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681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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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因历史的某些局限以及历史书写者的个人好恶，一个曾搅弄风云于天下，一个时代因他而翻覆的乱世枭雄，其面目竟如他的字“本初”一样模糊并神秘莫测，只能凭后世的话本、演绎随意拼合，这实在是一大憾事。因此，本书是一本很值得期待的书。
本书是一部专注写袁绍、解决关于袁绍及其家族各种疑难杂症的书。全书40余万字，作者倾力搜集各种史料文献，分析加工，相对完整地将袁绍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履历呈现出来。一个鲜活、有血有肉不再只是个传说的袁绍，他的野心的形成、他的野心的践行，及至他的野心的彻底崩毁，有据可依，有据可查，不再只建立在虚构之上。
当然，写袁绍，必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以及那个时代粉墨登场的各重量级人物，于是，东汉末年官场风云、东汉皇室秘闻、前三国时代天下格局的形成，以及曹操、刘备、孙权、董卓、吕布、诸葛亮、袁术等等他们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与主人公袁绍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一登场，并充分解析为何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氏家族的遗产。
袁绍，一个失败者的历史，支撑起了一个时代的历史。
本书是一部专注写袁绍、解决关于袁绍及其家族各种疑难杂症的书。全书40余万字，作者倾力搜集各种史料文献，分析加工，相对完整地将袁绍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履历呈现出来。一个鲜活、有血有肉不再只是个传说的袁绍，他的野心的形成、他的野心的践行，及至他的野心的彻底崩毁，有据可依，有据可查，不再只建立在虚构之上。
当然，写袁绍，必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以及那个时代粉墨登场的各重量级人物，于是，东汉末年官场风云、东汉皇室秘闻、前三国时代天下格局的形成，以及曹操、刘备、孙权、董卓、吕布、诸葛亮、袁术等等他们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与主人公袁绍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一登场，并充分解析为何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氏家族的遗产。
袁绍，一个失败者的历史，支撑起了一个时代的历史。
内容简介
他出身高门，以皇帝年号“本初”为字；他诛宦官伐董卓揽群雄，名震天下；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大厦将倾的东汉王朝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是一个时代的主宰，却在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里沦为历史的配角。他是袁绍，一个被历史误读的乱世枭雄。
目 录
章 名门之后
豪族联姻——袁隗的婚礼
帝国危机——公元2世纪中叶的东汉局势
造反有理——三统五行学说与江淮民变（公元144~145年）
本初迷局——袁绍的身世（公元146~147年）
第二章 宦海沉浮
豺狼当路——梁冀的统治（公元148~158年）
快意恩仇——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公元159年）
宦官专权——袁绍的青年岁月（公元160~165年）
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公元166~167年）
第三章 四世三公
六年之丧——第二次党锢运动（公元168~171年）
四世三公——通往权力之路（公元172~177年）
本初俱乐部——袁绍的黑社会（公元172~177年）
名将之死——中朝的内讧（公元178~183年）
第四章 江山变色
黄巾暴动——瘟疫的力量（公元184年）
中平羌乱——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公元184~186年）
末代禁军——西园八校尉的组建（公元187~189年）
正义的背叛——何进与宦官同归于尽（公元189年）
第五章 乱世枭雄
董卓入京——袁氏兄弟的逃亡（公元189年）
揭竿而起——袁氏兄弟组建讨董卓联军及董卓迁都（公元190年）
滴血——联军的胜利与董卓的撤退（公元190~191年）
兄弟反目——袁绍与袁术的扩张与决裂（公元191年）
第六章 群雄逐鹿
英豪本色——孙坚之死与界桥之战（公元191~192年）
血染长安——董卓遇刺与李傕、郭汜的反击（公元192年）
丧家之犬——吕布投奔袁绍及其再次逃亡（公元193年）
幼狮出笼——孙策投奔袁术（公元194年）
第七章 鹰杨河朔
饿鹰来袭——张邈联合吕布驱逐曹操（公元194年）
力挽狂澜——袁绍助曹操击退吕布（公元194~195年）
祸起萧墙——袁绍镇压臧洪，分封诸子（公元195~196年）
霸王开疆——孙策渡江与吕布夺徐州（公元195~196年）
第八章 自掘坟墓
天子下席——李傕、郭汜的内讧与献帝东迁（公元195年）
百虑一失——袁绍命曹操迎献帝迁都许县（公元196年）
五世七公——袁绍晋升太尉、大将军（公元196~197年）
僭号仲家——袁术称帝之谜（公元196~197年）
第九章 鲸吞宇内
藕断丝连——袁绍与曹操的后合作（公元197年）
白门缚虎——袁绍与曹操消灭吕布（公元198年）
鬼神之攻——袁绍消灭麴义、公孙瓒与袁术败亡（公元198~199年）
箭在弦上——袁绍与曹操的决裂（公元199~200年）
第十章 龙战官渡
悠悠黄河——袁绍南征曹操（公元200年）
风雨乌巢——官渡大战（公元200~201年）
巨星陨落——袁绍病逝、刘表北伐与袁尚南征失败（公元201~203年）
芟夷大难——袁尚、袁谭反目与曹操征服河北（公元203~207年）
尾声
毁灭与轮回
附录
袁绍年表
豪族联姻——袁隗的婚礼
帝国危机——公元2世纪中叶的东汉局势
造反有理——三统五行学说与江淮民变（公元144~145年）
本初迷局——袁绍的身世（公元146~147年）
第二章 宦海沉浮
豺狼当路——梁冀的统治（公元148~158年）
快意恩仇——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公元159年）
宦官专权——袁绍的青年岁月（公元160~165年）
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公元166~167年）
第三章 四世三公
六年之丧——第二次党锢运动（公元168~171年）
四世三公——通往权力之路（公元172~177年）
本初俱乐部——袁绍的黑社会（公元172~177年）
名将之死——中朝的内讧（公元178~183年）
第四章 江山变色
黄巾暴动——瘟疫的力量（公元184年）
中平羌乱——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公元184~186年）
末代禁军——西园八校尉的组建（公元187~189年）
正义的背叛——何进与宦官同归于尽（公元189年）
第五章 乱世枭雄
董卓入京——袁氏兄弟的逃亡（公元189年）
揭竿而起——袁氏兄弟组建讨董卓联军及董卓迁都（公元190年）
滴血——联军的胜利与董卓的撤退（公元190~191年）
兄弟反目——袁绍与袁术的扩张与决裂（公元191年）
第六章 群雄逐鹿
英豪本色——孙坚之死与界桥之战（公元191~192年）
血染长安——董卓遇刺与李傕、郭汜的反击（公元192年）
丧家之犬——吕布投奔袁绍及其再次逃亡（公元193年）
幼狮出笼——孙策投奔袁术（公元194年）
第七章 鹰杨河朔
饿鹰来袭——张邈联合吕布驱逐曹操（公元194年）
力挽狂澜——袁绍助曹操击退吕布（公元194~195年）
祸起萧墙——袁绍镇压臧洪，分封诸子（公元195~196年）
霸王开疆——孙策渡江与吕布夺徐州（公元195~196年）
第八章 自掘坟墓
天子下席——李傕、郭汜的内讧与献帝东迁（公元195年）
百虑一失——袁绍命曹操迎献帝迁都许县（公元196年）
五世七公——袁绍晋升太尉、大将军（公元196~197年）
僭号仲家——袁术称帝之谜（公元196~197年）
第九章 鲸吞宇内
藕断丝连——袁绍与曹操的后合作（公元197年）
白门缚虎——袁绍与曹操消灭吕布（公元198年）
鬼神之攻——袁绍消灭麴义、公孙瓒与袁术败亡（公元198~199年）
箭在弦上——袁绍与曹操的决裂（公元199~200年）
第十章 龙战官渡
悠悠黄河——袁绍南征曹操（公元200年）
风雨乌巢——官渡大战（公元200~201年）
巨星陨落——袁绍病逝、刘表北伐与袁尚南征失败（公元201~203年）
芟夷大难——袁尚、袁谭反目与曹操征服河北（公元203~207年）
尾声
毁灭与轮回
附录
袁绍年表
前 言
序言
他拥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是天下有权势的人；他曾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忌惮的人；他的家族被曹操毁灭，而他的事业又由曹操继承和光大；他曾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死时仍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未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他就是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霸主，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如果没有袁绍，东汉不可能如此怪诞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也根本轮不到曹、刘、孙三家瓜分天下；而如果袁绍成功了，很可能不会出现“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及其后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纷繁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个。坦率地讲，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罕有其匹，特别是整个中央政府和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被多次颠覆，必然导致档案的大量缺失和一再改写，现存史料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反而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配角，是因为他们后失败了；配角晋升为主角，是因为他们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却只记得死者在人生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们的肉体；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们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赢者通吃。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但也被公认为杂乱难辨。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典论》（曹丕）、《魏略》（鱼豢）、《典略》（鱼豢）、《汉末英雄记》（王粲）、《三国志》（陈寿）、《续汉书》（司马彪）和《九州春秋》《世说新语》（刘义庆）、《魏书》（王沈、荀顗、阮籍）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相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为整体性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东晋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进行研究修订，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两本书的观点不尽一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后汉书》的志与纪传部分有相互矛盾之处。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翔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他史籍大多早已散失，所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部分保存了下来，值得重视。当然，其中一些史籍的写作立场严重偏颇，内容的可靠性未必很高，需要时时留心。
《三国志》和《后汉书》固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与雅俗共赏、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相比，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不甚满意。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形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历史观。
客观公正的历史观往往与流行的历史观相去霄壤，因为流行的历史观大多是政治宣传，或是远离历史真相的文学作品。中国流行的历史文学作品《三国演义》，就很不利于读者建立客观公正的历史观。即便是《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中，也充斥着各种蓄意歪曲事实的政治宣传，期待古代编纂者能将其一一辨识，显然要求过高。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发现这些“正史”中存在大量问题。受宋文帝的委托，学者裴松之搜罗了大量材料，对陈寿《三国志》作了详细的注解。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裴松之解释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篇幅超过陈寿《三国志》原文的三倍，实为汉末三国的史料集成，历来受到各方学者的高度重视。
每一份古代史料，都像一张低分辨率的老照片，人物的面貌尚且难以辨认，更不要说确定其行事的性质和动机了。在现场直播的体育比赛中，电视观众时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虽然电视画面的清晰度很高，但是从某一角度看上去很像犯规的动作，在另一个角度看来却并不是犯规，也就是所谓的“罗生门现象”。所以，即便某本史书的内容比较详尽（画面清晰度足够高），也并不足以发现真相，需要从多个角度观察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触及事件的本质。
汉末三国历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通过研究多种史料，本书得出结论：
由于终失败，袁家在官方文献中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原本很长时间都是东汉末年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吞并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在这场大戏的收尾之际，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矮化和边缘化，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一点都不夸张。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胜利才显得理所应当。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不免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操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孙策、刘备等其他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表明，在曹操的所有对手中，袁绍是难对付的。
关于曹操战胜袁绍的过程，史书中的记载有很多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之处。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记载，曹操先收编了30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在5.8万~11万人之间。《三国志》又多次强调，袁军“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人才储备、经济实力和兵力都在袁绍之上，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果真如此，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曹操难道不应该主动进攻袁绍，并将其迅速歼灭吗？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按照《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设计开发的各款三国题材电子游戏中，曹操都可以轻易打赢官渡之战，甚至还不如之前打吕布、刘备等小军阀难度大），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纷纷向袁绍“暗送秋波”，终仅靠袁绍的几名大将临阵倒戈才惊险取胜，岂不反而说明曹操缺乏军事才能吗？难道“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永无推翻的可能。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杰出的军事家曹操毕生辉煌的军事成就，居然只是在长期艰苦的对峙之后，勉强击败了一个在能力和实力上都远逊于自己的无能之辈袁绍。而且，通过官渡之战，曹操仅仅是将南下进攻自己的袁军赶回河北而已，没能夺走对方一块土地。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两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表、刘备、孙权、刘璋势力都不稳固，而且相互敌视，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重新经营官渡防线。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趁机北伐，却无法轻易取胜，又在河北苦战五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五年，使孙权能够巩固其在江东原本并不巩固的统治，刘备也得以网罗诸葛亮等人才，终令曹操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
实际上，史书中这一复杂难解的悖论，是为了掩盖严重影响曹操形象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直到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今河南许昌县张潘故城）为止，曹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意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以袁绍为主线的视角，来审视汉末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曹操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刘备和孙坚父子都曾长期为袁绍或袁术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这些人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一个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也是袁家的遗产。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正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的那样：“任何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因为所有内容都是经过他筛选的。”作为书写历史的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者深知，如果将袁氏家族的真实故事公之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所以他们蓄意炮制出大量的虚假史料。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也确实隐藏着太多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或不敢写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根本的原因。
然而，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又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中国传统学术讲究“见微知著”，也就是以小见大。有趣的是，从袁绍的姓名和出生年份中，就能够透露出不少重要的信息。
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为“封禅”。到泰山封禅乃是古代中国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由此可见，刘备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从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蜀汉大臣谯周解释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语出《三国志•杜琼传》）也就是预言蜀汉政权必将亡于刘禅之手。当然这也可能是谯周的弟子、《三国志》作者陈寿为了给老师脸上贴金而编造的。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耐人寻味。
就笔者所见的资料，“公路”一词早出自《诗经•魏风•汾沮洳》，与“公行”“公族”并列，可能早是官名，后来演化成对世袭贵族的代称。袁术取“公路”为字，无疑是在炫耀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其志向甚至还不满足于此。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僭号称帝的惊世之举就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长期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人在取“名”和“字”时仍要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在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特殊的一个。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武德”或“贞观”，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逾年便改元，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在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虽然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汉朝人并不严格避讳皇帝年号。
隋唐以前，中国社会风气宽松，不仅无须严格避讳本朝皇帝年号，甚至也无须严格避讳皇帝的名字。西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中，竟然大书已经被西晋朝廷追认为“先帝”的“司马懿”和“司马炎”姓名，对另一位“先帝”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同名。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等名士在开玩笑时，还曾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做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今永康市）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但这在当时可能只是为了免于发生误解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是几乎终身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专制统治日益严密，避讳才变得越来越严了。
不过，袁绍取“字”为当朝皇帝年号“本初”，仍然显得十分突兀和奇异，显然是蓄意而为。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如果真有其事，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家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袁绍的字“本初”大有深意，而他的名字“绍”也不同凡响。一般来说，古代中国人的名和字通常含义相似，例如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翼德等等，而袁绍的名“绍”与字“本初”的含义却截然相反。“本初”的本意是开启、创始，而“绍”字却是接续、继承的意思。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较为低下、疏远。的确，袁绍是小妾所生，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好几位嫡兄，还有位嫡弟袁术，以及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他“疏远继位”，逆袭成功，这也成为袁术后来痛恨袁绍的主要原因之一。难道父母在给袁绍起名的时候，就已经在策划让他“疏远继位”的阴谋了？
由此可见，袁绍的“名”和“字”都含有极为强烈的挑衅意味，“疏远继位”再加上皇帝遇难的“本初元年”，看似含义相反，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宣布要颠覆现有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不寻常的使命。
“本初”，既是袁绍的私人密码，更是东汉帝国覆灭、三国乱世开启的密码。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疑问就会越多。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便不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末世东汉—那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皇朝。
总之，笔者认为，以曹操或刘备为中心的汉末历史观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完整客观地阐释那个风起云涌的历史时代；建立以袁绍为中心的汉末历史观，无异于建立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从另一个角度更全面地去回望那个极具魅力与挑战的时代。笔者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笔者的朋友王晓明先生帮助本书制作了多幅精美的地图，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涉及大量疑难问题，笔者才疏学浅，谬误在所难免，欢迎各界读者指正。
他拥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是天下有权势的人；他曾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忌惮的人；他的家族被曹操毁灭，而他的事业又由曹操继承和光大；他曾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死时仍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未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他就是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霸主，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如果没有袁绍，东汉不可能如此怪诞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也根本轮不到曹、刘、孙三家瓜分天下；而如果袁绍成功了，很可能不会出现“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及其后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纷繁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个。坦率地讲，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罕有其匹，特别是整个中央政府和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被多次颠覆，必然导致档案的大量缺失和一再改写，现存史料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反而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配角，是因为他们后失败了；配角晋升为主角，是因为他们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却只记得死者在人生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们的肉体；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们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赢者通吃。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但也被公认为杂乱难辨。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典论》（曹丕）、《魏略》（鱼豢）、《典略》（鱼豢）、《汉末英雄记》（王粲）、《三国志》（陈寿）、《续汉书》（司马彪）和《九州春秋》《世说新语》（刘义庆）、《魏书》（王沈、荀顗、阮籍）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相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为整体性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东晋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进行研究修订，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两本书的观点不尽一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后汉书》的志与纪传部分有相互矛盾之处。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翔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他史籍大多早已散失，所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部分保存了下来，值得重视。当然，其中一些史籍的写作立场严重偏颇，内容的可靠性未必很高，需要时时留心。
《三国志》和《后汉书》固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与雅俗共赏、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相比，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不甚满意。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形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历史观。
客观公正的历史观往往与流行的历史观相去霄壤，因为流行的历史观大多是政治宣传，或是远离历史真相的文学作品。中国流行的历史文学作品《三国演义》，就很不利于读者建立客观公正的历史观。即便是《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中，也充斥着各种蓄意歪曲事实的政治宣传，期待古代编纂者能将其一一辨识，显然要求过高。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发现这些“正史”中存在大量问题。受宋文帝的委托，学者裴松之搜罗了大量材料，对陈寿《三国志》作了详细的注解。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裴松之解释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篇幅超过陈寿《三国志》原文的三倍，实为汉末三国的史料集成，历来受到各方学者的高度重视。
每一份古代史料，都像一张低分辨率的老照片，人物的面貌尚且难以辨认，更不要说确定其行事的性质和动机了。在现场直播的体育比赛中，电视观众时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虽然电视画面的清晰度很高，但是从某一角度看上去很像犯规的动作，在另一个角度看来却并不是犯规，也就是所谓的“罗生门现象”。所以，即便某本史书的内容比较详尽（画面清晰度足够高），也并不足以发现真相，需要从多个角度观察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触及事件的本质。
汉末三国历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通过研究多种史料，本书得出结论：
由于终失败，袁家在官方文献中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原本很长时间都是东汉末年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吞并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在这场大戏的收尾之际，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矮化和边缘化，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一点都不夸张。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胜利才显得理所应当。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不免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操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孙策、刘备等其他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表明，在曹操的所有对手中，袁绍是难对付的。
关于曹操战胜袁绍的过程，史书中的记载有很多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之处。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记载，曹操先收编了30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在5.8万~11万人之间。《三国志》又多次强调，袁军“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人才储备、经济实力和兵力都在袁绍之上，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果真如此，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曹操难道不应该主动进攻袁绍，并将其迅速歼灭吗？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按照《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设计开发的各款三国题材电子游戏中，曹操都可以轻易打赢官渡之战，甚至还不如之前打吕布、刘备等小军阀难度大），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纷纷向袁绍“暗送秋波”，终仅靠袁绍的几名大将临阵倒戈才惊险取胜，岂不反而说明曹操缺乏军事才能吗？难道“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永无推翻的可能。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杰出的军事家曹操毕生辉煌的军事成就，居然只是在长期艰苦的对峙之后，勉强击败了一个在能力和实力上都远逊于自己的无能之辈袁绍。而且，通过官渡之战，曹操仅仅是将南下进攻自己的袁军赶回河北而已，没能夺走对方一块土地。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两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表、刘备、孙权、刘璋势力都不稳固，而且相互敌视，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重新经营官渡防线。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趁机北伐，却无法轻易取胜，又在河北苦战五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五年，使孙权能够巩固其在江东原本并不巩固的统治，刘备也得以网罗诸葛亮等人才，终令曹操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
实际上，史书中这一复杂难解的悖论，是为了掩盖严重影响曹操形象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直到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今河南许昌县张潘故城）为止，曹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意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以袁绍为主线的视角，来审视汉末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曹操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刘备和孙坚父子都曾长期为袁绍或袁术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这些人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一个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也是袁家的遗产。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正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的那样：“任何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因为所有内容都是经过他筛选的。”作为书写历史的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者深知，如果将袁氏家族的真实故事公之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所以他们蓄意炮制出大量的虚假史料。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也确实隐藏着太多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或不敢写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根本的原因。
然而，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又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中国传统学术讲究“见微知著”，也就是以小见大。有趣的是，从袁绍的姓名和出生年份中，就能够透露出不少重要的信息。
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为“封禅”。到泰山封禅乃是古代中国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由此可见，刘备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从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蜀汉大臣谯周解释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语出《三国志•杜琼传》）也就是预言蜀汉政权必将亡于刘禅之手。当然这也可能是谯周的弟子、《三国志》作者陈寿为了给老师脸上贴金而编造的。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耐人寻味。
就笔者所见的资料，“公路”一词早出自《诗经•魏风•汾沮洳》，与“公行”“公族”并列，可能早是官名，后来演化成对世袭贵族的代称。袁术取“公路”为字，无疑是在炫耀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其志向甚至还不满足于此。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僭号称帝的惊世之举就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长期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人在取“名”和“字”时仍要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在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特殊的一个。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武德”或“贞观”，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逾年便改元，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在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虽然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汉朝人并不严格避讳皇帝年号。
隋唐以前，中国社会风气宽松，不仅无须严格避讳本朝皇帝年号，甚至也无须严格避讳皇帝的名字。西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中，竟然大书已经被西晋朝廷追认为“先帝”的“司马懿”和“司马炎”姓名，对另一位“先帝”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同名。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等名士在开玩笑时，还曾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做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今永康市）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但这在当时可能只是为了免于发生误解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是几乎终身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专制统治日益严密，避讳才变得越来越严了。
不过，袁绍取“字”为当朝皇帝年号“本初”，仍然显得十分突兀和奇异，显然是蓄意而为。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如果真有其事，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家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袁绍的字“本初”大有深意，而他的名字“绍”也不同凡响。一般来说，古代中国人的名和字通常含义相似，例如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翼德等等，而袁绍的名“绍”与字“本初”的含义却截然相反。“本初”的本意是开启、创始，而“绍”字却是接续、继承的意思。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较为低下、疏远。的确，袁绍是小妾所生，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好几位嫡兄，还有位嫡弟袁术，以及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他“疏远继位”，逆袭成功，这也成为袁术后来痛恨袁绍的主要原因之一。难道父母在给袁绍起名的时候，就已经在策划让他“疏远继位”的阴谋了？
由此可见，袁绍的“名”和“字”都含有极为强烈的挑衅意味，“疏远继位”再加上皇帝遇难的“本初元年”，看似含义相反，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宣布要颠覆现有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不寻常的使命。
“本初”，既是袁绍的私人密码，更是东汉帝国覆灭、三国乱世开启的密码。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疑问就会越多。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便不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末世东汉—那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皇朝。
总之，笔者认为，以曹操或刘备为中心的汉末历史观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完整客观地阐释那个风起云涌的历史时代；建立以袁绍为中心的汉末历史观，无异于建立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从另一个角度更全面地去回望那个极具魅力与挑战的时代。笔者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笔者的朋友王晓明先生帮助本书制作了多幅精美的地图，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涉及大量疑难问题，笔者才疏学浅，谬误在所难免，欢迎各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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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屠杀宦官前后，袁绍的官职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权势却有了很大变化。这之前，他是大将军何进的首席顾问，权倾朝野；这之后，政权从何进手里落到了他的叔父、太傅袁隗和兄长袁基，以及故吏、司空董卓等人的手里，他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司隶校尉，被挤到了决策层的边缘。
这可不是袁绍想要的。是他袁绍消灭了祸害东汉朝政上百年的宦官集团，是他袁绍夺取了首都军政，而应该属于他的功勋和权力却没能属于他。袁绍本来就是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司隶校尉，何进死后又立下头功，理应继承何进的大将军之职，至少也该升任“录尚书事”的三公或者骠骑将军、车骑将军这样的武职，才对得起自己长期以来的精心谋划和诛杀宦官的浴血奋战。可是袁绍失望地发现，自己在政变之后几乎被架空了。早知如此，他还不如不劝何进去招兵杀宦官。究其原因，一定有人从中作梗，而这些人不仅有董卓，更有他的叔父、太傅袁隗和兄长袁基。特别是正史中着墨极少的袁基，肯定不愿意看到弟弟袁绍的职位超过自己，正如袁绍不愿意弟弟袁术的职位超过自己一样。在被党锢禁锢了十余年之后，袁绍此时已经44虚岁，即将步入老年，颇有“时不我待”之感，对权力的渴望远远超乎常人。
现在，大哥袁基成了袁绍通向权力的绊脚石。所以，袁基必须死。如果叔父袁隗袒护袁基，袁隗也必须死。至于董卓，和此事似乎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有三件事严重影响袁绍和董卓的关系：
一，何太后、何进逼杀董重时，时任中军校尉的袁绍也参与了，属于帮凶，董卓日后追查起来，恐怕难脱干系；
二，一旦陈留王刘协登基，董卓等于独揽朝政大权，地位太高，阻碍袁绍掌控政权；
三，董卓指使吕布杀丁原，收编并州军，暴露的野心太大，实力又太强，袁绍难以用正常手段制约。
种种迹象表明，董卓请袁绍来显阳苑的时候，是满心希望并且有一定把握说服袁绍支持自己废掉汉少帝，拥立陈留王的。没想到，袁绍另有考虑，而且在他的住所里，大庭广众之下给他难堪，闹事后还带着自己的部分心腹逃离洛阳，使朝廷再度陷入混乱。因此，袁绍与董卓决裂，主要责任应当在袁绍。
如果是袁绍主动挑起事端，那么他这样与董卓争吵，之后又立即弃官离开洛阳，似乎不太理智，很像是意气用事，董卓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在反复研究袁绍此前和此后做的几件大事之后，便会发现他的一种古怪的行为规律：每当袁绍遭遇一个难以战胜的敌人时，他就会强行给自己制造另一个敌人，尔后让这二人相互火并，等到一方被灭，另一方也损失惨重时，自己再亲自出手渔利。这一计策很可能是袁绍从《战国策•秦策》与《史记•张仪列传》记载的“卞庄子刺虎”故事中发展出来的，之前他就曾施此计让何进与阉党集团同归于尽，之后更是屡试不爽。这一次，袁绍选择主动与董卓争吵决裂并离开洛阳，就是为了强行把董卓变成敌人，再诱使他与自己希望打击的袁隗和袁基相互残杀。
袁绍出奔冀州，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否则，他将难以顺利地把全家人，特别是几个尚未成年的儿子都带出洛阳。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在逃离洛阳前后，袁绍问曹操说：“如果事情不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那么哪个方向的土地更适合作根据地呢？”曹操反问道：“足下以为哪个方向好？”袁绍说：“我占据黄河与燕、代之间的土地，联合北方的游牧民族，南向以争天下，应该比较有把握吧？”曹操回答：“我任用天下的智能之士，以正道统御部下，无论根据地在哪个方向，都可以获得成功。”《傅子》还记载，曹操又补充说：“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应变了。”
这两条记载似乎都证明，袁绍早就有意效仿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计划经营河北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而曹操则更为重视人才，并不很看重根据地的方位。后代评论者评论袁、曹二人时，往往以此作为论据。但是，后来曹操吞并袁家势力之后，立即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袁绍以前的大本营邺城，又自领冀州牧，还借恢复上古“大九州”制度之名扩张冀州版图，所作所为，与袁绍完全一样。袁绍虽然把大本营设在邺城，但其活动范围却不仅限于河北，而是多次赴黄河以南的青州、兖州和豫州亲征，势力范围所及，更远至江东和岭南。
东汉末年的河北，不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且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兵精马多，便于和北方游牧民族联盟。马匹是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与河北相比，中原和江淮流域在这个方面都严重先天不足，光武帝以河北骑兵征服天下，并非偶然。袁绍和曹操之所以能够相继成为中国的军阀，与他们掌握河北地区息息相关。曹操在创业初期不占河北，并非因为他不重视河北的战略优势，而是因为他是袁绍的部下，必须遵照袁绍的指示，到兖州招募军队。
不仅袁绍出奔冀州早有预谋，袁术出奔荆州、曹操出奔兖州、刘备出奔豫州也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处心积虑，否则，他们多半会在慌乱之中逃回自己的家乡。事实上，这“东奔四巨头”没有一位返回自己的家乡：豫州人袁绍去冀州，豫州人袁术去荆州，豫州人曹操去兖州，幽州人刘备去豫州。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肯定是因为受制于汉桓帝的《三互法》，即禁止本州人在本州做官。只有去与自己家乡不同的州，才能大展拳脚。毕竟，虽然与董卓决裂了，但袁绍还不打算直接打出反汉的旗号，而要把自己包装成汉室忠臣，把董卓描绘成乱臣贼子。只有遵循《三互法》这样的汉朝基本法，他才能顺利地夺取地方军政大权，对董卓形成威胁。
与“东奔四巨头”同日离开洛阳的，还有“海内大儒”卢植，原因也是反对董卓废黜汉少帝。在之前的政变中，卢植与袁绍过从甚密，但是这一次，他选择返回了自己的幽州家乡隐居，因此受到《三互法》的限制，无缘此后的权力斗争，只能给袁绍当军师了。
虽然早有预谋，但袁家毕竟历来在河北都没有根基，因此袁绍在前往河北之前，不免感到忧虑。所以，当时曹操很可能是安慰袁绍说：“如果不行，就回中原来。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应变了。只要您选用贤才，遵循正道，无论占据哪块根据地，都可以取得终的胜利。”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袁绍在前往冀州前，把后妻刘氏及3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留在黄河以南，托付给兖州刺史刘岱照顾。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排，暗示袁绍和刘岱可能有亲戚关系，而的可能便是，袁绍的后妻刘氏是刘岱的直系亲属，也就是《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中所谓的“和亲”。刘氏带着孩子回兖州娘家，有娘家人刘岱的照顾，袁绍自然为放心。同时，由于袁绍选择和刘岱联姻，按照汉桓帝公布的东汉帝国根本大法《三互法》，袁绍就不能再到兖州当官，刘岱也不能再到豫州当官了。日后，袁绍总也无法亲自统治兖州和豫州，而必须借助曹操等部下间接统治中原的这两个州，原因正在于此。
与《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不同，曹操并不是因为企图刺杀董卓，失败后被迫逃亡（刺杀董卓的另有其人，《三国演义》将其事迹安在了曹操头上），而是在并未得罪董卓的情况下，像一个忠诚的奴隶那样，跟随袁绍从洛阳出奔。刘备出奔的性质也与此相同。按照《汉末英雄记》的说法，曹操和刘备二人一起离开洛阳，而且同行了很长一段距离，看来他们很可能在跟随袁绍一家。
这可不是袁绍想要的。是他袁绍消灭了祸害东汉朝政上百年的宦官集团，是他袁绍夺取了首都军政，而应该属于他的功勋和权力却没能属于他。袁绍本来就是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司隶校尉，何进死后又立下头功，理应继承何进的大将军之职，至少也该升任“录尚书事”的三公或者骠骑将军、车骑将军这样的武职，才对得起自己长期以来的精心谋划和诛杀宦官的浴血奋战。可是袁绍失望地发现，自己在政变之后几乎被架空了。早知如此，他还不如不劝何进去招兵杀宦官。究其原因，一定有人从中作梗，而这些人不仅有董卓，更有他的叔父、太傅袁隗和兄长袁基。特别是正史中着墨极少的袁基，肯定不愿意看到弟弟袁绍的职位超过自己，正如袁绍不愿意弟弟袁术的职位超过自己一样。在被党锢禁锢了十余年之后，袁绍此时已经44虚岁，即将步入老年，颇有“时不我待”之感，对权力的渴望远远超乎常人。
现在，大哥袁基成了袁绍通向权力的绊脚石。所以，袁基必须死。如果叔父袁隗袒护袁基，袁隗也必须死。至于董卓，和此事似乎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有三件事严重影响袁绍和董卓的关系：
一，何太后、何进逼杀董重时，时任中军校尉的袁绍也参与了，属于帮凶，董卓日后追查起来，恐怕难脱干系；
二，一旦陈留王刘协登基，董卓等于独揽朝政大权，地位太高，阻碍袁绍掌控政权；
三，董卓指使吕布杀丁原，收编并州军，暴露的野心太大，实力又太强，袁绍难以用正常手段制约。
种种迹象表明，董卓请袁绍来显阳苑的时候，是满心希望并且有一定把握说服袁绍支持自己废掉汉少帝，拥立陈留王的。没想到，袁绍另有考虑，而且在他的住所里，大庭广众之下给他难堪，闹事后还带着自己的部分心腹逃离洛阳，使朝廷再度陷入混乱。因此，袁绍与董卓决裂，主要责任应当在袁绍。
如果是袁绍主动挑起事端，那么他这样与董卓争吵，之后又立即弃官离开洛阳，似乎不太理智，很像是意气用事，董卓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在反复研究袁绍此前和此后做的几件大事之后，便会发现他的一种古怪的行为规律：每当袁绍遭遇一个难以战胜的敌人时，他就会强行给自己制造另一个敌人，尔后让这二人相互火并，等到一方被灭，另一方也损失惨重时，自己再亲自出手渔利。这一计策很可能是袁绍从《战国策•秦策》与《史记•张仪列传》记载的“卞庄子刺虎”故事中发展出来的，之前他就曾施此计让何进与阉党集团同归于尽，之后更是屡试不爽。这一次，袁绍选择主动与董卓争吵决裂并离开洛阳，就是为了强行把董卓变成敌人，再诱使他与自己希望打击的袁隗和袁基相互残杀。
袁绍出奔冀州，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否则，他将难以顺利地把全家人，特别是几个尚未成年的儿子都带出洛阳。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在逃离洛阳前后，袁绍问曹操说：“如果事情不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那么哪个方向的土地更适合作根据地呢？”曹操反问道：“足下以为哪个方向好？”袁绍说：“我占据黄河与燕、代之间的土地，联合北方的游牧民族，南向以争天下，应该比较有把握吧？”曹操回答：“我任用天下的智能之士，以正道统御部下，无论根据地在哪个方向，都可以获得成功。”《傅子》还记载，曹操又补充说：“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应变了。”
这两条记载似乎都证明，袁绍早就有意效仿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计划经营河北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而曹操则更为重视人才，并不很看重根据地的方位。后代评论者评论袁、曹二人时，往往以此作为论据。但是，后来曹操吞并袁家势力之后，立即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袁绍以前的大本营邺城，又自领冀州牧，还借恢复上古“大九州”制度之名扩张冀州版图，所作所为，与袁绍完全一样。袁绍虽然把大本营设在邺城，但其活动范围却不仅限于河北，而是多次赴黄河以南的青州、兖州和豫州亲征，势力范围所及，更远至江东和岭南。
东汉末年的河北，不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且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兵精马多，便于和北方游牧民族联盟。马匹是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与河北相比，中原和江淮流域在这个方面都严重先天不足，光武帝以河北骑兵征服天下，并非偶然。袁绍和曹操之所以能够相继成为中国的军阀，与他们掌握河北地区息息相关。曹操在创业初期不占河北，并非因为他不重视河北的战略优势，而是因为他是袁绍的部下，必须遵照袁绍的指示，到兖州招募军队。
不仅袁绍出奔冀州早有预谋，袁术出奔荆州、曹操出奔兖州、刘备出奔豫州也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处心积虑，否则，他们多半会在慌乱之中逃回自己的家乡。事实上，这“东奔四巨头”没有一位返回自己的家乡：豫州人袁绍去冀州，豫州人袁术去荆州，豫州人曹操去兖州，幽州人刘备去豫州。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肯定是因为受制于汉桓帝的《三互法》，即禁止本州人在本州做官。只有去与自己家乡不同的州，才能大展拳脚。毕竟，虽然与董卓决裂了，但袁绍还不打算直接打出反汉的旗号，而要把自己包装成汉室忠臣，把董卓描绘成乱臣贼子。只有遵循《三互法》这样的汉朝基本法，他才能顺利地夺取地方军政大权，对董卓形成威胁。
与“东奔四巨头”同日离开洛阳的，还有“海内大儒”卢植，原因也是反对董卓废黜汉少帝。在之前的政变中，卢植与袁绍过从甚密，但是这一次，他选择返回了自己的幽州家乡隐居，因此受到《三互法》的限制，无缘此后的权力斗争，只能给袁绍当军师了。
虽然早有预谋，但袁家毕竟历来在河北都没有根基，因此袁绍在前往河北之前，不免感到忧虑。所以，当时曹操很可能是安慰袁绍说：“如果不行，就回中原来。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应变了。只要您选用贤才，遵循正道，无论占据哪块根据地，都可以取得终的胜利。”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袁绍在前往冀州前，把后妻刘氏及3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留在黄河以南，托付给兖州刺史刘岱照顾。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排，暗示袁绍和刘岱可能有亲戚关系，而的可能便是，袁绍的后妻刘氏是刘岱的直系亲属，也就是《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中所谓的“和亲”。刘氏带着孩子回兖州娘家，有娘家人刘岱的照顾，袁绍自然为放心。同时，由于袁绍选择和刘岱联姻，按照汉桓帝公布的东汉帝国根本大法《三互法》，袁绍就不能再到兖州当官，刘岱也不能再到豫州当官了。日后，袁绍总也无法亲自统治兖州和豫州，而必须借助曹操等部下间接统治中原的这两个州，原因正在于此。
与《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不同，曹操并不是因为企图刺杀董卓，失败后被迫逃亡（刺杀董卓的另有其人，《三国演义》将其事迹安在了曹操头上），而是在并未得罪董卓的情况下，像一个忠诚的奴隶那样，跟随袁绍从洛阳出奔。刘备出奔的性质也与此相同。按照《汉末英雄记》的说法，曹操和刘备二人一起离开洛阳，而且同行了很长一段距离，看来他们很可能在跟随袁绍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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