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未来 : 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面临全球百年未有大变局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中国与世界

 

我国走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内外环境重大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今天，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实践， 不是为了彰显过去，而是为了实现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以赢得国际竞争合作与国内稳定发展的主动。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海南等地方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
    多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四十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八百余篇，形成研究报告七十余部，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积极影响。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目录

序 言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赢得未来 — 迟福林

 

编 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

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新时代改革的大突破 — 彭森

世界变局中的大国担当 — 周树春

全方位扩大开放与坚持自立自主 — 范恒山

从经济形势来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 张宇燕

新型全球化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 赵白鸽

中美经贸摩擦的解决方案 — 赵晋平

作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的中国 — 陈文玲

国际形势变化下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 — 霍建国

40年全球发展的中国样本 — 郑京平

WTO的历史困局与变革之路 — 王辉耀

 

第二编 中国改革的国际视野

开放贸易是否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 — 拉米

穿越世界新失序 — 高大伟

在外部压力与内部改革中寻求平衡的中国 — 朗哈默尔 刘万新

韩国的视角：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 — 李熙玉

欧洲与中国合作加快改革开放 — 莎达

中国改革开放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 赫德

中国技术进步、中美贸易摩擦与全球经济挑战 — 郑德龟

 

第三编 走向高质量的市场经济

中国需要建设高质量的市场经济 — 刘世锦

中国更加有效的改革推进方式 — 张军扩

开放的本质是改革—张燕生

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重点的实体经济发展 — 迟福林

中国的经济增长：公共服务与竞争性 — 特斯理

改革开放40年背景下的中国形势判断 — 肖耿

深化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迟福林

 

第四编 消除所有制“鸿沟”

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 陈清泰

全面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认识问题 — 洪虎

新时期改革的若干建言 — 邵秉仁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与实践 — 徐善长

国有企业改革混改的新突破 — 刘以雷

我国营商环境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 王小鲁

优化营商环境：“放管服”改革的新目标 — 王露

 

第五编 内外环境变化下的宏观改革

中国金融的市场化与法治化 — 黄毅

新阶段的中国金融改革 — 曹远征

金融开放与防范风险的挑战 — 戈梅兹

实现共享型社会的三个重大问题 — 宋晓梧

关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 倪红日

中国40年税制改革基本经验的思考 — 靳东升

以对外开放突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瓶颈 — 杨哲

 

第六编 全球化新变局与“一带一路”新发展

“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进程之间的关系 — 司嘉丽

新形势下的中欧经贸关系 — 孙永福

未来全球贸易格局的四个判断 — 鄂志寰

“一带一路”与中日关系 — 江瑞平

“一带一路”与东北亚经济合作 — 伊集院敦

新加坡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 — 蓝平儿

柬埔寨和中国经济合作潜力 — 舍雷瓦

 

第七编 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 迟福林

关于建设海南自贸区的若干思考 — 王新奎

金融支持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 刘连舸

自贸试验区走向自贸港的路径选择 — 赵晋平

“一带一路”与海南自贸区—吴士存

自贸试验区与高质量发展—张湧

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自由港—王辉耀

 

第八编 从自贸试验区走向自贸港

海南自贸试验区的能力建设 — 张燕生

海南自贸区金融开放建议 — 张燕玲

关于国际产业合作的若干问题 — 曹文炼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形成海南产业开放的新优势 — 夏锋

FTA协同联动的建立 — 刘恩专

自由贸易试验区税收制度的国际借鉴 — 靳东升

 

附 录

观点综述

思想碰撞

政策建议

后 记

序言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赢得未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改革开放40年，我国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与经济活力：实现了GDP年均9.5%、人均GDP年均8.5%的增长,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1.8%上升至15%；2013-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当前，我国走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内外环境重大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今天，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实践，不是为了彰显过去，而是为了实现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以赢得国际竞争合作与国内稳定发展的主动。

一、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改善实体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成功实现从工业化前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主要得益于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得益于打开国门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当前，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能否推进以实体经济发展为重点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挑战。

以产权保护为重点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成果，是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体力量。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矛盾在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有些民营企业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困难。这种状况不尽快改变，制造业转型升级就难以突破，经济增长就很难稳住，高质量发展也很难推进。对此，既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与举措，应对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与危机；更需要抓紧研究制定一部《民营经济促进法》，奠定民营经济稳定发展的法治保障基础。

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重点重塑“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过去40年，“中国制造”依托低成本优势快速崛起；今天“中国制造”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中国制造”要重塑新的综合成本优势,关键在于通过系统的制度变革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着力大幅降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社保费用负担，以支持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活下去”；二是着力解决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相匹配的普惠金融问题，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三是着力破除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垄断格局和利益藩篱，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激活创新要素为重点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当前，制造业向服务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趋势明显，由此对创新的依赖性全面增强。我国拥有世界的人才规模和世界第二的研发投入，但受体制政策因素的束缚，人才规模和研发投入规模优势还难以充分转化为自主创新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科技成果转化率30%左右的现状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 相比，差距甚大。这就迫切需要把提高科技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推动科研领域的“小岗村”改革；迫切需要采取员工持股等多种形式激励科技创新，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激励机制；迫切需要鼓励科研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以科研为中心的创新管理新体制和激励创新的新机制；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的二次改革，推动开放型、创新型教育改革的实质突破。

二、我国开始进入消费新时代，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关键在于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0年来，我国在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注重协调利益关系和增强改革普惠性，实现了从短缺经济社会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进入消费新时代，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并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预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目前的45%左右提高到50%左右。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结构性改革，既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全社会服务型消费需求的重大举措，也是把巨大内需潜力转化为产业变革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在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的条件下，预计到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由2017年的37万亿元增长到48～50万亿元。中国日益扩大的巨大消费潜力是未来10年保持6%左右增长的重要基础。问题在于，由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相当突出。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关键是要以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市场化改革的新红利：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推动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

在政府保基本的前提下，公共服务领域要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教育、健康、养老、文化、体育等服务型消费都是消费升级的热点领域，都带有公共服务的属性。在消费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的今天，这些服务领域的市场放开后，可以创造巨大的细分市场，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为此，要在突出强调政府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公共服务领域尽快、尽量引入竞争，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环节，引入竞争性供给主体，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元主体竞争的新格局；改革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体系，尽快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以降低成本，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

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加快利益结构调整。2020-2035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需要从目前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为此，要把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并形成推进改革的行动路线。例如：推行员工持股，使部分产业工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在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的前提下，尽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物权化、资本化，推动部分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止、减轻因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异常波动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范围冲击。

三、我国开始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需要坚定推进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全面开放

40年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历史机遇，坚持打开国门的基本国策，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今天，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的巨大内需潜力成为我国融入全球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突出优势和本钱。立足近14亿人的内需大市场，保持战略定力，“以高水平的开放倒逼高难度的改革”，我国就有条件、有能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

建立与主动扩大进口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以往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进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脱节，进口不适应城乡居民消费尤其是服务型消费的现实需求。例如，《2018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我国进口总额中，消费品比重不足10%。未来几年，如果消费品进口比重达到20%的水平，不仅会给本国消费结构升级创造市场条件，而且每年将给其他国家带来约4000亿美元的出口机会。以药品为例，根据财政部2017年关税税率调整，我国进口药品惠国税率为2%～4%，进入销售环节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征收16%的增值税，这使得进口药品价格上升约30%左右。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对药品进口增值税进行减免，欧洲的平均水平为8.8%，有的国家为0。建议在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的同时，大幅降低或取消药品、常见病所使用的医疗器械进口增值税及重要日用消费品进口环节增值税；尽快实现以癌症治疗为主的医疗器械进口零关税；有条件引进欧美国家的药品质量安全标准，扩大医疗技术等服务进口，倒逼国内医药企业提高质量，以适应和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

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从实践看，以金融业为重点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滞后于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也滞后于产能合作的实际需求。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8.2%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以服务贸易合作提升产能合作水平。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实行服务业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的独特优势出发，重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以教育、健康、医疗、旅游、文化、金融、会展为重点的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试点。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例如：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促进国内自贸试验区转型升级，不断创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更大范围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着力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体制无缝对接的突破；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以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为引领，着力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探索形成海南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新高地。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在经济转型升级趋势与外部环境复杂深刻变化相交织的新形势下，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点仍然十分突出。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赢得主动，关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关键是重行动、抓落实、见成效。坚定地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近14亿人的巨大内需潜力，不仅将赢得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将更大地惠及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