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本书由“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两部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回顾并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就建立新史学提出主张。《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重点讲述如何做专史。这两部著作是梁启超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 

四川大学汪洪亮博士带着我们一起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了解近现代史风云人物梁启超先生，梳理两书的亮点与价值，帮助我们迅速把握两本书的精髓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著名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第1人”。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非常显著。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李鸿章传》《王安石传》《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                                                                            

汪洪亮，四川大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边疆学术史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课题和特别资助课题。先后在《民族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专著有《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等多种。

分论一 人的专史
第一章 人的专史总说
第二章 人的专史的对象
第三章 作传的方法
第四章 合传及其做法
第五章 年谱及其做法
第六章 专传的做法
第七章 人表及其做法（略）

分论二 事的专史（略）

分论三 文物的专史
第一章 文物专史总说
第二章 政治专史及其做法
第三章 经济专史及其做法
第四章 文化专史及其做法
第五章 文物专史做法总说

分论四地方的专史（略）

分论五断代的专史（略）
跋

自　序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唯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

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

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覆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

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

民国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启超自述

我在投考清华以前已经念了几遍。回想起来，像梁先生那样渊博的人，才真正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                                                

——历史学家 黎东方

本来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翻开这本书，但是偶尔有机缘翻开。看了这本书，本来对中国历史、历史研究不了解的我忽然间好像对历史研究的脉络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也改变了我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比较刻板的印象。真是大师手笔！对中国历史研究有兴趣，或者想了解中国历史研究的人都推荐看看这本书。

——豆瓣网友   小豆豆的妈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导读

汪洪亮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简直是个“超人”。除了我们熟知的他在政治及宣传领域的成绩，他在学术与思想方面的贡献同样令我们景仰。他是西学东渐和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人物。他提出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分野。他晚年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深刻影响了数代学者，不仅与当时各派学人声息相通，且给后来治史者深深的启迪。我们今日在学术研究中的诸多理念和方法，大多能在他的著作中找到“历史的先声”。他的真知灼见至今仍余音绕梁，回响不绝。

一、梁启超其人其学

梁启超这个名字，在很多读者的心目中一定不会陌生。在近代中国，除了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领袖之外，名气与影响达到梁启超程度者，估计难以找到第二人。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在其《三十自述》中，梁启超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此番表述意味深长。梁启超把自己的出生年月与中外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可见那个时代之变动激荡，另一方面可见他本人的非凡抱负，对自己来到世间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期许。

梁启超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涉足政学两界，在两个领域都做出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在那个波诡云谲的变动时代，他简直是光芒万丈！他头顶的“帽子”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投入政治运作之深，恐怕在近代学界难以找出第二人了。他的名号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舆论家……每个名号，都名副其实、当仁不让。他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文学革命、史学革命的理论倡导者与实践者。他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其罕见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游刃有余于政学之间，且都取得巨大成就。

梁启超天资聪颖，常开风气之先，领风骚之极。他自小便有神童之称，“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即中秀才，17岁再中举人。18岁时，他在父亲陪同下入京参加会试，因朝中守旧派势力排斥新思潮，不幸落第。同年，在友人的引荐下，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一番交谈后，大为“感服”，“乃北面执弟子礼”，拜入康氏门下，自此走上了改良维新之路，也因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康梁”并称的佳话。1895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先后领导强学会，创办了《万国公报》《时务报》，著《变法通议》，成为那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宣传家。1898年，他入京协助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亦称之为“康梁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奈何守旧势力阻挠，仅仅持续一百余日就失败了，康梁等人仓皇逃亡。旅居日本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与孙中山、汪精卫等人主持的《民报》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掀起一场“口水战”。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一度支持袁世凯，主张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随着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梁启超奋笔疾书，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力倡民主共和，联合学生蔡锷举旗反袁“护国”。“洪宪皇帝”不足百日而气怒暴毙，梁启超有着“再造共和之功”。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因此辞职。他在政治活动中尽管尽心尽力，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对国内政治感到非常失望，决心弃政议学。

五四前夕，梁启超出游欧洲，旅居巴黎，得知中国代表拟在巴黎和会上签署不平等条约，即警告国内政府万勿妥协卖国，并函告报馆及北大。五四运动之发生，梁启超实际上担任了“幕后指挥”

的角色。他逐渐弃政从教，著书立说，倡导旧学整理与新知传播。自1922年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兼课，此外，还在南开大学、北京师大、东南大学等学校讲学，特别是在1921—1923年间，他曾先后到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武昌等地巡回作学术报告，“被各学校学生包围，几乎日日免不了讲演”。1925年，梁启超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合称为“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晚年一大半时间都在讲坛中度过，也恰恰印证了他常说的那句话：“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萧公权教授曾说：“倘使天假之年，能如黄梨洲之年登八秩，则其对吾国之学术，当有空前之贡献。”

值得庆幸的是，梁启超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其儿女个个优秀，后来大多成为杰出人才，如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次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后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妻为林徽因；三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八子梁思礼，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门弟子也大部分成为学界名流。如在清华期间招收的学生有徐中舒、吴其昌、姚名达、陈守实、杨鸿烈、谢国帧、周传儒、高亨、姜亮夫、刘节、吴金鼎、戴家祥、冯国瑞、陆侃如、张荫麟、容庚、蒋天枢、张致远、黎东方等。此外，学生中还有蒋百里，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考第一名，为梁的拜门弟子，

后来当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徐志摩也是梁的拜门弟子，其诗风行一时。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丰硕建树，尤以史学研究成绩最为显著。晚年，梁氏在清华国学院担任教席时，指导的范围就有“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中国史”“史学研究法”“中国文学”“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东西交流史”等，可见其治学领域之宽广。梁启超一生勤奋，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平均每年写作近40万字，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在那个完全手写的年代，创作量如此之大，而其政治生活又如此丰富，其运筹思考及表达写作的能力是多么惊人！兹列举其部分著述，以窥概貌，如《清代学术概论》《新民说》《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李鸿章传》《曾国藩传》《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文化史》等，以及散见于不同报章上的文章、诗歌、小说等，涉及各个领域。

尽管梁启超于学无所不窥，但他最为重要的学术成就还是在史学方面。据梁启超本人所言，“我自己素来嗜好史学”。他的好友林志钧也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史是观已。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换言之，尽管梁启超治学涵盖甚广，但他一直以史学为学术志业。我们如果认真梳理梁启超的一生著述，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都可划入史学的范畴。在学术思想史方面，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儒家哲学》《戴东原哲学》《阴阳五行学说的来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文化史方面，有《中国文化史》《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等；在社会史方面，有《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社会组织编》等；在文献学方面，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在民族宗教史方面，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在文学史方面，有《屈原研究》《诗圣杜甫》《陶渊明》《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如此可见史学为其学术重心一语所言非虚，而且在史学的各个领域都有重要建树。今人所谓“专家之学”，固守雷池，此疆彼界，较之任公，难免形秽。

在史学领域，梁启超的最大贡献为新史学。1901—1902年，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是国内为新史学发声的第一人。何谓“新史学”？与旧史学相比，新史学新在哪里？

梁启超认为，旧史学即封建史学，存在“四弊”“二病”“三难”。所谓“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就使得史家撰写出来的历史存有“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这就导致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时存在“三难”，即难读，难别择，难有感触。质言之，梁氏认为旧史学的根本弊端在于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以朝廷、权贵为服务对象，而与平民百姓无甚关联，“二十四史即二十四姓之家谱”一语所言之意即在此。

那么，梁启超高呼的新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批判、反思旧史学。在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的大背景下，仅仅服务一家一姓的旧史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近代转型需要，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强民族责任感和鼓舞爱国心。他明确表示：“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特别是历史学，因其自身的特性，它应当让现实生活中的百姓了解民族的历史变迁和事迹，以求索民族自强之道。为此，梁启超提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旧史学既然无法满足这个现实需要，那么“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他把建立新史学置于拯救民族、国家的头等地位。

既然我们的学问弊端丛生，就须采撷他学之长。梁启超坚定地认为：“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为警醒国人，他专门撰写《越南亡国史》《朝鲜亡国史略》等，通过叙述他国之失败的历史，来给我国当时之社会提供借鉴，旨在唤起面临瓜分危机的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责任感。

为此，梁启超广泛涉猎西方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相关著作，如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唯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主权在民、平等、自由等学说，使他认识到欧美国家迅速发展即是得益于此，除非国民有国家意识，否则民族独立是妄谈，因此养成我国民的国家观是当务之急。之后，梁研读日本民族如何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这段历史时，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素质的提高、民族观念的建立于国家是何等的重要，这样才能扫除以往民众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传统陋习。这就促使他将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史学概念方法引入中国，建立新史学，以期实现民族本位的历史观，发挥历史的资鉴功能。

总而言之，梁启超在史学领域的突出贡献是建立了新史学，具体表现为：一是批判和反思中国传统史学，二是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和方法。因此，他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