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081533丛书名: 光明鸟主见文丛
管窥西方先贤的思想体系，直观描绘西方国家的“政治地图”。
《邓小平时代》译者冯克利
触摸当代西方自由、民主、法治、公共精神的价值法则
在冯克利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阅读中，既有对自由、民主、公正等思想体系的思考，也有对韦伯、阿克顿、阿隆、斯金纳、哈耶克等当代西方思想家核心思想的梳理。作者以简洁犀利的笔触，梳理当代西方思想体系，引领读者以历史性、怀疑性和批判性的自觉思维，重新思考中国当代的政治热点。
前言
理想的陷阱
托克维尔不但预言民主的大趋势不可抵挡，而且看到了其中的隐忧。
阿克顿：一个史家的信仰与智慧
阿克顿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那种由启蒙运动培养出来的世界主义者。
阿隆和“意识形态的终结”
阿隆成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终结”最早的预言者之一。
“下蛋不孵”的伊拉斯谟
用史家的说法，是伊拉斯谟下了一个反抗的蛋，由路德把孵它出来了。
圭恰迪尼和他的《格言集》
圭恰迪尼这本《格言集》都是由平时感悟而随手记下的一些处世要诀。
旧曲新唱亦感人
布鲁姆厌恶现代社会的更深层的理由，也许可以归结为：浅薄的当代自由失去了古典品位。
脆弱的权威
对权威的服从，只是人的一种脆弱的思维习惯而已。
虽败犹荣的先知
作为一名学者，韦伯始终把坚守知识的诚实作为自己的职责。
阿克顿的历史解释“模型”
阿克顿这种力求融信仰与真理于一体的做法，或可视为他解读历史的“模型”。
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应看重偶然性而非必然性，揭示观念在特定时代的具体面貌。
从儒家个体论到新人欲说
在历史的运动中，人性之恶也起着一种真正建设性的力量。
隐密写作消失后的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一贯主张，哲人的写作“需要一种特定的写作艺术，即隐讳的写作”。
群体心理：理性化的颠覆者
群体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追究上帝或先知，还得问责于信众。
人性论的一个转折
人的欲望可能促使其做坏人，但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
用观念战胜观念
哈耶克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在历史中体验思想
透过历史背景去体验思想，需要对世事的敏感，透辟的眼力，深入的体验和移情的本领。
习俗先于法律，法律高于主权
梅因认为制度的演变只能是“大量意见、感情、信仰、迷信和偏见”的产物。
北大传统：一个未讲完的故事
“使北大成为北大的那些东西”，是它最具包容性的自由主义精神。
文化身边一伴娘
学问加理想，调理不当会让人很无聊；文化加感觉，搭配得法能使人很有趣。
在中国话里，“读书”和“念书”都有上学的意思。但我小学还没毕业就遇上了文革，此后十几年便再没有正经读书的机会了。恢复高考之后，本可以努一把力进大学正经读书，但那时我对刚恢复的大学教育也没有多少信心，考过一次未被第一志愿的学校录取，此后便打消了再进校门的想法。
文革之后人才奇缺。我所在的单位为了培训职工，花钱给一批年轻人报名读武汉大学的“函授大专”。这种“大专”很好念，学完八门功课就发个文凭。我为应付考试看教材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不超过三个月。现在有些人根据网上的资料，说我是武汉大学毕业云云。其实一听到别人这么说，我就有无地自容的感觉，千里之外的武汉大学大门开在哪里，我至今也不晓得。所以即使算上这段经历，我基本上也是个没有正经读过书的人。
不过，正经读书的时间虽然不多，却不能说没读过正经书。久已养成的翻书党习惯至今未改，还是看了不少好书的，虽然多是在卧榻或厕上完成，所谓“研读”完全谈不上。收在这本小书中的文章，便是这种不正经读书的结果，其中多半是应媒体之约而写，与读友分享读书乐趣的书评。有几篇曾收在《尤利西斯的自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此书去年再版时为求体例统一，将书评类的文字悉数取下。现在借这个机会略加订正，重录于此。
既然是一本书评集，就此发几句有关读书的感想当不算题外话。现在不时听到有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年青人风清气正，理想高远，而今天的社会物欲横流，人都变得太势利，把读书的心情搞坏了。我对这种说法总有点儿不以为然。那时可供选择的事太少，可读的好书更是少得可怜，因为无事做、书又少而喜读，犹饥不择食之人，并不值得夸耀。物欲乃人的自然属性，可清可浊，势利只是其中一种结果而已，导之以规则能益于众，用之以品格可成雅趣。因困厄而发愤，是只有少数圣贤才能做到的事情。退而言之，倘若成就圣贤须以万千生灵困顿颠沛为条件，恰如西谚“为实现正义，哪怕世界被毁”（fiatiustitia,nepereatmundus），那未免也太野蛮了。普通人所应追求的，不是穷且益坚，而是富而好礼。
以上所说如今人“势利”的一种表现，便是为各种目的而喜欢积累“人脉”，所谓熟人多好办事，这当然没什么不对。不过现代社会若只能靠熟人生存，就跟部落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了。外人进了部落社会总是很危险的，因为那里对陌生人一般都不太友好。而现代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或称“匿名社会”，大家都生活在彼此素不相识的万千人之中。它给人带来的孤独感常被人诟病，但它的优点也正在于无数的陌生人之间可以展开合作。我们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几乎都是由陌生人提供的。能否与陌生人愉快合作，不但可以用来判断社会的运行是否健康，也是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可靠标准。我认为读书便是与陌生人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作者是死人还是活人，无须征得其同意，他都会给你很多帮助。至少以我自己的经验，那些素不相识的作者提供的帮助，要比熟人多得多，也大得多。对熟人过于热情往往会惹来烦恼，而对于好书，无论你多么热情，从来只有正回报。
不过，这种正回报未必如古人所说，能为你解疑释惑，明辨善恶是非。这本书里所介绍的多半与政治有关。盖政治世界利益错综，价值纷呈，能条分缕析自成一格，让人细窥其中一二道理者，已是十分难得。判断书品之优劣，除了宗教圣典之外，那些不设前提，不交代论域，自称救世不二法门的书，基本上都不是正经书。以我的感觉，政治学中的好书，多多少少都有些反智主义倾向，即老子“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所表达的意思。这种境界谈不上多高，至少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避免莽撞行事。学政治不能只坐而论道，而是要起而践行，且事关天下苍生，故当以自爱而不自贵为宜。在强权之下生活久了，往往会让人产生大义在我的错觉，说明它并没有摧毁我们的良心，反而强化了良心；它所要剥夺的不但有我们的信仰，还有自我怀疑的能力。统治的丑恶与严酷陷人于屈辱之境，使人难有让步与妥协的心情，于是便忘记了《大学》中说的“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道理，换成现代政治学的语言，即妥协才是政治的灵魂，审慎才是国祚之神明。读一读那些政治学先贤的好处之一，就是它可以使我们拒绝因过于爱憎分明，遗忘了这种品质。
冯克利
2014年6月8日
理想的陷阱（1）
惧怕革命的心理已经使《旧制度与大革命》俨然成为显学，隐藏在它背后的保守主义旗帜却不能幡然张开，这大概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窘境了。曾在革命路上狂奔的人似已明白应当与敌人和解，却发现自己难以卸下盔甲，因为那关系到它的道统，还因为无论它的一些对手或同志，仍在逼它兑现革命的诺言。好战的意识形态并不因其虚妄而丧失效力，端看你对它如何解读了。
不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这种境况的关系虽然暧昧，至少托克维尔为朝野两造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让书生和当轴可以共议一本书，一个话题，这是多年来难得见的一景。
记得过去看托克维尔的《回忆录》时，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便是他不但身处革命后的时代，而且那也是一个十分暧昧的时代。他在书中自况说：“当我来到世上时，贵族制已死，民主仍未降生。我的关切使我不会盲目倒向这一边或另一边。我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四十年来尝试过一切，却一切都没有搞定。这让我总是对政治幻觉保持着警惕。”换言之，托克维尔历数既往，深感自己的同胞志高凌云，折腾出不少大事，但几十年下来却仍未让国家步入常态，它未来的命运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这个革命后的时代，托克维尔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他不认同革命所塑造的环境，但他尽力在里边工作，为的是避免它的极端情绪再次发作。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对自己国家的命运一唱三叹，似乎是将民主和平等的大趋势视为上帝降给法国贵族的惩罚。他作为贵族忘记了自己的荣誉所系，弃高贵职责（noblesseo bligea）于不顾，头脑貌似开明，一味放纵观念，却只为追求虚名。世道随人心而变，贵者既自贱，他们也只好面对平等的革命诉求。
更令我们的感兴趣的是，托克维尔还希望解释，那场大革命何以会在压迫状态已大为改善的时候发生？这被时人称为“托克维尔定律”。尽管它怎么看也不像一条“定律”，却最易牵动权威不稳者的心，也不难获得那些不愿再折腾的人的认可。于是托克维尔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但是，对于托克维尔如先知一般预见到了民主将成为世界大势，后来的民主派却多不领他的情。这大概是因为他表现得过于冷静和旁观了，这样姿态一般不见容于意识形态角斗场，顺大势思无邪的人，难免要把他看作另类。
更有甚者，他在《回忆录》中还有一个表示，假如平等和民主的精神导致了社会主义，结果将是集权的绝对专制，平等将变为伪装起来的奴役。这倒更像是一条定律，今天却不太被人提起。不过从这类言辞中可以看到，与沉迷于过去的传统主义者不同，心智保守的人喜欢前瞻和预言。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如果再列出一本讲法国革命的名著，大概非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莫属了。托克维尔在书中曾三番五次引用柏克，虽然不像潘恩在《人权论》中那样刻薄，但对他评价并不高。
理想的陷阱（2）
在托克维尔眼中，法国革命一爆发，柏克就对它充满仇恨，表现得像个气急败坏的老冬烘。柏克只见到革命彻底掀翻了传统的一面，却看不清让法国走向革命的内在社会机理，所以他无法理解人们竟然会以“如此野蛮的方法切割自己的国家”，托克维尔却认为，这国家的躯体其实已经死了，人们只是在分割尸体。
这两种迥异的判断，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在托克维尔看来，柏克是带着英国的有色眼镜来观察法国的，而他所研究的那个真实的法国，早已被旧制度的种种政治文化因素逼上了另一条道路。但至少在两件事上，柏克与托克维尔是无分轩轾的。
托克维尔不但预言民主的大趋势不可抵挡，而且看到了其中的隐忧。柏克则准确预见到了雅各宾专政的发生，甚至连后来的拿破仑上台也猜了个正准。作为生性保守的人，他们似乎都有先见之明，但能前瞻却无力预后的人，一般是没有说服力的。盖历史一旦被新观念带入危险地段，他们只擅长踩刹车，却不太会开车，所以社会动员能力极差。保守者坚称不可轻言废旧制，而在新观念激荡人心的时代，人们受变革的焦虑所牵动，多认为社会上的麻烦和弊病，率由庇护着当轴的旧制度造成，于是他们脱不了为当轴说话的嫌疑。
今人多认为是托克维尔最早提出了“多数暴政”的概念。然而柏克先于托克维尔六十年就说过，法国的民主制“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变成有害而不光彩的寡头政治”。他回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明示古人对于民主制要比今人更为稔熟，“他们认为那与其说是一种健康的共和政体, 还不如说是它的腐化和堕落”。在柏克看来，绝对的民主制就像它所反对的绝对君主制一样, 都不能算作合法的政府形式：“每当民主政体出现严重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往往必定出现，这时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最残暴的压迫；这种对少数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比我们所畏惧的单一王权统治残暴得多。”
柏克的另一个远见，是他从法国革命中看到了无序的民主将有另一种现象与之相伴，这大概也是对现代军阀政治的最早阐述了：“某个讨人喜欢的将军, 精于安抚兵卒之术, 掌握统兵作战的真诀, 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大军将基于人格原因服从他的调遣。在这种状态下，也没有确保军队服从的其他方式。但是就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一刻, 那个实际握有兵权的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 你们国民议会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柏克去世两年后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这成为史上极为少见的准确预言之一。
与托克维尔从社会观察中得出的“定律”一样，这由观察历史趋势而得出的预见。但与我们更为相关的，是他们都从这种社会背后看到的另一种现象。
从托克维尔引用《法国革命论》一书的情况看，我相信他曾仔细读过柏克，肯定也看到了柏克对法国“文人”（men of letters）的恶毒攻讦。可能是为了照顾法国人的面子，他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引用柏克。他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的老师基佐，我们也不得而知，虽然基佐在讲授欧洲文明史时，确实已经讨论过“哲学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而哲学对世界的了解又从未如此浅薄”这一18 世纪的独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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