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三十)

1、《温故》 公民记忆，马良《时光旅行和情书》+ 孟彦弘《父亲》+ 江青《皇宫　皇冠：庆“皇冠”一甲子》+ 王克明《微观民国土地往事》+ 顾晓悦《<小说月报>和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

2、《温故》 故人故事，张新颖《生命的完成：超越受难者的身份”》 + 邵盈午《天存硕果沾文苑：记施蛰存先生》+ 孙康宜“施蛰存的诗体回忆：《浮生杂咏》八十首” + 诸葛计《吴老师给我们讲故事的故事：回忆恩师吴于廑先生》+王道《现代“芸娘”：记钱存训的夫人许文锦》

3、《温故》 中国影像，秦风老照片馆《1945年：美军登陆青岛》+《刘公岛札记：英租时期末任医官长夫人的回忆》

4、《温故》 珍贵文本，《走近真实的白崇禧：白先勇先生访谈录》+ 梅振才《何妨余事作诗人：读史学家唐德刚诗词遗稿》

2014年推出的第三辑《温故》，“影像”专栏刊出了一组拍摄自1945年在青岛停留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安提坦号的老照片，这些照片生动再了1945年11月5日美国海军军舰上的水兵登陆青岛的情景，给抗战胜利后的时代转折留下了一幅清晰的画面。

本辑《温故》“特稿”专栏，刊发了中国民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李继锋采访白先勇老师的文字稿，《走近真实的白崇禧：白先勇先生访谈录》，两人就“白崇禧、李宗仁与蒋介石的三角关系”、“蒋桂战争”、“白崇禧的真实面相”、“四平街之战”、“白崇禧去台和亡故的真相”等近代史上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温故》“记忆”专栏，艺术家马良《时光旅行和情书》以文字开启了一段美妙的“时光旅行”，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与外婆、爸爸、妈妈、姐姐之间发生的许多动人故事；孟彦弘《父亲》从十岁时对父亲的记忆写起，记录了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奔波劳碌的一生，
从这位出生于1937年的平凡父亲身上，我们却能看到时代巨变给一个普通家庭带来的种种影响，同时感受到父与子之间深沉的情感。江青《皇宫
皇冠:庆“皇冠”一甲子》记录了作者与台湾“皇冠杂志”的创办人平鑫涛及其夫人琼瑶将近一个甲子以来的相识、交往；张新颖《生命的完成：超越受难者的身份》选自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第十七章，以丰富的史料呈现了沈从文离世前后一段岁月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从1982年的回乡之旅到1988年的离世，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

《温故》“人物”专栏邵盈午《天存硕果沾文苑：记施蛰存先生》一文回顾了作者自1985年起与施老的多次通信和1986年亲往上海拜访施老的经过，对于这次见面过程中谈及的“施老与鲁迅的关系”、“施老晚年花费大量心血进行金石碑版研究的原因”等话题更是详细记录，文章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诸葛计《吴老师给我们讲故事的故事：回忆恩师吴于廑先生》记录了1959年自己作为学生，与当时接受改造的吴于廑老师一起下乡，在武汉武昌县豹澥公社劳动期间一些难忘的往事；《现代“芸娘”：记钱存训的夫人许文锦》综合散见各处的史料，描摹出张充和的挚友、钱存训的夫人许文锦一生的事迹。

《温故》“往事”专栏王克明以《任芝铭存稿》一书所收任芝铭先生早年家书中涉及土地的内容为切入点，撰写《微观民国土地往事》；顾晓悦《<小说月报>和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回顾了父亲孤冷观20世纪40年代主持《小说月报》时与包天笑、张恨水、秦瘦鸥、程小青、郑逸梅、周瘦鹃等作家的交往，他们各自与《小说月报》的渊源，20世纪40年代文化界的繁荣景象由此可窥一斑； 1938年至1941年已晋升中校的帕姆弗雷特军医担任驻刘公岛英军末任医官长，《刘公岛札记：英租时期末任医官长夫人的回忆》即是他的妻子卡琳回忆他们一家人在刘公岛度过的人生中极为难忘的这段时光。

《温故》“文本”专栏，梅振才《何妨余事作诗人：读史学家唐德刚诗词遗稿》，系统分析了唐德刚诗词创作的内容、风格、诗论思想。

沈昌文（出版人）——我们现在学习外国，还是要回头看看，而不能一味地往前看。

冯克力（出版人）——随着岁月的流失，历史的记录或许难免变得陈旧、破损，但历史却将永远鲜活。而这大概也就是《温故》的生命所在了。

雷颐（文史学者）——我觉得历史大量的是被遗忘，只有少数的被记忆，尤其说让国民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实际上主流媒体是有选择的，是有控制的。它想让你记住什么，忘记什么，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对历史失去了记忆，对很多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谢泳（文史学者）——我觉得《温故》的意义，以后要偏重于把那些过去说错了的事情，或者说是主流话语过去比较强烈地想让人接受的那些东西，尽可能给予校正。

卢跃刚（文史学者）——《温故》一方面是要锻炼大家恢复记忆，要重温记忆，我觉得好像一方面是要告诉很多人，他们的所有行为是要被记忆的，正在被记忆的，即使把它抹去，终也会被挖出来，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必要。所以我经常讲，人们要有点儿起码的历史感，如果没有这历史感的话，后果就特严重。

刘方炜（文史学者）——有很多人物，很多历史过程，但这东西呢在这之前并不进入正史。但是你会发觉，你把这一块儿挑出来，把它表述一遍，非常有意思。它对于中国的大的历史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张冠生（文史学者）——过去秘而不宣的，可借温故来显影；过去吞吞吐吐、显影不足的，可借温故作“加厚”显影；以往过分渲染、显影过度的，温故可起“减薄”作用。通过温故，围绕某事件的基本事实澄清了，就可以进入定影程序了。

傅国涌（文史学者）——“温故而知新”，从《老照片》的风行到《温故》在书刊丛中脱颖而出，决不仅仅是迎合了这个浮躁时代一部分人的怀旧心理这么简单，关键还是“知新”，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带有温情的新材料、新见解，虽不是高头讲章、宏大叙事，却让历史真相在细节中慢慢浮现出来。

范泓（文史学者）——我们在”温故”时一定要持有开放平和的心态，若一味地剑拔弩张，或”单向度”地要和谁去较什么劲儿，”温故”便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说到底，”温故”是为了”知新”，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赵克风（文史学者）——《温故》里写历史，没有人云亦云，观点也许不同，但真实严谨。我也有这种要较真的劲。

秦风（老照片收藏家）——这么多年着意于材料的收集，目的是创造一种多元的对过去的认识，因为这是整个中国人走向心智上成熟所需要的一种教育过程。无论如何，历史有一种呈现自我的自然力量，它不会完全被遗忘。

走近真实的白崇禧：白先勇先生访谈录

李继锋

犹如希腊悲剧的白、蒋、李三角关系

李继锋：阅读《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时，很关心您是怎样看待和描述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的关系。抗战时期的重庆曾流传一个有趣的谜语：“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它的谜底便是：“李白。”这个“李白”并不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而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合称，可见在时人眼中李宗仁和白崇禧是亲密无间的政治伙伴，是浑然天成的政治搭档。“李白”就像一体两面的连体人。除了两人政治上的交谊，你们家和李宗仁家平常相互走动多吗？他们大人交谈的时候，您总是在场吗？

白先勇：记忆中两家人的走动还真不是太多。李宗仁偶尔到我们家来吃饭的时候，感觉有点难以接近，言辞上讲并不那么亲切。我当时还是小孩子，后来听了看了许多东西才更了解他。当然，李宗仁和我父亲关系很深，李宗仁对我爸爸很信任，也很佩服，《李宗仁回忆录》里边就提到过，他非常器重我父亲。我父亲也非常尊重他，相处时知道如何拿捏分寸。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直有着很难得的那种默契。不过，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李宗仁基本上是个专注打仗的军人。我父亲虽然也是个军人，却是喜欢动脑筋的思想家式的军人，两人的个性很不同的。两个性格很不同的人在一起，却产生了互补的效用，合作得很长久。我觉得，那种深厚的默契是属于他们个人之间的，两个家庭的交往确实很少。

李继锋：《李宗仁回忆录》提到这样的史实，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有好几年，李宗仁就常住在广州，实际上是由您父亲在治理广西。有这样的比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关系犹如手套与手，您父亲是手，而李宗仁是手套。

白先勇：对！那时候的广西是我父亲负责治理的，当然还有黄旭初和他搭档。那时，黄绍竑已经投奔南京了，黄旭初担任广西的省主席。李宗仁在广东，等于是在外边为广西做交际工作，跟广东那边密切联系，两广一家才有力量嘛。治理广西的重任就落在我父亲肩上。他那时候在广西施政，可是雷厉风行啊。

李继锋：民国的两广，因为地域、文化、族群的关系，遇到政局大变动的时候，常结成同盟。和广西比，广东富裕得多。广西可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白崇禧他们将这样的省份治理成“模范省”，有点匪夷所思。主政者要有创意，更要有强大的执行力的。我感觉作为儒将，这两点白崇禧似乎都不缺乏。

白先勇：我举个例子吧。他做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广西禁赌。那时候广西人爱赌，尤其是军人，有的赌得连枪都输掉了。我父亲雷厉风行，那时候对赌博禁得很凶哦，说禁就禁，很彻底的。连对李宗仁家的亲戚，都不买账。李宗仁的哥哥喜欢赌，家里边搭了桌子，好多人在里边赌，外边还站了卫兵。我父亲自己跟我讲的这件事，他找到李宗仁的哥哥讲，你快一点，把那个卫士撤掉，把那个赌桌撤掉。你不撤的话呢，我明抄你家，押着你游街。游了街，我就枪毙了你，我还要告诉你弟弟。他哥哥害怕了，马上就安排，撤掉了赌桌。我们自己家也是几十年没有麻将的，以身作则啊，有本书说我父亲那时打麻将啦，我父亲禁赌都禁得轰轰烈烈，家里面怎么会打麻将？这种书只能当小说看啦。后来到台湾，我妈妈才开始打打麻将。

李继锋：其实，对李白二位，我先了解的还是李宗仁。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读过
《李宗仁回忆录》，那是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对李宗仁多次访问后整理而成。唐教授曾经是李宗仁麾下的士兵，他的文字很有感染力，这本书在大陆出版后，流传很广，我对民国历史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这本书的影响，从这本书开始我注意到您的父亲白崇禧，他和李宗仁有共同的事业，可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白先勇：《李宗仁回忆录》我看过呢，那本书史实基本上是对的，说到对内容的解读看法各有不同，所谓见仁见智。李宗仁很恨蒋介石嘛，他恨蒋，他们两个人到一起是水火不相容。其实蒋介石跟我父亲关系怎么样，可以变换角度、方位来看，他们有分有合，有时甚至互有好感。但蒋介石跟李宗仁却是完全对立的。

李继锋：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北伐时，您的父亲出任蒋介石的副参谋总长。1937年抗战爆发时，您父亲飞到南京，再次出任蒋介石的副参谋总长，从职务看非常巧合。据我所知，这两次合作是他们两人一生中有成效的合作，也是为人称道的功业。

白先勇：嗯，这两次我父亲其实都是蒋介石的幕僚。我的父亲名分上是副的，但实际上就是正的。

李继锋：我有同感，北伐时的总参谋长李济深和抗战时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可以说是名分上的，而真正赞襄戎机，充当幕僚长的是您父亲白崇禧。

白先勇：三十出头当上将，当副参谋总长，显得太年轻，我父亲也怕自己资历不够。李宗仁也不赞成，《李宗仁回忆录》里边讲了这事的。但是，蒋介石有他的考虑，那就是，他看到我父亲好像不会威胁到他对中央军的控制，而且他也看到我父亲统一广西过程中的军事才能，以及我父亲在广西的影响力。这些他都看到了，他才诚恳地邀请。

所以两次大战，参谋总长是名分上的，真正只有我父亲这个副参谋总长在撑场面，军事战略上一些有名的概念是我父亲提出来的，比如抗战时期所提的“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很复杂，因时而异，有时候合作，有时候有矛盾，有时候对抗。但有一点是一般人不注意的，其实蒋介石很重用我父亲的，只是每次合作到了我父亲声望高到某个程度之后，他就有点害怕了。他们两人有着很微妙的关系，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合写两个人的传记—这两个人的恩怨关系。我跟你讲，那就像一出令人唏嘘的希腊悲剧。大致说来，蒋跟我父亲，是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的。如果诉诸历史，你会发现，汉高祖跟韩信之间，不也就是这个样子嘛。

李继锋：以前有个印象，就是您父亲是个很精明干练的人，有个性，作为敌人是更可怕的对手。在给林彪的一份电报中，还曾提醒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告诫他与白崇禧对阵时要小心行事，以免落入陷阱。而印象中的李宗仁，看上去笑容可掬，是个大度厚重的人。但听你刚才讲的意思，实际上李宗仁跟蒋介石之间，才是真正的水火不相容。

白先勇：他们俩就是水火不相容！

李继锋：那在这个貌似简单、其实复杂的三角关系里，您父亲对蒋介石、李宗仁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但也时常夹在两人之间感到难以自处吧？

白先勇：他们的关系复杂，而且非常复杂。我父亲呢，因为夹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两个人的中间常常左右为难，其实据我的了解，我父亲并没有真的要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想要把蒋介石拿掉，去代替他的位置。论到耍政治手腕，我父亲对来自江浙的蒋介石还是自叹不如的。我觉得到后，我父亲已经比较明智，他很了解一些中央的情况、中央的实力，在财、政、军方面，对杂牌军都享有优势，大概他也已经清醒意识到蒋自有其不可取代之处。不过，古来大才难为用，蒋介石跟他在一起共事，内心就有点儿怕，功高震主啊。蒋介石的弱点，就是喜欢人家忠贞。评考以忠贞为主，下属称他“校长”， 他是兴了，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嘛。有个叫王叔铭的将领，擅长拍马，打电话，在电话里叫“校长”，还要立正敬礼这样子。而我父亲跟蒋介石平坐平起，讲话都是对等的，所以，蒋介石对这一点恐怕也是不舒服。不过他还是很尊重我父亲的。我父亲呢，还是要讲讲真话。广西人耿直，这是。第二，他跟蒋几十年的那种关系，他们没有什么必要去客套的，所以容易讲真话。但是真话不好听嘛，忠言逆耳。广西佬很直的，是不是？我父亲有想法，就会说出来，你怎么想，他不在乎。

李继锋：蒋介石三次下野的过程中，都可以发现白崇禧的身影，他起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1949年的那次，主要是为了帮助李宗仁吗？

白先勇：我父亲夹在里边，真的没办法。比如，抗战胜利后，南京光复，实行宪政的时候，李宗仁要出来竞选副总统，我父亲是反对的，而且反对得很厉害。他晓得李宗仁一旦当选了副总统后，那蒋桂之间的矛盾就要恶化得难以收拾了。

李继锋：是啊，因为副总统的竞选问题，抗战之后才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蒋桂矛盾又再次被激化了。

白先勇：蒋桂一有矛盾，在那种情形之下，它不光让各种政治势力夹在两者之间很为难，而且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变得很错乱。我父亲非常清楚，蒋介石根本不想让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不让的，而且非常戒备他。人家要一个白崇禧来南京做国防部长，已经不得了，又来一个李宗仁做副总统，那还了得？那桂系两个巨头后就要联手逼宫了，让蒋介石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对我父亲来说，对这种关乎全局的事情，结局是想得很清楚的。那时候他跟李宗仁两个人为了是否竞选副总统的问题还弄得很不愉快。当时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原因之一是美国人的鼓励。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那一群人围着他，鼓励他，认为好像他可以出来号召，因为他们觉得蒋介石那时候已经渐渐不得民心了。我父亲好像对这件事情很忧虑，如果李宗仁挟洋自重，跟美国人关系那么密切，后面有美国人撑腰，来参与副总统竞选，那岂不是让蒋介石更加疑心重了？蒋介石忌讳的就是有谁跟美国人勾结在一起，那结果自然更糟了嘛！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孙立人不就是因为和美国人关系密切而遭软禁？你说是不是？这是大忌，的大忌。所以，我父亲心里很明白，但却无可奈何，夹在中间很难受。不过，他跟李宗仁的关系太深了，李白两人的关系，分不开的，整个桂系的势力，也分不开的。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我父亲被逼着非要全力支持他不可，就是火坑也得跳了。

李继锋：对，民国史上出现许多派系，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等，这其中，李、白为核心的桂系表现得为团结，行动也向来很一致的。李、白、黄之间似乎有着其他派系首领之间所欠缺的战友、兄弟、伙伴般的情谊。

白先勇：他们很一致的。桂系前三雄是李宗仁、黄绍竑和我父亲。你看黄绍竑，他一度因为战事不利，受到内部的指摘，一气之下投到蒋介石那边去了，当过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但围绕副总统竞选，桂系巨头们又开始合作，广西人老粘群，就合起来了，那就势力很大啦。唉，他们关键就是忘了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想想次北伐战争结束的时候，广西势力蓬勃发展起来了，却遭到了整肃，结果才被整垮的嘛。

李继锋：是啊，革命军北伐以后，当时广西的军队从湖南一直打到北京，比广西人占多数的太平军那时的气焰还盛，势力极度膨胀，就像滚雪球似的。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这也是30年代李、白治理广西时常常为人称道的一段值得夸耀的历史。

白先勇：当时，广西的势力就像一条线，一条长龙阵。从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一直延伸到河北、北京，全是广西人的势力，这还能让蒋介石受得了？你现在很公平地来看，那时候北伐完了，广西势力那么大，抗战后居然又上演了一次。看桂系起来了，又联合起来了，对蒋介石威胁很大。我父亲为什么帮李宗仁，为什么这么做？完全被李蒋关系激化逼的。他后来自己也进行检讨，讲他出来支持李宗仁，是他政治上的错误决定。我的母亲当时也是反对的。

李继锋：她反对谁，反对什么？

白先勇：反对我父亲帮李宗仁。我母亲从来不喜欢干涉政治，根本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母亲很会看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力，看人的那种敏锐，也就是用直觉能够看透一个人的，那真是种本事。我母亲当时就认为，李宗仁不能担副总统大任，在中央担任那个大任不好，就劝我父亲不要搅进去。那时候，基本上李宗仁就是一个战将，一直在外面领军打仗，很少在中央任职，蒋介石不愿意让他留在中央。他一下子到中央来，做副总统其实并不适合。这是从蒋李关系、李的才能这方面考虑来做推断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父亲非常反对这件事情。他还请程思远上北平去劝说李宗仁放弃竞选。但那时李宗仁已经表明竞选的态度了，对外公布了，一切都太晚了。

李继锋：您父亲后来的这个检讨，这种表示，是不是因为在台湾面对蒋介石的政治压力，而并非完全是他的真心话？

白先勇：真心，真心，并不是在台湾遇到了什么压力。因为本来他就是反对的，他是注重看大势的，副总统竞选的事一来，中央和广西这边的矛盾与猜忌就没完没了，后又重蹈覆辙，跟北伐完了以后几乎一模一样。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李继锋：您父亲在和家人之间谈话的时候，对蒋介石有过评论吗？

白先勇：让我想一想。据我的感觉，我父亲对蒋介石的军事能力并不服的，军事上的才能这方面我父亲很自负。尤其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或者打电话，或者自己到战地去指挥，对老蒋的这种军事表现，他当然不是很服气。不过，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非常复杂。说实话，我觉得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能力远超过他的军事才能。政治上他是厉害的！你看他，那个时代群雄并起，他能够超越众人，后能够爬得，这就是他政治手腕的高明。他终只输给，他还输给过谁啊？政治上，我父亲不及他，也搞不过他。老实说，我父亲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人。军人有那种军人的耿直，有说一不二的那种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