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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装: 平脊精装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30507525丛书名: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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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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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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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张懋镕（i）
青铜簋：仿陶青铜器器类演进的典型代表（代序） 张懋镕（iii）
**章 绪论 （1）
**节 青铜簋研究简史 （1）
第二节 青铜簋研究理论与方法 （14）
第二章 青铜簋的起源、名称及功用 （17）
**节 青铜簋的起源 （17）
第二节 青铜簋的定名 （26）
第三节 文献中的青铜簋 （31）
第四节 青铜簋的功用 （36）
第三章 青铜簋型式分析 （40）
**节 分类的依据与方法 （40）
第二节 甲类圈足簋的型式 （43）
第三节 乙类方座簋的型式 （72）
第四节 丙类附足簋的型式 （79）
第四章 青铜簋分期与年代推定 （93）
**节 分期与年代推定的依据与方法 （93）
第二节 各期铜簋的年代与特点 （94）
第五章 青铜簋区域研究 （121）
**节 中原及山东地区青铜簋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121）
第二节 北方地区青铜簋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129）
第三节 汉水流域青铜簋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131）
第四节 东南地区青铜簋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133）
第五节 青铜簋区域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139）
第六章 青铜簋谱系研究 （141）
**节 甲类圈足簋研究 （141）
第二节 乙类方座簋研究 （144）
第三节 丙类附足簋研究 （155）
第四节 明器簋研究 （162）
第七章 青铜簋器用制度 （165）
**节 商代墓葬所反映的用簋情况 （165）
第二节 西周早期墓葬所反映的用簋情况 （172）
第三节 西周中期以后墓葬所反映的用簋情况 （179）
第四节 青铜簋器用制度的讨论 （183）
第八章 青铜簋环耳的艺术观察 （187）
**节 垂珥的定名与研究 （187）
第二节 商代青铜簋环耳的出现与发展 （188）
第三节 西周早期青铜簋环耳的变化与发展 （193）
第四节 西周中期青铜簋环耳的变化与发展 （202）
第五节 西周晚期以后青铜簋环耳的变化与发展 （205）
第九章 青铜簋纹饰研究 （210）
**节 青铜簋装饰综述 （210）
第二节 盂形簋与尖刺乳钉纹 （219）
第三节 罐形簋与瓦楞纹 （220）
第四节 豆形簋与涡纹间短夔纹 （223）
第十章 特殊形制青铜簋研究之一：方簋 （227）
**节 出土或传世的方簋 （227）
第二节 方簋的型式与风格分析 （231）
第三节 方簋与其他器类的关系 （238）
第四节 方簋的起源与发展 （243）
第十一章 特殊形制青铜簋研究之二：异形簋 （246）
**节 马簋非簋 （246）
第二节 鲁侯尊还是鲁侯簋 （252）
第三节 罕见的改制铜簋 （258）
第四节 真假贤簋 （264）
第十二章 结语 （268）
附表 （273）
附表1 青铜簋铭文考释及相关研究论文简目 （273）
附表2 甲类圈足簋统计表 （286）
附表3 乙类方座簋统计表 （444）
附表4 丙类附足簋统计表 （478）
附表5 青铜簋盖或残片统计表 （557）
附表6 无图或图片不清晰的簋 （563）
附表7 青铜明器簋统计表 （609）
附表8 文中所引书目及其简称表 （611）
参考书目 （612）
致谢 （636）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张懋镕（i）
青铜簋：仿陶青铜器器类演进的典型代表（代序） 张懋镕（iii）
**章 绪论 （1）
**节 青铜簋研究简史 （1）
第二节 青铜簋研究理论与方法 （14）
第二章 青铜簋的起源、名称及功用 （17）
**节 青铜簋的起源 （17）
第二节 青铜簋的定名 （26）
第三节 文献中的青铜簋 （31）
第四节 青铜簋的功用 （36）
第三章 青铜簋型式分析 （40）
**节 分类的依据与方法 （40）
第二节 甲类圈足簋的型式 （43）
第三节 乙类方座簋的型式 （72）
第四节 丙类附足簋的型式 （79）
第四章 青铜簋分期与年代推定 （93）
**节 分期与年代推定的依据与方法 （93）
第二节 各期铜簋的年代与特点 （94）
第五章 青铜簋区域研究 （121）
**节 中原及山东地区青铜簋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121）
第二节 北方地区青铜簋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129）
第三节 汉水流域青铜簋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131）
第四节 东南地区青铜簋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133）
第五节 青铜簋区域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139）
第六章 青铜簋谱系研究 （141）
**节 甲类圈足簋研究 （141）
第二节 乙类方座簋研究 （144）
第三节 丙类附足簋研究 （155）
第四节 明器簋研究 （162）
第七章 青铜簋器用制度 （165）
**节 商代墓葬所反映的用簋情况 （165）
第二节 西周早期墓葬所反映的用簋情况 （172）
第三节 西周中期以后墓葬所反映的用簋情况 （179）
第四节 青铜簋器用制度的讨论 （183）
第八章 青铜簋环耳的艺术观察 （187）
**节 垂珥的定名与研究 （187）
第二节 商代青铜簋环耳的出现与发展 （188）
第三节 西周早期青铜簋环耳的变化与发展 （193）
第四节 西周中期青铜簋环耳的变化与发展 （202）
第五节 西周晚期以后青铜簋环耳的变化与发展 （205）
第九章 青铜簋纹饰研究 （210）
**节 青铜簋装饰综述 （210）
第二节 盂形簋与尖刺乳钉纹 （219）
第三节 罐形簋与瓦楞纹 （220）
第四节 豆形簋与涡纹间短夔纹 （223）
第十章 特殊形制青铜簋研究之一：方簋 （227）
**节 出土或传世的方簋 （227）
第二节 方簋的型式与风格分析 （231）
第三节 方簋与其他器类的关系 （238）
第四节 方簋的起源与发展 （243）
第十一章 特殊形制青铜簋研究之二：异形簋 （246）
**节 马簋非簋 （246）
第二节 鲁侯尊还是鲁侯簋 （252）
第三节 罕见的改制铜簋 （258）
第四节 真假贤簋 （264）
第十二章 结语 （268）
附表 （273）
附表1 青铜簋铭文考释及相关研究论文简目 （273）
附表2 甲类圈足簋统计表 （286）
附表3 乙类方座簋统计表 （444）
附表4 丙类附足簋统计表 （478）
附表5 青铜簋盖或残片统计表 （557）
附表6 无图或图片不清晰的簋 （563）
附表7 青铜明器簋统计表 （609）
附表8 文中所引书目及其简称表 （611）
参考书目 （612）
致谢 （636）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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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绪论
青铜簋作为商周礼器中重要的一类粢盛器，学界对其重视和研究的程度却远不及铜鼎。从宋代学者对铜簋的著录开始，到清代学者对于铜簋名称的相关讨论，直到民国，学界才*终对簋的定名、功能等达成统一认识。这一学术准备的过程用了近千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陆续展开了对青铜簋的研究，并取得重大进展。然而，这些研究多偏重于某一器类或某一段落，就铜簋整体而言，总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铜簋的发展脉络及其在青铜器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等都不甚明朗。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出，器类学研究的方法和理念日渐成熟。器类学研究是青铜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是建立在对单一器类进行谱系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基础上，了解该器类在整个青铜礼器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器类间的相互关系等，并结合器用制度，探索商周时期的社会文化、民俗风尚、艺术视域等。本文即在此理论指导下，对青铜簋进行全面梳理和综合研究。
**节 青铜簋研究简史
簋是青铜礼器中重要的一类粢盛器，常与鼎搭配使用，这些从文献和大量出土的考古实物都可以得到证实。鼎是用来烹煮或加热肉食的炊器，簋则专门盛放黍稷等食粮。二者虽功能、用途不同，却构成了青铜礼器中食器组合的核心，成为“明尊卑，分上下”的标尺。簋与鼎一样具有出土数量多、地域广、形制多样等特点。有关青铜簋的研究较多，但是和鼎比起来，对簋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这可能是由以下两点原因造成的：
首先，青铜鼎从夏代晚期开始出现，一直到汉代仍在使用。近两千年的时间跨度，是铜簋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簋数量锐减，取而代之的有盨、簠、豆、盆、敦等粢盛器，抢占了簋的生存空间，迫使其逐渐走向衰落。
其次，文献上对于鼎的记载要多于簋。“问鼎中原”“钟鸣鼎食”“一言九鼎”等典故，彰显了鼎作为国之重器的地位。与之相反，直到清代乾嘉以后，人们才逐渐将青铜器中的与文献中的簋联系起来。这一认识*终成为定论更是晚至20世纪30年代。以往学者对于鼎簋制度的研究，主体也多在鼎，兼而论及到簋。所以，学者对于铜鼎的研究自然要比簋深入全面得多，这也是长时间学术积淀和准备的结果。
实际上，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铜簋在礼器中的地位和作用，丝毫不逊于铜鼎。首先，簋的数量庞大，本文共收集出土和传世的铜簋三千余件。在所有的青铜礼容器中，鼎和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器类。其次，簋的形制多样、异彩纷呈。簋的基本特征为鼓腹圈足，主要的变化在耳和底座上。陈芳妹归结出六种簋的耳型：分别是无耳、半环耳、附耳、兽首衔环耳、贯耳和小环耳。耳的数量从无耳到双耳，再到四耳；双耳或四耳上还常常带有兽头，下部亦连接有长方形或钩状垂珥。如簋等器的耳部，还直接铸成一站立的鸷鸟形状。西周初年，食器组合日渐兴盛，并逐步取代酒器组合成为礼器的核心。此时，簋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高度普遍增加，即在圈足的基础上，加铸方座、三足或四足。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制，即便是铜鼎也无法比拟。第三，从器用制度来看，炊器鼎和盛器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食器组合。这一组合从商代早中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战国。虽然期间甗、鬲、盨、簠、豆、敦、盆等也陆续加入，但时代相对较晚，数量总体偏少，它们只能看做是对鼎簋这一基本组合的补充、发展和继承、延续。*后，铜簋固有的形制特点使其在艺术表现上比铜鼎或其他器类更具优越性。如腹部较宽大，有利于花纹的展示。一些特殊纹饰仅仅出现在铜簋上，或者主要装饰在铜簋上。簋的内底平整，更加方便铸造铭文。这些铜铸的史书不仅是早期书法艺术的典范，也是研究商周历史的宝贵档案资料。
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出，器物学研究的方法和理念也日渐成熟。在此基础上，对青铜簋进行全面梳理和综合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有关青铜簋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宋至清乾嘉之前
宋代是金石学大发展的时期，也是青铜器研究的奠基时期。宋人在青铜器定名方面贡献极大，影响深远。早期的《考古图》《博古图》等均收录有簋。然而宋人的治学方法，还不能摆脱旧有的经学研究范畴，在对青铜簋的名称考订上，多依赖铭文，对文献的引用显得牵强附会。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可概括为三点，即定名混乱，形制不清，功能不明。
《考古图》中收录“敦”16件（包括器盖）：14件为簋，1件与今天的敦相仿（四足疏盖敦），1件不明（三牛器盖，簋上罕见，疑为鼎盖）。5件簋被归为“彝”类（如五彝、虎彝、虢叔彝等），另有1件乳钉纹盆式簋被称为“圆乳方文尊”，归到了“尊”类。收录“簋”4件（叔高父旅簋、寅簋、师寏父簋、小子师簋），形制均为今天的“盨”。《续考古图》中收录“敦”6件、“彝”2件（父乙虎彝、宝尊彝）、“尊”1件（鸟铜尊），均为簋。收录“簋”1件，类似于盆，图形怪异，铭文失真，可以肯定与今天的簋相去甚远，或为伪器。《博古图》共收录“彝”25件，“敦”28件，其中除已卣方彝为酒器外，其余均为簋。收录“簋”3件，实为盨。
以上三种图录的共同之处在于将金文中出现的字释为“敦”，因而，将一批包括有簋的铜器归为“敦”类器。铸有“某某作尊彝”或“作宝尊彝”铭文的器归为“彝”类。《考古图》和《续考古图》还将没有自名的无耳盆式簋，并入了“尊”属。抛开敦、簋的名称问题，同一类型的器就被冠以“敦”“彝”和“尊”三种器名。可见当时对于簋类器，缺乏统一认识，定名相当混乱。《博古图》的编录要稍进步一些，从器物的形制和功用角度出发，他将无耳盆式的“尊”类器也划归到“彝”类。宋人对器物的定名，亦体现出他们对器物功用的理解。“敦”类器是盛放黍稷的食器，而“彝”类器的用途同于酒器。造成这种理解的主要原因是，过分将铭文内容与文献套用，反而不能从整体上发现簋类器的共性。
早期宋人的研究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吕大临在《考古图》卷三《散季簋》的条目下对“敦”的用途、质地、形制等方面做了一番考证。从用途上说，“按《礼记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簋属也，所以实黍稷”。从质地上说，“上古以瓦，亦谓之土簋，中古始用金”。他认为：“周人以簋为祭器，乃以有虞氏之敦为用器。”“敦”的形制主要分四种：
（1）“如鼎三足，腹旁两耳，大腹而卑，耳足皆有兽形，其盖有圈足，却之可置诸地者。”
（2）“如尊而夹腹，两耳圈足者。”
（3）“如盂而高圈足无耳者。”
（4）“有略如散季敦而圈足足下又连一圈者”（指方座簋而言）。
吕氏的这段话，现在依然很有意义，毕竟在簋、敦的关系及用途等方面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还是正确的。
《博古图》还进一步将方座簋、四耳乳钉纹簋、蜗纹簋等的年代定在了西周早期。这些周初颇具特色的簋形或纹饰已经被今天大量考古材料所证实。除此而外，我们能够看到，所有划归到“敦”下面的簋，除一件已丁簋外，其余年代都晚至西周晚期左右。而“彝”类器的年代多为商代晚期或西周早中期。由此可见，宋人对簋的研究处于早期萌芽阶段，这一时期为今后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石。
《西清古鉴》十三、十四卷收录“彝”67件，其中方彝9件，另有4件器形制古怪（如卷十三，30形制不同于方彝，更像方簋，卷十四，26怀疑为枭卣的器身等），剩余54件为簋。二十七、二十八卷收录“敦”49件，除2件不能确指外，其余47件为簋。二十九卷收录7件“簋”，实为盨。《西清续鉴》（甲编）卷六、卷七共收“彝”72件，其中69件为簋，3件方彝。“敦”（簋）30件，“簋”（盨）2件。《西清续鉴》（乙编）卷六、卷七共收录“彝”（簋）71件，其中卷六，25乙公簋为方簋。另收录“敦”（簋）29件，“簋”（盨）2件。《宁寿鉴古》收“彝”13件（卷六，11为作宗宝方簋），“敦”4件，“簋”3件。
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西清四鉴”主要收录藏于宫廷内府的青铜器，器类庞杂、数目众多。因编修多仿宋人《考古图》《博古图》体例，故有关铜簋的定名亦遵循旧说。另外，由于当时对铜器的鉴别水平不高，因此书中混入部分伪器。据容庚先生考证：“《古鉴》有铭文的伪器约占十分之二三，无铭文的伪器更多，其*易鉴别的，一为仿宋代铭文之器，一为鸟首形之器，一为金银错之器，大概均属仿造。”我们这里仅简单统计出簋的数量，对于其真伪暂不做判断。这些官修图录仍旧沿用宋人的定名和体例，可见宋代金石学对后世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
二、清嘉庆年间至民国时期
清代金石学复兴，各种官修私篡的铜器著录或铭文考释的书籍陆续出版。在治学方法上，清人更专注于古器铭文的考释。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宋人对簋的定名受到了部分清代学者的质疑，因此，该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簋的名称问题展开。如果说**阶段，古人对簋的认识尚处于朦胧期的话，第二阶段则是重要的破冰期。以钱坫、黄绍箕、王国维、容庚等学者为代表，对簋的名称给予新的考释，这是青铜簋研究的重大突破。
清嘉庆初年，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首次提出金文中的“*”即为文献中的“簋”字。他在《周平仲簋》的条目下谈到：“簋字，《博古》《考古》诸书及刘原父《先秦古器记》、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诸书皆释为‘敦’，余以时代字画考之而知其非矣。 《说文解字》簋从竹从皿从皀，此所写之即皀字，皀读如香。古之簋或以竹或以瓦作，故竹皿并用，此则该竹皿而从攴。若敦字从攴从，从羊从，笔迹不能相近，是不得释敦字之明证也。”虽然钱坫对“*”字的释读是正确的，但是，对铜簋的认识依然处于模糊和混淆的阶段。他收录簋4件，其中2件是盨；另有4件簋依然称“彝”。即便如此，钱坫的考证也还是意义重大，他纠正了宋人的错误定名，将铜簋研究带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钱坫之后，黄绍箕曾撰《说*》一文。该文仅六百余字，却是青铜簋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献。黄绍箕从文与器两方面论证了之为簋的理由，并且指出了簋与盨的区别，是对钱坫之说的扩展和补正。
黄氏“以文考之”考的是字形和声训。如“从殳从皀，簋从竹从皿从皀，二字以殳竹皿为偏旁，以皀为主一望可知 此文之合也。”“读如九，马廐字从之得声。簋古读亦如九 此声之合也。”“以器考之而知之是簋而非敦也。”作者先从簠和簋的形制入手，指出今天所见的（簠）皆方，而皆圆，此之谓“形之合也”。其次，从文献所载的用簋制度来看，簋的数量*多、使用*广。而今所见古器中，的数量亦为*多，又常有一人作数器的现象，这也和文献记载相符，乃“数之合也”。在文、声、形、数四方面均与簋合，至此，之为簋的问题已逐渐明朗起来。
王懿荣虽将黄绍箕的这篇文章收录在《翠墨园语》中，从文后寥寥几句的短评来看，他并不同意黄氏之意。他说：“自陈寿卿一言而自宋至今所谓彝者，皆变称为。自黄仲弢一言而自宋至今之所谓者，又变称为簋矣。 按以器之形制言之，驰口者为彝，翕口者为。以字文言之，弛口有曰者，翕口有曰彝者。陈说统属之未可也。簋有专器，亦有专字，形与文皆与迥异，则自是一器。后人即敦为，字遂废而不用，此类甚多。敦古今字也，黄说以为簋亦未可也。”王氏既否定了“彝”为属，又否定了“”之为簋，其观点仍从宋人旧说。由此可见，宋人的观点在部分清代学者心目中依然根深蒂固。
上文说道，除了与簋、敦的辨析之外，宋人还将自名“作某尊彝”的簋划到了“彝”类，作为盛水或盛酒的器具。这种观点在清代同样遭到了质疑。实际上，将“彝”类归入粢盛器，其贡献亦不亚于簋的辨识。虽然前者没有繁琐的文字考证，但是体现出清人对于器物专名及共名的认识，以及形制功用的关注，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改进。
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虽然没有专文论述“彝”与之关系，但是在其《簠斋藏古目》的编订上，可知其用意。《簠斋藏古目》的目七和目八所收之器均定为类。在其《簠斋藏古目并题记》中，复又将类改为了“敦”类。同时，他又将陈侯（敦）归入属，“即敦制，以三环为小足，二环为耳，异古敦矣”。“簋”属依然为盨。陈氏在、*、敦和簋的关系上仍旧遵从前人，然而目录的贡献在于取消了“彝”类器的称呼。即王懿荣所说：“自陈寿卿一言而自宋
青铜簋作为商周礼器中重要的一类粢盛器，学界对其重视和研究的程度却远不及铜鼎。从宋代学者对铜簋的著录开始，到清代学者对于铜簋名称的相关讨论，直到民国，学界才*终对簋的定名、功能等达成统一认识。这一学术准备的过程用了近千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陆续展开了对青铜簋的研究，并取得重大进展。然而，这些研究多偏重于某一器类或某一段落，就铜簋整体而言，总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铜簋的发展脉络及其在青铜器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等都不甚明朗。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出，器类学研究的方法和理念日渐成熟。器类学研究是青铜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是建立在对单一器类进行谱系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基础上，了解该器类在整个青铜礼器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器类间的相互关系等，并结合器用制度，探索商周时期的社会文化、民俗风尚、艺术视域等。本文即在此理论指导下，对青铜簋进行全面梳理和综合研究。
**节 青铜簋研究简史
簋是青铜礼器中重要的一类粢盛器，常与鼎搭配使用，这些从文献和大量出土的考古实物都可以得到证实。鼎是用来烹煮或加热肉食的炊器，簋则专门盛放黍稷等食粮。二者虽功能、用途不同，却构成了青铜礼器中食器组合的核心，成为“明尊卑，分上下”的标尺。簋与鼎一样具有出土数量多、地域广、形制多样等特点。有关青铜簋的研究较多，但是和鼎比起来，对簋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这可能是由以下两点原因造成的：
首先，青铜鼎从夏代晚期开始出现，一直到汉代仍在使用。近两千年的时间跨度，是铜簋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簋数量锐减，取而代之的有盨、簠、豆、盆、敦等粢盛器，抢占了簋的生存空间，迫使其逐渐走向衰落。
其次，文献上对于鼎的记载要多于簋。“问鼎中原”“钟鸣鼎食”“一言九鼎”等典故，彰显了鼎作为国之重器的地位。与之相反，直到清代乾嘉以后，人们才逐渐将青铜器中的与文献中的簋联系起来。这一认识*终成为定论更是晚至20世纪30年代。以往学者对于鼎簋制度的研究，主体也多在鼎，兼而论及到簋。所以，学者对于铜鼎的研究自然要比簋深入全面得多，这也是长时间学术积淀和准备的结果。
实际上，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铜簋在礼器中的地位和作用，丝毫不逊于铜鼎。首先，簋的数量庞大，本文共收集出土和传世的铜簋三千余件。在所有的青铜礼容器中，鼎和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器类。其次，簋的形制多样、异彩纷呈。簋的基本特征为鼓腹圈足，主要的变化在耳和底座上。陈芳妹归结出六种簋的耳型：分别是无耳、半环耳、附耳、兽首衔环耳、贯耳和小环耳。耳的数量从无耳到双耳，再到四耳；双耳或四耳上还常常带有兽头，下部亦连接有长方形或钩状垂珥。如簋等器的耳部，还直接铸成一站立的鸷鸟形状。西周初年，食器组合日渐兴盛，并逐步取代酒器组合成为礼器的核心。此时，簋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高度普遍增加，即在圈足的基础上，加铸方座、三足或四足。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制，即便是铜鼎也无法比拟。第三，从器用制度来看，炊器鼎和盛器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食器组合。这一组合从商代早中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战国。虽然期间甗、鬲、盨、簠、豆、敦、盆等也陆续加入，但时代相对较晚，数量总体偏少，它们只能看做是对鼎簋这一基本组合的补充、发展和继承、延续。*后，铜簋固有的形制特点使其在艺术表现上比铜鼎或其他器类更具优越性。如腹部较宽大，有利于花纹的展示。一些特殊纹饰仅仅出现在铜簋上，或者主要装饰在铜簋上。簋的内底平整，更加方便铸造铭文。这些铜铸的史书不仅是早期书法艺术的典范，也是研究商周历史的宝贵档案资料。
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出，器物学研究的方法和理念也日渐成熟。在此基础上，对青铜簋进行全面梳理和综合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有关青铜簋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宋至清乾嘉之前
宋代是金石学大发展的时期，也是青铜器研究的奠基时期。宋人在青铜器定名方面贡献极大，影响深远。早期的《考古图》《博古图》等均收录有簋。然而宋人的治学方法，还不能摆脱旧有的经学研究范畴，在对青铜簋的名称考订上，多依赖铭文，对文献的引用显得牵强附会。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可概括为三点，即定名混乱，形制不清，功能不明。
《考古图》中收录“敦”16件（包括器盖）：14件为簋，1件与今天的敦相仿（四足疏盖敦），1件不明（三牛器盖，簋上罕见，疑为鼎盖）。5件簋被归为“彝”类（如五彝、虎彝、虢叔彝等），另有1件乳钉纹盆式簋被称为“圆乳方文尊”，归到了“尊”类。收录“簋”4件（叔高父旅簋、寅簋、师寏父簋、小子师簋），形制均为今天的“盨”。《续考古图》中收录“敦”6件、“彝”2件（父乙虎彝、宝尊彝）、“尊”1件（鸟铜尊），均为簋。收录“簋”1件，类似于盆，图形怪异，铭文失真，可以肯定与今天的簋相去甚远，或为伪器。《博古图》共收录“彝”25件，“敦”28件，其中除已卣方彝为酒器外，其余均为簋。收录“簋”3件，实为盨。
以上三种图录的共同之处在于将金文中出现的字释为“敦”，因而，将一批包括有簋的铜器归为“敦”类器。铸有“某某作尊彝”或“作宝尊彝”铭文的器归为“彝”类。《考古图》和《续考古图》还将没有自名的无耳盆式簋，并入了“尊”属。抛开敦、簋的名称问题，同一类型的器就被冠以“敦”“彝”和“尊”三种器名。可见当时对于簋类器，缺乏统一认识，定名相当混乱。《博古图》的编录要稍进步一些，从器物的形制和功用角度出发，他将无耳盆式的“尊”类器也划归到“彝”类。宋人对器物的定名，亦体现出他们对器物功用的理解。“敦”类器是盛放黍稷的食器，而“彝”类器的用途同于酒器。造成这种理解的主要原因是，过分将铭文内容与文献套用，反而不能从整体上发现簋类器的共性。
早期宋人的研究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吕大临在《考古图》卷三《散季簋》的条目下对“敦”的用途、质地、形制等方面做了一番考证。从用途上说，“按《礼记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簋属也，所以实黍稷”。从质地上说，“上古以瓦，亦谓之土簋，中古始用金”。他认为：“周人以簋为祭器，乃以有虞氏之敦为用器。”“敦”的形制主要分四种：
（1）“如鼎三足，腹旁两耳，大腹而卑，耳足皆有兽形，其盖有圈足，却之可置诸地者。”
（2）“如尊而夹腹，两耳圈足者。”
（3）“如盂而高圈足无耳者。”
（4）“有略如散季敦而圈足足下又连一圈者”（指方座簋而言）。
吕氏的这段话，现在依然很有意义，毕竟在簋、敦的关系及用途等方面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还是正确的。
《博古图》还进一步将方座簋、四耳乳钉纹簋、蜗纹簋等的年代定在了西周早期。这些周初颇具特色的簋形或纹饰已经被今天大量考古材料所证实。除此而外，我们能够看到，所有划归到“敦”下面的簋，除一件已丁簋外，其余年代都晚至西周晚期左右。而“彝”类器的年代多为商代晚期或西周早中期。由此可见，宋人对簋的研究处于早期萌芽阶段，这一时期为今后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石。
《西清古鉴》十三、十四卷收录“彝”67件，其中方彝9件，另有4件器形制古怪（如卷十三，30形制不同于方彝，更像方簋，卷十四，26怀疑为枭卣的器身等），剩余54件为簋。二十七、二十八卷收录“敦”49件，除2件不能确指外，其余47件为簋。二十九卷收录7件“簋”，实为盨。《西清续鉴》（甲编）卷六、卷七共收“彝”72件，其中69件为簋，3件方彝。“敦”（簋）30件，“簋”（盨）2件。《西清续鉴》（乙编）卷六、卷七共收录“彝”（簋）71件，其中卷六，25乙公簋为方簋。另收录“敦”（簋）29件，“簋”（盨）2件。《宁寿鉴古》收“彝”13件（卷六，11为作宗宝方簋），“敦”4件，“簋”3件。
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西清四鉴”主要收录藏于宫廷内府的青铜器，器类庞杂、数目众多。因编修多仿宋人《考古图》《博古图》体例，故有关铜簋的定名亦遵循旧说。另外，由于当时对铜器的鉴别水平不高，因此书中混入部分伪器。据容庚先生考证：“《古鉴》有铭文的伪器约占十分之二三，无铭文的伪器更多，其*易鉴别的，一为仿宋代铭文之器，一为鸟首形之器，一为金银错之器，大概均属仿造。”我们这里仅简单统计出簋的数量，对于其真伪暂不做判断。这些官修图录仍旧沿用宋人的定名和体例，可见宋代金石学对后世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
二、清嘉庆年间至民国时期
清代金石学复兴，各种官修私篡的铜器著录或铭文考释的书籍陆续出版。在治学方法上，清人更专注于古器铭文的考释。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宋人对簋的定名受到了部分清代学者的质疑，因此，该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簋的名称问题展开。如果说**阶段，古人对簋的认识尚处于朦胧期的话，第二阶段则是重要的破冰期。以钱坫、黄绍箕、王国维、容庚等学者为代表，对簋的名称给予新的考释，这是青铜簋研究的重大突破。
清嘉庆初年，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首次提出金文中的“*”即为文献中的“簋”字。他在《周平仲簋》的条目下谈到：“簋字，《博古》《考古》诸书及刘原父《先秦古器记》、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诸书皆释为‘敦’，余以时代字画考之而知其非矣。 《说文解字》簋从竹从皿从皀，此所写之即皀字，皀读如香。古之簋或以竹或以瓦作，故竹皿并用，此则该竹皿而从攴。若敦字从攴从，从羊从，笔迹不能相近，是不得释敦字之明证也。”虽然钱坫对“*”字的释读是正确的，但是，对铜簋的认识依然处于模糊和混淆的阶段。他收录簋4件，其中2件是盨；另有4件簋依然称“彝”。即便如此，钱坫的考证也还是意义重大，他纠正了宋人的错误定名，将铜簋研究带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钱坫之后，黄绍箕曾撰《说*》一文。该文仅六百余字，却是青铜簋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献。黄绍箕从文与器两方面论证了之为簋的理由，并且指出了簋与盨的区别，是对钱坫之说的扩展和补正。
黄氏“以文考之”考的是字形和声训。如“从殳从皀，簋从竹从皿从皀，二字以殳竹皿为偏旁，以皀为主一望可知 此文之合也。”“读如九，马廐字从之得声。簋古读亦如九 此声之合也。”“以器考之而知之是簋而非敦也。”作者先从簠和簋的形制入手，指出今天所见的（簠）皆方，而皆圆，此之谓“形之合也”。其次，从文献所载的用簋制度来看，簋的数量*多、使用*广。而今所见古器中，的数量亦为*多，又常有一人作数器的现象，这也和文献记载相符，乃“数之合也”。在文、声、形、数四方面均与簋合，至此，之为簋的问题已逐渐明朗起来。
王懿荣虽将黄绍箕的这篇文章收录在《翠墨园语》中，从文后寥寥几句的短评来看，他并不同意黄氏之意。他说：“自陈寿卿一言而自宋至今所谓彝者，皆变称为。自黄仲弢一言而自宋至今之所谓者，又变称为簋矣。 按以器之形制言之，驰口者为彝，翕口者为。以字文言之，弛口有曰者，翕口有曰彝者。陈说统属之未可也。簋有专器，亦有专字，形与文皆与迥异，则自是一器。后人即敦为，字遂废而不用，此类甚多。敦古今字也，黄说以为簋亦未可也。”王氏既否定了“彝”为属，又否定了“”之为簋，其观点仍从宋人旧说。由此可见，宋人的观点在部分清代学者心目中依然根深蒂固。
上文说道，除了与簋、敦的辨析之外，宋人还将自名“作某尊彝”的簋划到了“彝”类，作为盛水或盛酒的器具。这种观点在清代同样遭到了质疑。实际上，将“彝”类归入粢盛器，其贡献亦不亚于簋的辨识。虽然前者没有繁琐的文字考证，但是体现出清人对于器物专名及共名的认识，以及形制功用的关注，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改进。
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虽然没有专文论述“彝”与之关系，但是在其《簠斋藏古目》的编订上，可知其用意。《簠斋藏古目》的目七和目八所收之器均定为类。在其《簠斋藏古目并题记》中，复又将类改为了“敦”类。同时，他又将陈侯（敦）归入属，“即敦制，以三环为小足，二环为耳，异古敦矣”。“簋”属依然为盨。陈氏在、*、敦和簋的关系上仍旧遵从前人，然而目录的贡献在于取消了“彝”类器的称呼。即王懿荣所说：“自陈寿卿一言而自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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