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周有光（修订版）

说来自觉汗颜：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我对“周有光”竟是一无所知。我先认识的，是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
我与她仅有“一面之交”，准确些说，是70分钟。本来约定只聊一刻钟的，没想到时间会过得那么快。若不是有客人来，我已经忘了时间。见面的句话，她用浓浓的南方口音说：“咱俩是同志！”我不解。她嫣然一笑：“我喜欢紫颜色，多子多孙啊！你也穿的是紫颜色。所以咱俩是同志嘛！”那是2002年5月19日。虽是初夏，天气已经热得很了，所以我穿的是一件紫色的短袖衫。她的衣服果然也是紫色，但紫得很不一般。我对衣料不在行，说不出她的上衣是什么料子。似乎是一种丝绒，动静之间，会有奇妙变幻的光晕在闪动。那衣服的样式更不一般，是一件中式对襟小褂，配上精致的黑色扣襻，有浓郁的古典韵味。她整个人都有那样一种古典韵味。比如她的头发，几近纯白，细致地编成辫子盘在头顶，用几个发卡随意一别，便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我不太会形容一个人的容貌，所以借用别人的一句话：“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我想作一点小小的更正：这句话去掉“年轻时”三个字，也许要更准确。因为我在见到她的时候次认识到：“美”是无须用年龄来限定的。我还想说的是，“美”未必完全表现在容貌上。允和的美也很有些不一般。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琢磨透这“不一般”的感觉究竟来自何处。但很快我就明白那原因了：她始终在笑。微微的、淡淡的，是如同孩童般纯真的、极其具有感染力的笑，使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随之绽开笑纹。她说了好多故事。有趣的，幽默的，动人的，曲折的，哀伤的……她始终在笑着说，我也始终在笑着听。我们都沉浸在故事里了，所以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消逝。直到有新的客人来了，是事先约好的，我才意识到自己待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不得不告辞。
拜访张允和的缘由，是我前不久刚刚去过苏州她家的老宅。那是出于一位朋友的建议。她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名人故居的东西，听说我要去苏州，告诉我：“你应当去九如巷的张家看看。”见我对九如巷和张家一无所知，她很认真地说了许多事情，使我觉得的确很值得去看看。九如巷在苏州老城靠南一些的地方，张家位于胡同中部，并不难找，因为这只是一条短短的巷子。但是进入张家的院子后，会发现这里另有一方天地：小小的庭院洋溢着一片绿色，草木丛中时而探出数枝盛开的花朵，连空气似乎也比外面清新了许多。接待我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自我介绍说，姓张，名寰和；耳朵不太好，说话需要大声些。有一点使我感触颇深。这些年来，名人也好，名人的子女或亲属也好，我多少也接触过一些。热情的、随和的、认真的、冷淡的，高傲的、充满警惕甚至敌意而毫不客气地让吃闭门羹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基本都曾遇见过，但是，像张家这样，对一个陌生的来客没有任何戒心，完全敞开大门、敞开心扉，以纯洁无瑕的心情迎接每一位客人的，并不多见。与张寰和——包括后来与张允和——谈话的感觉，犹如熟悉的朋友或亲属之间的闲聊，十分轻松。于是，张家的情况，就在这轻松的闲聊中慢慢向我展开了比较清晰的轮廓。张家原籍安徽合肥，可算当地名门望族。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重臣、淮军名将，先后任直隶按察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贵州巡抚、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等，这一大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职务，恐怕还未说得完全。父亲张冀牖未入仕途。辛亥革命后举家前往上海，后来迁至苏州。五四运动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于1921年变卖部分家产创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中学以及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自己担任这两所学校的校主，此后男中未能持久，则全力办好女校。他与蔡元培等人交往颇深，聘请了许多思想激进的各界人士来校任教，如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匡亚明等人。中国共产党在苏州的个当地组织——苏州独立支部就是在乐益女中秘密建立的。现在该说到张寰和这一代人了。张冀牖先后有两位夫人。位夫人陆英，21岁嫁到张家，生有14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留下4个女儿、5个儿子。她36岁那年因拔牙引起血液中毒，不幸逝世。第二位夫人韦均一，生有3个孩子，但仅有一个儿子活下来。这样，张家就共有10个孩子了。这姐弟10人虽然同父异母，却感情极深，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并非是同一个母亲。张寰和很仔细、很认真地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这些兄弟姊妹的名字和情况。大姐元和，1907年生，喜爱文学，尤擅昆曲，现定居美国，仍以研究昆曲为嗜好；二姐允和，1909年生，现在北京；三姐兆和，1910年生，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四姐充和，1913年生，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书法及戏曲教授，现定居美国。接下来是6个弟弟。大弟宗和与二弟寅和已经去世；三弟定和，1916年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现住北京；四弟宇和，1918年生，是张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员，现仍在南京；五弟寰和，1919年生，继承父业担任“乐益”校长，始终从事教育工作；小的宁和，1926年生，家里人为了纪念一个早年夭亡的六弟，称宁和为“七弟”，他26岁时便成为中国交响乐团任指挥，后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现在国外。屈指算来，眼前的张寰和应当是83岁的老人了，但他并不显得苍老。他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很年轻——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姐姐哥哥，我怎么能说自己“老”呢！十姐弟的名字有一个特点：女孩子都有“两条腿”，注定要跟人家走；男孩子都有“宝盖头”，应当留在家里。但是，实际上只有张寰和是“留守”苏州的。十姐弟原有“小名”。女孩子依次叫“大毛”“二毛”“三毛”“四毛”，男孩子则叫“大狗”“二狗”……。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和”字：和美、和谐、和平、和睦。所以虽然“毛（猫）狗同‘笼’”，却从不争吵，相处得好极了——张寰和说：这是二姐允和总结的。我注意到，虽然张家姐弟男孩居多，但张寰和的话题却始终围绕着几个姐姐，尤其是二姐允和。比如，几个姐姐的婚姻，就大都与允和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将来你见到二姐，她一定会告诉你她是怎样当“媒婆”的。后来张允和果然说到她是如何为姐妹决定婚姻大事的——她说：只可惜四妹没请她这个“媒婆”，自己嫁了个“洋人”。大姐元和迷恋昆曲，以致由戏及人，爱上了著名昆曲小生顾传玠。但是，由于二人家庭背景相差悬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很难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犹疑难决的元和向二妹倾诉了自己的心事，允和当即回信：“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元和终于下了决心，用当时上海小报的话说，是“张元和下嫁顾传玠”。顾传玠自己也开玩笑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实际上，他们婚后感情极深。二十多年前顾先生去世，后来元和特地为他印制了一本《纪念册》。而元和本人虽已年逾九旬，仍在痴迷地研究昆曲。张寰和说到这里，进里屋取出一本元和饰演杜丽娘的《身段影集》，那些照片还是她92岁时拍的。说来也巧，正说到元和的事情，邮递员送来一封国外来信，张寰和笑着说：“正是大姐来的，说的还是昆曲的事！”在他看信的时候，我发现墙上悬着的条幅居然是沈从文的手笔，写的是李白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文学大师、著名学者沈从文本来就是张家三姐兆和的夫婿。而二姐允和却在他们那段姻缘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允和在与我聊天的时候学沈从文——她称他为“沈二哥”——的湖南腔调，拖着长声说：“‘媒婆’！沈二哥就是这样叫我的——‘媒婆’！”她笑得弯了腰。而为姐姐和妹妹的婚事积极奔忙的张允和，自己的夫婿却来得很从容，那就是周有光。张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叶圣陶说过：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他与张允和并肩走过了将近70年的人生之路，那可真是一段悠长的故事，需要舒缓精神，慢慢道来。由于战乱动荡，张家姐弟陆续走出家门，天各一方，甚至有数十年中断了音讯，但这九如巷始终是他们眷恋的地方。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系全家人感情纽带的，是一本特殊的刊物——《水》。受父母影响，姐妹都喜好文学，于是组织了一个“家庭文学团体”——“水社”。几个弟弟看着羡慕，也组织了一个“九如社”。相比之下，还是“水社”显得更加兴旺，她们的社刊《水》办得红红火火的，连“九如社”的成员也不由自主地参加进来了。《水》的“发行范围”虽然只限于张家的成员以及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但办得十分“正规”，大家都踊跃地为它投稿，并十分积极地刻版、油印、装订、分发，忙得快乐而有趣。直到1937年，因战乱的影响，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要说一个家庭刊物也并不算什么稀奇，据我所知，一些文化人的家庭同样有过以孩子们为主体的家庭墙报、家庭“报纸”什么的。但《水》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停刊近60年之后，居然又更加红火地复刊了。那发起者，就是张允和。这真是一份十分有趣的刊物。用“自封为主编”的张允和的话说，是“世上小的杂志、老的主编”。1995年，复刊后的期《水》，只印了25份，但它的读者越来越多，传阅范围已经穿越了国界、远及欧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变化的时候还及时打电话通知“编辑部”，以免收不到。著名出版家范用称《水》的复刊为“本世纪一大奇迹” 。从第七期开始，已是“二八年华”（对自己88岁的戏称）的张允和“退居二线”，改由“副主编”张兆和主持。由于后来张兆和身体欠佳，从第十三期起，《水》的“编辑部”从北京移至苏州，由张寰和继续主持。张寰和送了我一本2002年4月30日出版的“复刊第十九期”，是用复印纸单面“印刷”的。封面照片是位于苏州书院巷的江苏巡抚衙门旧址，由张寰和摄影。我在来他家的路上刚刚经过那里，但不知道那正是他们祖父张树声当年任职的衙门。这刊物虽然只有26页，内容却包罗万象。有关于张树声、张冀牖的生平介绍，有政论文章，有诗词歌赋，有日记摘抄，有报刊文章汇编，有绘画作品……我随手翻去，先看到的是周有光写的那篇《走进世界》。文章针对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历史性的大事，由《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谈起，说到中国传统的“出世”思想直接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巧妙地把加入世贸组织的“入世”与走进“尘世”的“入世”结合起来，阐述了“入世”的重要与必要。他说：“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从‘入世’之难，我们看到了自己离开世界还有多远。……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视角独特，笔锋犀利，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97岁的老人笔下。这使我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见到那“二姐”夫妇。张家姐弟现在北京的有三位：二姐允和、三姐兆和与三弟定和。我向张寰和许下了一个诺言：回到北京后，逐一拜访他们，把他们近来的状况用相机拍下来，让他们姐弟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见面”。
不过，我的诺言未能实现。我首先试图与张兆和联系。但是，家人在电话中把我误认为是沈从文的“追星族”，很客气地拒绝了。我也理解他们的苦衷：张兆和近来发现有脑萎缩的迹象，身体很不好，受不得外人打扰。张定和的夫人倒是答应我上门采访，但是也告诉了我一个特殊的情况：他因身患癌症多年，近来身体情况很差，经常夜不能寐，因此睡无定时，说不准什么时间有精力见客。第二天我冒昧前去，张定和的夫人请我进屋后，很抱歉地说，定和昨晚又是一夜未眠，刚刚躺下睡着。我请她不必为难，待下次再来无妨。唯有与张允和的电话联系为顺利，当她听说我刚从苏州回来，十分高兴，说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因为她是“家庭妇女”，随时都在家里，即使明天上午便去也可以。但她刚说完又想起了什么：“喔哟！明天上午10点还有一位客人呢。”我连忙说不要紧，我只需要15分钟，拍几张照片就可以。——我已经意识到，对上年纪的人是不应过多打扰的，不能因为自己的拜访而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没料到的是，第二天这15分钟竟变成了70分钟。张允和给我说了许多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她是如何在盛夏暑热中出生，由于一声不吭而差点被当成死婴，只有老祖母不相信，让人用喷烟的偏方抢救。足足喷了一百袋烟；在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的时候，她突然鼻子嘴巴动了动，活过来了！还有，她是家里爱哭的“小二毛”，有时天不亮就开始哭，一哭起来就不得了，没完没了。她还说了当年在乐益女中的时候听张闻天讲都德的《后一课》，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清楚地记得张先生的教诲：做人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人，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她接触过许多有名的老师，比如在上海光华大学时，教国文的老师是钱锺书的父亲。她还说到在大学时因为性格开朗活跃，而被选为女同学会长。在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田汉专门为她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她演一个资本家的丫头。那时她已经是南国社的成员，一次临时演一个女工，田汉说她鼻子高，不必再装假鼻子了……看到我在苏州九如巷拍的照片，她高兴极了，问我：“看见那无花果树了吗？看那一大丛蔷薇还在吗？我喜欢那蔷薇了，还写过一首诗呢！”我请她把那诗抄在我的本子上：　　蜂蝶艳阳天，　　桃李争芳研。　　蔷薇浑不语，　　开遍小窗前。
我给她的钢笔不好用，总不出水，那个“窗”没有写好，她又仔细地重新写了一个。
张允和早年曾经当过编辑、任过教师，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被迫停止了工作。所以，她总说自己是个“家庭妇女”。实际上，她是当过“官”的，那个“官”，就是昆曲研习社的社长。受父母的影响，“小二毛”从小就被保姆抱着去戏院听昆曲，耳濡目染，也成了个昆曲迷，不仅看，还要自己演。到了北京后，加入了俞平伯任社长的昆曲研习社，她是个少不了的“积极分子”，所以被“委任”为“联络组长”。到了1964年，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研习社解散了，直到15年后才得以恢复，她就是那时候当上了社长。次开会的时候，这位社长特意穿了一件紫色的上衣。她在发言中说：“我今天为什么穿这件紫色衣服，就是希望我们的昆曲艺术能子孙万代，永远流传下去。”昆曲源自昆山，昆山属苏州所辖，作为一个苏州人，喜欢家乡的戏曲是很自然的事，而张允和岂止是喜欢，简直是无条件地痴迷，仅她写下的《昆曲日记》，竟有50万字。研究昆曲和编辑《水》，是她晚年感兴趣的两件大事，到了“二八年华”的时候，她又开拓了新的天地：开始写书了。她说，写书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由于她的书引起了很大反响，引来许多媒体采访，“名气”之大不亚于著作等身的周有光。她笑言道：我比有光更有光，成了老明星了！……我们的谈话是在周有光的小书房里进行的。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始终埋头在打字机上工作。我悄悄问张允和：“周先生大概不太爱说话？”她笑着说：“哪里哟！他很爱说话呢。只是我说得太多了，让他插不上嘴。”她并未夸张，据说周有光的口才是很有名的，他们的老朋友聂绀弩曾写过一首诗打趣他：“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蔫头蔫脑话三千。”只是今天他没有找到表现的机会。说到写书，张允和说要送我几本。她的腿不大好，从沙发上站起来有些困难，歇了歇才起步。在她去取书的这段时间，周有光大约是怕冷落了我，主动转过身来和我说话。周有光曾说：“张允和是合肥人，她的普通话是‘半精（北京）半肥（合肥）’，我的普通话是‘南腔北调’。”他的“南腔北调”与张允和的“半精半肥”一样，都很容易听懂。但是，我的话对他来说就太难听清了，因为他的耳朵聋得厉害，所以他一再鼓励我：“请声音再大一点点。”那场面一定很滑稽：我肆无忌惮地“猖狂”大叫，而周有光则微笑着颔首倾听。我们讨论的是关于听力的问题，只聊了几句，张允和回来了，周有光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扣上眼镜，又回去工作了——他的眼镜镜片是活动的，可以很方便地抬起来、“扣”下去，看上去很有趣。张允和一下子送了我三本书，是她自己写的：《后的闺秀》《张家旧事》和《多情人不老》。准确地说，后一本书是她与周有光合写的，那书的装帧很有意思，不分前后，两面都是“封面”。前半部分是张允和写的，横排本；后半部分是周有光写的，竖排本。她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很认真地题词：“光中先生惠存；允和；2002—5—19。”后她说：“等夏天过去，天凉些了你再来。我还有好多好多故事呢！有意思极了，好玩得不得了！”我说：“如果您愿意，由您说，我来记，把那些好玩的故事都写出来好不好？”她很高兴：“那好啊。等今年夏天过去，天气凉些了，你一定要来。我还有好多照片呢。下次来拿给你看。”然而，我们的约定没有实现。这年夏天极热，张允和居然永远地去了……
2003年1月11日，我专程前去拜访周有光。开门的是保姆小田，一个很精干的女子，来自四川万县，在这里五年了。进门前我悄悄问她：“周先生情绪怎样？”她说：“爷爷还好。”——她是把周有光叫“爷爷”、张允和叫“奶奶”的。周有光依然坐在他的小书房里，屋里的摆设有了一些变化：单人小沙发换成了双人沙发，书橱也是新的。原来放在老书橱里的一幅画挂到墙上去了，那是著名漫画家丁聪专门为他们老两口画的：周有光笑容可掬地“驾驶”着小三轮，张允和手持长笛端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到底是名家手笔，两个人的形象极为传神。在这画的旁边是一幅照片：二位老人坐在沙发上，共读一本书。我以前还看见过另一幅，更有意思些，是他们伫立于花丛之中读书，有人曾经开玩笑地说，那是“宝黛共读《西厢记》”。一时不知该谈什么，还是周有光先说：“那是小丁画的。当年在四川的时候他就到我家去过，那时叫惯了，其实早就应当是老丁了。”又沉默了一会儿。我不敢提起张允和，因为我不知道周有光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怕他会伤心。我想起刚才小田说，周有光不久前眼睛动了手术，医生嘱咐必须休息，但他忍不住又工作了，那打字机还是刚刚收起来的。我想了想，在纸上写道：“眼睛刚做完手术是不能看书的！否则会变得更差！”他看过纸条，平和地说：“我是白内障手术。医生是嘱咐过的，要休息，但是不行啊。‘大百科’要再版，事情堆在这里。”我知道他原来曾是《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但是总不能为了工作而毁掉自己的眼睛。我大声说：“勉强硬要看东西，将来会后悔的！”他笑笑：“我会当心的……”又是沉默。我是有意选择这一天来的，因为1月13日是周有光虚岁98岁的生日。我在纸上写下：“后天是您的生日，祝您健康，长寿！”他笑了：“谢谢。”他伸出两根手指，“还有两天。今天我还是97岁。”小田这时进来了，端上两杯茶。一杯是我的，绿茶；一杯是他的，红茶。我想起张允和日记中的一句话：“红茶、电脑，两老无猜。”他们的茶是很有名的：几十年了，上午，一杯红茶牛奶；下午，一杯咖啡牛奶。夫妻举杯齐眉。天天如此。原先，都是张允和亲自调弄的。如今只有周有光自己默默地喝这杯茶了。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把为周有光准备的生日礼物拿出来了。那是半年前我来的时候为他俩拍的照片。他说：“谢谢。”然后轻轻地把照片放在身后的书架上。我们一起静静地看着那张照片。那天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张允和的旁边坐下来，张允和嫌他坐得远了，他顺从地再移了移身子。她轻轻攥住了他的手。那一瞬间，他似乎有些羞怯……
我想起了张允和在《温柔的防浪石堤》中所写的：……当她的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有两颗心在颤动着。
自始至终，我与他没有一个字提到张允和。我知道，尽管他们人不在一起，但两颗心始终在一起颤动着……三个月后，周有光在为即将出版的《浪花集》所作的“后记”中写道：我的夫人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们结婚七十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后来我忽然想起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生离死别，真是人生的无奈！
此后多日，我心里总有一些东西割舍不下，思绪流诸笔端，慢慢写了一些东西。感谢《北京青年报》“人物在线”栏目的谭璐编辑，根据我的请求，特地安排在2003年4月30日以整版篇幅发表——那天，正是张允和与周有光结婚70周年的纪念日。文章的标题是编辑修改的，借用了张允和的书名——“后的闺秀”。几天后，我收到谭璐编辑转来的一封信，是周有光写给我的。他不知我的地址，自然把信寄往报社去了：光中同志：您寄来的照片和《张允和：后的闺秀》文章，都收到了。写得好极了！万分感谢！您说得对，张允和的照片好像“始终在笑”，有点蒙娜丽莎味道。我想麻烦您，请代我买这期报纸20份，邮寄给我，我要分送亲戚朋友。附上20元，不够再补。如不便，就作罢。谢谢！谢谢！敬祝文安！周有光2003— 05— 02
信是打在一张不大的白纸上，显然出自周有光那台很有些故事的电子打字机。难为周有光认真，在打印的“周有光”上方又用钢笔亲自签名。“蒙娜丽莎”那句话，使我颇感宽慰，看来他已经摆脱了忧伤，情绪有所恢复了。依其所嘱，我将报纸复印了20份寄去。至于那来信中夹带的20元钱，也顺便寄回——为了避免周有光再次认真地寄来，我没有署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因此，周有光大概始终以为这事儿是报社的同志办的呢。然而，此后多日，我心里仍然感到还有一些东西割舍不下。当时我正在赶写那套有关名人故居的书籍，尽管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我还是改变了原先的写作计划，临时插进一章。新书出版后，我自然立即寄呈周有光。很快，便收到他的来信及一册赠书：光中先生：大作《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7）收到了。谢谢！其中《一个优雅的背影——张允和》写得极好！张允和在天之灵会感谢您！这里送上拙作《人类文字浅说》一册，供消遣，请指正。您集三长（文学、摄影、绘画）于一身，万分钦佩！特此申谢，并祝秋安！周有光2003— 08—16
信末依然是他的亲笔签名，还有住宅电话以及附注“我耳聋，保姆代听”。《人类文字浅说》出版于五年前的1998年，周有光在“后记”中写道：“这本小书的草稿写成的一天，凑巧是我妻子张允和89岁生日（1998—07—25）。我以这本小书的草稿作为生日礼品，送给跟我共同渡过了沧桑多变的65个年头的老伴。”读到这段文字，难免让人伤感。对于张家姐妹来说，2003年是一个不幸的年份。当年2月16日，三妹张兆和逝世。当时，由张允和、张兆和根据《水》的文章选辑而成的《浪花集》正在编辑排印，两位“老的编辑”却先后辞世，留下无尽的遗憾。而“复刊第23期”《水》作为“兆和纪念专集”尚在编辑之中，又连连传来噩耗。8月26日，四妹夫傅汉思逝世；9月27日，大姐张元和逝世……四对伉俪，已有六人离去。然而，《水》的细溪依然持续地静静流淌着，那清澈的波纹中，仍时常荡起属于周有光的浪花。第二年9月，作为四姐妹中年轻的一位，四妹张充和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张充和书画展》，我也有幸接到请柬，因此得以再次见到了周有光。张充和尽管已年逾九旬，依然光彩照人，她的书画个性鲜明功力独到，堪称大家手笔。周有光作为姐夫，对妻妹的展览自然要鼎力支持，不仅早早便来到展厅，还在开幕式上即兴发言。那天到场的人真多，从我拍的照片上不难感觉到，那可真是一个兴旺、热闹、和谐的大家庭！张允和的去世，并没有击倒周有光，他依然忙碌得很！2004年12月25日上午，周有光应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讲座，题目是“介绍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字学”。那天是星期六，又恰逢圣诞节，现代文学馆的“讲座预告”写得有趣，将他称为“百岁‘圣诞’老人”。这话并不夸张，因为再过20天，周有光真的就要跨入他人生的百个年头了！百岁老人送给听众的“圣诞礼物”，是一个小时的演讲、一个半小时的答疑。周有光虽然仅带了一份简单的提纲，却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思路敏捷、言辞幽默，惊倒在座众人！有人笑称：这事儿足可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周有光收到的寿辰礼物，则有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百岁新稿》，那是他“近十几年来所思所感，有对人类文化发展线索的简单概括；有对苏联从崛起到终解体的脉络分析；有关于西方文明特征及其融合的冲突；还谈到语言文字的形成、发展及具体应用等问题。”百岁以后的周有光，每年都在出书，少则一部，多则几部，有再版的，有新写的。这实在让人惊讶。同时，在许多媒体上不断可以读到有关他的报道，电视屏幕中也经常能够看见他的面容。随着时光流逝，他似乎有些消瘦，本来不多的头发也愈加稀疏，但精神依然旺健，言谈依然幽默。每当在荧屏上看到他眯起眼睛呵呵而笑的模样，我的心头总是不由自主地漾出一缕由衷的感动。
此后很长的时间，我很少再去周有光家。但每年的1月13日之前，我是肯定要打一个电话的。周有光耳聋，需由保姆小田代听，我只能请小田转达我对周有光的生日祝福。只要听到小田说“爷爷身体很好”，我也就很满足了。我知道自己是在试图回避什么。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是数年。2010年元旦过后，我刚给周有光打过祝寿的电话，便接到一位朋友的邀请，要我去参加一个杂志社举办的小说年度评奖活动。那会议的地点，竟然就在周有光家的旁边。我想：在周有光105岁寿辰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看望了。1月22日上午9点，我按响了周有光家的门铃。仍然是那间狭小的书房，仍然是那张破旧的书桌，仍然是那张笑纹荡漾的面孔，仍然是那极富魅力的呵呵笑声；我7年前送来的那幅照片，就摆在书架上面，除了衬纸有些卷曲，并无太大变化——我似乎是昨天才刚刚来过，一切都那么熟悉！我带去的礼物，是为张允和所绘的素描画像，临摹于那幅曾被周有光夸赞“有点蒙娜丽莎味道”的照片。周有光说：“画得好极了！谢谢，谢谢！”他让我把画像放在他右手边的书架上，与视线平行的地方。我们一起看着张允和那美丽的微笑……这天，我与周有光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如果不是要去开会，还会聊下去的。不久以后，我再次去，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再不久以后，我又去，聊了两个小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我早就知道，只要踏进周有光的书房，我就再难压抑那种写作的冲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人生，该有多少曲折的故事啊！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摆脱这样的诱惑。而我一直在试图回避的，就是这样的诱惑和冲动。说来也许很可笑，这种奇怪的心理状态，本质其实很简单：不过是“胆怯”而已。造成胆怯的原因有许多。比如，以我的微弱功力，能否消化周有光那丰厚的阅历？凭我的浅薄学识，能否把握周有光那卓著的业绩？此前已经有那么多人写过周有光，他自己也写过那么多的文章，我有何资格贸然置喙？此外，突发的眼疾使我缺乏必要的信心，不知自己能否坚持到底而不会半途而废……然而，这些胆怯与犹疑，在我重新面对周有光的那一瞬间，立时便烟消云散了。我终于认识到，是我自己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设若周有光是一座大山，我只选一径攀缘，又有何不可？即使周有光是一泓深潭，我仅捧一掬细品，又有何不可？ 更重要的是，我深深地明白，如果放弃这个机会，我将永远懊悔。让我动心的，并不仅仅是他的健康长寿，也不仅是他的笔耕不辍。人活百岁，如今并不稀奇；寿而能文，古来也不乏其人。我所真心敬佩的，是周有光的勇气——那种藐视俗流、敢说真话的勇气。所以，我不再犹疑。按照以往的习惯，与必不可少的案头工作相比，我更倾心于实地考察，这次依然如此。我打算用我的双脚去丈量周有光的人生轨迹，在行走的过程中阅读这位“世纪老人”的心路脉络。当然，我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途，但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如哲人所言：探索的魅力在于追求的过程，而结果其实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