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648740
各篇文章，或质朴无华，或以诗抒情，或探究考证，追忆与《辞海》相识、相伴的历程，叙说在书荒年代从《辞海》中获得的知识的滋养、精神的慰藉，讲述《辞海》对自己求学工作的助益，探讨《辞海》未来的发展，提议完善《辞海》中的若干条目。林林总总，无不饱含对《辞海》数十年来的真情爱意，拳拳之心，感人肺腑。作为《辞海》的出版者，感恩无已，谨借片言，敬表对读者的谢意！
全书各篇文章,按照作者姓名（笔名）的音序排列。
我与《辞海》割不断的情缘(代序) 《辞海》往事 手表换《辞海》 《辞海》——终身的良师益友 我的启蒙老师，我的启蒙读物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辞海》情结 《辞海》与童年 记忆深处的《辞海》 《辞海》伴我三十年 我给《辞海》找错 学海无涯 让《辞海》随行 墨香依旧——我家与《辞海》的情缘 《辞海》，心中的依恋 《辞海》中的爱 我家的两套《辞海》 《辞海》：召之即来的顾问 《辞海》——我终身的良师益友 难忘“辞海”情 《辞海》待垦的“处女地” 《辞海》引领我走进精神富藏 遇见 乐为《辞海》改错 探赜人奥堂——结缘《辞海》三十年 有容乃大 《辞海》是我好的生日礼物 《辞海》——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我的《辞海》缘 播撒《辞海》的火种 《辞海》——词语的海洋或文明的砥砺 《辞海》漫谈 我教大家用《辞海》 我为《辞海》提建议 我的老师叫《辞海》 我和《辞海》的故事 半部《辞海》起家 《辞海》里那深沉的父爱 父亲教我学《辞海》 两代人的《辞海》情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切切《辞海》缘 一部《辞海》、一段经历、一点收获 我的《辞海》情缘 《辞海》——我的大学 我的《辞海》情缘 《辞海》——让我走心的伴侣 把《辞海》娶回家 怪癖 我的《辞海》情缘 《辞海》——我终身的老师 《辞海》之歌 母亲的手抄《辞海》 一本烧焦的《辞海》 三代人的《辞海》情 《辞海》是我腾飞的双翼 “偷来的”《辞海》 一本没有扉页的《辞海》 《辞海》缘情 追“风”之路，我的《辞海》情缘 《辞海》帮我隔着高中上大学 未圆的《辞海》梦 我收藏的四个版本《辞海》 戈壁滩上的《辞海》故事 我的《辞海》缘 一部《辞海》平“天下” 《辞海》情缘 附录《辞海》版本简介
(代序)
巢峰
2015年是策划和编纂《辞海》100周年，这对于辞海人来说，是十分自豪的大事，是很有意义的大事。大家想一想，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中，有多少有百年历史、定期修订、长销不衰的呢？除古籍和四大名著，大概屈指可数。《辞海》经过几代作者、编者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因此，我们格外怀念编纂《辞海》的前辈，特别是伯鸿先生，怀念当年和伯鸿先生一起为《辞海》初版的出版作过贡献的同仁，怀念编纂以后5个版本的作者、编辑、校对和为这一事业奋斗的所有同志。这些前辈和同行中许多人都已作古了，在纪念策划、编纂《辞海》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伯鸿先生复姓陆费，单名逵，生于1886年9月17日，祖籍浙江桐乡。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出版家，1912年1月1日创立中华书局，陆费伯鸿任经理。他分析了国情和行情，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等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
1947年7月9日，伯鸿先生病逝于香港，终年仅61岁，可悲、可叹、可惜。除为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外，伯鸿先生有豪言云，“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他认为中国字典十分陈旧，不合时宜，便与欧阳仲涛、范源廉等，主持编辑了《中华大字典》。《中华大字典》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同年即1915年出版，所收的字多于《康熙字典》，而且校正了4000多条《康熙字典》的错误，成为中国当时完备的一部字典。1915年秋，《中华大字典》杀青时，伯鸿先生与编辑所长范源廉、《中华大字典》主编徐元诰商议编辑一部10万词条的大辞书，定名为《辞海》，并由徐元诰主编。后历经21年，几易主编，其中列名主编有徐元诰、舒新城、张相、沈颐等4人，而大量实际工作，则为舒新城等所做。《辞海》于1936年出版了上册，次年出版了下册。《辞海》与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比较，由于借鉴了《辞源》的经验，不仅收了许多《辞源》没有的新词条，而且在释义方面亦有所改进，当时被评论家称为“后出转精”。这就是《辞海》的版，对《辞海》来说，可谓“开基立业”。《辞海》出版后与《辞源》一起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中国国内战争时期我军行军要求轻装上阵，却要求警卫员始终背着《辞源》和《辞海》，可见这两部书的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舒新城先生向建议修订《辞海》和出版百科全书。欣然应允，并决定先修订《辞海》，再出版百科全书。经国务院批准，1958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前身）。辞海编辑所根据的指示，继承了伯鸿先生“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的遗愿，以编著《辞海》为己任。我们将《辞海》1936年出版的版本定作为版，同时对版《辞海》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于1965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即第二版，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出版了第三版。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发表，“两个凡是”的思想仍有市场，于是许许多多疑难问题摆在了面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等条目怎么写?国民党和涉及台湾的条目怎么写？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彪、康生、谢富治等人物怎么写?不但作者束手无策，主持编纂的领导人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本人也是负责人之一，排名第五，人称巢老五，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起草了一份《〈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8条39款，直面一个接一个的“疑难杂症”。当时有好心人相劝，“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但因1979年版《辞海》编纂时限太紧，我做好了“再进牛棚”的思想准备，大胆地否定了一系列“左”的提法和观点，从而才使编纂工作顺利进行。
以后确定《辞海》十年一修。十年是一个周期，雷打不动。从而连续出版了1989年版（第四版）、1999年版（第五版）、2009年版（第六版）。2015年已在筹划和进行第七版的编纂工作。值得骄傲的是，《辞海》实行连续定期修订制，使《辞海》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出版物。如果说时代是历史的步伐，那么也可以说，《辞海》就是时代和历史的脚印。它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修正错误、推陈出新，介绍新事物和新知识。历史和时代每走一步，在《辞海》中都留下它们的脚印。《辞海》的内容有单字、词语，各个学科的用语、人名、地名、事件、纪念日、生物、科技，等等，可谓应有尽有。从收词来看，远胜于大百科全书，是我国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对不对，查《辞海》”，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和共识。《辞海》各种版本已累计发行600多万套，各学科的分册销售近2000万册，这不仅在我国，即使在世界大型辞书中也。
人生在世，“奉献”二字；服务人民，全心全意。伯鸿先生在《辞海》1936年版的“编印缘起”中有一段话：“吾缕述困难之原因，其故有二：一则对于编校排印诸君子表示谢意，一则对于后之编辞典者聊效前驱。吾行年五十，从事出版印刷业三十年矣，天如假我以年，吾当贾其余勇，再以一二十年之岁月，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也！”伯鸿先生志向之高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也！惜先生英年早逝，是中国文化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的遗言则是对后人的殷切期待。伯鸿先生策划和出版了《辞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堪称为杰出的出版家。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识人、用人的伯乐。当年他为了邀请舒新城先生主持《辞海》编纂工作，自1923年起，直至1928年3月30日，5年中7次相邀，远胜于“三请诸葛亮”，终于打动了舒新城，舒先生终于复函应允。“天时、地利、人和”，是改造世界、成就大业的三大要素。“天时”“地利”是客观要素，“人和”则是主观要素。人定胜天，六版《辞海》的实践，就是一个证明。
2015年10月26日《文汇读书周报》第六版发表了杂文家李下先生的文章《为什么要重视〈辞海〉的研究》，他说：白云苍狗，世事沧桑，《辞海》的编纂、出版，不仅没有中断，反而越来越有规模、有质量，影响也越来越大。还称许说《辞海》不是一块定型的“化石”。他同意我提出的建立和发展“辞海学”的观点。我很高兴，有了知音，难能可贵。我们既要修订和出版《辞海》，也要鼓励各位作者和编辑开展研究《辞海》，从而开创《辞海》的新局面，找到新的契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多年以前，由于《辞海》供不应求，给牟取暴利的“黄牛”钻了空子，盗版《辞海》的现象一次又一次发生。为此，《辞海》曾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打盗版的重点书之一。此一措施，颇有效果。20年中，盗版《辞海》的现象所见少而又少，几趋于无。没有想到，在当今信息时代，居然死灰复燃，沉渣泛起。2015年10月北京有一家新星出版社，堂而皇之，以老《辞海》为名，翻印了1936年出版的《辞海》，书名为《辞海1936》，版权页上居然厚颜无耻地署上了——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以及出版人、社址、网址、电话、传真、法律顾问等，还煞有介事地写上了“版权专有，侵权必究”的字样。这如同拦路抢劫的“英雄好汉”，在一株百年老树下，手中执了一把大刀，对过路的人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走此过，留下金钱来。”盗版，如同盗贼，他们盗走了《辞海》作者、编者等所付出的劳动成果，也是对《辞海》这样的神圣出版物的亵渎，是出版界、文化界的大敌。看来只要是金钱时代，盗版现象就像贼和偷盗一样，是不会绝迹的，因而打盗版的举措绝不可停止。
我不是《辞海》的开创者，而是半路出家的“插班生”。我从进入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算起，截至2015年，整整40年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句话前半句我做到了，并绰绰有余，但后半句我并未做到。我的文章虽不能说空话连篇，但却不敢妄言“字字不空”。《辞海》在中国声望很高，确是人们的无声老师、无墙大学，但其中的错误仍然不少。在舒新城、陈望道先生先后担任《辞海》主编时，我还未进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我是1975年,即“文革”末期进所的。在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并肩和先后领导下，我参加编纂了1979年、1989年、1999年、2009年等四版《辞海》。从编纂质量来说，我觉得1989年版后，有逐版下降趋势。每念及此，不寒而栗。我是编纂1979年版《辞海》的负责人之一，是1989年、1999年、2009年版的具体负责人。我觉得1999年版的质量，不如1989年版；2009年版的质量不如1999年版；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还会产生2019年版《辞海》不如2009年版的可能。气可鼓而不可泄，但《辞海》这只球确有泄气眼。找到和补好它的气眼，至关重要。
到2015年，我已87足岁矣，已入古人所说的米寿之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至2015年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了40年，我与《辞海》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感情和不解之缘。我衷心希望上海辞书出版社在社长为首的领导班子领导下，能重振旗鼓，特别是编纂好第七版《辞海》，并开拓好选题，策划编纂出震动上海、震动全国的好书。书是人编的，要出好书，首先要有一支过硬的编辑队伍，一支过硬的作者队伍。要下定决心，卧薪尝胆，制定好中长期选题和出书规划，在“十三五”打个翻身仗，重现昔日的辉煌！
在我十几架的书柜里，矗立着《辞海》1947年3月合订缩印一卷本，那浅黄色花纹包封，以多年翻检，久已破碎不堪，露出深绿漆布精装封面，仍以首创功臣之尊而踞于我辞书一号专柜上层。以下除1979年版外， 1989、1999、2009年版皆以文缘、书缘由《辞海》编纂与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所惠赠。
《切切〈辞海〉缘》，本来是我的论文与学术文化随笔集《萤雪山堂随笔》集中与《深深〈辞源〉情》相匹配的一个类目，内收我关于《辞海》 1989年版、1999年版的短评与修订建议九题十目小文。切切者，深挚恳切之谓也。唯此，可鉴我心与真情实况，故不惜重复，暂借来再作本文副题以见志。
我所有的藏书，只为读，不为“藏”而“展示”。对于辞书，则少时背诵，后则勇于通读，且比较诸书之异同，以求其是，以较其真。佐我自学、教书、研究、写作，助我天天进步，实为我师。倘能允许我夸张点儿说，几乎就是“如布帛菽粟然，不可须臾或离者也”。“文革”前，经常请教的老师即为《说文》《尔雅》《广韵》《广雅》《康熙字典》，以及旧《辞源》、旧《辞海》；“文革”后则修订本《辞源》、历次修订本《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四大经典辞书，浩浩其博，渊渊其深，湛湛其精，扣函发帙，靡不具焉。时时请益，日日承教，获益良多，殊深感
念，因名之曰“四大导师”。而检索率的仍是修订本《辞源》和十年一修的历版《辞海》。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历“文革”浩劫，百废待举，人人渴望知识。面对四大辞书之出版面世，诚如孟子之所谓：“民望之，如大旱之望云霓也。”十年文化沙漠，全国只有一部书，几出“样板戏”。人们何等企望我国家、民族兴旺发达，早日跻身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民族之林。而欲达此目的，必求科学技术、学术文化乃至精神文明之进步。欲求进步，必先学习，将欲学习必先有师。当此之际，四大经典辞书：修订本《辞源》、历次修订本《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应乎时运，合乎民心，登上中华民族学术、文化、历史之舞台，演奏出时代高亢美妙之华章。
我对辞书情有独钟，读书研究、写作，遇疑、见异必检多种辞书与原著，以质正原委，务求其是而后可。四大辞书以其博大精深，令人倾倒，是以检索之外，亦时时奉读，爱不释手。因而，尝以二十二年，三读《辞源》（修订本），遇疑则录，一一考索，先后乃成《辞源通考》等三书，献芹献曝，既为读者正其是非，亦供将来再订之参资。
其后，又通读《辞海》1989年版，以其思想解放，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与时俱进，奉读欣然，快慰之情，几不可名状。
当然，亦时生疑惑，录而考辨订补，遂于普及三卷本上册考订733条，约15万字，名曰《辞海考辨》，全书约70万字，终以联系出版未果而中辍。乃以论文形式载于《长沙水电师院学报》《哈尔滨师专学报》《绥化师专学报》等七家学术杂志数百条，时逢《辞海》修订而编纂1999年版，其编委会乃商请作者可否将已刊论文７篇影印，以供修订之参资。笔者以影印件７篇寄呈，辞海办即电函作者称：“据悉先生手中尚有未刊手稿若干，可否全部影印寄来，以供修订旧版、编纂新版之参资？ ”笔者即复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私产。吾人考辨订补之目的，只在臻其完善耳。辞书之纂修，有如修桥补路，功德之事也。某能略尽绵薄，亦为幸事”，遂寄呈全部影印稿，多被新版所吸纳。1996年，乃聘笔者为《辞海》特约编审。于是，笔者复撰新版编纂建议短论5篇，陆续载于《辞海通讯》各期，以供编者斟采。待1999年版面世，因笔者另有课题在肩，无暇多顾，只撰《’99版〈辞海〉人物条目窥管》及《’ 99版〈辞海〉‘四库’相关条目说略》二文而已。
逮及2009年版《辞海》面世，欣喜翻阅之际，则见其编纂体例、词目增删、词语溯源、思想解放程度，以及政治性、知识性、科学性、准确性、简明性，总体释文质量，皆能与时俱进。
人物条目如傅斯年、张伯驹、罗隆基等，前此皆以其政治思想难于表述而不便立目，宁缺失而陋略；又如学术人物王懿荣、黄焯、胡小石等人，以其学术文化之贡献，皆为增收于第六版，以补前此失收之陋略。乃见本版之进步多多。然亦时见释文之阙略，正如宋人戴复古《寄兴》诗所言：“黄金无足赤，白璧有微瑕。”吾人即以“爱之弥深，求之愈切”（见拙著《辞源通考·绪论》）及“《春秋》责备贤者，造物计较好人。一点不留馀滓，十分成就全身”（清代胡承谱《脞麈谭》卷下引汤伯纪《自儆》语。胡书见于《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编号2968）之义，欲为全面系统考订，以践行西哲亚氏之所谓：吾爱我师，吾尤爱真理”之名言。欲为全面考订，而吾人渐老，精气不逮，力恐不及，只得暂就人物条目释文之阙略，撰文商榷。遂以《〈辞海〉（第六版）人物条目释文残缺举隅》一文，贸然投稿于《中华读书报》之《书评周刊》，蒙编者不弃，于第196期（2010年12月1日）以整版篇幅刊载部分条目，可见编者之胆识与魄力。随即为《文摘报》及《光明网》《易文网》《国学资讯网》《中国文学网》《唐宋史研究》等多家媒体所转载。文章见报三日，《辞海》办副主任陈为众先生即代表《辞海》编委会及上海辞书出版社致电作者，表示感谢。12月6日又致函称：“《中华读书报》刊载的大作已拜读，凡属正确意见当在下次修订时予以采纳和吸收。承关心《辞海》工作，谨致谢忱！ ” 2012年6月，笔者应邀赴沪参加“《大辞海》《辞海》主编扩大会议”，并由《辞海》编委会聘为编委。遂相商撰著《〈辞海〉（第六版）人物条目辨证》一书，由《辞海》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5年4月出版。全书考辨古今人物606条，都为57.5万言。
《辞海》，辞藻语汇之海洋。十年一修，版版皆有新意，与时俱进，成为学术标尺。
《辞海》何以能够永立学术前沿之境界？皆在其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精益求精的“辞海精神”。每当其新修一版面世，都会引起学界震动，争相购阅。然而，《辞海》人并不为一片赞扬声所醉倒，其每出一版都鼓励质疑，“质疑出来了，就有专人去查对”。甚至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室设置专人随时处理读者来信，还在辞海办所编内部刊物《辞海通讯》上刊发一则“广泛征求意见”之编者按。陆续刊发绳愆纠谬、考订辨伪、商榷歧义之作，并搜集全国报刊评论《辞海》之文章，随时编制评论文章目录索引，以供编修者之参资（见李春平《辞海纪事》）。他们绝不讳疾忌医、文过饰非。《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先生且于2012年6月7日“《大辞海》《辞海》主编扩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重申：“在肯定《辞海》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辞海》中的缺点和错误。”此种科学精神，学术道德，负责的思想作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想境界，何其可敬！即刻令人联想到辞海人的“辞海精神”之底蕴：“石蕴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
秦人李斯《谏逐客书》有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巍巍乎泰山其高矣，渊渊乎江海之深且广矣，洋洋乎《辞海》之博且精矣！恰如《礼记·大学》之所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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