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赋能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2035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是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上海作出的重要指示；2020年5月1日起，《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正式实施。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高等教育赋能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研究视角独特：聚焦上海，提出高等教育如何服务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独特案例，阐述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全面、深入和无所不在的正面影响以及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政策建议。
《高等教育赋能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研究意义重大：至2019年，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已走过五年，在五年卓越探索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实现科创中心发展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动力转换，实现在创新策源能力、动力和活力上质的跃升？这一问题亟待破解。对此，以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为牵引，研究高等教育如何“赋能”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我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意义重大而深远。

“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是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上海作出的重要指示。本书对高等教育如何赋能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一独特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
《高等教育赋能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包括绪论和七个章节，绪论部分概述了有关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概念和相互关系问题，*章论述了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二章介绍了国外高等教育服务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经验，第三至第五章分析了上海高校在创新策源能力、人才培养及学科发展等方面如何更好地服务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六章阐述了大学科技园区与科创中心功能承载区的融合发展问题，第七章探讨了长三角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如何赋能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朱军文  管理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国际战略与海归人才发展跨学科青年创新团队负责人。研究方向为高校创新能力与政策、人才政策与海归人才发展、科学计量与科研评价等。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多项成果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奖励。

余新丽  管理学博士，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副处长，上海高校智库“高校学科发展与评估中心”首席专家、主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从事学科研究、院校研究、战略管理研究，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和教育部等各类项目30多项，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

杨颉  教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中国教育智库联盟高校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院校研究、大学战略管理、高等教育评价、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专项等各类研究课题40余项，发表论文50余篇。

绪论
  第一章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高等教育的使命 
第一节  高等教育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 
第二节  高等教育与国家综合竞争力消长 
第三节  高等教育与经济新城转型升级 
第四节  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与上海高等教育 
  第二章  国外高等教育如何服务全球科创中心 
第一节  高等教育是全球科创中心原始创新的源头 
第二节  高等教育是全球科创中心人才蓄水池 
第三节  高等教育是全球科创中心产业创新策源地 
第四节  对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启示 
  第三章  高水平大学如何强化科创中心的创新策源能力 
第一节  上海高校创新策源能力的总体状况与分布 
第二节  上海高校的创新策源平台及其组织模式 
第三节  制约上海高校创新策源能力的主要问题 
第四节  强化高水平大学创新策源能力的政策建议 
  第四章  上海高校人才培养如何更好服务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第一节  上海高校的人才培养与人才输送
第二节  上海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 
第三节  上海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 参与科研项目的视角 
第四节  高校人才培养服务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第五章  上海高校学科发展如何对接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第一节  上海学科布局情况 
第二节  上海高校学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分析 
第三节  上海高校学科的国际地位 
第四节  上海学科发展情况与服务科创中心建设展望 
  第六章  大学科技园区与科创中心功能承载区如何融合发展 
第一节  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从校办产业到大学科技园区建设 
第二节  上海高校大学科技园区发展的瓶颈 
第三节  科创中心功能承载区是大学科技园区发展的新机遇 
第四节  加快“两区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七章  长三角高等教育如何协同赋能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第一节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第二节  长三角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协同与创新动力 
第四节  国际高等教育赋能区域发展的经验 
第五节  长三角高等教育协同赋能科创中心建设的未来方向 
  参考文献 
  后记

绪  论
    “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是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上海作出的重要指示。2015年5月，上海市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下称《意见》），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落实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部署。《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到2030年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如今，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已走过五年。从概念到方案，从理念到政策，从蓝图到行动，上海持续深入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建设。从2019年5月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五年成绩发布会上的信息看，这五年上海搭框架、打基础，科创中心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重大成果不断涌现。接下来的5—10年，在顶层设计框架基本形成后，如何从根本上建立全球科创中心“自下而上”的自发展、自循环机制，在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策源能力上实现质的跃升？这一问题亟待破解。为此，必须先回答，国家层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层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基于建设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基本概念和相互关系问题。理清楚了这些概念和问题，知道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才能找到清晰的路径，采取更有力的政策举措。
    一、 国家层面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国家层面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在早期阶段与世界科学中心的称谓基本一致。人们往往更习惯用世界科学中心来说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角色。关于国家层面的世界科学中心，最早由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J.D. Bernal）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他在揭示世界范围内科学进步存在不均衡增长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活动中心的思想，将其贯穿在全书的篇章中进行了阐述。他绘制了一张形象的科学技术史图，描绘了自人类诞生以来世界科学中心随时间推进在全球各国家、地区和城市转移扩散的迁移历程。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受贝尔纳启发，用定量的方法，基于科学史年表的科学成果指标，对世界科学中心进行了创造性的定量刻画。他经过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科学成果数占世界科学成果总数的25%及以上的时期，就称为该国的科学兴隆期；处于科学兴隆期的国家，就是世界科学中心。汤浅光朝以这一界定为指标，统计发现自文艺复兴之后，世界科学中心经历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转移轨迹，每个国家的科学兴隆期平均约为80年。当然，现在的美国，其科学兴隆期已经被拉长，打破了之前的80年规律。
    关于国家层面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界定被广泛接受。后续众多学者以此为标准，通过找寻不同的科技编年史料，分析科学发展的历史及其在国与国之间的变迁过程。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世界科学发展的走向，已经出现国家层面世界科学中心从单核转向多核的趋势，呈现多个世界科学中心并存，或一个主中心与多个辅中心并存的状态。
    以国家层面的世界科学中心视角来看，无论是意大利还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在其站到世界科学中心前沿，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过程中，都具有在科学上出现颠覆性创新的现象存在。在界定世界科学中心的过程中，虽然是以一国科学成果占世界成果总数25%这个数量指标来衡量，但是能引起一国科学研究重大成果井喷式增长的，需要有对制约科学发展的基础性瓶颈的重大突破。一个新领域的诞生，往往才会引致随后的科学的繁荣。意大利成为科学中心的时代，其标志性突破在于力学、解剖学和天文学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并据此颠覆了此前有关人体和宇宙中心说的权威；第二个时期，则以从培根、笛卡尔到牛顿等为代表，形成了一种新的数学—力学的世界模型，确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科学方法。
    从国家层面看，成为世界科学中心需要颠覆性的重大科学突破，并引致随后的科学的井喷式发展。一个国家如何在科技创新上实现重大突破，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保有优势地位，这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议题。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是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英国学者弗里曼（C. Freeman）根据日本的产业发展经验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理念，强调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有效干预是提升一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弗里曼将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分为4个方面，即政府管理、企业研发、教育和培训、产业结构。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持下，建设创新型国家，通过科技要素驱动而不是传统的资源驱动，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和协调发展，这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一般认为，创新型国家应至少具备以下4个基本特征： 创新投入高，国家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70％以上；自主创新能力强，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创新产出高。从国家层面看，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一定是创新型国家；而创新型国家，其科学技术的水平一定也是高的。
    二、 城市层面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关于城市层面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相关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硅谷和波士顿、德国慕尼黑、日本筑波及印度班加罗尔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中心或新兴产业中心异军突起，学者们对科技活动的空间异质性问题的关注开始逐步从国家层面下移到次国家的区域或城市层面。
美国《在线》杂志在2000年最早提出“全球技术创新中心”概念，并通过高校与研究机构培训熟练技术人员或科技创新能力、大企业和跨国公司、人们的创业积极性、获取风险资本情况等四个指标评选了硅谷、波士顿等46个城市层面的全球技术创新中心。但目前，国际上尚无完全统一、广为接受的关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评价体系。比较权威且连续发布的三大指标体系包括：美国普华永道的“机遇之都”评价，其关于“创新机遇”的指标侧重于城市的创新投资环境；日本森纪念财团城市战略研究所开展的全球实力城市评价，其“城市研发”指标侧重于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澳大利亚咨询机构2thinknow的“创新城市”评价，其指标侧重于城市文化创意能力。从上述机构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进行评价的指标看，侧重各有不同，差异较大。从排名结果一致性看，美国《在线》杂志和澳大利亚2thinknow两个机构关于世界排名前46名的科技创新城市名单中，约有50%是不重复的，结果的差异性也较大。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与国家层面的世界科学中心及其转移路径得到学界较为一致认可有所不同，从机构对城市层面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评价操作中，尚无统一的、广为接受的权威声音。评价指标不同，结果也不同，除少数排名靠前的毫无争议的代表性城市如硅谷外，对于其他一些城市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重要性及其代表性，尚无一致判断。
    上海提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战略目标后，在上海和国内迅速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华东师范大学杜德斌教授率先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指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广大，从而在全球价值网络中发挥显著增值功能并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区。上海交通大学骆建文教授等认为，科技创新中心是指具有密集的科技创新资源、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发达的创新文化、浓郁的创新氛围、较强的科技辐射与带动城市群发展的中心城市,并扮演了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源地和产生中心的角色。王德禄认为，科技创新中心是由科学中心演变而来的，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科技创新中心是经济中心，而不是技术中心。肖林认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不是狭义的知识中心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而是科技、经济、文化高度融合，创新、创意、创业相互交织的综合性创新中心。从上述几种代表性观点中不难看出，关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理解，一方面凸显了其在科技资源运用上的相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突出了其在产业形态上的引领地位；此外，也强调了城市综合实力和整体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我们也看到，与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对“世界科学中心”创造性的定量刻画不同，理论专家和智库机构均未能提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刻画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定量维度。这既使得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表述多样化了，也使得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目标变得模糊。如果停留于此，则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与早先提出的区域创新体系，并未有实质性突破。
    在弗里曼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后，库克（P. Cooke）把国家创新体系概念衍生到一般的区域创新体系，并提出区域创新体系是由地理区位上相互分工且相互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等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三螺旋理论则在此基础上，引入政府的角色，从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螺旋互动关系出发，研究创新发展的动力和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将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高校、企业、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统一起来，使知识、生产和行政三个领域动力合一。据此可以理解，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城市发展目标，而支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目标的应是高水平的、充满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以及大学、企业和政府在知识、生产和行政服务三个方向上的协同合力。
    如果将国家层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与城市层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进行简单比较，可以看到： 其一，与国家层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较长历史跨度的分析和研究不同，城市层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还属于较短时间跨度的分析；其二，和国与国之间科技创新中心的替代关系不同，城市层面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并无相互直接替代的转移研究，或者说单从城市层面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间的竞争性较弱；其三，城市层面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存在多中心并存的状况；其四，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城市层面，无论是在国家创新体系还是在区域创新体系中，高等教育都是极为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三、 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牵引下的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改革开放以来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1995年，国家在“九五”计划中就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大力推进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余年来，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任务尚未从根本上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转型工作高度重视，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过全面系统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强化创新驱动。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表明其强大。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在其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曾指出，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为要素、效率和创新。根据对不同因素的倚重度不同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factordriven）、效率驱动阶段（efficiencydriven）和创新驱动阶段（innovationdriven）。随着经济发展平稳地转入下一个阶段，每个子指标所占的权重也会相应地平稳调整。WEF还认为各因素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大小与该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因此可以根据人均GDP来判断该国（地区）处于哪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或过渡期。根据该分类方法，创新型国家（地区）中除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位于效率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过渡的阶段外，其他国家（地区）均已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即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加快实现创新驱动，从总体上看是要实现三个方面的历史性转变。一是在科技创新水平方面，推动我国实现从跟踪为主到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历史性转变；二是在创新战略导向方面，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现从“面向、依靠、服务”到“融合、支撑、引领”的历史性转变；三是在全球创新竞争格局方面，推动我国实现从被动跟随到主动挺进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历史性转变，则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就可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
    实现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过程，也是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过程，成为国家层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按照传统的区分方式，成为国家层面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该国重大科技成果占世界重大科技成果总数的25%及以上。如何达到？如何实现？显然，拥有多个城市层面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或世界科学中心的必要条件，也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
    在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牵引下，研究和分析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则对其任务和路径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上海市发展动力转型的需要，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需要。加强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际上是要打造我国经济发展创新动力的一个策源地，是要解决制约创新瓶颈的基础科学问题和具有颠覆性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是要实现能够引起科技创新井喷式增长的核心科学突破，从而带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源头创新。因此，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该更侧重基础研究，更需要高等教育的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