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名著讲读系列：史记讲读

“司马氏世司典籍，共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无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惟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宋）郑樵《通志•总叙》

《史记》，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一句高度评价了《史记》的史学价值，后一句则高度评价了《史记》的文学价值，这是对《史记》相当公允的定位。

司马迁在《史记》中注入真挚浓郁的情感，或渲染出强烈的悲剧氛围，或感慨世态炎凉，或“废书而叹”，或拍案而起，或对人物寄予深切同情……引人思考社会的不公、人物自身的失误甚至人生、命运、人道这样的大命题。“文以情动人”，司马迁的此种写作态度使本来是史书的《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史记讲读》以中华书局三家注本《史记》为底本，精选其中十二个篇章加以详注，帮助读者进行原典阅读。“题解”部分概括介绍这十二个篇章的主要内容，篇章后有“文化拓展”、“文学链接”、“集评”、“思考与讨论”四个部分，将《史记》的多个篇章对照综合、融会贯通，并联系其他著作、言论等概括出一定的专题，把读原典与系统化、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

王冉冉，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是明清小说。主讲的“史记讲读”2006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2010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2011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出版有《中国古代文学学史》（小说卷）、《江南女性作家别集》、《唐宋散文》等论著。其中参与古籍整理并担任分册主编的《江南女性别集》获第26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

序  王元化 
史记概述 
秦本纪 
项羽本纪 
吕太后本纪  
孝文本纪 
表序 
三代世表第一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六国年表第三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平准书 
齐太公世家 
孔子世家 
陈丞相世家 
苏秦列传 
匈奴列传 
循吏列传 
儒林列传 
游侠列传

司马迁写作《史记》不仅有着史学方面的种种追求，在文学尚未自觉的西汉时期，他还有着“重文”的倾向。如果问同学们，在《史记》中写得最长的一篇传记是什么，大家恐怕不会想到，在《史记》中写得最长的一篇传记并不是帝王将相的生平事迹，而是《司马相如列传》。这一传记之所以如此之长，一方面是司马迁把浓笔重彩集中于一介文人，把与“天下存亡”无甚干系的文人的浪漫爱情以及“口吃”、“病渴”、“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等生活琐事津津乐道于正史之中。其中还渲染了地方官员对这个文人的礼敬：“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另外一方面，此文收录了司马相如的大量文章如《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谏猎疏》、《哀二世赋》、《难蜀父老》、《大人赋》、《封禅书》等，以至于后人有这样的说法：“太史公序次相如，特爱其文赋而已”，“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载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以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这些都是看到了司马迁在写史时的“重文”倾向。而且，有时候，司马迁还有着“因文而立传”的情形。以《邹阳列传》为例，此传叙邹阳之事迹相当简单，不过是说邹阳游于梁孝王门下，为人所妒，这些人进谗言于梁孝王，孝王怒而将邹阳收监，邹阳于狱中上书，感动了孝王，孝王待其为上客。全文共1700余字，邹阳狱中所上书就有1600字左右，占全文的94%。很明显，与其说司马迁是在为邹阳立传，不如说是因为他觉得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是绝妙好辞，如此文章若不能流传后世颇为可惜，所以他立有邹阳一传来在史书中保存这篇文章，此种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因文而立传”。无论是浓笔重彩地入文人于正史，还是“因文而立传”，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文学尚未自觉的西汉，文人自认是“主上所蓄弄”、被“俳优视之”，文学被看作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司马迁却已经有着“重文”的倾向，他写作《史记》不仅有着史学方面的追求，而且，还把文学手法运用于史著之中，使其作品有着很强的文学性与很高的文学价值。
    这一点其实在距他年代不算久远的班固那里就已经被注意到了，班固在《汉书》当中一方面称许司马迁为“良史”，另一方面又说武帝时“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把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并列，承认并高度赞扬了司马迁的文学才能。唐宋以降，《史记》更是被古文家们奉为文章的楷模。尤其是在明代，从文学角度对《史记》进行评点者比比皆是： 前后七子标举“文必秦汉”时常常举《史记》为例，把《史记》视为秦汉之“文”（而不是史书）的代表，其中王世贞还在《艺苑卮言》卷三中把《史记》称为“圣于文者”；“唐宋派”归有光对《史记》的五色圈点是从文学角度点评史书的名作，“唐宋派”另外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唐顺之、茅坤亦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史记钞》，也是以“文”本位对史书进行点评。这时还出现了《史记》的许多“评林”本，如凌稚隆之《史记评林》，焦竑选辑、李廷机注、李光缙汇评的《史记萃宝评林》，陈仁锡的《史记评林》，朱东观的《史记集评》等。这些“评林”本荟萃了不同时代对《史记》的点评，其中有很多明人点评，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明人多从文学角度对《史记》加以评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们大谈“义法”、“文法”、“笔法”时还是离不开《史记》，《史记》又成了桐城派的古文范本。
    不仅仅在古文领域，《史记》作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之作还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清代学者赵翼云：“古书凡纪事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综观二十四史，《史记》“五体”（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的名目颇有变更或未必全部具有，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新五代史》改“书”为“考”，《晋书》新增“载记”，《后汉书》、《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皆无“表”、“志”、“世家”……尽管有着这些变迁，“专记一人为一传”的纪传体体例则是为二十四史无一例外所沿袭的。不仅仅在史学界，在小说的领域，唐传奇融“史笔”、“诗才”、“议论”为一体，其“史笔”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专记一人为一传”的摹仿与借鉴。
    唐代单篇传奇文以“传”名篇者很多，有《补江总白猿传》、《柳氏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冯燕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上清传》、《杨倡传》、《莺莺传》等。唐人小说集中的作品原来并无标题，可是，体例上基本上也都是“专记一人为一传”。
    纪传体体例对明清小说亦影响甚大：小说作者常常把自已的作品视为人物之传（或单传或列传，视具体情形而定。一般而言，长、中篇小说多列传，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以一人之传作为结构全篇的主要方式），如《水浒传》的原名为《江湖豪客传》，《儒林外史》是为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立传，其中为了寄托自己“礼乐兵农”的政治理想还为萧云仙立了传，为表明“礼失而求诸野”的感叹而为沉琼枝、鲍文卿、市井四大奇人立传。正是因为吴敬梓把自已的作品视为人物之列传，他才常常以“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的方式结构全篇，以至于有“虽云长篇，颇类短制”之讥，这种情形在明清小说中还可以找出很多；又如《平山冷燕》的结尾处写道：“至今京城中俱盛传平、山、冷、燕为四才子。闲窗阅史，不胜忻慕，而为之立传云”，这种以人物之传作为小说题目的情形在明清长、中篇小说中甚为普遍，如《金瓶梅》、《三妙传》、《痴婆子传》、《玉娇梨》、《好逑传》、《女才子书》、《古今烈女传演义》、《英云梦传》、《女仙外史》、《飞龙全传》、《雪月梅》、《儿女英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