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360133
◆作者王鹤笔耕不辍，多年来以女性的视角专注书写“女性的故事”，笔力深厚，文风动人。
◆内容饱满深刻，凝视这些民国女子的内心和命运，在对那些历史时刻、时代局限、人性局限的思考中，探寻她们的人生硬核和精神力量。
◆讲民国才女的故事，启发现代女性透过那些已经流逝的个体遭际和文化景观，在深思中确认女性的精神力量，过好自己的人生。
“这些注定要飞的女人们，她们追寻爱、独立、自由、智慧的身影，划破女性的低空，在历史的深处，轮回、叠映，聚合成一种神秘的感召力。”
——浓玛（作家、资深媒体人）
本书探寻萧红、陈衡哲、丁玲、叶嘉莹等17位才女的人生际遇。这些作家、学者、艺术家曾被抛进天翻地覆的时代大变局里，在新旧制度的冲突中经历梦想与困顿并行的传奇人生。
回望她们承载着时代与女性命运的艰苦飞越，可以汲取个人成长的智慧与能量。
序言
杨步伟：从三少爷到赵太太
陈衡哲：才子佳人兼于一身
庐隐：摩登得遍体鳞伤
凌叔华：新闺秀并不婉顺
丁玲：一登台就挂头牌
孟小冬：余音绕梁叹冬皇
王映霞：神仙侣反目成仇
沈祖棻：满目风絮无限愁
萧红：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张兆和：成为佳话 穿越佳话
张充和：翰墨留香古韵长
苏青：就这么口无遮拦
言慧珠：比梅兰芳只差一点
梅娘：蔷薇曾经绽放
施济美：永失所爱 寂寥独行
叶嘉莹：她与诗词彼此成全
参考书目
王鹤与她的她们：传奇和回望的多重动人
浓玛
80多年前的某一天，独居东京的萧红想起祖父。王鹤在本书中写道：
小时候挨父亲打，都是祖父安慰她：“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1936年底，萧红独居东京时想起祖父，难抑凄伤：长大是长大了，却没有“好”。
读到此处，我黯然神伤。这个饱受磨难、没活过31岁的女人，曾对好友聂绀弩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她看到了困境和局限，却不知道，自己到底飞了多高。也不知道，若能好好珍爱自己，一定还能飞得更高。
时光流逝，那些长大了也不能“好”的困境和艰难，生生不息。带着稀薄羽翼的萧红们，依然在种种局限里，顽强又执著地飞。这些注定要飞的女人们，她们追寻爱、独立、自由、智慧的身影，划破女性的低空，成了传奇，在历史的深处，轮回、叠映，聚合成一种神秘的感召力，王鹤深切地感受到了。
她越过时空的尘埃，去回望她们，张开敏感的触觉，贴近她们爱与痛、梦想与困顿、苦难与激情，贴近她们的天性才华和幽微内心，去感知那些艰苦的飞越，去反思她们命运般的局限，再把一种超越的力量，传递给我们。这种回望、贴近、感知、深思、传递，专注持久，绵延不绝，王鹤以精准饱满的文字呈现它们，不觉写至本书，已是她女人书系列的第五本。其间的深情，照映着传奇中的她们，衍生出了多重动人。
传奇中的她们，是动人的。
她们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带着觉醒的女性主体意识、勃发的自由天性和才情，带着逃不脱的情感伤痛和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在社会变革、战乱流亡、贫困疾病、政权迭更中奋力飞越，单薄的翅膀承载起时代命运和女性命运的双重负荷。她们的飞越，因此特别的悲壮精彩和丰富动人。本书中的17个民国才女，正是如此。她们的飞越，串起清末民初、整个民国直至民末之后的漫长历史。这些作家、学者、诗人、艺术家或声名赫然的太太夫人们，无论出身世家还是贫寒人家，都被命运抛进天翻地覆的时代大变局里，在新旧制度冲突中去经历她们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的传奇人生。有人幸运受宠如鱼得水，才子佳人兼于一身，做了太太还能做站在自己脚上的女子，名望与丈夫比肩，比如杨步伟、陈衡哲。有人身处困境，生计艰难，梦想总是被现实戳得七零八落，伤筋动骨，撕心裂肺，不幸过早陨落，比如言慧珠、庐隐、萧红。有人身处漫长忧患，却凭借强大的内在力量，飞过岁月沧桑，绝处逢生，比如沈祖棻、梅娘、叶嘉莹。她们的动人传奇，如果淡去历史的背景，几乎是轮回的、永恒的。
王鹤看到了这种轮回和永恒，她的回望，也因此动人。
传奇是她们的，过去了的，老旧的。王鹤在回望里衍生出此时此世的映照，这是她的，崭新的。王鹤忠于自己的判断与认知，凝视她们的内心和命运，以她学养深厚、凝炼干净的笔力，传神细致地梳理她们血肉丰满的传奇故事，并在对那些历史时刻、时代局限、人性局限的终极思考中，寻找她们的人生硬核和精神力量，成全了我们对她们的了解、想象与情感关注，最终完成一种生命的连接与观照。
在这种连接与观照中，王鹤与她笔下的她们，气息相通，像精神上的姐妹。这种精神血脉上的亲情，濡染与衍生出了不同时空中女人间的亲近。在这种亲近中，那些逝去的她们，变得如此亲切而有温度。那些人世的沧桑，仿佛都在我们阅读中得到了某种安抚。或者说，在我们内心深处某些甚至不被自己知晓的隐痛，在不经意的阅读中被一种透彻，深深地安慰了。
在这种连接与观照中，王鹤竖起了一面神奇的生命镜子，把丰富的女性人生范本和镜像，一一呈现给我们。透过镜子，我们看那些故人，如何度过一生，恍若自己正在经历这些奇异的人生。那些似乎已经远去的往事，总是以似曾相识的样子，出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到一种前世今生和往后余生。我们对镜梳理，获得激越力量，获得镇静安妥，获得登临高处的豁然。
这重动人，在王鹤持续不断的写作中，成为使命般的鲜明标识。
回望中，王鹤把总是把最抽丝剥茧的痛感，留给那些天才的女作家们，这不仅仅是同性间的生命关怀，也是写作者对写作者的动人致意。本书书写萧红人生和创作的双重脱轨，冷静克制的王鹤竟有了一种少见的纵情。萧红野性狂放的惊险人生、天马行空的绝代才华、苍凉悲怆的凄苦飘零和令人扼腕的局限残缺，在王鹤的梳理和深思里，清晰、饱满、透彻，充满感染力，让爱怜与惋惜，经久不散，盘桓在我们内心一触即发的某处。
太多的心意难平，让王鹤更加偏爱那些修养深厚、理性内敛、内心强大、冲破了性别和时代局限的女人。在王鹤眼里，她们无论遭遇了什么无常和伤痛仍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弱德之美”，是一种光芒和烛照，她们最终活出的不屈和丰饶，是一种超越和圆满。把叶嘉莹作为本书的压轴，也正是王鹤的一种深意吧。
王鹤说叶嘉莹：
屡经战祸丧乱，饱经忧患。她的一生，更将颠沛之苦、生计之艰与生离死别、遇人不淑，都样样尝遍。她被苦难深透地浸泡过，却从一己伤悲里超拔，并臻于丰美、醇厚的大境界。
此是一层。再说时，又多了另一层：
看她的故事，不免会想到：经历困厄的人很多，大众会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寄予深挚同情，更会对另一部分人产生由衷钦佩——他们也曾在悲剧的泥泞中辗转挣扎，最终却凭借坚韧与热爱，以一镂一刻的精湛创造，丰富、完善了自己和身外世界，传承了一脉文化香火。
到了这一层，王鹤回望的目光，由她们而及他们。在投向绝境中积蓄精神力量的女性之时，也投向了积淀在历史中的种种文明。正是努力透过那些已经流逝的个体遭际和文化景观，去还原历史的丰满和弹性，去延续历史的肌理、血脉，去触摸那些时代的脉搏和灵魂，去释放与寄托自己对古典文明的乡愁，王鹤回望她们的写作，在寻找、深思中确认女性精神力量和自由之路的同时，也因此实现了文明香火的续接传承。那些轮回般的生存残酷、苦难困境，也因为这种续接传承的给养和烛照，呈现出了令人安慰的镇定、温暖、硬朗，让后来的我们，因为种种看见和知道，得到充足的能量和智慧，到达一种精神的广阔，有了向死而生、向痛而爱的超越可能。
此重动人，意义何其深远。
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
萧红身体衰颓，精神萎靡，好友黄源建议她去日本住一段时间。他的妻子许粤华正在日本学日文，萧红可以得到照料，东京的生活费比上海也高不了多少。两萧决定暂时分开一年，萧红去东京，萧军去青岛。
1936年7月，萧红前往日本疗伤。环境改变，心情却并未好转，“很难过，很想哭”。人生地疏，言语不通，孤寂无聊，又几番生病，她重新抽上香烟。8月14日寄给萧军的信上，附有诗歌《异国》：
夜间，这窗外的树声，
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
但，这不是。
这是异国了，
踏踏的木屐的声音有时和潮水一般了。
日里，这青蓝的天空，
好像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
但，这不是。
这是异国了，
这异国的蝉鸣也好像更响了一些。
萧红孤身只影，从异乡更漂往异国，她觉得日本比中国还病态、干枯，新环境无法让人喜欢——“这并不是正常的生活，有点类似放逐，有点类似隐居。”感情受伤，身心俱疲，没着没落地悬在半空，对故乡的思念，遂难以遏制地疯长、蔓延，缠得心头生疼。萧红走出老家才两年多，乡愁已如此密实。此后，她将用更长的时间体味思乡之苦，百转千回，最终酿成《呼兰河传》的浓稠香醇。
萧红那两年从东京、北京寄给萧军的信，被他完好保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信件与其他书籍、文物等一起被抄没，后来陆续发还。萧军于1978年将这几十封信整理、注释后发表，它们十分直观地反映了两萧的性格差异与冲突，也看得出，萧军的移情别恋对这段婚姻的致命伤害。
萧红写给萧军的信充满牵挂，她十分期盼回信，也让萧军给她多寄小说、唐诗。她关心着他的起居冷暖，对他的吃饭、睡觉、穿衣、锻炼，都琐琐细细地叮咛。萧军却并不领情，觉得她像个“小老太婆”似的，在生活上过多地干涉自己。“她常常关心得我太多，这使我很不舒服，以至厌烦。这也是我们常常闹小矛盾的原因之一。”（两萧书信与萧军的注释引自《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
许粤华8月底因经济原因提前回上海后，萧红更为孤单，不时生病发烧，心跳过速。身体稍好，她就很专注地工作，最多时一天竟能写四五千字，完成了《牛车上》《红的果园》《王四的故事》等短篇小说。她也非常想念萧军，9月中旬，差不多隔一天就给他寄出一封信，但是硬撑着不愿马上回去，想按计划住满一年。萧军因此说，萧红性格中的一个特点就是逞强。他认为他们像两个刺猬，靠近了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觉得孤单。
1936年10月底，萧红得知鲁迅去世，想起与萧军初到上海时只认识鲁迅，他几乎隔一天就要写一封信给他们。在冷冷清清的亭子间读着先生的信，“只有他，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这噩耗让她鼻子发酸，在邻家飘来的日本乐曲里，总是想哭。
萧红11月19日给萧军的信，是寄自日本最长的一封，讲她买了3幅画挂在墙上的喜悦、独自吃饭的不是滋味。那些天她身体不错，心情也不算过分低落：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 ：“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萧红此处的感触与感伤，有欣慰也有点心痛，还不算过分纤柔。萧军评点道：她把自己的思想、感觉、情绪都刻画、挖掘得细致而精微，他对此能够理解、同情，却并不欣赏。“她说我把她一向看得很弱，和我比较起来，无论身体和意志，她确是很‘弱’的，在信中她还有点不服气的样子。”
在1936年12月底的短信上，萧红生发感慨：“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犍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萧军由此联想到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诸种矛盾”，他写道 ：“犍牛和病驴，如果是共同拉一辆车，在行程中和结果，总要有所牺牲的，不是拖垮了病驴，就是要累死犍牛！很难两全的。若不然，就是牛走牛的路，驴走驴的路。”
萧军自控力非常强，生活很有规律，不受环境和心境干扰。强壮者通常难以理解病人的脆弱，他总是希望萧红“在主观上能够增强生命的意志，战斗的意志……从各方面强健起自己来”。他对她的敏感、情绪泛滥，相当不以为然：“就连被蚊子叮了个包，也要说一说。”他很认可朋友对自己的称赞：不知忧愁、永远快乐。
“孤独得和一张草叶似的”萧红，信里确实经常提到自己的病痛，萧军觉得她有点过于自伤：“她的头，她的胃，她的肚子……总在折磨着她，精神矛盾也总在折磨着她。”他认为，长期的生活折磨、营养不良，“再加上神经质的过度敏感”，促成了萧红的早死。萧军很自得于自己“皮粗肉糙，冷暖不拘”，不为生活所压倒——否则早就跟她“同归于尽”了。
1937年1月4日的信里，萧红附有弟弟张秀珂给她的信。弟弟以前看过萧军的书与照片，觉得他豪爽而有强烈的正义感。在上海与萧军相处了几天，更添好感。他们一同吃西餐，略微喝了点酒，萧军脸很红，“好像为一件感情所激动。我虽然不明白，然而我了解他，我觉得喜欢且可爱！”
萧军“好像为一件感情所激动”，张秀珂不明就里，但觉其可爱。殊不知，萧军心潮起伏，是因为又堕入情网。他故态复萌，让旧伤未平的萧红，再添新愁。更难堪的是，这一次的出轨对象许粤华，既是萧红初到日本时同住的密友，也是萧军自己的好友之妻。萧红的组诗《沙粒》，有几段特别悲观厌世，有说不出的阴沉绝望，又似乎已经被类似重创打击得有些麻木：“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这狂魍的人间迷惘了我了。”“烦恼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
萧军回忆，他和许粤华清楚，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他们没有结合的可能，所以都同意请萧红回来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而他与许粤华要遏止恋情，彼此也痛苦难当。萧红1937年初回到上海，但感情创痕已深，矛盾依旧，萧军与许粤华的剪不断理还乱，更让她心绪恶劣。
1937年4月下旬，萧红前往北京访友、散心。见到老友李洁吾后，她在给萧军的信上感叹，这对夫妇彼此也各有痛苦。李洁吾看了萧军的照片，断定他是个很厉害而有魄力的人，萧红表示自己也很替萧军高兴。萧军却不以为然：“我知道她并不真正欣赏我这个‘厉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而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这是历史的错误！……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萧军到晚年依旧觉得 ：因为性格忧郁，萧红的作品给人一种消极、阴暗的感觉，对人生是“失败主义”，缺乏阳刚之气，缺乏斗争的、积极的生存力量。
萧红曾经骂他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萧军颇感不平：“如果我没有类于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他说：“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很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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