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增补本）

杜车别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思想系列著作均为功底扎实、震撼人心且可读性极强的重磅作品。
　　*部《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出版后仅一个多月即告加印。凤凰、新浪、三联生活周刊、出版商务周刊、开卷等知名媒体和众多微博微信自媒体均予报道转发，线上线下读者一致好评，特推出增补本。
　　第二部《中国历史不停滞——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通过细腻缜密的理论梳理和充分的史料证明中国古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灭亡的实质并非是停滞的标志，恰恰是中国社会发展高度活跃的标志。
　　第三部《元亨论——祛除中国人的精神自卑》澄清诸多对儒家思想的扭曲丑化，解答儒家究竟是什么，对庄子和儒家思想的内在联系、儒家性命观等核心概念思想有全新的深入剖析，并将儒家核心理念应用于当今之时代。对于正确认识真实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思想极具价值，一洗陈腐，令人倍加鼓舞和振奋。

 

明亡于专制腐败是想象而非事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资产阶级过早实际控制政权，国家无法把发达的社会经济转为强大的国力，终致绚烂多彩的明代以悲剧落幕……
　　明代中国经济发达，工商业繁荣，晚明万历时期更是明朝商业很为繁荣、经济很为活跃的时期，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层出涌现，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为什么文明程度更高、经济力量更发达的明朝竟如此脆弱？对这一问题，人们头脑中大多充斥着各种来源的现成结论和僵化标签。
　　《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以中国自战国至明两千年的制度演变为背景，在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对比中，立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身的自新与嬗变，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明代亡于专制腐败是想象而非事实。明代晚期军事危机源于财政危机，财政危机源于税收结构的畸形，而税收结构的畸形源于科举制度造成实际掌控政权的文官集团及士大夫阶层绝大多数是私人工商业者（也即西方所谓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掌控下，国家无法合理调度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资产阶级过早控制国家政权。虽然宋明两代在皇帝和文官的博弈中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制度惯性，但面临大规模战乱和灾害爆发，都未能顺利渡过难关。澄清明代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明代本身，更在其关乎如何评价华夏文明本身的价值，并从中寻找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是很好的老师。

杜车别，独立学者。1978年生。上海嘉定人。真名孙海宁。毕业于上海大学数学系，获硕士学位。成名于网络，作品已达200万字，均为卓有创见、独有心得的严肃写作。
　　自2006年起，在网络论坛陆续贴出若干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文章，被誉为“思想敏锐，目光犀利，发覆掘微，常言人所未言”。其学术功底扎实，引用史料广泛有力，逻辑推理谨严，行文波澜壮阔，富于感染力，为读者公认，备受称道。
　　著有《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中国历史不停滞——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元亨论——祛除中国人的精神自卑》、《民族理论问题综述》、《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明末清初的中国人口问题》、《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该书201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等。
　　2017年9月出版《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以俊识通才的史笔，原创性的新思路、新观点，对明朝灭亡的前因后果做了深入剖析，澄清了一些主流舆论长期形成的对明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偏见误区，有助于大众对中国古代的制度变迁和思想文化有更全面的认识。
　　2017年10月《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增补本）面世，特增补作者所撰导读及相关重要论述，以飨读者。

目 录

导 读

写作背景

主要内容

目标宗旨

研究方法

引 言 明末清初：文明的岔路口

一、明朝灭亡的悲剧

二、中西文明碰撞的历史机遇

1. 数学兴衰和中西交流 2. 迅速学习之下缩小差距的领域 3. 有所领先的领域

三、文明强弱与政权强弱

章 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

一、饥寒交迫的士兵

二、走投无路的灾民

三、剿不尽的流寇

四、财政危机的原因

第二章 一些需要澄清的史实

一、崇祯内帑的神话

1．变卖宫内器具贴补军饷 2．给内帑收支算算账 3．名副其实的公仆 4．什么人需要守财奴神话

二、被夸大的腐败

1．万历到崇祯初期的一些民生记载 2．明亡于腐败是想象而非事实 3．在明代，要腐败不那么容易

三、横征暴敛的神话

1．横征暴敛的不是明朝，而是清朝 2．明清赋税对比的补充材料

第三章 赋税过低之谜

一、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1. 农业税低 2．商业税更低 3. 税收二百五十多年不增反减 4. 越到晚期加税阻力越大 5. 政府无心也无力控制社会的时代

二、黄仁宇的悖论

1．明代财政制度的退化 2．三大误区

三、空前发展的工商业

1．工业进步 2．私营工业占压倒性优势 3．商业的黄金时代 4．海外贸易：世界一半白银产量流入中国

第四章 解开谜团的钥匙：科举制

一、明代科举：另一种民主

1．科举制在明代的普遍推行 2．“民主”概念源流简述 3．科举和民主

二、利益格局决定税收结构

1．资产阶级把持政权 2．加商业税无异虎口拔牙

三、税收比例失调导致系统崩溃

1．黄仁宇的解释 2．税收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3．关于明代城市人口的一点补充说明

四、对其他现象的解释

1．下西洋终止的真正原因 2．白银: 货币控制权的争夺 3．矿税：工商业利益的争夺

第五章 政府经济控制力削减的历史背景

一、汉唐：贵族到平民的演变

1．皇室与政府的分离 2．隋唐解决问题的制度萌芽

二、宋代：独立的文官阶层

1．文官集团成为政治主角 2．宋朝政治结构嬗变的原因和结果 3. 对文官的优待 4．双刃剑

三、王安石和司马光：谁进步？

第六章 明代：孤独的皇帝

一、废除宰相：同盟的丧失

二、锦衣卫、东厂：后的盾牌

三、宦官：短命的横行

四、明代和宋代的异同

结 语 发展太顺利的陷阱

附录1 被冤枉的明代皇帝

一、万历昏庸吗？

二、天启糊涂吗？

1．天启皇帝的好学勤奋和对军事边防的强烈兴趣 2．在军事问题上，天启的见识比袁崇焕和孙承宗要高明

3．天启重用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原因 4．天启皇帝仁厚重感情的性格

三、崇祯刚愎吗？

1．袁崇焕误国该杀 2．忠奸全凭东林定 3．大臣杀换

附录2 关于东林的评价问题

东林真正降清的是少数

客观评价东林的意义

附录3 天元术、四元术的歧途

附录4 关于明亡原因常见疑问的问答

后 记

主要参考文

自 序

杜车别

钱穆说 ：“过去不能包孕未来，不能控制未来，则此过去便成死绝，便成寂灭，亦便于历史无关。”我之所以对明代历史特别感兴趣，正因为明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关键节点。澄清明代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在于明代本身，更在于对华夏文明文化思想价值的认识。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历史道路总体是进步的，但进步的过程又必然是曲折迂回的。一些人因为明清迭代，就认为清比明更有活力、更进步，而中国近代的落后是中国固有文化的劣根性导致的结果—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从始至终保持强大坚固的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不存在。如果西方因为 古希腊、古罗马终灭亡，就因此对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弃若敝屣、彻底否定，那就不会有西方的文艺复兴和近代的再度崛起。文明从来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新高度，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妄图彻底推倒自己的固有文化另起炉灶或简单抄袭模仿外来文化，结果只能陷于愚昧野蛮，或沦为附庸，难以对世界文明作出有自己独特价值的创新性贡献。

通过重新认识明朝，特别是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可以真正树立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心。中国文化自身本就具有开放进取的精神，从来不缺乏自我革新自我进步的能力。同样要清楚，我们提倡复兴中国文化不是复古，不是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越古越好。恰恰相反，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明代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不断进步的。在当今时代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是在华夏文明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希求回到几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平。

在当今时代复兴中国文化，也不是要把某个中国古代思想家或学者当成神 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或将其言论当成教条，而是要真正恢复中国文化开放自信包 容进取的精神，要恢复传统文化那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傲气， 恢复君子和而不同的宽容，恢复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恢复那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复兴。

从总结历史教训而言，宋明社会中那些看似涣散的个性解放、看似效率低下的平民力量对皇权的约束、平等精神的崛起等，才代表当时的历史应该前进的大方向。但沿着某个方向过于顺利地直线式前进，有可能跌入陷阱乃至深渊。对于这个过程的认知，应该避免两种思想误区。一种是，因为大方向是正确的，就认为实际的方针策略应该不顾一切都指向这个方向，任何迂回后退都是犯罪，哪怕前进的道路上充满各种陷阱，也不懂回避后退。另一种是，因为在具体的情境下正确策略是迂回甚至后退，就错把后退本身当成了进步，而把另一方当成反动分子，甚至无条件推广到一切情况下，把长期维持这种后退当成了天经地义。

而所谓的思想误区又往往和不同的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转变成 左右政权方针的巨大力量。不能因为进步的大方向是某个利益集团坚持的而又 导致了具体策略上的灾难性失败，就否定其本身的进步属性；但也不能因其大方向上的进步，就否认其在具体政策上呈现的自私短视。历史的是非对错，绝非舞台戏剧那样简单分明，从历史中得出正确的经验教训并非易事，需要有识者长久的耐心、牢慎与公允。

本书部分主要内容已在网络上发布多年，一些观点也不断扩散。此次出版，增加修改了一些内容。我并不希望能说服所有人，一部分人读后能有所启发、感悟，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历史有更深入的思考，足矣。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

明末清初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节点。深入解读这段历史，不仅可以厘清近三百年的因果流变，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把脉当代和展望未来。读史要知道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是解读和思考历史。作者钻研历史有年，思想敏锐，目光犀利，发覆掘微，常言人所未言。当读者为他的惊人之语震动的时候，眼前如有一道道闪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

　　每读一本好书，我都会像蒙田一样地问自己：“你知道什么？”更深感洛克所说的“每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是抱着几分怀疑来主张己见”的见解之深刻。《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正是这样一本能使我获益，能使我为之赞叹并掩卷深思的好书。你也许不完全同意其个别观点或提法，却不能不正视书中提出的翔实论据，不能不承认作者丰富的知识背景。从本著作中，我读出了一种理性探索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当今中国学界极需要的。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许苏民

　　杜车别视角独特，所以有新意、有启发。不仅有观点，而且材料翔实。“两个误区”说得很有道理，非深体历史者不能悟，这本《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书的现实意义就在这里。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湛江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文庆

　　杜车别的许多文章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新思路、新观点，吸引并启迪了无数历史爱好者。这部《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体现了杜车别一贯的研究功底扎实、逻辑推理严谨的风格，围绕明朝为何灭亡这个重大历史主题，对整个明朝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释，行文波澜壮阔，引用广泛有力，中间有许多发人深省、启迪思想的好材料、好观点，是一本难得的有关明史和中国历史的著作。希望每一个关心中国历史的朋友都能够阅读这部书，也一定能够从中获益。
　　——经济学博士、《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作者李晓鹏

事实上，宋明两个朝代都是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也可理解为早期资本主义向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升级的阶段。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早在宋代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一直到了清末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萌芽了六七百年都没结果吗？这还是萌芽吗？1关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宋代和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严重的外来打击，没有得到一直延续下去的成长进步的空间。
宋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先后两次受到外来力量的侵略而中断，次是金国的打击导致北宋灭亡，不仅资本主义萌芽中断，而且失掉了北方煤铁资源重合的工业能源基地。这个打击是相当严重的，对以后宋朝资本主义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二次是蒙古的打击导致南宋灭亡，这次更是毁灭性的连根拔除。本来经南宋一百多年发展，资本主义已重新萌芽成长，虽然失掉北方煤铁基地，发展有许多不利，但假以时日，成为工业资本主义是不成问题的，结果又一次遭受外来侵略的灭顶之灾。
明代更无须多说，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层出涌现，与外来交流也方兴未艾，此时遭受自然灾害以及清政权入侵统治，同样是灭顶之灾。
这样的分析算是回答了部分质疑。但这样的分析并不能令人满足，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文明程度更高、经济力量更发达、已经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宋朝和明朝会如此脆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同样的命运？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也同样脆弱，为什么西方就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解答，不能回避的。
1.参见笔者《中国历史不停滞—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
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原因，一是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又可分解成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确实是相对脆弱的社会，这点必须承认，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的脆弱又有其格外特殊的原因，须从整个历史的宏观趋势来进行整体分析。
外部原因也可分成两方面，一是外部地理环境造成的不同，二是本身文化对外部落后民族的作用不同。
下面我们就一层层一个个来分析。
内部原因方面，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本身脆弱不稳定。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强大坚固的时候，也有脆弱柔软的时候，那种始终保持强大坚固的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文明脆弱柔软的时候，也往往正是它自我更新进化的时候，如果它能够挺过这关，就能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进入更辉煌灿烂的文明阶段；如果不能，就可能就此灭亡或者跌入历史循环动荡的怪圈。如果拿生物界的现象作类比，则非常容易理解。虫子化蛹时正是它无力脆弱的时候，蛇蜕皮也是如此，妇女怀孕时当然也是格外虚弱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并且萌芽处于关键性突破的时候，正是旧的因素处于解体、新的因素正在成长却还没有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社会相对脆弱的时候，对外来侵略的抵抗能力难免降低。
如果因为一个文明经历了这样一个脆弱的阶段，就对这个文明鄙夷不屑，嘲笑唾弃，把经历这种脆弱阶段作为这个文明的缺陷，作为这个文明低劣的证据，那只能是无知。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正以这样的逻辑对宋朝和明朝的中国文明大加挞伐。
可是，西方也经历过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为什么西方没有因其脆弱而被外敌侵略打断？事实上，即便在西方，也是相对欧洲大陆有海峡隔离的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先顺利成长，英国变成强大工业国家之后，才使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扩展开来的。英国是个岛国，但同时和欧洲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一方面欧洲大陆先进的经济、文化、思想、科学能够及时传播到英国，另一方面当英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候，受到外来战争的干涉侵略从而使萌芽中断的危险降到了限度。这也是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真正发展起来，而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则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并不是全部原因，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而亚洲的日本像英国一样同为岛国，但并未独立走上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因作为文明发源地、发动机的中国本土的进步道路被堵死，陷入黑暗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之下，成了相对隔绝的封闭系统，缺少经济文化上源源不断的思想刺激、物质刺激，当然就不可能像英国那样了。
再来看内部原因的第二个方面。简单说就是，从宋代开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过于脆弱的原因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更确切地说是，一千多年政治制度的进步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外来侵略来临时，整个国家显示出与其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极不相称的无力和衰弱。
我们说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本身就脆弱，但这种脆弱程度也不可能是无限度的，从理论上说，也并不会比古代长周期王朝的末期更甚。因为处于那个阶段的国家同样处在社会崩溃瓦解的过程中，而且同样缺乏新的力量支持。但我们看到，无论汉末还是唐末，游牧民族的侵略都无力侵占整个中国。东汉灭亡后是三国，三国之后是魏晋，魏晋之后是南北朝，南北朝之后是隋唐，隋唐之后是五代十国，没有一个时期是野蛮民族占据优势和统治地位的。
所以宋明被野蛮民族侵略，整个中国全盘沦陷，导致文明倒退，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被打断，须另找原因。事实上，这样的恶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造成的。而关于这一点，不能仅仅从朝代本身去寻找，而必须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持续时间过长的历史大背景下去寻找。如前所述，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期间经历了几次皇朝盛衰的循环。而这些循环并非每一次都只是原来社会的简单重复与周期轮回。事实上，每一次循环都是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变化。总体来说，这些变化体现出的历史趋势是，王室与政府的界限日益分明、政府结构不断完善、平民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不断上升、贵族势力不断下降、等级制度不断打破、皇权不断架空、反地方割据意识不断加强。
宋明代的一些政治现象，如政府的开放、民主的扩张、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应该说都是一千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
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得出来。再比如，一个人一条腿长得快，一条腿长得慢，那也定然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宋明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不是随着经济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宋明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不断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的，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与经济科技发展相伴而生的产物。与此同时，每一个朝代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遭受了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下一个周期又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经济科技的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明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许多，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无论宋代还是明代，周边都有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其不利是显而易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对西方在近代崛起时候一些情况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
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国王，国王如何巩固其统治呢？他们运用四种主要机制：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匀化。
假如国王变得强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机构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见的附属的官吏集团。当然，在这方面，欧洲那时刚刚追赶中国。
不过，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但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个时期，有一个王权兴起的历史现象。王权兴起的政治演变过程，恰恰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发生的过程。同理，沃勒斯坦没有提到日本，实际上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之际，明治维新恰恰也是皇权克服地方分裂势力而兴起的结果，也是中国“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结果。
然而中国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造纸术、印刷术尚未发明，更谈不上普及），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客观技术条件已经成熟（造纸和印刷术全面普及）的宋明时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信息交流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比如明末张岱在《夜航船》序中提到：
余因想吾八越，唯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
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但因为政治体制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发展，平民知识分子力量对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国家无法用强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以渡过社会转折关头面临的难关，比如外来侵略和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一条注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减，并且为变革中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中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的破坏。（卡尔•波拉尼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在中国的明代，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不断两极分化的趋势（明代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及工商业阶层对农民利益不断侵占剥夺的社会现象。但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能够’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而在中国的明代，文官系统主要作为工商业利益代言人而把持政府，皇帝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加以干预控制的权力，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无法形成强大的国力。这是明代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1而在中国，封建制度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明时期，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君主制政体了，而如钱穆所说，是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终没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事实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明代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太小了，发展太过于顺利。资产阶级作为掌握实际政权的阶层，所制定政策基于本阶层利益的考虑，完全不顾国家整体利益，也因为当时国家尚无法通过科技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管控和再次分配，以形成强大的国力。这才是中国终在抵抗外来侵略和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矛盾爆发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脆弱的重要原因。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我们对所述事实和逻辑再次梳理：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控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的比例。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是在温室里培养的。他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控了政权，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温室里培养的资产阶级这么自私，看不到全局的
1.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60.
利益，而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却能看到全局的整体的利益？为什么明代工商业阶层及其利益代言人会为了私利而不顾国家灭亡呢？难道只有中国的这个阶层是这么愚蠢短视，而西方同阶层的人就能识大体、顾大局？
并非是明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就比现代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自私，或者更没有远见，即便同一个人放到不同的环境中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并非人性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而是不同的环境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对比明代资产阶级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所处环境，有这样几点显著的不同：
，取得政权的方式不同。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是经过流血斗争的，而明代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却完全是通过科举制度自然而然实现的。西方资产阶级是通过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获得政权，他们懂得为了维持政权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明代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取得政权，他们的这种意识就相当淡泊。
就比如有两个人，一个人的粮食是自己种出来的，另一个不是，那么前一个人可能对粮食非常珍惜，为了持续吃到粮食是肯于付出许多方便和舒适的，并且也不太愿意浪费半点粮食。而后一个人可能就随意多了，没有什么节约粮食的意识，也不愿意为了节约粮食而暂时牺牲自己的方便和舒适。难道是后一个人愚蠢，不知道粮食的重要性？并非如此，经历不同自然造成的习惯和行为乃至心理也不同。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群体和阶层。
第二，制度惯性不同。事实上，西方的工商业阶层一直被国王控制下的政权征收相当多的税，他们已经默认和接收了这个事实，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防止国王征收更重的税。因为有这样一个制度惯性，即便他们自己取得了政权，只要税不比原来重，能轻一点就可以接受了。而中国明代的工商业阶层，国一开始就征税收很少乃至于免征，他们已经习惯于接受这种好处，如果突然有一天要他们多交一些税，哪怕再少也是难以接受的。
比如现在有两个人，一个人从小就生活舒适，也没人要求他干很多的活，而另一个人从小就受压迫，被要求做很多苦力活。那么如果突然有一天要求前一个人去干稍重的活，那他难以接受，而后一个人，即便已经取得自主权，可以独立谋生了，他依然会很卖力地干活。再比如，一个人去买东西，原先价格一直是一块钱，现在突然因为某种原因变成三块了，他会难以接受，但如果这个东西一直是五块钱，现在变成六快，反而不会引发强烈的不满。
第三，国家的政权构成不同。即便同样是资产阶级控制政权，中国明代和西方近代也有相当大的区别。明代的政权内从上层的文官到下层的文官，不是少数大资产阶级控制实际政权，而是包括了许多中下层的平民工商业者的代表。这样在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时，就难以做到为了某个国家目标而普遍达成一致，为了避免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为了避免成为“出头鸟”，很难有人真正去推动实施为加强国家力量而减少工商业阶层既得利益的政策。而西方国家在近代初期，真正的政权还是控制上层阶级手中，更容易达成一致，实行某个政策时更少掣肘，其对舆论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也远远强于中国宋明时代。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产阶级势力，但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致使政府本身混乱涣散，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明朝资产阶级就如同惯坏了的孩子，只想着国家来为自己服务，为自己效劳，而不希望这个国家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东西，哪怕再微小的付出，他们也全然拒绝。他们整个阶层就是精明的商人，既然已经用小的成本就获得了的收益，那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为支持这个国家出点力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管控的政策，任何试图增加哪怕一点点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政府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行为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成功。
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是对国家对政府、对皇帝说的，意思是你国家、你政府、你皇帝要讲义，讲利就不好了，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呢？唯利是图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任何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中后期是休想得以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自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极尽优待，难以有效管理致使政府腐败横行，国家无力；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得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几乎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地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国家中央政府却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俭用，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得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为救济灾民而用。到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去、被饥民暴动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地成了这样的傻子。
总之，概括起来，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造成三个后果：
，国家经济高度发达，远比周边其他国家发达得多，但同时却无法把发达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只能勉强维持政府的日常运转，无法对外来侵略威胁作出有效抵御，甚至无法应对一些稍大的自然灾害，当然也更谈不上调节与缓解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
第二，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炼中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组织力量。他们躺在原来社会的君主制下的温室里，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的对抗中崩溃，他们就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第三，国家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再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
发达的经济力量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力，这是宋明的社会的共同症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流俗所谓封建势力太强大、保守势力太强大，恰恰相反，是进步势力太强大，政治制度发展过于超前，皇权贵族力量过于缩减，与社会其他方面严重脱节了，尤其是和资产阶级幼稚简单的心态不协调。打个比方，当时的政治体制就如同让一个三岁小孩去驾驶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这是宋朝乃至明朝的悲剧所在。
无论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日本也好，在真正走入资本主义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个相当专制独裁的社会，都经历过一个能够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强大国力乃至强大战斗力的阶段，并运用这种强大的国力来保护本国，并对外谋求掠夺侵略。经过了这个阶段，然后才逐渐走向现代政治。
被一些人膜拜羡慕的英法等国，无论《大宪章》也好，议会也好，涉及的都只是在大贵族大地主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制约，和真正的平民、中小资产阶级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直到19世纪，真正有选举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少数。更不必说这些国家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都建立了独裁专制政权。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后来的拿破仑独裁。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刚独立时有选举权的人也不到人口的3％。至于像德国、日本、沙俄等一向以专制闻名的国家，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的状况就更无须多说了。
宋明的悲剧恰恰首先是因过去长期在政治制度上积累进化，已经提前走过了这个阶段，而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真正产生的时候，政治制度的超前使得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在实际上控制了政权。再加上新生资产阶级心理的幼稚简单，导致无法把高度发展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似乎越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国家中央政府调用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的能力就越是缩减，甚至到后连正常的国家职能都无法维持。
适当的阻力使一个事物成长略微缓慢，但也能够使之成长得更加强壮健康，更受得住打击。相反，如果一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阻力太小甚至根本没有遇到阻力，固然在短时间内成长会显得快一些，但长期来看，则会变得更加脆弱，容易夭折。
宋明的资本主义萌芽遇到的问题正在其受到的阻力太小，几乎可说是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思想领域、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几乎就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而流俗所谓封建势力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完全罔顾历史的真相，全然不得要领。
相比之下，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业被征收的税是相当重的，和中国的情况根本不能相比。几乎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在重重阻力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诸如宗教思想的束缚、强大王权的阻挠、封建领主制度残余的干扰等，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历史，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力量相当强大。他们的国王可以解散议会，可以强行征收更高的商业税，可以组织军队和议会势力对抗，而中国的皇帝根本不可能有权力去解散整个文官系统，也不可能组织军队和整个文官系统对抗，因为连军队都是由文官来支配调控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看似悖论的现象：一开始发展阻力大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比较顺利，而一开始发展阻力小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更多坎坷。
对这种现象，我们引用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的一些话：
约瑟夫•列夫森在一本讨论关于为什么中国未出现对外扩张的书中提出一个解答：“中国缺乏封建束缚比有这些束缚的欧洲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对中国这个非封建的官僚社会，这个自我补充延续不已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会更接近初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因而容纳并且掩盖了资本主义萌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潜力。由此看来，终于在缺少资本主义力量的葡萄牙出现一个与中国正相反的社会过程，能释放而不是限制扩张的能量，便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这里得到一个常见的论点：一个初对新形式能够接受的社会并不一定导致继续的渐变，相反却会窒息变化，而初的阻碍、压制、抵抗后来却常常引向突破。
此时中国出现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即王阳明学派，威廉•T.德巴里认为它可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相比拟，他称之为“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难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不是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不是支持它反对传统的力量吗？
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但这终引起了人们对于把个人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崛起过于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表示怀疑。
这些话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封建束缚太严重，恰恰是缺乏封建束缚；不是不能容纳接受新的经济形式，不能容纳资本主义萌芽，恰恰是比西方国家更能够容纳和接受；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太大、压制太大，恰恰是阻力和压制更小。
但沃勒斯坦以及沃勒斯坦引用的这些观点本身还有矛盾混乱的地方。他们似乎认为上面这些因素（缺乏封建束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的阻力小）直接导致了“窒息变化”，或者“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实际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窒息变化”，而是变化来得更活跃也更剧烈，因而导致社会更脆弱，也更难于抵抗外来侵略和意外灾害的打击。
又如他们对王阳明的评价，说王学“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这显然是出于理解有限而产生的错觉和误会。如果王学是未能充分发展的思想，那么同时期的西方思想，连作为一个单细胞胚胎都不够资格，同期西方那些所谓人文主义思想和王阳明的思想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相比，差距之大都如同侏儒与巨人。事实上，西方也只有到了三百多年后，才有可以和王学相提并论的哲学思想。
首先，这些西方学者能认识到明代王学的思想（广义地说，还包括从王学分支出来的思想，如王学左派、李贽以及一定程度上和王学对立的东林党人的思想），本质上和“为西方资产阶级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是一回事，这点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上大部分中国本土的学者对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他们接着说在中国明朝，这些思想“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则显然是误会。造成这种误会的原因在于这些西方学者没有认识到，在明代，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实际已经控制了政权，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政权本身。明代的这些思想为这个政权服务，恰恰是支持资产阶级，而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至于说“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这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本身就是处于正统和权力地位，他们当然要扮演“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
正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经过艰辛努力冲破重重阻碍才终掌握政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为自己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即便掌握了政权，他们也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管控是必需的，大量征收工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和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一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
而中国的情况则是，资产阶级通过科举制度自然而然掌握了政权，他们就完全依附在社会旧有的君主制度的温室内，竭力榨取这个国家为他们效劳的价值。他们就像娇生惯养、骄横跋扈的孩子一样，习惯了逼迫要挟皇帝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一旦因为某些重大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像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只剩下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份儿了。
再来看外部原因。
方面是外部地理环境造成部族发生机制不同。紧靠中国文明核心地区的就是草原、荒漠，对于非工业机械化的时代来说，长期占领草原、荒漠得不偿失，所以就算在中国军力强盛的时代，即便把这个地区用武力一时攻占下来，实际上也无法实行长期有效的占领统治，还是要退出去。
而一退出去，这里就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天堂。这些游牧民族文明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和他们相邻的中原汉族文明，但由于其生活方式是游牧狩猎，在前火器时代，先天具有全民皆兵的社会性质，具有强大战斗力。他们时刻窥伺着中原汉族文明的富裕生活。打个比方，这些部族就如同被挡在大坝背后的洪水一样，大坝哪怕在99％的时间里保持强大坚固，只要在1％的时间里出现裂缝，就有可能被洪水冲垮。
而西欧文明周边地带并不存在这样大片的荒漠草原区域，所以即便在其文明发展的早期，虽然本身就是蛮族活动的天下，但在那样的地理条件里，那些蛮族本身就有充分条件转变为长期稳定发展的农耕民族。
地理因素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本身文化对外部民族的作用不同。汉族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多元吸纳、求同存异的文化，在和其他民族接触的过程中，无论文明程度高低，如果其他民族愿意被吸纳、融入进来固然很好，但如果其他民族想保持自身民族的个性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话，那也尊重其意愿，绝不强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即便在汉族政权强大的时候，武力威慑区域相当广大，在其势力范围内，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文明程度相当落后的民族，保持自己的民族风俗、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实行民族自治的政策。
这里面包括后来窃取明朝政权的清政权发源的那一支部族，实际上明朝大部分时间里，建州女真都完全臣服于明政府，接受明政府管辖的。但与此同时，明政府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让他们汉化，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提升他们的文明程度。结果到了明朝晚期力量衰弱的时候，建州女真就反噬明政府了。
但在西欧，这样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呢？
西欧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排他，对异教徒的打击以及不断扩张基督教的势力范围是古罗马灭亡以后相当长时期内西方历史的一条主线。只要基督教的军事势力延伸到一个地区，就同化一个地区，如同文明绞肉机推土机一样。一切和它不同性质的文明，只要力量能够达到，就不留情地加以荡涤、同化。也就是说，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把周边地区不同性质的文明都强迫同化，那么即便在它势力衰弱的时候，也不必担心周边地区存在异质文明的反扑。久而久之，在欧洲就形成了一个文明同质区，或者说文明均质区。在这个区域内虽然有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分化，但却同属于有紧密联系、发展水平基本相当的基督教文明。这样，当这个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冲破基督教束缚的倾向、出现新文明萌芽的时候，周边地区不存在一个异质的、更落后的文明来对这种进步进行彻底地冲断和扼杀，这是西方和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
无论是外部原因两个方面中的哪一个，背后的事实都是：在中世纪以后，相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的历史发展更少受到外部落后的游牧民族或者狩猎民族侵略的干扰，更不用说打断了。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他的名著《封建社会》的编《环境：后的诸次入侵》中的一段话，或许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这种外部因素对历史影响的重要性。后就用这一段话来结束本书的论述吧：
外部游牧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各民族的大迁徙运动……已经塑造了历史的主要框架。此后的世界几乎只有西欧不受干扰。无论是蒙古人还是突厥人，后来的所作所为都只不过是对西欧的边境有些触动而已。西欧本身的冲突都发生在一个封闭的舞台内，这意味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更为规则，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袭击而中断。对比一下世界其他地区的命运……即便是距离家门口近的东欧直到近代仍然遭到平原诸民族和土耳其铁蹄的蹂躏。让我们自问，如果没有波罗夫齐人和蒙古人，俄罗斯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
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欧洲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在此深刻和确切的意义上，确实不无道理。这种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我们和日本人享有的特权，其他民族几乎不曾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