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26787
作为常年扎根田野的考古学家，郑嘉励老师对物的体贴总是较常人更为深入。无法装进考古报告、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的感慨和体悟，便自成一格，成为一种全新的学者型散文。墓地背后的生死悲欢，城址深处的历史故事，考古行旅中的所思所感，均成为他的写作素材，时而让读者会心一笑，时而让读者拍案叫绝，并生发出对人生、历史的独特感悟和思考。
本书在我社2016年出版的图书《考古的另一面》之基础上修订而来，新书删去其中与考古工作关系相对疏离的文字，增加了大量主题性和专业性较强的文章。修订后全书共分四编，分别为：寻墓、语石、读城、格物。寻墓、语石两编，在原书石语、冢书两辑内容的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读城一编，是全新的内容，主要围绕浙江城市考古展开；格物一编，则在原书“观物”一辑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依然主要是考古行旅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001自序
编：寻墓
003上班就是上坟
036道在瓦甓
044风水术的起源
050龙湾好风水
064国宝·重光
第二编：语石
097墓志八题
127界碑
131禁示碑
135去思碑
139戒石铭
142客星山与三老碑
147摩崖题名
151沈括题名
第三编：读城
157浙江城市考古漫谈
165金华四记
183南宋御街
188嘉兴子城
193嘉兴瓶山
197城墙
202丽水大猷街
第四编：格物
211吾乡印象
241写在瓷窑址考古边上
264乡土文物漫谈
299骑马
303车轮
307胡子史略
310鉴宝记
316考古人的独白（代后记）
323鸣谢
自序
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自1995年供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至今不曾跳槽，更无缘改行。
文物考古工作是“属地管理”的性质，我的田野考古实践只局限于浙江境内。
以文字出现为界，人类社会大略可分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与此相应，考古亦分作史前、历史时期考古两大部分：前者探索文字诞生以前的人类社会，据说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99%以上；历史时期考古，可粗分为夏商周、汉唐、宋元明考古等，年代越早，史料越少，三皇五帝时代无书可读，夏商周的历史主要就靠考古来建设，过去考古界的行话“古不考三代以下”，是说年代越晚近，史料越丰富，考古工作于历史重建的重要性，恰与史料的丰富程度成反比。很不幸，我从事的宋元明考古，如你所知，该时段与中古、三代的不同，正是文献记载的高度发达，只顾挖土，而不读书，是行不通的。
按工作性质的差异，田野考古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主动性考古发掘，即为解决特定学术目标而主动开展的工作，比如1999年我参加的寺龙口越窑遗址发掘，初衷就为了建立唐宋越窑青瓷的分期和编年；二是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高速公路通往哪里，铁路建至何方，开发区的大工程，均可能涉及地下埋藏的古遗址、古墓葬，于是到处救火，赶在公路通车、项目竣工以前将文物抢救出来。我的考古经历，十之八九，属于后者。
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工期紧迫，流动性大，从消极方面来说，主动权并不操之在我，难以有较为重大、系统的考古发现；往积极面说，这些年我去过许多地方，游历颇广，心得亦多。2000年以前，浙江基本建设的规模尚小，每年至多参加一二个考古项目，每个考古队甚至配备有三五个正式的业务干部。自从进入新世纪，社会大发展，我每年都有好几个项目，忙碌的时候，一年甚至负责过七个考古项目。项目多，人手少，考古队通常由我独挑大梁，带领一二技工，也就是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实际工作的农民或临时工，四处出击，八方救火——在丽水、温州、金华、衢州、湖州、嘉兴的乡下野外，少则待数月，多则半年以上，租住老乡民房，像极了庄稼汉，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与农民工同进共出，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和遥远渺茫的古代之间的缝隙中，战斗于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前线，俯仰天地，穿越古今，叩问工作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线的考古领队，面对的事务，考虑的问题，绝非书斋里的读书人所能想象。从考古项目的申报、青苗损失的补偿、民工工资的谈判、与老乡的相处、与工程建设方的工期协商、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考古发掘记录的业务本身到后期的文物保护，每个环节，事必躬亲，至少都要妥善处理。这些过程很磨人，应付裕如的考古领队，想必可以胜任乡镇干部、街道办事处主任的岗位。
当然，我志不在当乡镇干部，考古人的底子是读书人，高尚其名，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我有个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集中阅读当地的方志、文物志和古籍，若以每年去两三个地方计算，二十年下来，即使读书再囫囵，积累也必可观——所以，我常常自诩，考古工作者可能是当下与土地贴得近、有“人民性”的人文学者群体之一。然而，放眼海内，当今的人文学者，就数考古学者的文字枯燥乏味，这是我至今不能明白的事。
传统的考古工作者，大概只写三种文章：一是考古报告，客观报道古遗址、墓葬的发现，甚至可以不需要个人观点；二是学术论文，对古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体问题，有理有据地发表个人观点；如果还有余力，把考古发现和学术观点，以通俗的语言介绍给更多人，这就是第三类的科普文章。
然而，我在田野中的见闻，在阅读时的感想，对社会、对人生、对历史、对世味的体悟，却不能装进前面提到的三种文体中。所以，这些“额外”的生活就逐渐形成了第四种文体。十多年前，我在杭州本地的报纸上开专栏，后来又在《瞭望东方周刊》上接着开。我非专业作家，亦非书斋里博览群书的学者，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寻找写作的扬长避短之道，自忖无法在文采、学术上胜于人，只好努力从田野考古的手生活中取材。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指引我在田野中发现问题；行路，确保我写出别人笔下所没有的文字。
考古人强调田野中的直接经验，自是职业本色。我只在浙江从事宋元考古工作，具体的实践必受局限。不必说作论文，便是写杂文，我也从来不敢写到浙江以外的地方，不敢涉及唐代以前的事物。田野考古工作者的身份，似乎限定了我的思维，我的实践扎根于土地，写作也必须扎根于此。该身份有其坏处，偏安一隅，束缚视野，但也有其好处，田野实践确保我思想的新鲜度和题材的性。我的文字是“”的，因为主持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调查、在浙南山区组织文物普查、整理《南宋徐谓礼文书》的生活是的。学者的文字，多数是从话语中产生话语，从文本中产生文本，鸡生蛋，蛋生鸡，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我扎根于田野，努力从常人的经验出发，思考古人的知识问题，从田野而非书本出发生产新知识和新趣味。这才是考古工作者应该坚守并追求的美德。
说起来，考古的工作对象，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古人生活、生产中的一切，然而高度概括起来，则不出四大类：古墓葬；古遗址，就历史时期而言，主要是城市考古；手工业遗存，在浙江，主要指越窑、龙泉窑等瓷窑址考古；另有至今尚存于地面上的摩崖碑刻和历史建筑，以明清以降的乡土建筑为主。
本书收录的文章，多为围绕以上四类对象的写作，共分四编。编“寻墓”，是古代墓葬题材的写作，关于浙江宋墓的调查与研究，是我较有心得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太忌讳，古墓葬是个极有思想张力的意象，连接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过去、现在与未来，程式化的墓葬背后，更有庞大的观念世界，无尽的生死悲欢，真正一部大书；第二编“语石”，是围绕古代摩崖碑刻的写作，搜罗浙江出土宋元墓志是我的业务工作之一，整理古人遗物，要求客观公正，然而人非草木，读得多了，不免有些额外的感慨，不吐不快，貌似有点稀薄的学术性，内里则是文艺性的；第三编“读城”，是围绕城市考古的写作，2015年以后，我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宋代墓葬转向唐宋城市考古，工作中的想法，一时无法写成考古报告或论文，便先写成杂文的格式；第四编“格物”，是考古行旅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多以古物为由头，个别篇章出以“科普”的面貌，实仍为人称的抒情遣怀。
以上分类只是聊备一格，个别篇目容或界限暧昧，难以截然归类。然而，这组文字终归有其共性，即以说古代物事为主，且多取材于本人的直接生活经验，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百味杂陈的文字。杂文虽小，也要尽量呈现个人完整的喜怒哀乐，是我一贯的追求。
这组文字，有的写于十年前，有的成文于前不久。十年来，个人的趣味和思想多有改变，但我始终想做成一件事，即证明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物承载着历史文化，是我们生活的家乡或城市的灵魂，凝结着无数代人的创造和情感。假如这组散漫的文字存在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考古与我们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关，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自身的生活环境。这也许可算我至今未敢全忘的初心吧。
书稿完成后，依照惯例，本该向名家求序，以高身价，遂请《读库》编辑张立宪（老六）老师赐序。老六说，“不要找人写序，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做一本只属于自己的干干净净的书。书中好都是自己的文字，他人的意见，只能在书本之外呈现”。
我从善如流，故自序如上。
郑嘉励
庚子孟春于老家
以我的“物恋”，总喜欢从一器一物见出人情，每能感觉到嘉励兄也是同道。当然以他的专业优势，对“物”的接触远比我直接，自然更可触摸到古人的脉搏。主讲人的考古，集中在“历史时期”，与史前的辽远相比，似乎更容易放进自己的“当代经验”，多一分对古人的体贴。无法放进考古著述的感慨，在这里便发散为“文艺”，于是生发出“看历史”的智慧，这一类文章读了也是教人喜欢的。
——扬之水
国宝•重光（节选）
第二单元，叫“官场实录”，主要介绍徐谓礼文书的内容，根据文书解读南宋的官僚制度、官员任命、官员管理、政务运作的各种细节。这是展厅的核心。
广义的“文书”，指公文、契约、个人信札等公私文字图籍；狭义所指，为政务公文、法律条令、官员委任等文书，主要是往来于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公务文书。
徐谓礼文书共有十七卷，四万多字，主要由告身、敕黄、印纸三部分组成，其中，“告身”是官员主要的身份凭证。在具体介绍文书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两组基础概念：阶官和差遣；选人和京官。
宋代官制，一个官员的职官，由阶官和差遣两部分组成：阶官，也就是寄禄官，代表官员俸禄和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行政级别，比如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差遣，是官员的实际职务，比如副局长、局长、副县长、县长。举例来说，“通直郎、知建康府溧阳县徐谓礼”——“通直郎”是阶官，正八品；“知溧阳县”是实际差遣，即溧阳县的长官，知县。
告身，主要就是阶官的“任命状”，即朝廷授予官员寄禄官的身份证书（南宋任命中央机构、路级转运使、地方节度使州等重要官员的差遣，也用“告身”，而不用“敕黄”）。
《徐谓礼告身》就是各种委任状的汇抄，把他从十九岁进入官场以来的历次“转官”凭证，依原格式，抄录一遍，按年代先后编排起来。
选人和京官，也有必要说明。宋代文臣阶官，分“选人”和“京官”两种。选人，自“将仕郎”以上至“承直郎”共有七阶；京朝官，自“承务郎”以上至“宣德郎”为京官，自“通直郎”以上至“开府仪同三司”为朝官，合称京朝官。自选人升至京官，称为“改官”，只有京官才有任职中高级官员的机会，“选人”只能浮沉于官场的基层。
改官，需要达到任官年限，更需要多位中高级官员的推荐。一般来说，从选人改为京朝官，需要十年左右，大思想家叶适《水心别集》中曾说：“京官者，朝廷之所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举主五六人而后得之。”如果缺少人脉，即便进士出身，也有可能终身无法改官，一生“老于选海”。从选人到京官，这一步非常艰难，打个比方，选人相当于“正处级”以下，京官相当于“副厅级”以上，厅级干部以上才算高级干部。但这很难，绝大多数的干部一辈子都到不了，对吧？
徐谓礼的生父徐邦宪，生前官至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显谟阁待制，卒赠中大夫，为从四品的官阶。按照制度，可以荫补子弟为京官。叶适认为“京官”为国之名器，反对轻授于人，而今居然只要“使其为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作为名门之后的“官二代”，徐谓礼于嘉定十四年（1221）、十九岁时荫补为“承务郎”，即京官之一阶，这是寒门子弟所不能梦见的。
此后三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徐谓礼从第三十阶“承务郎”，升迁至第十八阶的“朝散大夫”。我们真为他而高兴，年纪轻轻，就以京官起步，起点很高；同时，我们也为徐谓礼文书而遗憾，他的告身直接从京官开始，而宋代选人的系统文书，至今未见。
1.告身
宋代的告身，有实物传世，后头要讲的《司马伋告身》就是原件；当然，也有抄件、副本。颜真卿把自己的一个任官抄一遍，叫《自书告身》，这是书法爱好者共知的。告身，象征身份，子孙世代永宝，证明自己是官户人家，享有相应的权利。徐谓礼文书的原件，应该收藏在家族里，当然中央吏部的架阁库（档案库），可能也有一份存档。随葬的文书，叫作“录白”，古代没有复印机，只能把文书按原样抄录一编，做成副本。副本由官府指定的书铺抄录，经官方核对、加印，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当然，徐谓礼用来随葬的副本，只为了在阴间证明身份，不必加印盖戳。
徐谓礼文书，到底由谁抄录？说不清楚。杭州师范大学的方爱龙老师，将文书与由徐谓礼撰书的其妻林氏墓志，进行笔迹比对，认为文书出于徐谓礼本人之手。但是，不能据为定论。古人有避讳的规定和习俗，比如帝王的名讳，必须回避，宋代铜镜改称“照子”，据说是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嫌讳”，同音字都要回避，本字“敬”就更不用说了。然而，这种常用汉字，躲无可躲，只好采用
“缺末笔”的方式回避，就是不写“敬”字的后一个笔画；徐谓礼生父徐邦宪，字文子，文书中果然有几处对“文”字进行缺末笔的处理，只写点、横、撇三笔，而省去后一捺。这是徐家的“私讳”，孝子遇到父亲的名字，理应避讳，不会直接书写，如果父亲名叫“徐明”，朝廷让他到明州当官，那他就有正当理由拒绝赴任。所以，南宋皇帝的名字，故意选用一些冷僻字，赵顼、赵昚什么的，正常人根本用不到的字眼，这大概也算“仁政”吧，比较人性化，不至于太扰民。但在徐谓礼文书中，避讳并不严格，同样的“文”字，偶尔避讳，更多的并不回避。若为徐谓礼本人书写，应该不会如此漫不经心。
这是题外话。总之，文书的书写者是谁，至今是个谜。
接下来，我们根据南宋《司马伋告身》原件，来详细解读告身的基本格式和官员任命、审批的流程。
司马伋，北宋大儒、《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的孙子，南渡后，家住在绍兴。在展板中，描红的部分，叫“制词”，这是告身的主体部分，是由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撰写的“四六”文体，即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内容是乾道二年（1166）朝廷任命司马伋为“淮西总领”差遣的理由，说这是个怎样重要的岗位，司马伋如何德才兼备，又是司马光的名门之后，必定胜任这份工作，诸如此类。现在的文学史上老说，四六骈文，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其实这种文体，音节铿锵，念起来特别有仪式感，有腔调。写这种文章的词臣、翰林学士，都是文章高手。自从欧阳修等人高举“新古文运动”的旗帜，士大夫的日常写作，基本上回到了司马迁《史记》的传统，但六朝以来的骈文，依然保留在官文书的制词里。
制词的结尾处，有“奉敕如右”字样：“敕”是上行文书，唐宋时期的三省六部制，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尚书省下的吏部、礼部、兵部、户部、工部、刑部。中书省，负责起草官员任命的文书，门下省负责审核、封驳，后报给皇帝批准，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即为“奉敕如右”。古人从右至左，竖向书写；今天的横排文字，自上而下书写，“如右”就是今日的“如上”“如前”。
“奉敕如右”的下面，又有“牒到奉行”四字。“牒”是下行文书，就是把经过上级批准的任命文书，传递给下级。各部门走完签署的程序，交给尚书省执行。
中书省负责起草，门下省负责审核，经皇帝批准后，由尚书省负责执行，彼此联系，互相牵制，这就是官员任命的基本程序。尽管南宋后期，中书省和门下省合二为一，但在文书格式上，依然保持着各自独立的形式。在徐谓礼生活的时代，宋宁宗、宋理宗皇帝相对弱势，屡屡出现为韩侂胄、史弥远等权臣操纵的情形，经常绕过三省的正常程序，利用皇帝直接以“内批”“内降”的名义，相当以“领导批示”的形式任免官员，甚至屡屡涉及特别重大的人事。但这毕竟是制度外的做法，在当时也广受争议，无须细说，我们主要还是根据文书，解读制度框架内的政治生活。
“牒到奉行”之后，图版中描成蓝色的部分，可以看到许多官员，官位由大到小，依次对司马伋的任命进行签署。
乾道二年没有任命宰相，所以，带头的中书令、侍中一栏空缺；从时任参知政事魏杞开始，签署了一个“杞”字，始有正式签押，“参知政事”即副相；紧跟其后的“芾”字，是时任权参知政事蒋芾；后头的签名人“岩肖”，即陈岩肖，身份是给事中，也就是门下省负责审核的官员；给事中后的“曮”，即中书舍人陈曮，就是文书起草人，也即前面提到过的拟定制词的文章高手——他们的身份很高，签名就够了，无须连名带姓。
大家签名后，再把正式任命，交付尚书省的吏部，由吏部负责执行。后面的内容，是吏部官员的签署，可以看到吏部尚书空缺，由“权吏部尚书周执羔”签署，他是当时吏部的代理长官。
图版中的黄色部分，是吏部走完前头的程序，所拟定“告身”的定稿，也就是吏部交给官告院制作“委任状”的正式文本。
官告院，是制作告身的具体办事机构。图版绿色区块中有“符到奉行”字样，这是吏部下发官告院时的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官告院根据上述内容制作告身。后头就是官告院具体经办人员的签名，他们的官阶很低，签署必须连名带姓，例如“主事杨安泽”，以便于日后追究责任。
以上是一道完整的告身，体现宋代文书生成、官员任命和政务运作的整个过程。徐谓礼告身，凡十一道，尽管内容有异，但体例类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这种解读模式，逐一品读。
2.敕黄
与告身不同，敕黄，是差遣的委任状。徐谓礼一生，共担任过十三个差遣，其中将作监主簿、太府寺丞、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这三任差遣的委任文书，用“告身”（南宋任命中央机构、路级转运使、地方节度使州官员差遣，例用“告身”）；其余的十个地方官任命，均用“敕黄”，由尚书省签发，共十通，其中九通是具体的差遣，一通是提举宫观的“祠禄官”任命，完整记录了徐谓礼的任官履历。敕黄共一卷，由多纸粘接而成一长长的卷子。
我们来看两道具体的敕黄文书，解读南宋地方差遣的任命程序。
这是端平元年（1234），尚书省签发授予徐谓礼“知溧阳县”差遣的牒文，即今江苏省溧阳市的长官，替代前任知县徐耜。牒文末尾的押字，“陈”是陈贵谊，时任参知政事；“乔”指乔行简，东阳乔宅人，同为参知政事。“右丞相”是郑清之，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权臣史弥远的同乡，两人关系密切。乔行简、郑清之的后头，各写有一个“假”字，推测文书签发之日，二人在告假中，或许正在度假呢。
祠禄官的任命，同样颁发“敕黄”文书。宋代文官政治，以对士大夫宽厚、优容而著称。北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遭到很多大臣反对，“祠禄”就是用来安置不同政见者的做法，让他们提举宫观，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台州崇道观之类。他们自然无须到道观上班，更不用去做道士，无非给一个领俸禄的名义。这是宋代特有的做法，真可以看出宋代文官政治的宽厚仁慈。如果在明代，臣僚不听话，是要廷杖的，当众打屁股，羞辱你。
这是淳祐二年（1242），奉议郎（正八品）徐谓礼主动向朝廷呈递申请祠禄的札子，获朝廷批准后，授予“主管台州崇道观”的任命，并由尚书省签发牒文。该文书采取“套牒”格式，尚书省在下发的牒文前头，全文引用徐谓礼的申请报告原文（札子）。末尾，照例也要相应官员的签署才能生效，“别”是别之杰，时任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范”是范钟，兰溪人，时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末尾的“右丞相”，就是大名鼎鼎的史嵩之，鄞县史弥远的侄子。
当然，徐谓礼不用到台州的道观上班，在家待着就是了，正如文书所谓“任便居住”。
徐谓礼的告身和敕黄，勾勒出他一生仕宦的“行迹图”。徐谓礼后的任命是“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泉州是当时世界性的贸易大港，可惜，他未正式上任就去世了。我们看到他的足迹并不远，只在今浙江、江苏、江西三个地方辗转。
3.印纸
文书中，以“印纸”数量。印纸，是综合性的官员档案。官员上任之初，上级部门颁发一份印纸相随，相当于今天的“干部人事档案”。将官员在任期内的作为和表现，逐一记录在内，叫作“批书”，作为日后考核、升迁的依据。印纸，此前只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徐谓礼“印纸”，首次得见实物，作为研究南宋政务实际运作的绝佳材料，真是独一无二的瑰宝。
印纸，类型众多，有待阙、转官、保状、到任、交割、解任、考课（也就是考核）、服阙等各种内容，合计八十则，共十三卷。无论在待岗或上岗状态，官员的所有重要行为，均要纳入印纸的记录和监控范围。
我们依然具体解读几个实例，看看不同类型的印纸，分别有哪些特点。
（1）“考课”印纸。考课，就是考核，在职官员接受上级部门的政绩、功过考核，既有“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通用的考核指标，也有针对不同差遣的具体考核指标，比如催缴赋税钱粮、地方治安等。以考核等第，决定官员的奖惩升黜。
宋代规定一年为一考，这是平江府（今苏州）对其所属吴县丞徐谓礼的年度考课文书。徐谓礼于绍定三年（1230）正月十二日到吴县丞任，至绍定四年（1231）正月十一日刚好任满一年，接受年度考核。吴县将徐谓礼的申状（个人述职报告），以及众人的证明担保，一并送呈平江府，由平江府长官审核，并批书印纸（记录在档案内）。
文书的部分，就是徐谓礼的申状；第二部分，为考核内容，名目繁多，包括有无请假、出差，荐举他人有无违规、有无拖欠钱粮定额，等等；末尾列名的，是负责批书的书记员，还有平江府官员，依由低到高的官衔，依次签押。
（2）“转官”印纸。前头说过，从选人到京官，是关键性的飞跃，叫“改官”，京官内部的官阶升迁，叫“转官”。转官，可分三种：磨勘转官；赦恩转官，遇皇家恩典而升迁；推赏转官，因为功绩而升迁。后两种与任官年限无关，常规的是磨勘转官，也就是按照年限，考核合格，予以转官。从印纸看，徐谓礼晚年，在淳祐五年（1245）至淳祐七年（1247）三年之内，连升三级，是其官运亨通之时，未详何故。
这份文书是徐谓礼磨勘转官、由临安府发给的印纸。前面部分，说他由正九品的承事郎，经过三年磨勘，升迁至从八品的宣义郎；中间部分，是负责记录文书的官吏签名，书记员位阶不高，故而连名带姓签署；末尾部分，是临安府官员根据官阶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签押，表示对此事的知情和负责，他们只需签署姓氏就可以了。当时的徐谓礼，虽新授“知吴县丞”，但前任吴县丞曾揆仍在任上，尚未“满阙”。徐谓礼在临安府“待阙”（等待上岗），故而需要临安府出具证明。
南宋官员，一个差遣的完整任期，通常经历待阙、交割、到任、请俸禄、考课、解任的过程，均需记录在相应的印纸里；甚至在待阙、奉祠、丁忧的赋闲状态，也要记录在案，确保朝廷对官员管理的全覆盖，不能出现时间上的空白期。
宋代“员多阙少”（官员多，岗位少），官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科举正途；二是荫补，即“任子”；三是纳粟，卖官鬻爵。其中，荫补的“官二代”，数量尤其多，导致“员多阙少”的局面。官员接到任命后，通常因为前任官员还在岗，需要等待前任离职后方能上任，更有其他官员排在他前头等待上岗的。所以“待阙”过程，待上一年半载，纯属正常。待阙期间，赋闲在家，但是具备官家的身份，在乡下受人尊重，有权举荐他人。待阙期间也有俸禄，只领基本工资，没有岗位补贴，所以贫困的官员，迫切需要上岗。
等啊等啊，总算上岗，那就要与前任官员进行职事交割，离岗审计，把前任的摊子收拾干净，不能因为前任的过失影响自己的仕途。
一个差遣，正常任职是三年，每年一考课，周年“一考”，第二年“二考”，三年“三考”。三考合格，升官走人。在某个岗位任职超过三年，多出来的任期，算作“零考”，作为零头，计入下个任期的考课。离职之前，当然要履行“解任”程序。这些都记录在印纸里。
举个例子。这是徐谓礼在“权知建康府溧阳县”到任后，当即向溧阳县所属的建康府申状（打报告），建康府依程序对其印纸、官告等凭证进行核验。批书人除时任权知建康府蔡某，更有其他负责审核各种凭证的吏员。在批书中，注明徐谓礼到任的时间是端平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这是为了约束官员按期到任，不得拖延。
到任后，徐谓礼依例与前任知县徐耜交割职事，包括各种账目、印信等。
（3）“服阕”印纸。服阕，就是守丧期满除去丧服。端平三年（1236），徐谓礼母亲陈氏去世，他依例解任回乡守孝，称“丁忧”。嘉熙三年（1239）一月，丁忧期满三年，“服阕从吉”，向武义县所属的婺州申状要求“起复”，并记录在印纸内。
古人所谓“五服”，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五等亲。父母和儿子，是血缘密切的一等亲，需服斩衰礼，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其间不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服满才能“起复”，重新出山。听说过南宋史嵩之、明张居正故事的，就知道围绕大臣的丁忧和起复，曾经引起过怎样的风波。
（4）“保状”印纸。印纸中，以“保状”数量多。大凡申请朝廷封赠、奏荐荫补、贡举解额，都需有官员出面担保。将保官所保之人事记录在案，一为防范诈冒不实，二为日后追究滥保的连带责任。“徐谓礼印纸”共有保状三十三则，涉及七十人之多，有条保状涉及贾似道。
这是绍定三年（1230）徐谓礼为赵与戆赴尚书省吏部铨试开具的保状，并呈递给上级部门平江府，由平江府审核后批书签署。按照制度，赵与戆可能因为父辈的恩泽，荫补为承务郎，但须经吏部铨试合格，才能授予实际的差遣。批书，照例由专门的书记员记录，即文书中间那行“手分”字样，后为平江府各级官员签署，末行是时任平江知府朱在。徐谓礼为赵与戆担保，保证绝无伪冒，如果信息不实，举荐人将负责任。
徐谓礼保状，涉及很多人，除在信州任上举荐下属各县官员外，还有大批金华、武义附近的同乡，有些恐怕还与他沾亲带故，赵与戆可能就是金华地区附近的宗室。官僚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在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各种关系网络，我给你举荐，你帮我担保，彼此提携，共同进步。为什么连进士出身的人都会“老于选海”？主要因为难以获得三五个身份较高官员的推荐。寒门子弟，或者不善于经营关系之人，混在官场，处境艰难。有人宁愿放弃地方县丞、学官的正经差遣，跑去帅司当幕僚，唯有如此才能接触到高层次的人，求得几份保状。唉，说来都是泪，因为寒门子弟，比不得徐谓礼这样的“名门之后”。
需要指出的是，徐谓礼文书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告身、敕黄、印纸的完整性，还在于三者的彼此联系，对照研究，可以窥见许多官场的奥秘。例如，嘉定十四年（1221），十九岁的徐谓礼获荫“承务郎、主管临安府粮料院”，综合告身、敕黄考察，在此后的五年间，他一直在家待阙，但运气不错，遇到一次朝廷恩典，一次新皇帝登基，蒙受恩泽，连升两级，转官为“承事郎”。
从印纸上看，徐谓礼还未上过半天班，但对候任官员的考课就已经启动。对一个待岗期间的毛头小伙而言，够得上批书的事件，大概只有转官和保状两项——徐谓礼文书的优点，正在于清晰、完整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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