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4768276
《卡尔·马克思》是一本精炼得恰到好处的作品，它涵盖了对认识马克思而言必不可少的那些历史场景与事件，同时又匠心独运地重点刻画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本书还原了马克思充满人性色彩的真实面貌，及其在学术领域的巨大成就，同时也生动展现了伯林本人卓越的智识魅力。
本书以卡尔·马克思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发展为主线，从他在德国的成长与求学，在巴黎的工作与斗争，一直写到流放伦敦的*后岁月，涉及青年黑格尔派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资本论》出版等众多历史事件，完整勾勒出了马克思传奇而动荡的一生。伯林在书中尤其关注马克思在各个阶段的思想发展轨迹，客观评述了他在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力图还原马克思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伯林对马克思的研究摆脱了后续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二次阐释的影响，从历史文献与马克思本人著述出发，生动呈现了马克思富于人性色彩的真实面貌。
第五版编者前言
前 言（艾伦·赖安）
第四版作者序
第三版作者按
第一版作者按
一 导言
二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三 “精神”的哲学
四 青年黑格尔派
五 巴黎
六 历史唯物主义
七 1848年
八 流放伦敦：第一阶段
九 第一国际
十 “红色恐怖博士”
十一 最后的岁月
后 记（特雷尔·卡弗）
延伸阅读指南（特雷尔·卡弗）
索 引
一 导言
事物与行为就是其所存在的样子，其结果也是其将要成为的样子：我们为何还要竭力去自欺欺人呢？
——巴特勒主教
在19世纪，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能与卡尔·马克思一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透彻和深远的影响。在其一生之中及其身后，他在理智和道德上对其追随者们都起到了支配性作用，即使在民主的民族主义的黄金时期，这种支配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里，涌现出了一批批伟大的人民英雄和烈士，以及富有浪漫色彩，几乎是传奇性的人物，他们的生命和言行导引着民众的憧憬，在欧洲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传统。然而，在任何时候，马克思都不能被称作普通意义上的公众人物：显然他绝不是什么流行作家或演说家。他的写作范围十分广泛，但他的作品在其生前并未流传开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这些作品开始广为人知（其中一些是后来才得以传播的），人们传阅这些作品的热情与其说是对它们本身质量的认同，不如说是那与他紧密相关的运动的好名和恶名得以传播开来的结果。
马克思完全缺乏作为一名伟大人民领袖或者煽动者的特质，也不是俄国的民主斗士亚历山大·赫尔岑那样的天才宣传家，也不具备巴枯宁那样非凡的雄辩口才。他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是在相对默默无闻的状态下在伦敦度过的，不是在自己的书桌前，就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广大民众对他知之甚少，然而到他去世前，他成了一位广为人知、受人景仰的人，成了一场强大国际运动的领袖。他的生涯或性格中没有任何成分特别激起人们的想象力，或者唤起无限的热忱，一种狂热的，甚至是宗教式的崇拜，而当初科苏特、马志尼，甚至是晚年时的拉萨尔都是被追随者们怀着这样的心态加以热捧的。
他并不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即便出现也不是特别成功。在他出席的宴会或公众会议上为数不多的几次演说中，他的讲话总是过多地铺陈事实，夹带点枯燥和唐突，希望从听众那里索取一点尊重而不是热情。从性格上来说他是一位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本能地想要避开与群众的直接接触，而他毕生的精力却又都耗费在了对这些群众利益的研究之上。在很多追随者看来，他似乎是一位遵循教条、喜欢说教的德国教师，总是无休止地在重申自己的论点，而且越来越锋利尖锐，直到他这些论点的精华留在那些信徒的脑中无法消除。他关于经济学方面的内容一大部分都是在对工人们讲课时初次得以阐述的：据说他在这些环境下的讲授和阐述就是简明扼要的典范。但他写得很慢，也很痛苦，就像那些敏锐而又高产的思想家有时候一样，几乎跟不上自己思想的速度，急不可耐地既想阐述一个新的教义，又想预先阻止任何可能的反对观点；那些发表的版本，在讲述抽象问题时，往往都有失平衡，而且细节上十分晦涩，虽然中心思想从未真正存在疑问。他本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点，曾把自己和巴尔扎克《无名的杰作》中的主人公相比，那个人就试图将自己脑中形成的图像用笔画出来，于是一遍又一遍地、无休无止地在画布上修改，最终却只是画出了一团五颜六色、没有形状的东西，但在他本人眼里却正好表达了自己头脑中的图像。
他属于一个比之前历代更加强烈而审慎地培养想象的时代，在一群认为思想比事实来得更加真实，个人关系远比外部世界的事件含义更广的人中长大成人；对他们而言，公众生活有时就会被从他们自己丰富而复杂的个人经验世界层面加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本质上不是个能自省的人，对个人，或者对精神或心灵状态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技术的快速进步，带来财富的急剧增加，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和文化上的错位和混乱，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未能正确评价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革命性转型的重要性，因而只会激起他的愤慨与蔑视。
他天生有着强大、活跃、实际、理智的头脑，对不公平有着敏锐的感觉，异常地缺少感性，对知识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情感主义极为厌恶，就像对资产阶级的愚昧和自满的厌恶一样；在他看来，前者总是漫无目的地喋喋不休，远离现实，而且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一样讨厌；后者则无比虚伪，自欺欺人，沉浸于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对其所处时代的明显社会特征视若无睹。
他总是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粗俗鄙陋的世界中（也许他潜意识中对自己生来带有犹太人血统这一事实的厌恶，使得这种感觉更加强烈），这更增加了他与生俱来的无情与好斗，从而产生了一个大众想象中令人敬畏的人物形象。他那些有名的崇拜者会发现，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富于情感或心肠柔软的人，或者是个关心他所接触的大多数人感受的人；在他看来，他所遇到的大多数人不是蠢蛋就是马屁精，对于他们，他公然带着怀疑或轻蔑的态度。如果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态度十分专横、强势，那么在让他感觉十分安全的家人和朋友组成的亲密小圈子里，他还是很体贴、很温和的；他婚姻生活基本上不能说不幸福，对自己的孩子也很喜欢，对自己一生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怀着几乎坚不可摧的忠诚与热爱。他没什么魅力，行为举止也时常有点粗俗，容易藏不住心中的仇恨，但即便是他的敌人，都被他人格的力量与激情、他观点的大胆与广度、他对当前局势分析的广泛性与杰出性所折服。
他一生都与同时代的那些革命者格格不入，对那些人、对他们的方式、对他们的目标都不友好。不过，他的这种孤立不仅仅是性格原因或者时空的偶然。无论大多数欧洲的民主人士在个性、目标和历史环境方面的差异多么巨大，他们在一个根本属性上彼此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至少是原则上的合作成为可能。无论他们是否相信暴力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还是倾向于全人类所共有的道德标准。他们批评、指责现有的人类生存环境，依据的是一些先入为主的理想、一些体系——至于这些体系是否合适，根本无须证明，对于任何有着正常道德观念的人来说，它们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的设想，依照各自在实践中可实现程度的不同而相互区别，并且相应地可以被归类为更加偏离于或偏向于空想社会主义，不过，关于追求的终极目标，各民主思想流派之间还是有着广泛的一致。对于提议的方式的有效性，对于与现有势力达成妥协在道德上或实践中可行的程度，对于特定社会制度的特点与价值，并且因此对于所采纳的相关政策，他们有着不同意见。不过，即便是他们之中最暴力的群体——雅各宾派和恐怖分子（也许这些群体还更甚于其他人）——也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是个人的坚强意志改变不了的；他们也相信，强有力的道德目标是充足的行动源泉，它们本身就是因为众人都接受的价值观而变得合理。所以正确做法就是，首先确定人们希望这个世界成为什么样子；然后，人们应该据此来考虑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保留多大部分，摒弃多大部分；最后，人们应该寻找最有效的完成必要改革的方式。
这样一种态度，在任何时期的大多数革命者与改革家们中相当普遍，马克思则完全不予同情。他坚信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不会仅仅因为在某种理念驱使下的个人干预而改变的。他相信，人们为了给自己的目标正名而诉诸的内在经验，非但不是在揭示某种被称为道德或宗教的特定真理（在历史性地被置于特定场合的人群中），反而往往会导致神话和幻想的产生（既有个人的，也有群体性的）。受产生时的物质环境影响，神话有时在客观真理的伪装下，代表了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希望相信的一切；在它们欺骗性的影响下，人们错误地解释了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本质，错误地理解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因而错误地计算了自己和别人的势力范围，从而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和对手的行为后果。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民主主义理论家不同，马克思相信价值不能脱离于事实加以考量，而必须依赖于看待事实的方式。真正洞察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和规律，无需任何已知的道德标准的帮助，其本身就会向任何理性之人指明，哪一步才是他应该采取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进程才会最符合自己所在的社会秩序的要求。
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新的道德或社会理念要强加到人们头上；他并不要求改变心意：仅仅改变心意，不过是用一种幻想去替代另一种而已。和自己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不同，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诉诸理性的，诉诸实用知识，指责知识上的恶行或盲目，坚持认为，人们为了懂得如何摆脱自己深陷其中的混乱，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理解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他相信，对人们所处的社会中力量制衡情况的正确估计，将会预示着合乎理性追求的生活形态。
马克思指责现有的秩序，不是通过理想，而是通过历史的角度：一般而言，他并非因为它不公平，或不成功，或因为人类的邪恶或愚蠢而加以指责，而是因为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这规律必然导致到某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一个阶级用不同程度的理性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时，要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并因而导致对人们的压迫和伤害。压迫者们受到了威胁，但威胁的内容不是受害者们蓄意的报复，而是历史为之准备的即将发生的必然崩溃（以基于某个敌对社会群体利益的行动为其表现方式），因为一个完成了自己社会任务的阶级注定要退出人类历史舞台。
不过，尽管原本是想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他所采用的却是一种先驱和预言家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以人之名，而是为宇宙法则本身代言，没有想要拯救或者改善什么，而是要去警告、谴责，去揭示真理，更重要的是去驳斥谎言。“Destruam et aedificabo”（吾欲破且立），这是蒲鲁东写在其某本著作前面的话，更加恰当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于自己指派的任务的观点。到了1845年，他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阶段工作，熟知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本质、历史与进化规则。他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通过创造性劳动不断试图掌控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历史。这一行为在对立阶级的斗争中得到体现，其中一个阶级必须是胜出方，尽管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进步总是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相继构成的。从长远看，这些代表了理性的进步。那些十分理性的人总会将自己与所处社会中的进步阶级，也即上升的阶级挂起钩：要么在必要时通过刻意抛弃过去的历史，让自己与那个阶级联合起来，要么在历史已经把他们推到那个阶级位置时，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且依此来行事。
相应地，马克思在确认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兴阶级是无产阶级后，便将自己的一生投入为其争取胜利的努力之中，而他自己决定要在其中充当领头人。这种胜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由历史的进步所确保，但是人类的勇敢、决心和智慧能让它来得更近些，让过渡阶段更少一些痛苦，带来的矛盾更少一些，对人类物质的浪费也少一些。从此，他的地位便成了指挥官，积极投入某场运动之中，因而他并没有不断地号召自己和他人陈述加入某场战争的理由，或者列出支持某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理由：战争的状态与个人在其中的地位已经确定；这些事实不容置疑，只需接受和验证；人们唯一的任务便是打败敌人，其他所有问题都是空谈，都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之上，因此也都无关主题。正因如此，马克思晚年的作品中才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终极原则的讨论，也完全没有为自己反对资产阶级正名的意愿。敌人的优点或者缺点，或者如果敌人或战争完全不同于现实又会如何，这些在战争中都无关紧要。在真正的战争时期引入这些不相干的问题，就等于分散自己的支持者们在关键问题上的注意力（不管他们能否意识到，这些关键问题都是他们所面临的），并因而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
在真实战争中，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资源以及敌人的资源有准确的把握，了解此前社会的发展历史，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实现胜利目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资本论》便试图给出这样一种分析。书中几乎完全没有明确的道德辩论，缺少对良知或原则的呼吁，对于胜利之后即将或者应当发生的事情同样明显缺少详细的预判，这些都是过分关注于行动的实际问题带来的结果。关于不可剥夺的普遍天赋人权，关于属于每个人的良知（无论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如何）的观念，都被斥为自我保护的自由幻想。社会主义不会恳求，而是要求；它不谈权利，只谈从束缚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新生活方式，在它势不可挡的方式面前，旧的社会秩序明显开始分崩离析。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观念与理想，随着它们发源的社会环境变化而变化：如果认为它们任何一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可更改的，就等于相信它们所从属的制度（在这里便是资产阶级制度）是永恒不变的。
这一谬论被认为构成了18世纪以来的唯心人道主义者们的伦理学与心理学教义。因此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所共有的那种臆断给予了极端的不屑和厌恶——他们认为，既然所有人的利益最终都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一致的，那么每个人都采取一种理解、友好与行善的方式，可能会使“最终所有人都感到满意”成为可能。如果阶级斗争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利益就完全是不可调和的。对这一事实的否认，只能归因于愚蠢地或愤世嫉俗地忽视真理，这是被历史一再暴露的一种特别邪恶的虚伪或自我欺骗形式。这种观点上的基本区别，而不仅仅是性格或天赋资质上的不同，正是将马克思与资本主义激进分子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截然区分开来的地方，对于后者来说，让他们感到困惑而愤怒的是，马克思对他们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猛烈的、坚持不懈的谴责和斗争。
他痛恨一切形式的浪漫主义、情感主义和人道主义；因为急于避免诉诸自己听众们的真实情感，他系统地从其运动相关的宣传文献中删去了所有老式民主主义修辞的痕迹。他在任何时候从不主动让步，也不要求对方让步，从未加入任何靠不住的政治联盟，因为他向来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凡是加上他的名字的那些声明、信仰宣言和行动章程，几乎都很少提到道德进步、永恒正义、人类平等、个人或国家权利、信仰自由、为文明而斗争，或者其他一些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民主运动中惯用的（曾经也的确代表过理想的）词汇；他认为这些词汇言不由衷，毫无用处，只代表着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无能而已。
这场战争必须在每一个前沿阵地上打响，并且因为现代社会是政治性地组织起来的，必须以那些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注定作为征服阶级出现的群体为基础，成立一个政治党派。必须不停地教给他们，在当前这个社会中看起来似乎牢固不变的，实际上注定会迅速灭亡。但人们也许会发现这一事实很难令人置信，因为有了道德、宗教、政治与经济上的假设和信仰的巨大的保护性外衣，这些正是濒临灭亡的阶级有意或无意地创造出来的，使自己和别人对即将到来的命运视而不见。想要看透这层烟幕，看到事件的真实结构，是需要智慧、勇气以及敏锐感觉的。混乱的局面，以及它注定要随之结束的危机的临近，将会说服每个头脑清醒、密切关注的旁观者，为了生存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需要做些什么——因为除非是已经真正死亡或正在咽气的人，没有人能够做一个对与自己生命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不是由某个内心幻想所确定的、对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内涵的主观价值观，而是对这些事实本身的认知，决定着理性的行为。
……
在讲述马克思其人以及19世纪中期知识界氛围方面，本书也许是我们在欧洲能找到的*选择。
——奇门·阿布拉姆斯基，《犹太编年史》
本书对马克思的呈现既充满感情，又保持着客观。伯林对马克思观点的讲述，有时比马克思自己的话更令人印象深刻；他对作为普通人的马克思的描绘，在一本大量涉及思想观点的书里，也显得非常生动鲜活。
——《政治研究》杂志
作者将诸多深奥且晦涩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用另外一种语言清楚表达出来的卓越能力，及其展示个性、特征、态度与理论问题之间关系的高超本领，在现有的文献领域可谓一枝独秀。
——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
这本书至今仍然十分重要，对于一个至关重要但同时也众所周知让人头痛的题目，它作为*成功的介绍性作品之一，也还没有任何被别人超越的迹象。
——亨利·哈代
伯林对马克思一生的描述，与此后学术争论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数不胜数的解释性辩论相比，都要更加隽永有趣。
——艾伦·赖安
五 巴黎
这一刻终将到来，那时太阳将会照耀在一个自由人类的世界上，那里人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再不认识什么主人，那时暴君和奴隶、神父和他们愚昧或伪善的工具将不复存在，只留在了历史尘埃中或者舞台戏剧里。
——孔多塞
一
在欧洲历史上，19世纪中叶巴黎的社会、政治和艺术氛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一大群诗人、画家、音乐家、作家、改革家和理论家全都聚集到这个法国的都城中来，在路易·菲利普相对宽松的君主统治下，这里为很多国家的流放者和革命分子提供了庇护所。长期以来，巴黎都以其对知识分子的豁达热情而著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正是欧洲其他国家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时期，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从周围黑暗社会中成批奔赴到这个光明中心，大家发现在巴黎，他们不再像在柏林时那样被本土文明恐吓要求完全服从，也不再像在伦敦时那样被人冷漠地抛在一旁，只得聚在彼此孤立的小团体里，而是受到人们自由甚至是热烈的欢迎，而且可以自由出入君主政体复兴多年来还一直存在的艺术和社交沙龙。
这些人置身其中谈论和写作的知识氛围是令人亢奋的，也是十分理想的。一种强烈反对旧秩序、反对国王和暴君、反对教会和军队，尤其是反对困惑迷茫的市侩民众、反对奴隶和压迫者、反对那些妨碍自由个人生活和权利的敌对势力的普遍情绪，带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情感上的团结局面，将这个骚乱不已、成分混杂的社会维系在一起。情感得到激烈的培养，个人感受和信仰通过热烈的语言得到了表达，革命和博爱的口号被那些随时准备为之献身的人狂热地一再重复。
在这十年中，来自不同国度的思想、理论、个人观点在这里百花齐放，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得多；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任何时期相比，才华更加多样、更加引人注目、表达更加清晰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相互吸引、对抗和改变着彼此。每年都会有新的流放犯从皇帝和沙皇的领土上过来。意大利、波兰、匈牙利、俄罗斯、德国的侨居群体在惺惺相惜的氛围中兴盛壮大起来。他们的成员形成了国际社区，纷纷忙着写小册子、组织集会、参加阴谋，但最主要是在私人家里、在大街上、在咖啡馆里、在公共宴会上无休无止地谈论着、争辩着；人们的情绪是意气风发的，也是乐观积极的。
革命作家和激进政治家们处于自己希望和力量的顶峰，他们的理想还没有被扼杀，革命的豪言还没有被1848年大崩溃所败坏。这种为了自由的国际大团结此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诗人和音乐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感觉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或者某个特定群体写作，而是在为全人类而写作。在1830年，人们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继续靠这些胜利果实过日子；1839年被镇压的布朗基主义密谋，被大多数浪漫自由主义者当作一场不起眼的骚乱（émeute）而忽略过去了，但它不是孤立爆发的：因为这场沸沸扬扬却紧张不安的艺术运动，是针对狂热的金融和工业发展背景而发生的，与这种发展相伴随行的是冷酷无情的腐败，大量财富一夜之间到手，却又在成批的破产倒闭中消失殆尽。一个由幻想破灭了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政府，被新兴的由大金融家和铁路巨头组成的统治阶级所控制，后者是转入阴谋和贿赂的迷宫的工业大实业家，在这个迷宫里暗藏着的投机者和卑鄙的冒险者掌控了法国的经济命脉。在南部不断发生的产业工人暴动，昭示着动荡不安的局势，而这一方面是由特定劳工雇佣方的无良行为所引起，同时也是由那场与英国相比尽管规模小得多，但正在更加迅速、更加猛烈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工业革命所激发。
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连同对政府懦弱和欺诈行为的统一认识，更加强了人们对于危机和变迁的普遍感觉，这种感觉使人认为似乎只要有足够本事、胆大妄为、积极主动，一切便唾手可得；同时它也让人充满无限幻想，创造着在巴尔扎克的作品和司汤达未完成的小说《吕西安·勒万》中可以找得到的那种血气旺盛、野心勃勃的投机者，而审查机构的松懈散漫和七月王朝的宽松政策，容许政治刊物那种尖锐而激烈的形式的存在，有时还能上升为巧言激辩，在印刷出版的文字能发挥更大号召力的时候，这种刊物能煽动思想，激起人们的热情，并且能够进一步使已经群情激昂的氛围变得更加强烈。那些作家、画家、音乐家——缪塞、海涅、托克维尔、德拉克罗瓦、瓦格纳、柏辽兹、戈蒂埃、赫尔岑、屠格涅夫、维克多·雨果、乔治·桑、李斯特——留下的回忆录和书信传递了那些年的一种魔力，其标志就是一种敏锐和自觉的感受力，一个满是天才的社会中增强的活力，一种对自我剖析的专注——有点病态而且装腔作势，却自豪于自己的创新和优势，以及一种从古代桎梏中突然摆脱出来的自由，一种全新的、打开了活动和创造空间的宽广感觉。到了1851年，这种情绪消失殆尽；但是一个伟大的传奇被创造了出来，流传至今，并且使巴黎变成了自己和别人眼中的革命进程的标志。
然而，马克思来到巴黎并非是为了寻求新的体验。他是一个不带多少感情，甚至有些冷漠的人，周围环境对他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而他反倒会将自己一贯不变的方式强加到他所处的任何环境中去：他不相信一切狂热的表现，尤其是全靠冠冕堂皇的语言支撑起来的东西。与自己的同胞、诗人海涅，或者俄罗斯的革命者赫尔岑和巴枯宁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经历过他们所描述的那种解放的感觉，他们在欢欣鼓舞的书信中，都声称自己在这个中心找到了欧洲文明里最值得赞赏的一切。他之所以选择巴黎而不是布鲁塞尔或者瑞士的某个小镇，是因为更加实际、具体的原因，即在他看来，似乎这里最便于他发行《德法年鉴》，这本刊物的读者对象同时包括了德国和非德国公众。而且，他还希望能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此前无论是在百科全书派那里，还是在黑格尔或费尔巴哈的作品中，或者是他在1843年快速而急切地翻阅的大部分政治和历史文献中，都没有找到过满意的解答。
最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法国革命的失败呢？是理论上或实践中的什么不足导致了执政内阁、帝国的产生，最终使得波旁皇族的复位成为可能呢？对于那些半个世纪以后依然在寻找建立一个自由公平社会的方法的人来说，需要避免哪些错误呢？难道没有任何管理社会变革的规律吗——掌握这些规律也许能够挽救这场伟大的革命？百科全书派中较为极端的一部分人无疑将人性过于简单化了，总是将其描述成通过启蒙教育就能突然变得彻底理性和彻底善良。至于黑格尔派的回答，就是时机并未成熟，革命失败是由于绝对观念还没有发展到适当的阶段，由于革命者们想要实现的理想还过于抽象、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而这个回答似乎也有同样的缺陷，因为除了那阶段本身出现之外，并未给出何为“适当”的标准；把正统的解答办法换成诸如人类自我实现，或体现的理性，或批判的批判等这些新方案，似乎也不能使之更加具体，或者真正增加一点有意义的东西。而且，绝对观念并没有任何发展阶段能代表马克思和激进分子们所理解的那一种自由而且公平的社会。
带着这些疑问，马克思以他特有的细致开展了工作：他认真研究了史实，阅读了关于革命本身的历史记录；他还一头扎进在法国写就的关于这一问题及相关问题的海量辩论文献中，并且在一年时间里完成了这两项任务。从学生时代以来，他的闲暇时间主要是在阅读中度过，只不过在巴黎他的这一胃口超出了一切限制。在他与黑格尔派对话的时期，他是在一种狂热的状态下进行阅读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摘录、概括和长篇评论，这些大部分在他后期的写作中都曾引用过。到1844年底，他已经熟读了法国和英国主要思想家们的政治与经济学说，利用自己还是半正统的黑格尔理论来对其进行研究，最终通过明确自己对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倾向的态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
他主要阅读了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魁奈和亚当·斯密开始，到西斯蒙第、李嘉图、萨伊、蒲鲁东以及其追随者。他们清晰、冷静、理智的风格显然胜过了德国人那种丰富情感与华丽辞藻糅杂在一起的风格；要求务实敏锐，强调经验观察，同时加以大胆新颖的总体假设，大大吸引了马克思，并且更加强了他的一种个性，即拒绝一切形式的浪漫主义，只接受有重要观察实证支持的对现象的自然主义解释。法国社会主义作家和英国经济学家的影响已经在开始驱散笼罩着的黑格尔派迷雾。
他将法国的总体环境与自己的祖国进行了比较，前者远远高出的知识水平和对于政治思想的包容让他印象深刻：
在法国，每一个阶级都带上了政治理想主义色彩，都认为自己代表着普遍的社会需求［……］而在德国，现实生活是无知识的，知识是不现实的，驱动人们去抗争的只是物质需求，实际的束缚本身［……］但是革命能量和自信本身还不足以使某个阶级成为社会的解放者——它必须找到另一个带有压迫原则的阶级
［……］——比如在法国，就找到了贵族阶级和教士群体。在德国社会中缺少这种急剧的紧张关系［……］只有一个阶级，其遭受的不公不是独有的，而是整个社会的——那就是无产阶级。
他认为德国人是西方民族中最落后的。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在德国的今天得到了真实再现：德国人真正的解放——德国人与其他更加进步的民族相比，就如同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相比一样——必将导致整个欧洲社会从政治和经济压迫中解放但是如果说他对那些作家的政治现实主义有较深的印象，那么对他们历史感的缺乏，他也同样惊诧。在他看来，单是这一点，就使得他们简单粗浅的折衷主义成为可能，他们将修正和增项引入自己的体系时带有那样一种显著的漠然，而没有任何明显的心智上的不安。对他而言，这种宽容似乎表明缺少一种严肃或完整性。他自己的观点一直都是十分明确而且激烈的，都是从某些不容结论中有任何模糊性的前提引申而来。在他看来，那种知识上的弹性似乎只可能是因为对历史进程严谨框架的把握不到位造成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假设认为，当代政治经济分类适用于任何时期和任何地域，这在他看来尤其荒谬。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如果英国狮心王理查和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都引入了自由贸易制度，而不是卷入十字军东征，我们就会少受五百年的痛苦和愚昧”，似乎之前所有的经济体系都是近似于资本主义的谬误东西——必须按资本主义的标准对其划分和评价。这违反了一个事实：每个时期都只能按照其特有的概念和类别加以分析，并且由其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不能把握这一事实，就会导致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出现那些繁复详尽的体系，它们最终也不过是众多理想化版本的资产阶级或封建社会（略去了其中“不良”因素）。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某人希望发生什么，而是历史允许发生什么——当前哪些趋势是必然发展而来的，哪些是会消失灭亡的。人们只能依照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果去发展。
不过，马克思对这些作家的道德品位都还是比较赞同的。他们同样不相信天生直觉，不依赖超出逻辑与经验观察的感觉；他们同样由此看到了反动和非理性主义的最后辩护；他们同样都是狂热的反教权主义者和反独裁主义者。他们中很多人对所有人类利益的自然和谐有着出奇的过时观点，或者相信摆脱了国家和君主统治干扰的个人有能力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幸福。马克思所受的黑格尔派教育使他根本无法接受这类观点；不过归根到底，这些人还是他对手的敌人，被划在进步的一边，算作理性进步的斗士。
十 “红色恐怖博士”
全因为有了他，我们才成为我们自己［……］要不是他，我们还会深陷在混沌的泥淖之中。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在1867年出版。这本书的面世，可谓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马克思本人一生中划时代的大事件。这套完整的著作本意是要写成一部关于现代社会经济组织规律和形态学的论著，试图按照实际情况来描述生产、交换及分配的过程，解释它们的现有状态，即通过阶级斗争运动所达到的特定发展阶段，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通过确立支配阶级发展历史的自然规则，来“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学规律”。其结果是成了一部集经济理论、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无法归入既有类别的宣传文字于一体的独创合集。
马克思当然认为它根本上还是一部经济科学专著。在他看来，早期的经济学家在比较经济学规律与物理和化学规律时，对于经济学规律的本质都有所误解，都假定尽管社会环境会发生变化，支配它们的规律不会改变；其结果就是，他们的体系要么只适用于虚拟世界，其中居住的都是理想化的经济学家，都是模仿作者自己同时代的人设置的，因而往往带有选定的一些特点，一些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才较为显著的特点；要么就是描述一些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社会——假如这些社会真实存在过的话。因此他觉得他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概念和定义体系，这个体系应该确定适用于现代世界，并且应能反映出经济生活（不仅与过去相关，也涉及未来）不断变化的结构。
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即尝试着对经济科学的一些基本定理进行系统的阐述，并且更为详尽地介绍新工业体系的兴起，这是受生产方式上的技术进步影响而建立的全新劳资关系的结果。因此第一卷主要讲述生产过程；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机械设备与劳工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真正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即工人与雇用和指挥他们的人之间的关系。剩下的几卷在他去世后由其遗嘱执行人出版，主要讲述生产成品的流通（必然在其价值实现之前产生）对于价值理论的影响——“流通”是指交换系统、这一系统所涉及的金融体系，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决定价格、利息和利润的过程。
贯穿整部著作的主要观点其实在《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的早期经济学研究论文中有所体现。它主要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1）政治经济学试图解释谁获得了什么商品或服务或状态，为什么；（2）因此它不是一门关于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即商品的科学，而是关于人及其活动的科学，需要利用支配资本市场经济的规则加以解释，而不是超出人类控制的伪客观规律，比如支配自然物体世界的供需规律——这些自然物体的行为本身是超出人类生活之外的，人们只是将这一过程看作一种永恒的自然秩序而已；在这种秩序面前人们必须屈服，因为他们无力去改变它（这种错觉，或者“错误知觉”，就是他所谓的“商品拜物教”）；（3）现代社会中社会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工业化因素；其最早的，也是最全面的形式——英国的工业革命——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到适当时候会在四处发生的过程的最好范例。
马克思通过与生产技术的普遍进步相挂钩的方式来考察现代无产阶级的兴起。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进步，生产资料不再是某个人为了自己的需求就能创造的，劳动分工由此产生，有一部分人（正如圣西门所教给我们的）拥有强于别人的技能、能力和雄心，获得了这些工具和设备的独有控制权，进而发现自己可以去雇用其他劳工，一方面威胁对方要截断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一方面又允诺以固定工资的形式向其提供更高的待遇。那些劳工身为独立生产者时，光靠着他们所仅有的破旧老式生产资料无法获得同样的收入。而他们向别人出卖自己劳力的结果就是，自己变成了经济市场中的商品，他们的劳动力也有了固定的价格，这个价格也会完全像其他商品一样上下波动。
商品就是市场经济中含有人类劳动价值的、有一定社会需求的任何物体。因此马克思十分谨慎地指出，它就是一个只适用于社会发展相对较晚阶段的概念，不是永恒的，在这一点上并无异于任何其他经济类别。他坚持认为——这是他论证的结论：商品的商业价值是由从社会角度而言必需的人类劳动时间直接构成的，也就是说，一名普通的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的普通样品所需的时间（这个观点源自李嘉图及古典经济学家们一些类似的理论）。一名工人一天的工作，也许能生产一件产品，其价值超过其出于个人生活所需的最少数量商品的价值；因此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值要远超过他所消耗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他的雇主也就没有正当的理由雇用他了。对于市场上的某件商品来说，它所需要的人工劳动力为x镑，这代表为维持足够的健康身体确保能高效工作，并且能生育抚养与自己类似的劳力，他所需的最少数量；他所生产的产品售价为y镑；则（y-x）镑代表他增加的社会总体财富的程度，而这就是其雇主留在口袋里的剩余财产。即使扣除雇主自己作为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劳动回报后，还有一定的剩余社会收益，这部分以租金、投资利息或商业利润的形式，按马克思的说法，不是由整个社会，而是仅仅由社会中被称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成员所分享。这部分人之所以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是因他们作为生产资料的独有主人，独自获得、积累这些不劳而获的增长额。
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概念，是被解释为意指商品真实价格围绕其进行周期性波动的一种平均标准，抑或是价格趋向发展的一个理想限制，抑或是在某种不确定意义上说价格“应是”的样子，抑或是对社会中人类物质利益之构成和满足条件的社会学解释，抑或更加形而上学——通过人类劳动创造性注入兽性之中的某种难以琢磨的精神，又抑或，就如同那些冷漠无情的批评家所指出的，是上述所有因素的综合体？还有，被称为无差别人类劳动（根据其理论这是构成经济价值的元素）的概念，设想劳动有一个统一的本质，其不同的表现仅仅通过数量就能加以区别，这一概念是否有效？——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不容易得到有效辩护——但不管怎样，建立于此基础之上的剥削理论还是相对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其中心论点得到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大力拥护，虽然这些工人大多数并未理解马克思关于交换价值与真实价格关系复杂的综合论证。这个中心论点就是，只有一个社会阶级（即工人自己的阶级）生产了超过自己所消耗的财富，这些剩余价值却仅仅因为一些人身处生产资料唯一占有人的战略地位而被他们所瓜分，这些生产资料包括自然资源、机械设备、运输方式、金融贷款等，没有这些资源，工人们就无法生产，而掌控这些资源的人就能有权使其他人挨饿，迫使其服从他们的条件。
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法律制度，本意是以雇主利益为出发点来组织整个世界的道德与知识武器。最后雇用的，除了商品生产者也即无产阶级之外，还有一群思想理论家：尽是一些宣传家、解释者以及辩解者，他们积极拥护、修饰资本主义制度，以文艺手段为之修碑立传，这能增加这些制度中受益群体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并使这些制度在受害者们看来更可接受——用卢梭的话说，“用花环掩盖他们的镣铐”。但是如果就像圣西门正确指出的那样，技术的进步在一段时间内将这一特殊权力赋予了土地所有者、工业家和金融家们，那么，这种不可控制的发展无疑也会摧毁他们。
傅立叶及其之后的蒲鲁东都已经抨击过这样一种过程：有实力的银行家和生产商利用他们优越的资源，会摧毁那些经济市场上的小型贸易商和手艺人，从而产生一个不满现状、被降低等级的群体，他们最终必将被迫加入无产阶级这个阶层。但资本家在他那个年代，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榨取、积累了剩余价值；这对于工业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所在。“他一心想要提高价值，无情地迫使人类为了生产而生产。”他这样做也许过于残暴，并且是完全出于自私的目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创造了那些物质条件，唯有它们才能奠定社会更高形式的真实基础，那时，每个人完全和自由的发展将是社会的决定性原则”。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对工业化的进步作用进行了肯定：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进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片整片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
但是资本主义者会扮演完自己的角色，然后会被取而代之。他作为价值累积者，将会被自己重要的特征所“清算”。
在试图提高剩余价值的个体资本家之间产生了残酷的竞争，人们必然会降低生产成本，开拓新的市场，由此也必然导致竞争企业之间越来越大的整合，最终发展到无休无止的合并进程，直到最后，只有最大的、最具实力的集团屹立不倒，而其他的企业都被迫在新的集权工业等级中陷入依赖性或半依赖性的处境。那些大集团统治着集中起来的生产和分配机器，增长得越来越快，而且将会继续加快。集权化是合于理性原则的直接产物：生产和运输效率得到提高，资源整合得到保障，形成能够按计划实现合作的大型垄断信托和联合。
之前分散在众多小型企业中的工人，加上那些不断涌入的破产小贸易商和生产商的儿女，在他们主人的整合过程中自动联合成了一支独立的、不断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他们作为政治和经济群体的实力也相应更加强大，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资源。在工厂制度阴影下发展的工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手中一件更有影响的武器，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业扩张的进程将会推动社会越来越向巨大金字塔形状发展，顶端便是极少数实力愈加雄厚的资本家，底部是广大不满现状的、受到剥削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奴隶。机器取代人类劳动越多，利润率必然下降得越多，因为“剩余价值”率全由后者所决定。竞争的资本家及其国家（事实上国家也是在他们掌控之中）之间的矛盾也会越来越激化，双方陷入一场毫无监督的竞争之中，各自只有竭力打败、摧毁对手，才能存活下去。
在资本主义和不受压制的私营企业的框架内，这些过程无法确保合理，因为出于生存目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依赖的既得利益取决于自由竞争——如果不是个体生产者之间的，那就是大型联合集团和垄断寡头之间的。技术进步不可阻挡地向越来越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发展，与个体分配形式（也就是私人控制、私人财产）之间的矛盾将会越来越激烈。大企业，连同其军界同盟，将会摧毁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马克思是看到这一点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然而，他没有考虑到日益强化的国家控制或民主反抗的结果，或者政治国家主义的发展成为抵触或改变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力量，要么成为对未受抑制的剥削体制的一种障碍，要么成为资产阶级中日益贫穷的中产阶级群体的保护力量，后者将在绝望的焦虑之中与反动派结成联盟，以避免堕入自身之下的无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命运。换言之，他既未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也未预见到福利国家的出现。
马克思将社会阶层划分为过气的军事封建贵族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并不固定的乌合之众，他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这在当时是一种颇有成效、颇有创新的分类法，但如果将此机械化地应用到20世纪中来，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划分有些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如果要处理不同阶级的独立行为，则需要一个更加精细的工具，比如被半毁损的小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下层工薪中产阶级，还有更为主要的广大农民群体——马克思认为这些阶级天生都是反动的，不过受其日益剧烈的贫穷化所迫，要么下降到无产阶级的层次，要么向其对手，也即工业资产阶级提供服务获得利益。战后欧洲的发展历史，至少是西欧的，都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歪曲，才能符合这一假说。
马克思预言，计划经济的缺席，以及未加控制的工业斗争，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危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迄今为止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将会毁掉这个文明世界，直至这个体系的黑格尔式矛盾（这个体系的持续，依赖于其组成部分之间越来越具破坏性的矛盾发展）最终得到一个暴力解决方案。不断壮大的当权资本家群体将会被工人阶级所推翻，是这些资本家自己将工人阶级高效地训练成为一个紧密联合、纪律严明的团体。随着最后一个有产阶级的消亡，阶级间的斗争将会达到最后的目的，战胜经济匮乏的最后障碍终将消除，由此社会矛盾与人类痛苦和堕落的障碍也将消除。
在《资本论》第二十二章一段非常著名的文字中，他这样写道：
随着资本巨头数量的不断减少，贫困、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自然不断加深；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角色也在稳步加强——这个阶级队伍在日益壮大，并且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国家这个统治阶级用以人为建立权威的工具已丧失了其功能，终将消亡。在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其后又分别在1850年和1852年，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不会马上消亡：一定会出现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过程。在这个过渡时期，国家的权威性必须保留，而且还要加强，只不过现在要完全由工人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所控制；事实上（用其后期某部著作中的话来说），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国家将会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在这一时期，在战胜经济匮乏之前，工人阶级的所得必须与其付出的劳动成正比。但是一旦“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合作社的财富源泉愈加丰富”，那么共产主义目标便会达到。
到那时，而不是在此之前，曾经被过去的乌托邦主义者描述得过于简单、过于奇幻的共产主义才会最终得以实现——在那个社会里不再有主人和奴隶，不再有贫富之分，社会商品将会按照社会需求所生产，而不受个人意志所左右，并且商品的分配也不完全是平均分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功利主义地认为公平概念就是算术上的平均，工人阶级便从中拙劣地借来了这个概念），而是合理分配的，也就是不平均分配：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和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他的回报要获得公平，就如同后来写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必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最终从自然和他们自己不协调的、无法控制的因而变得难以忍受的制度这双重暴虐中解放出来，有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历史将不再是一个剥削阶级与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接替。屈服于劳动分工的现象也将不再出现。黑格尔曾经十分模糊地预示过的真正的自由将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此时才真正开始。
《资本论》的出版最终为国际社会主义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基础，代替了一堆散乱模糊、相互矛盾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扬的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观点的相互关联性，在这部不朽的文集中得到了揭示。它成为人们攻击与维护的中心目标。随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根据其对此书中的观点的态度来加以定义，并且是以其与此书中观点的相似程度为基础加以理解与分类的。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默默无闻后，这部著作开始声名鹊起，最终名声大噪，它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自信仰时代以来的任何作品。成千上万从未读过一句的，或者读了但并未理解其偶尔晦涩曲折的笔法的人，对这部作品盲目地崇拜，或者盲目地憎恨。过去和现在，众多革命运动借其名义得以开展；过去和现在，镇压革命的运动也将其视为敌人最有效、最具欺骗性的武器而加以压制。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宣称信奉它的原则，并且从中看到了其信仰的最终和无可变更的表达。这部书也造就了一批解释者和诡辩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其埋藏于如山之巍的评论之下，而这些评论的影响早已超出这部著作本身。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这可谓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想让此书成为他对人类解放事业的最大贡献，为之付出了十五年的艰辛和大部分精力。他为此付出的心血的确是惊人的。为了它，他忍受了贫困、疾苦、来自公众与私人的迫害，忍受这些自然不是惬意的，但他始终怀着一种坚定的淡泊心态，这种意志的强大和严苛，让那些接近他的人感动而又畏惧。
他以此书来纪念威廉·沃尔夫，一位西里西亚的共产主义者，此人自1848年以来就忠诚地追随着他，刚刚在曼彻斯特去世。出版的这一卷只是计划作品的第一部分，其余的内容还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笔记、参考书目和草稿。他给自己的老相识寄去了几本出版的书：弗莱利格拉特祝贺他写出了这样一本十分有益的参考著作；费尔巴哈表示这本书中“描述了大量最有意思，但同时也最让人害怕的不容否认的事实”；卢格给予此书更高的赞扬。它在英国至少得到了一篇短评：《星期六评论》中别致地提到“他给政治经济学最枯燥的问题赋予的魅力”。此书在德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马克思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和库格曼（一位汉诺威的医生，对马克思怀有无比的崇拜）为此书做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尤其是约瑟夫·狄慈根，圣彼得堡一位自学成才的鞋匠，后来也成了马克思最狂热的追随者之一，为在德国群众中宣传这本书做了很多工作。
马克思对于科学的兴趣自从他的巴黎时期起就从未消失过。他笃信精准的学术，坚决要把那些不情愿的追随者推入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中。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录中描述到，经常可以看见“世上的人渣们”日复一日温顺地坐在阅览室的书桌旁，在导师的眼皮底下看书。的确，没有哪个社会或政治运动如此强调研究和博学。马克思个人的阅读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其作品中所列参考书目看出来，他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文献中探索着一条条晦暗异常的小道。他的作品经常四处插入脚注，篇幅很长、一针见血、出奇制胜，让人不禁想起吉本利用这一武器的经典手段。这些作品所针对的对手如今大部分都被忘掉了名字，但有时候他的长矛也会瞄准一些著名的人物；麦考莱、格莱斯顿，以及一两位当时十分有名的学术派经济学家，都受到过他的猛烈集中攻击，开创了公开辱骂艺术领域的一个新纪元，也创造了社会主义辩论写作流派，这改变了政治辩论的普遍特点。书中很明显地没有什么溢美之词。最热情的赞扬送给了英国的工厂巡视员们，他们对自己所见到的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对工厂所有者用以规避法律的手段都做出了无畏的、公正的报告，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种特别值得尊敬的现象。马克思充分利用蓝皮书和官方报告，给社会研究技术树立了一个革新性的范例：他声称自己对于现代工业主义的细致入微的控诉大部分都是基于这些报告。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时，发现手稿远比自己所想象的更加杂乱无章。第一卷出版的那一年，在马克思一生中是一个极点而不是一个转折点。他的观点在其后的十六年中再未有任何改变；他增加过、删改过、校正过、写作过一些小文章和书信，但再未出版新的作品。他不知疲倦地复述着自己的旧观点，不过语气更加柔和；以前从未有过的一种淡淡的近乎自怜自哀的抱怨语调，如今也可在文中看出。他对于世界革命逐步临近，甚至对于其最终不可阻挡这一点的信仰已经明显减弱了。他的预言经常令人失望：他曾自信地预测1842年会发生一场剧变，其时西里西亚的织布工人将会发生起义，他甚至鼓励海涅据此创作出了著名的诗篇，在其巴黎报刊上发表；后来先后在1851年、1857年和1872年，他预测会爆发革命运动，结果都没有实现。而他关于利润率的下降、私有工业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降低、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等的预测，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证实，至少没有在20世纪通过他所预见的发展形式来证实。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很多其他人没能看出的东西：经济资源控制的集中化与集权化；大规模生产方式与旧分配模式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以及这一事实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工业化和科学对于战争方式的影响；所有这些将会带来的生活方式上急剧而猛烈的转变。他依然是最敏锐的政治观察者之一：在1871年普鲁士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合并后，他预测到这将使法国置于普鲁士的臂弯之中，并因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生命的晚年，他同意革命成功可能比他和恩格斯曾经估计的来得更晚一些，并且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英国，在他那个时期既没有真正的军队也没有真正的官僚，革命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因为共产主义是可以通过进化方式达到的），尽管，他令人费解地暗示，历史预示的恰恰相反。到他五十岁时，他开始进入了自己的老年时代。英雄时代结束了。
《资本论》为其作者赢得了全新的声誉。他此前的著作即使在德语国家也被人们忽略了：而他的新作甚至在遥远如俄国和西班牙之地都被广泛评论和讨论。在随后的十年中，此书被翻译成法语、英语、俄语、意大利语；事实上，是巴枯宁本人欣然表示要将其翻译成俄语。但是这项工程，如果说已经开始了的话，却在肮脏的个人/财务丑闻状况中崩溃，这要为五年后第一国际的终结负一部分责任。这个组织突然声名鹊起，是源于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两年前曾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并且完全改变了工人阶级运动迄今发展的方向。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预测的事件未能发生，那么他们也不止一次地未能预见到真正发生的事件。所以马克思否认克里米亚半岛战争将会发生，并且在普奥战争中支持了错误的一边。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也是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多年以来，他们一直低估了普鲁士的实力；在他们眼中看来，犬儒主义与残暴势力之间真正的联盟是由法国国王所代表的。俾斯麦是一名有才能的容克地主，为其国王和所在阶级卖命；即便是他对奥地利的胜利也没有使他们相信他的真实能力或目标。俾斯麦将战争描述成从他那方而言纯粹是防御行动，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可能的确被其所蒙蔽，因为只有在修改使这一条更加明确后，他才签署了第一国际的委员会立即发表的抗议书——这一步使得很多拉美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永远不会原谅他，他们此后多年都坚持认为这是受了纯粹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蛊惑，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以来明显具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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