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5906377
★著名作家张一弓中篇小说代表作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
★著名评论家何向阳精彩点评
★作家生活照片多帧
★精致小开本，好看好带
张一弓著《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
一、该丛书是首部由当代著名评论家点评的涵括中国百年经典中篇小说、展示中国百年中篇小说创作实绩的大型文学丛书。
该丛书对“五四”以来中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读者可以通过本丛书确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中篇小说的阅读坐标。当代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孟繁华、陈晓明、白烨、吴义勤对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对文本进行了精彩点评，这对于读者欣赏把握这些经典作品起到了引导作用。
二、形式有突破。
丛书以作家分册，每册精选该作家*经典、读者认知度高的作品。除经典作品以外，另附文学化的作家小传及作家图片若干幅。所附内容既可以为文学研究者、文科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料，对普通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同样大有裨益。
三、所选作家有较大影响力。
张一弓，1934年生，河南省新野县人。中共党员。历任《河南大众报》《河南日报》记者、编辑，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登封县文化馆副馆长，河南省文联创作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第七届政协委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本书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选录了张一弓的中篇小说代表作《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
张一弓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他深入反思农村历史道路的曲折，热情拥抱变革时期的农村现实，这使他的小说成为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创作转向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题的揭示。他擅长通过戏剧化的手段，造成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带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充沛的文学激情、雄浑悲壮的风格与滑稽幽默的笔调相结合、欧化的叙述语言与充满乡土气的人物语言相融汇，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铁匠的罗曼史
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
“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张一弓中篇小说重读/何向阳
“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
——张一弓中篇小说重读
何向阳
“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这句话是小说家巴尔扎克说的。张一弓写于1983年2月27日的《听从时代的召唤——我在习作中的思考》一文在着重引用了这句话后，说道：“当我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后，才不无惶恐地意识到，我是力不从心地做着这样的‘秘书’工作了。”
的确，研究历史的轨迹，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发生变化并经历着深刻变革的中国农村做一些忠实的记录，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选项，而新时期之始，记录60、70、80年代的中国乡村变化的文学作品，优秀者我们可选出南丁的《旗》、刘真的《黑旗》、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但是在这些优秀者当中，我们绕不过去的一定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原因何在？在于它记述了一个作家对于中国农民一段严酷的历史命运的痛苦思考。这种思考是以人民为基本出发点的思考，是一个作家从“人”出发的人道主义的思考。
在一个特别的时期，人应该怎么做，才是作为人应该做的；在农民处于极度困难以至死亡的边缘时，农村干部应该怎么做，才真正是维护党的声誉、对党忠诚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作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李铜钟为了李家寨的上百十口百姓能存活下去，未经批准动用了国家粮食库存，并以“统销粮”的名义发给大家，救活了李家寨的乡亲，自己却被戴上手拷，最终还是因长期饥饿而死于县卫生院的病床上。当然，李铜钟和“涉案”的朱老庆、田振山最终都得到了平反，但是代价是惨痛的。历史需要反思，就像主人公之一田振山在“但是”之后的思考：“还需要制定那样的法律，对于那些吹牛者、迫使他人吹牛者，那些搞高指标、高征购以及用其他手段侵犯农民利益而屡教不改者，也应酌情予以法律制裁。”作者写道，活下来的主人公田振山“辛酸地想，需要这样的法律！”当吉普车爬上走风口，我们的主人公看到山洼里静静的李家寨，和一座坟上庄稼人的供飨和花圈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在心底呼喊：
“记住这历史的一课吧！”
“战胜敌人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战胜自己的谬误也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活着的人们啊，争取用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智慧吧！”
这当然也是发自作家张一弓心底的呼喊。这呼喊发于1979年8月（小说发表于《收获》1980年第1期），距今已四十余年，却仍具有文学的意义，值得我们倾听。
张一弓是一位有思想的当代作家。这种思想如果追其根源，一方面是他的家学渊源，更多的是他个人对现实的深度观察。他曾写道：“作为一个同农民一起试行联产责任制的驻队干部，使我在关注着农民的历史命运、注视着现实农村中各种人物情态的时候，总是摆脱不了历史变革时期的政策对他们的重大影响，排除不了在农村现实变革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政策的因素。文学是人学，要写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生活其中的环境和我的社会实践，总是使我情不自禁地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形式的变更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观察不同人物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的各个不同的表演，他们在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上所产生的深刻而微妙的变化。”
关于人与政策的关系，或者说政策中人的表现和变化，更开阔一点说，是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与人格的关系及变化，作为一个注重于现实生活的作家，是必得通过自己的思索而获得答案的。于此，张一弓的思索并未止步，他借助于文字反躬自问式地进一步求证写作对于他个人的意义与奥秘：“既然历史转折时期的政策如此广泛而深刻地联结着千家万户的命运，如此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状态，既然这些政策是农民为之付出极大历史代价的智慧创造，那么当我试图反映现实农村的这一场深刻变革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对变革时期变革的政策畏而远之，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使文学得到‘净化’而成为不朽呢？图解政策的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但在纠正这一谬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不幸呢？如果我在文学习作的全过程中牢牢记住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那么，当我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碰到了政治的，甚而是政策的因素，是否可以不必避开这些因素，而把这样能否写出大约每一位作者都希望写出的不朽之作的批准权交给历史，而心甘情愿地写一些可能‘速朽’的文字呢？”足见在现实承担与艺术追求之间，张一弓身为一个作家和书记员的矛盾。但是他随即又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看似矛盾的“矛盾”，同样是在《听从时代的召唤》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不要图解政策和任何既定概念，但也不要避开政策对历史、对你所要写的人物命运以及他的形态和心态的重大影响；不要搞实用主义的趋时之作，但也不要拒绝接受不断变动着的时代通过活鲜鲜的人物形象传递给你的生活的指令。”我想，这不仅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张一弓经由思考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视作他的文学所秉承的艺术精神的自白。
从这样的文字中，我们反观其小说中社会政治或现实政策中的人，便不难理解张一弓小说笔下的人物，都带有强烈的社会性。“李铜钟”之外，我们在“张铁匠”身上看到了农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爱情和命运，我们更从“春妞儿”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农民作为主体在一定政策下对于命运的把握与改写。中国农民的命运，的确与历史社会中的政策关系密切，毋庸讳言，张一弓的小说显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更令我感动的还不是他对于社会的感知，而是他小说中对于承载着社会因素的人物——农民的塑造。
从某种意义上说，1979年横空出世的“李铜钟”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新人”，他的“新”在于为民请命，在于独立思考，更在于人民至上、人命关天。“李铜钟”诞生于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人物画廊中，其意义不止在于一个文学中的“新人”的出现，而是这个“新人”身上显现出的人性的思想的光辉，这一光辉正是在新时期文学之前的十年文学中已经被人们遗忘和忽视了的。从这个意义上，我更赞赏《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中的“春妞儿”，这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新人”，她的“新”在于，作为一个农村女孩，爱情因地位和身份而受挫，但她不曾气馁，而是苦学开车，成为拉货司机中的佼佼者，以自食其力的本领和淳朴宽厚的人格赢得了新的爱情。这个乡村女性形象，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如何深入山村的一个角落，如何改写了一个山村女孩的命运。
而关于这一切的认识，是由一位作家带给我们的。是他的记录，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时代与时代中人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对一位作家在时代中的作为有所认知。
我想，这种认知并不复杂。它是真理，也是常识。一个作家之于他那个时代要做的，不外乎两个字——诚实，诚实地记录，诚实地思考，并将这种诚实传递出去。
这一常识，如果用张一弓本人的表述，就是：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总是让人们看到现实生活中两种‘现实’的存在：一种也许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环境中占据优势的黑暗势力，但它在总的趋势上却在消亡着，正在失去它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与之矛盾冲突着的对立面——也许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的环境中居于劣势的进步力量，却在斗争中成长着，正在愈来愈惹人注目地表现着它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某哲学基础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应当能够对这两种‘现实’做出符合它们本来面目的反映，从而使我们既能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而又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划清界限，既吸收浪漫主义文学的强烈的理想光芒而又把理想的光芒置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
这段写于1983年2月27日的文字，在今天看来仍具意义。于此，我们不仅需要感谢作为“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的小说家张一弓，同时也要感谢伟大的辩证法，和笃信并传达它的伟大的文学。
2020年2月7日于北京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一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的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作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作出平反决定以后还有一些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穡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着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急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
二 春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1960年春天。
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旮旯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呀!嗳嗳嗳嗳……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挎要饭篮，嗳嗳嗳嗳……”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书。这个百里挑一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像能掐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睛里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1958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此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公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像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剜出来的小眼睛总是眯细着、眨动着，闪烁着诡秘的光，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在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分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勾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群”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千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指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擦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彩。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耍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但是，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得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旱”，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正是因为这个“不变”的缘故，在十里铺公社应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李铜钟不得不跛着腿，一趟接一趟地往公社跑着，向杨文秀汇报着使共产主义变得十分渺茫的春荒问题了。
每去公社一次，对李铜钟的忍耐力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第一次，是李家寨社员一天还能吃到“四大两”的时候，也是杨文秀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的时候。
“李铜钟同志，”杨文秀的声音是严厉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叫喊粮食问题吗?”
“知道。”
“哪些人?”
“贫下中农。”
“你说啥?”杨文秀困窘地把烟卷举在空中，怔住了，但很快又在空中画一个圈儿，说：“新中农吧，是新的上中农嘛，同志，你的屁股不要再坐到富裕中农的板凳上了。”
没等李铜钟回话，“带头书记”已经迈着跃进式的步伐，冲出了小会议室。
第二次，是李家寨眼看就要断粮的时候，也是杨文秀穡眼看见李家寨的榆树皮已被剥光的时候。
“李家寨的口粮是有点紧张。”杨文秀避开了李铜钟的黑沉沉的眼睛。“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啊，反两眼向上的伸手派啊，不是我不愿向县里要粮食，就怕那顶右倾帽子不好戴啊!”
“你把帽子给我。”李铜钟沉声说，“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不要意气用事嘛，同志。”杨文秀踱着步子，说，“口粮不足，不光你一个李家寨嘛。听说地委正开保人保畜会，咱县田书记去了。等他回来，听听精神再说。你们食堂菜地种得不赖，再顶一阵子嘛。”
李铜钟，你有多么坚韧的忍耐力啊。但是，历史证明，肚子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在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以后，食堂门口传来了社员们的哭声。虽然三天前李铜钟就托人给县委书记田振山送去了一封“告急信”，并按照李家寨坐头把交椅的文化人、会计崔文的建议，在信上画了三个像炸弹一样的“!”，但还没有收到回音。李铜钟只好再一次用他的假腿，“砰通、砰通”地敲打着公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了。
“铜钟，不用说了。”杨文秀推着自行车往门外走着，“田书记回来了，县委通知开会，专门研究社员生活，你回去等着吧。”
“可眼下……”
杨文秀已经蹬上自行车，一阵风似地走了，但他回过头来喊叫：“萝卜。”
李铜钟回来了。路过好汉坡时，他觉得头晕，脚不把滑，一下子栽倒在路沟里。他一动一动地躺在积雪上，没有力量爬起来。他很想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不再起来了。但他想起还有几百口人在等着他，想起县委在开会，说不定田书记已经收到了那封告急信。于是，他吞了几口雪，挣扎着爬了起来。当他走到寨门外时，已经挺直了腰杆，对守在寨门洞里等他归来的干部们说：“宰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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