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1563－1640年），名介宾，字惠卿，号景岳，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景岳生于官宦之家，自幼聪颖，少时便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不通晓。十四岁时从父进京，师从于当时的名医金英。青年时性格豪放，交游广阔。壮岁从军，足迹遍布河南、河北、东北等地区。五十余岁时，返回乡里，专心于医学理论的研究。张景岳医术精湛，“时人比之仲景、东垣”。

    《类经》是明代大医学家张景岳注释《黄帝内经》的一部经典之作。原书共计三十二卷，分为十二类，三百九十节，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年）。全书将《灵枢》《素问》合为一书，按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十二类重新分类编注，使得《内经》原文条理分明，纲目并举，令人“一展卷而重门洞开，秋毫在目”。《类经》在编写过程中敢于突破旧制，理论上多有创见，是一部学习《内经》的重要参考书。

      本次整理出版的《类经》，以明代金阊童涌泉刻本为底本。整理过程中，以保持原本原貌为原则，对原书不删节，不改动。原书繁体竖排，现改为简体横排，并加现代标点，方便当今读者阅读。

类经序 

      合天地人，性命为重。命从谁生？生命者，曰父，曰母。命从谁司？司命者，曰君，曰相，曰师。司命者，谁为之总？总君父师，相之权者，曰医。上古时神农、黄帝君而医，岐伯诸公师而医，实首于伏羲。羲惧天下后世离天地人而二之也，首立一画以为天地人之总，仲尼名之为太极。太极者，天地人之心也，即所谓性命也。由一心而生八卦，复生六十四卦，列三百八十四画，而世人之病，病在于三百八十四画中求活计，而不知一画为总，此羲之所以医千万世之病原也。自是神农有《本草经》，轩岐有《灵》《素》经，两大经出而言医者咸宗之。顾易卦有文王、周公、孔子三大圣人为之羽翼，然後易义昭明于天地，而《灵》《素》之后无能羽翼之者。自秦越人以下，世称神医，而实非文王、周公、孔子之偶，况如王太仆之俦乎？今略举其大者，如：三焦胞络本有形也，而二十五难以为无形，两肾皆藏也，而三十六难以右肾为藏精系胞之命门，头为诸经之会也，而四十七难以为诸阳之会，此秦越人之与《内经》左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而王注改明为名，是君火第有空名而都无真明也，此王太仆之与《内经》左也。夫曰难曰注而失有如是，轩岐再起，其谓之何？此吾友张景岳所以慨然而叹，毅然而起，直以发明《内经》为己任也。

      景岳，名介宾，字会卿，为会稽之杰士。幼禀明慧，自六经以及诸子家无不考镜，而从其尊人寿峰公之教，得观《内经》，遂确然深信，以为天地人之理尽备于此，此即所为伏羲之易也。于是出而治世之病，一以《内经》为主，小试则小效，大试则大，无所不试则无所不效，而医林之诸子百家咸听吾所用，而不为诸子百家所用。如关格之脉，本以人迎气口辨阴阳之否绝，而仲景祖《难经》之说，云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遂致后世误传，此则用仲景而不为仲景用也。上以候上，下以候下，此藏气脉候之正理，而《脉经》以小肠、大肠附配两寸，藏象岂容颠倒乎？人迎系阳明之府脉，气口系太阴之藏脉，而《脉经》以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以左候表，以右修里，表里岂容混乱乎？此则用叔和而不为叔和用也。病机十九条，此明五藏六气病化所属之本，非皆言其太过也，而《原病式》尽以有余为训，则不足之候，何以能堪？此则用河间而不为河间用也。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此明阴阳不交之败乱也，而丹溪引之，以证阳道实、阴道虚，而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斲伐生机，莫此为甚，此则用丹溪而不为丹溪用也。脉有更代，是名代脉，自仲景以中止为代，而后世述之，是脉代之不明也，至今日而明矣。《伤寒》本传十二经，自刘草窗有传足不传手之说，而诸家宗之，是传经之不明也，至今日而明矣。凡皆景岳之主持《内经》，运用诸子，轩岐之后，文不在兹乎？犹恐《内经》资其自用而不能与天下共用，遂乃著而为《类经》：一曰摄生，二曰阴阳，三曰藏象，四曰脉色，五曰经络，六曰标本，七曰气味，八曰论治，九曰疾病，十曰针刺，十一曰运气，十二曰会通，共三十二卷，犁为三百九十条。更益以图翼十一卷，附翼四卷。观其运气诸图注，则天道可悉诸掌；观其经络诸布置，则藏象可洞其垣；观其治法之玄机，则见之诸条详按。凡其辨疑发隐，补缺正讹，别精气，析神明，分真假，知先后，察气数初中之妙，审阴阳阖辟之机，原始要终，因常知变，靡不殚精极微，秋毫无漏。此书一出，当使《灵》《素》与羲《易》并行，其有功于轩岐大矣。要之，此书不但有功于轩岐，而并有功于羲《易》。景岳于《内经》外，更作《医易》等篇。余尝观邵子之圆图、方图，多所未白，得景岳之图解，而了然无疑也。孰知此《类经》者，合羲《易》与《内经》，而两相发明哉！

      余初与景岳交，自癸卯岁始。余以苦心诵著，耗脾家之思虑，兼耗肾家之伎巧，于是病泄泻者二十年，医家咸以为火盛，而景岳独以为火衰，遂用参术桂附之剂，培命门之火，而吠者竞起，余独坚信不固，服之五年而不辍，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肾还元。余之敢于多服者，胆力之决断也；景岳之敢于多用者，识力之明透也。非景岳不能有此识，非余不能有此胆，余两人之相与亦奇矣。余既受景岳之赐，因问景岳何以及此，则归功于《内经》。因是每持《内经》相与谈论，余才得其皮毛，而景岳已得其精髓。景岳谓余将注《内经》，为世人式。余喜之甚，从臾成之。及余官汴梁，又迎景岳治余母太安人，延寿者八载，时《类经》尚未竣也。余自江右参藩归家十余年，而景岳亦自长安归家，特从会稽过縠水，见余于峥嵘山下，曰：《类经》成矣。余得而读之，一读一踊跃，再读再踊跃，即请付之梓，而景岳犹虑识者寡也。余曰：太阳未出，爝火生明；太阳一出，孤灯失照。向日之《内经》不明，而诸家横出，灯之光也；今《类经》一出，太阳中天而灯失色矣。人情不甚相远，既能见灯，岂不见日，景岳又何虑焉？于是意决，将付之梓，而请余为序。

    夫景岳之妙旨，载在《类经》，不待余序。余所序者，谓其注《内经》，而并著《医易》。世之能注《易》者不出于程朱，能注《内经》者不出于秦越人、王太仆。景岳一人，却并程朱秦王之四人合为一人，而直接羲黄之脉于千古之上，恐非程朱秦王所能驾也。今程氏《易传》，朱氏《本义》，业遍天下，家传户诵，而张氏之《类经》，非特医家所当传习，儒者尤当服膺，自今以后，家传户诵。景岳之造福于天下者不小，而造福于千万世者胡可量哉！余获此编，大喜大快，冀速其传，遂为序之，而赞其刻之。

      时皇明天启四载，岁在甲子，阳月上浣，赐进士第，湖广按察司副使，分守荆西道，前奉敕提督河南学政，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分巡南瑞道，通家友弟叶秉敬顿首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