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天下时代（《秩序与历史》卷四）

沃格林的五卷本《秩序与历史》是20世纪政治哲学的重要成果，而第四卷《天下时代》在整个系列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该书不仅让沃格林修正了原先的写作计划，而且在思辨层面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实现了某种理论上的创新与超越。

《天下时代》是沃格林的五卷本巨著《秩序与历史》的第四卷，该书突破了前三卷的既定设想，将历史视为人参与具有终末论方向的神性在场之流的过程，并用这种修正过的历史观念，来分析大致始于波斯帝国崛起，终于罗马帝国衰落，并涵盖了东亚的中华文明的“天下时代”。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包括“普世帝国”这种新政治单元的到来，“精神突进”运动的出现，以及若干普世宗教的勃兴。《天下时代》秉承“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的基本理念，追溯并重估了人类社会在“天下时代”寻求秩序的种种尝试，对于我们认识与反思现代社会秩序类型，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埃里克·沃格林（1901—1985），20世纪*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生于德国科隆，求学于维也纳大学，并成为该校法学院的政治科学教授。为躲避希特勒的迫害，1938年和妻子移民美国，并于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沃格林的大部分学术生涯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度过。主要著作包括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和五卷本《秩序与历史》。

编者导言

致谢

详细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历史创生论

第二章 天下时代

第三章 历史过程

第四章 征服与逃离

第五章 保罗的复活者意象

第六章 中国天下

第七章 普遍人性

索 引

译后记

当代*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

——詹姆斯·罗兹

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出生于自由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吗？

——列奥·施特劳斯

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

——于尔根·格布哈特

导言（节选）

目前这一卷，即《天下时代》，背离了我曾经在《秩序与历史》第一卷前言中为它设定的计划。因此，我将回顾该计划，并指出这一背离的性质与原因。

那篇前言的第一句话表达了这项研究在其规划的六卷中遵循的原则：“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历史被视为一个对存在的秩序（人通过其生存参与其中）获得分化程度不断提升的洞见的过程。如果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的主要类型，以及与之相应的对秩序的各种符号化表达，按照它们的历史先后顺序加以呈现，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可被辨识出的那种秩序，其中包括对不断提升的分化的偏离与倒退，就将涌现。

随后，根据这一原则表述，我列举了该研究将要涵盖的秩序类型。它们是：

（1）古代近东各帝国组织，及其宇宙论神话形式下的生存；

（2）由摩西和被选民族诸先知所发展出的，启示形式下的在历史中的生存；

（3）城邦和希腊神话，以及作为秩序的符号化表达的哲学的发展；

（4）亚历山大之后的各个多元文化帝国，以及基督教的出现；

（5）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作为秩序的符号形式的现代灵知主义的出现。

在执行该研究计划时，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第二卷《城邦的世界》以及第三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探讨了所列类型中的前三种；其余两种类型则在后续卷次加以探讨：第四卷《帝国与基督教》、第五卷《新教诸世纪》以及第六卷《西方文明的危机》。

该研究无法按原计划完成。随着后续各卷工作的进展，由各种历史性的秩序及其符号中涌现的结构比我预想的更加复杂。它们确实非常难以掌控，以至于原计划的各卷无法容纳逐渐累积起来的分析成果。并不是说该研究的原则全都错了；恰恰相反，困难正是在认真运用该原则时由资料这一方造成的。首先，随着我掌握更多的资料，原先关于五种秩序与符号化类型的列表变得殊为可叹地狭隘；然后，当这项研究必须依靠的经验基础得到扩展，以便与各种历史科学的状态保持一致时，手稿就膨胀到可轻易再出六卷的地步。这种状况相当尴尬。不过，令该研究计划终止的终极原因是，无法根据任何一种时间顺序（该顺序要能使实际发现的各种结构从被视为一个“过程”的历史中涌现）来对那些经验类型加以排列。当然，原先构想的研究计划并非全错。确实有划时代的分化事件，即“在存在中的飞跃”，它们产生了关于“之前与之后”的意识，并在各自的社会中激发出关于某种历史“过程”的符号化表达，而这种过程的意义是由飞跃事件所塑造的。关于某种新洞见（它洞察关于生存的真理）的各种经验，以及与此相伴而来的关于上述飞跃事件（它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意识，都是相当真实的。确实有在时间中的进展，即关于实在的经验由紧凑到分化；与此相应，对存在的秩序所进行的各种符号化也由紧凑到分化。就这条意义路线而言（它是由处于历史所走过的时间中的各项分化事件所勾勒出的），该研究计划有着坚实内核；基于相同理由，前三卷的分析在各自领域内依然有效。然而，原先的构想不可行，因为它未能充分考虑到那些重要的、不沿时间路线发展的、在历史中的意义（meaning in history）路线。

第二章 天下时代（节选） 

天下时代将指代人类历史中的这样一个时代，它大约是从波斯帝国的兴起开始，延续到罗马帝国的衰亡。由于这个概念并不是当代科学中的现成概念，所以本研究必须先展示那些开创新纪元的事件（以色列和希腊衰亡于帝国权力之手），正是它们导致有必要创造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在秩序的历史中，当那些已经通过启示和哲学对关于生存的真理进行了分化的社会，在现实层面的历史中臣服于帝国类型的新社会时，一个新时代便真正出现了。

以色列在历史形式中生存，在这种形式中，通过来自荆棘丛和西奈山的启示，它得以建立；它的历史学家们在追寻起源时发现，从逃离埃及开始，这种形式往回延伸至亚伯拉罕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时代早期从乌尔的逃离。从古希腊世界的危机中，哲学这一符号形式兴起；在回首往事时，哲学家们也将希腊和他们自身的生存解释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终点，该进程包含了米诺斯、迈锡尼和古希腊的文明，从而在时间上与以色列自其首次逃离开始的历史相平行。而且，以色列和希腊都意识到，通过他们在存在中的飞跃，以和超越秩序保持协调为目标，他们已离开那些尚未脱离宇宙论形式的帝国，并且更加远离部落层次上的社会。通过将周边的人群称为异族人（goyim）和野蛮人，二者都表达了对他们所具有的更高秩序的意识；当这两个社会在希腊化的和罗马的世界中面对面相遇时，他们甚至还将对方包括在这些受鄙夷的列表中。然而，关于特权地位的骄傲意识并未使两个社会摆脱它们的命运，依然要臣服于来自帝国权力的猛烈攻击。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落入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之手。在波斯人的许可下，后流亡时代的神庙得到重建，并在马其顿统治期间持续存在，但最终毁于罗马人之手。古希腊社会经受住了来自波斯人的第一波帝国攻击，但臣服于马其顿人和罗马人。那些帝国再次包围了它们在历史上留给以色列和希腊供其发展的空间。用关于生存的真理（无论是神所启示的言语，还是哲学家对智慧的爱）来塑造社会秩序的努力，似乎都已走到尽头。

第六章 中国天下（节选） 

由若干部落社会构成的中国地区在时间上平行于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各普世帝国的兴起，它将自身转化成了一个以帝国方式组织起来的文明，并将自身理解为作为帝国的天下（t’ien-hsia，ecumene）。就我们所知，这两个过程并非由文化扩散或文化刺激联系起来。看起来，存在着两个天下。

多个天下对历史哲学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厘清oikoumene这个西方符号的各种含义，以确定它们在什么意义上适用于那个远东现象，这种做法是合适的。

在天下时代的西方进程中，oikoumene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荷马时代的符号化表达“天下—大洋”，仍然表达着人对于立足于从水中脱颖而出的大地的经验，以及对于人的这片居住地与作为奥秘的众神相接之边界的经验。然而，在各种帝国式冲动、日益扩充的地理知识以及各种探索激情的冲击下，这种紧凑的经验解体了。结果是，宇宙论意义上的天下遭受到字面论畸变，变成作为帝国征服之潜在对象的天下。

如果在字面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那么天下便只能以单数形式生存；谈论一个中国天下，言下之意是有多个天下，那便是有矛盾的。但是，如果在宇宙论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那么便会有数量不定的社会，它们将会以等价的方式来符号化对实在的一种根本结构的经验。事实上，之前在讨论这个古希腊符号化表达时，我已提到它在苏美尔和埃及的宇宙论帝国语境下遇到的各种等价物。因此，当我们现在必须分析那种等价的中国经验，及其通过“天下”（即“天底下的一切”）而进行的符号化表达时，看上去再明显不过的就是，这个术语必须在其较早出现的、宇宙论的意义上被使用。

然而不幸的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它无法被归结为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因为这两种意义并非真正地非此即彼；它们彼此紧密关联，作为唯一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的表现。在此过程中，对实在的意识从关于宇宙的真理，分化为关于生存的真理。在宇宙论经验中，人在地上的居住地是有边界的；在此边界之外，是作为奥秘的死亡和众神。这种关于人在奥秘边界之内的生存的根本经验，是通过“天下—大洋”这一整体性符号化表达来加以表达的。当有关在宇宙中生存的原初经验因征服和探索所蕴含的贪欲冲动而解体时，随之而来的结果，并不是对相同的实在结构获得等价的、得到分化的经验，而是对实在的碎片化，它与通过贪欲冲动而对生存进行的畸变相呼应。的确，关于地理视域的知识已经扩展；人们已经发现，贪欲冲动是推动那种扩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对实在的意识业已越过其先前状态，从而使得对有限视域的回归将会意味着故意采用一种寂静主义态度—这一可能性，我们发现，在中国的案例中，由《道德经》以典范的形式加以实现。然而，实在的结构已被碎片化，因为神话视域的废除同时也摧毁了位于该视域之外的神性奥秘。“天下”变成一片领土，与其人口一起都是可供征服的。它不再是由奥秘环绕的人的居住地，而是一片并无神秘可言的地理延展区域。它的征服者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征服需要一片新的奥秘视域，如果它要成为世间之人的居住地的话。与现实层面的征服相对应的字面意义上的天下是转瞬即逝的，因为它与生存的结构相冲突；人不再生存于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就像今天的他很难说是生存在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宇宙之中那样；在实在的结构必然性驱使下，帝国的征服寻求那种不再能以宇宙论的形式加以符号化的神性视域。因此，作为一个意义单元，天下时代只能通过在由关于生存的新真理所设定的分化水平上，重新获得奥秘视域，从而达致其内在的终结。只有当出于贪欲的逃离同精神层面的某一逃离相连，当帝国同某一精神运动相连时，生存的结构在天下—大洋经验中曾经具有的那种整体性才得以等价地恢复。

因此，“天下”这个术语的两种意义代表着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该过程从天下—大洋符号化表达的解体开始，经过对出于贪欲的逃离和精神层面的逃离进行的分化，延伸到根据新真理而对生存秩序进行的等价重构。然而，如果这个更为高级的意义单元（它跨越种种民族文化、亚文化、文明、帝国、移民、流放，以及诸如希腊人和犹太人的流离失所这样的现象）成为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便会面对如下事实：在此前的章节中作为“天下时代”而得到分析的那个过程，在中国有一个等价的过程与之平行。这里的问题不是普世符号化表达出现在其中的多个社会（苏美尔、埃及、波斯、希腊、罗马、中国），而是多个天下时代。一些问题将会不可避免地涌现：是否有两个人类，各自独立地走过相同的过程？如果没有，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同一个人类”（西方和东方的天下时代发生在它的历史中）这一说法得以成立？假定“西方”这个术语能够正当地用来指一个囊括了古代近东各社会的意义单元的话。并且，要如何来描述各平行天下时代发生于其中的这个意义单元的特征，假如真能找到这样一个单元的话？

这些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在有关中国天下的那些事实得到确认之前，肯定无法分析“是一个人类还是两个”这一更宏大的问题。因此，我将把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分为两个部分。目前这一章，“中国天下”，将探讨这个帝国社会的自我解释。它是在远东地区，从早先的那些部落社会开始，作为代表天下的组织而成长起来的。然后，接下来的一章，“普遍人性”，将探讨由另一个天下的成长而提出的那些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