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25605
1.作者暨南大学刘永年教授历数年发掘研析相关档案史料，对古代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交往揭示，真实反映历史上那些或奇异或鲜为人知的有趣故事。
2.视角多元独特，从“漂流人”“八学士”“薙发易服”等群体或事件了解中国与东亚诸国的交际往来。
3.十九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带您深度发现不甚了解的古代中国与东亚各国交流往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作铺垫。
本书在作者近年研究成果中选取了19篇学术论文，以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对外交往为主题，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群、族群在东亚陆海之间的迁徙或往来；二是以民间和地方视角为主的文化交流及相互文化关系的演化；三是对域外汉籍重要文献及其相关问题的梳理和研究。
一、人群族群与陆海交往
唐代漂流人与东亚海域
耽罗·漂流人·东亚海域交往
宋元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
——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
唐“八学士”东迁朝鲜半岛问题考述
《竹谏先生文集》与北宋“八学士”东迁
朝鲜半岛康、安诸姓群体初探
壬辰倭乱时期援朝明军兵力考
1603年朝鲜汉城明军逃兵之乱
- 文化交流与文化关系
“大明红”考
鲁认旅明文献与地方和民间视域下的中朝文化交流
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
——以庚寅朝鲜通信日本为例
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
——以安南使人对“薙发易服”的态度为视角
漂流人在中外交往中的能动作用
——以5至14世纪漂流人文献为基础
从地域分布变化看九姓胡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
从韩国文集中的家训文献看朝鲜半岛家庭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 域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一座东海文献宝藏
——《韩国历代文集丛书》学术价值初探
《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的壬辰战争史料
韩国古代文献在中国的流传和利用
文本与历史之间：韩国文献“中国学士东迁”记载乱象阐述
序言
首先说明，这个“东亚世界”不是简单的现代地理区划，而是相对复杂的历史文化概念。它包括了在历史上密切交往甚至文化上结为一体的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包括了亚欧大陆东部和东海、南海等海域的半岛和岛屿。
在世界史领域，东亚史或东方学从未成为其研究体系中的重点部分，但在中外关系史和中国史领域，东亚世界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考察对象。
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关系，其密切程度众所周知。中国位居东亚地区，而东亚世界就是中国最基本的生存和交往空间。可以说，中外关系史首先是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和关系史。因为在数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首先影响到东亚世界。汉字、儒学、中国化佛教以及中国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礼仪习俗等等，作为中华文化的因子充斥于这个世界。与此同时，这个世界的重大变动无不与中国息息相关，甚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文化发展。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络将中国与东亚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不可分割。进一步讲，东亚世界是中国崛起的强大柱础，在汉唐等诸多历史阶段中国正是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将其光辉照耀到西方世界，成为全球向往的礼仪之邦和文化中心。
在考量东亚世界与中国关系的过程中，笔者主要关注了以下三类选题：
一是以相近文化背景或类似生活境遇为特征的人群、族群在区域间的迁徙、流动和交往。传统中外关系史研究往往着眼于国家之间的交往，像使节往来、朝贡制度等话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不过如果撤除政权的藩篱来观察东亚世界，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大陆与周边群岛、半岛、草原之间往来着很多人类群体。像海上失事的各地漂流人、从事跨海贸易的中外商人、冠以学士美名的移民家族、远途数次迁徙的九姓杂胡，以及战争中征调出境或流落异域的军人，其活动所包含的中外关系要素更加丰富多彩。
二是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及其文化关系的性质、特征和演变。笔者重视这类选题有两大理由。一个是在中外关系发展史上文化关系重于政治关系。因为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关系往往由于各种偶然因素而时好时坏，交往活动也易中断，前后缺乏继承和发展。文化关系则不同，从最初我们对周边民族雕题纹身充满神秘和陌生，到后来借助文字、宗教、制度、礼俗等各种渠道逐渐熟悉，再后则在文化要素上融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文化交流的积累性和文化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特征显而易见。另一个是文化交流和关系的结构、层面极其丰富。在中韩日越之间，各种类型的文化交流、文化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联系几乎无处不在，挖掘起来也无穷无尽，不时生成有趣话题和重要发现。
三是域外汉文文献的情况。出于传统研史的习惯，笔者把史料视作最为重要的研究基础。尽管已不局限于乾嘉学派时代的史事考证，但在探讨问题过程中仍要遵守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纪律。同时我从唐史和西域问题转至东亚海域交往，也是以接触到重要的韩、日汉文文献为契机的。由于经常浏览韩、日古代史籍、文集以及档案文书等诸多类型的汉文典籍，我也随笔记录了梳理史料过程中的某些感受和认识。
基于较多接触韩国古代汉文典籍的缘故，我在这三类选题的探讨中多以中韩关系为切入点或主要考察对象。如此说来，这也是中韩关系史问题的研究。不过笔者既重视对中韩关系史具体问题的透彻剖析，亦留心关照微观事物与宏观世界、局部问题与整体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立足东亚世界的视野，甚或归结到对东亚世界的认识。说白了，这是东亚世界视野下的中韩关系研究，或者是以中韩关系史为基点的东亚世界研究。
笔者为此所辑录的这19篇短文，并非全是我个人的劳动成果。为了有效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我时常带动研究生们参与某些论题的探讨环节，教其如何了解学术动态、搜集文献史料和分析具体问题。在此过程中，李薇、解祥伟、刘家兴等学生进步突出，在某些篇章也或多或少融进了他们的精力和心血。同时在海外发表的几篇论文，多蒙韩国培才大学赵殷尚教授、澳门大学杨兆贵教授的鼎力相助，在联系学刊、修改论文等环节他们付出了辛苦劳动。
最后需要解释的是，这本小书其实是个不够硬实的“早产儿”。我将关注重点转入东亚海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学习经验不足，认识亦尚浅薄，一些论题仍在探索之中。然而为了应付出版环节的某些曲折和偶然急需，我一时手足无措而贸然推出。编辑书稿过程中，内心不无忐忑和惭愧。不过反过来考虑，这“早产”表现出来的缺陷也许会得到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的更多悉心指正，从而对我研究推动更大。想此我也就坦然了。另外，书中所辑录论文大多已曾发表，只是所涉及的国内外学刊比较散见，成书时也做了不少修改，故此不再一一说明。
真诚希望听到各位专家和读者的批评。
刘永连于暨大南湖
2018年6月13日
唐代漂流人与东亚海域
漂流人即因风浪在海上失事漂流的难民，是从事海洋活动的特殊群体，其史料零散记载于各类史籍杂著。目前学界对明清时期朝鲜、日本漂流人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较多，而对此前和中国的漂流人缺乏关注。唐代漂流人故事在《太平广记》中比较突出，它们至少反映了以下问题：唐人对东亚海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认识；唐朝与新罗、日本等国之间的往来和交通状况，当时不仅登州在中外交通中位置尤为突出，而且青州、海州等地也是沟通唐与东海各国的重要据点。透过这些分析，可以得知唐代中国与东亚海域各国之间的交通和交往有了较大的发展。
漂流人是活动于海上的一种特殊群体，他们因在海上失事漂流而形成。在早期海洋史研究中，他们久被忽视。不过，关于其活动的文献史料充斥于古代中外许多典籍，研究这一群体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海洋文明史发展的丰富细节。
一、漂流人研究及唐代相关文献
大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率先关注到漂流人问题。1982年，村井章介《中世国家意识与国家》（《历史学研究》特集）就涉及到漂流民史料和问题。稍后，荒野泰典《近世日本的漂流民送还体制与东亚》（《历史评论》，1983年，第400页），岸浩《关于漂至长门北浦的朝鲜船之记录》（《山口县地方史研究》第6辑，1983年，第53页）、《围绕长门沿岸朝鲜漂流民送还等问题的探讨》（《朝鲜学报》，1986年，第119-120页）、《漂流至长门北浦朝鲜人的送还问题》（《山口县地方史研究》第19辑，1985年，第54页），高桥公明《朝鲜外交秩序与东亚海域交流》（《历史学研究》1987年增刊，第573页）、《中世东亚海域居民及其相互交流——以济州岛为中心》（《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部分，1987年，第33页）等，多篇论文就漂流民送还及对国家关系的影响诸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更多学者关注漂流人问题，出现关周一《15世纪朝鲜漂流民送还体制的形成》（《历史学研究》，1991年，第617页）、木部和昭《从朝鲜漂流民的救助看日朝两国的接触》（《史境》，1993年，第26页）、池内敏《近世朝鲜人漂流民之相关记录》（《历史评论》，1993年，第516页）及《天明四年长州恶党漂民一件》（《日本历史》，1993年，第545页）、《漂至鸟取藩领的朝鲜人》）（鸟取大学教养部编《历史与社会论丛》，1994年）、松浦章《明代朝鲜船漂到中国之事件》（《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众多短篇论文，而且出现池内敏《近世日本与朝鲜漂流民》（《近世日本与朝鲜漂流民》）（临川书店，1998年）、松浦章《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着船》（乐学书局，2002年）等一些论著。不久，韩、中等国学者也相继关注这一领域。韩国学者如李薰在朝鲜后期漂流民问题处理对韩日关系的影响这一层面作了一系列探讨，发表了多篇学术成果；郑成一对日韩漂流民越境情况及对两国社会制度、政治关系的影响有多篇论述；关德基、金强一等也有相关研究。中国学者如孟晓旭、王天泉、王晓秋、修斌、朱海燕等多人对漂流民都有涉猎。日本学者中松浦章在东亚海域史视域下对漂流人问题尤有广泛研究。
考查前人成果可见，除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对漂流民研究各有视角和侧重。如在文献上各以本国史料为基础，在研究内容上也各从本国对外关系出发外。其共同特点是将问题集中在近世数百年间，分别关注中国之清代、日本之江户时代、朝鲜王朝之后期。这样，此前漫长历史时期内的漂流人问题极少有人涉猎，对中古时期东亚海域漂流人的活动更是无人问津。而在历史意义上，早期漂流人活动对人们在广阔海洋自然和人文上认知之发展、在海上交通之开拓和创新等，恐怕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早期漂流人活动学术价值亦绝对不可小觑。
唐代是东亚海域交通和各国往来活动都有了突出发展的时代，关于其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特别是由于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关注，针对东亚海域交通的研究较为细致。不过，漂流人问题及其文献皆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关于唐代漂流人史料，我们可见之于正史、野史、方志、笔记小说乃至诗词等许多类型的文献。除了传记、杂著中《唐大和上东征传》算是比较详细记述漂流经历的文献外，笔记小说相关内容尤其丰富。仅就《太平广记》所辑录资料看，其中记述漂流人活动的史料就至少有数十则。这批资料包含了关于东亚海域自然和人文诸多方面的信息，可使我们以另外视角看待漂流人问题。在以上基础上，本文以《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记》）所辑相关资料为基础，辅以《唐大和上东征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文献，尝试对唐代中国对东亚海域自然、人文的认知以及对海上交通等状况的反映作一探讨。
……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