共谋合作，在某种新的组合与重构过程中，形成了各式各样奇异的相互借重与“和谐”共生的“现实关系”。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期待、召唤的现实主义的理想状态，正是这样一种将复杂的社会力量关系呈现出来，这反而需要文学规避、弱化单一意识形态的本质固化力量——也许，这就是“90年代式的关联”。
三、暧昧中的光，一些后见之明
50—7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绘构了社会主义中国最初的蓝图和理想图，数十年后，一种新现实主义文学把握中国改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不仅标志着经济形态的转化，而且也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去阶级政治化的过程，意味着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正义观的瓦解。
然而，面对文本时，我无法忽略一种模糊而不失真切的感触。这组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不是理论视域下关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虽然这组小说不再站在工人、农民或曰“底层”的视角和立场上，选取的叙事出发点是90年代改革之中国家与人民中间的“权力末梢”，他们是工厂厂长、车间主任、乡镇干部、县市市长，他们是国家改革政策的执行者，他们必须面对改革中震荡的工人、农民——人民和他们的基本诉求。他们不是“乔厂长”开拓者家族中的改革者，因此，他们对于改革的原因和进程感到困惑迷惘，他们也不是改革的受益者，在任何意义上，他们绝非工人阶级对立的资本家和剥削者，将艰难转嫁于人民绝非他们所愿，他们捉襟见肘、左支右绌，便是为了解决人的困境，因此，这些文本才会凝练出各个基层共同“分享艰难”的时代主题。如果我能够形成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的话，至少我看到了中国改革道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特征，譬如刘醒龙《分享艰难》中的乡镇书记孔太平，他心思缜密，世事练达，醉心仕途，但他仍然以“灰色的”行政手段“劫富济贫”，让乡镇企业与农民、乡村教师“分享艰难”。这些小说呈现出90年代社会十分模糊、十足暧昧的自我认识。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之所以能承担如此伦理职责，这与其被给定的伦理责任，以及其固有的常规手法不无关联。在所有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包含有时间政治的怀旧式感伤，有期盼于例外状态下各个阶级之间互相支持、共克时艰的民主信念，有对集体主义时代德性尊严的颂扬和留恋，有对90年代社会风尚的反思与批判，当然更多的是现实主义给定的对现实的直接呈现手法，真切留存了90年代的现象、现实以及社会心态和作家及书写对象的情感结构。然而，尽管种种思想、观念和情感十分混杂地在文本中纠结、缠绕、叠列，但是，所有的小说都指向对未来的乐观和对改革前景的信任，相信现代化政治的未来意味着光明，激切盼望危机的度过与正当状态的回归，这也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内在裹挟的“现代性”“线性”特质。而这一切，都是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在种种限度中一定程度实现“达成”的理由。
原载《广州文艺》2019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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