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从传统到现代

　　《从传统到现代》从历史、社会、文化角度论述中国的现代化变迁。卷一分四篇，中国的传统社会、巨变中的中国、现代与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讨论的是中国从传统中来走向现代文明秩序过程中中国的传统社会与过渡社会的性质以及所面临的种种障碍。卷二收录《再论〈从传统到现代〉》等十篇文章，是作者对中国现代化及其相关的议题与问题的讨论与诠释，如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途径，价值在现代化中之定位等，它们是《从传统到现代》中没有触及或讨论不足者，可说是一种补充。

　　金耀基，SBS.JP（英文名：Yeo-ChiKing，Ambrose，1935年生），浙江省天台县人。台北市立成功高级中学毕业，台湾大学法学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又曾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访问研究，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角色。

　　著述包括《从传统到现代》《大学的理念》《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敦煌语丝》《海德堡语丝》等。

《从传统到现代》增订版序
1999年简体字版自序
自序
上卷
篇中国的传统社会
一、引言
二、传统性社会的定义与界定
三、经济制度
四、价值系统
五、政治体系
(一)君主政治为的政体
(二)民本思想之精神与所缺
(三)家产官僚主义
六、社会结构
(一)二元社会
(二)家的角色与功能
(三)阶层结构
七、人格构造
(一)文化与人格
(二)中国人格的特征
八、结语
第二篇巨变中的中国
一、引言
二、中国的巨变
(一)经济制度
(二)社会结构
(三)沟通纲
(四)政治符号
三、转型期社会的素描
(一)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性质
(二)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特征
四、中国“过渡人”的画像
(一)“过渡人”的性格
(二)中国的“过渡人”之分析
五、结语
第三篇现代与现代化
一、引言
二、“现代”一词之意义及其问题
三、“现代”的内涵
四、“现代化”之本质与过程
五、“现代化”的困窘
六、“现代化”的选择与出路
第四篇中国的现代化
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二、中国现代化与本土运动
三、中国现代化的三个层次
(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
(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
(三)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
四、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一)民族的崇古心理
(二)知识分子不健全的心态
(三)普遍认知的不足
(四)旧势力的反抗
五、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方向与步骤
六、中国现代化之前瞻
下卷
再论《从传统到现代》
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
——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
一、现代化之含义、类别
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及其特征
三、中国现代化运动之主角及“认同”与“变革”二观念之消长
四、认同的重要与变革的本质之理解——中国现代化当有之发展
五、结语
中国现代化的动向——一些观察与反省
胡适与中国现代化运动
世界文化的浮现
一、文化之意义及其模式作用
二、从“‘五四’之批判”到“批判‘五四’”
三、中西文化基本性格之差异
四、从中西文化之冲突对垒到相互交流
五、世界文化的浮现
我对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看法
一、陌生的宗教与陌生的技器
二、中国现代化的本质
三、新的认同的探求
四、传统在现代化中的作用
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从“中心”与“边陲”之概念以了解中国百年之变
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一、文、画、人
二、传统、西化、现代化
三、苦者无悲观的权利
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复兴之路
一、中国文化传统之分析
二、中国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挑战的回应
三、中国文化传统之复兴与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与价值之定位

　　《从传统到现代》增订版序

　　中国1978年的改革与开放,是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社会发展上一次典范的转换。中国因”改革”而走上”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因”开放”而进入全球化的巨流。自1978年起，党内党外的有识之士，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痛定思痛，突破社会主义的教条框框，展现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认清贫穷、落后的中国现实，把经济现代化作为改革的中心，并赋予”发展生产力”以理论的高度与位置。30年来，从”摸着石头过河”跌跌撞撞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生产力在新制度下，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国民生产总值长年达百分之九的成长率，经济规模每八年增加一倍，为世界经济史前所未见。此一时期，有近四亿人摆脱了贫穷，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进入中产阶层，今天中国一天的出口额就超过1978年全年的出口总额。我们知道，产业革命全盛时期，英国号称”世界工厂”，而今这个称号属于中国。就经济总体力而言，中国仅居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的位置。在全球权势地图上，中国百年来从”天朝上国”直滑落到世界”边陲”，而今再从”边陲”回到世界一个中心（全球的多元中心格局）的位置，无怪乎国内外”中国崛起”之声不绝于耳也。

　　观乎中国近十五年来，在生产力革命的高涨中，亦出现了一个静悄悄的消费革命，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急剧展开：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讯息化一一涌现，从人们思想习惯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无不一一在改变中。在一切变迁中，固然也发生了种种大大小小的风险与问题，甚至跌落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陷阱的边沿而难于振拨（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又如环境与生态的危机），但整体的发展轨迹显示了一个”传统性”社会快步转向一个”现代性”社会的形态。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中国过去30年的社会转型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也即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高点。

　　我在台湾地区早出版的《从传统到现代》，是在1966年，而就在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反理性、反现代化的运动，所以，《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也只在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与读者见面。但1978年中国大陆重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轨道之时，《从传统到现代》就陆续在大陆问世了。不过，当时流行的几个版本都没有我的授权，1999年我才正式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匆匆已逾十年，且早已绝市。年前法律出版社的高山先生来港看我，表示希望为《从传统到现代》出一新版。高山先生于2008年曾出版我的少作《中国民本思想史》（1964年台湾地区初版），神交已有一段时日，见面畅谈，诚为快事。高山先生对出版事业那一份严肃、热情与见识，令我欣赏钦佩。我不仅乐于授权他出版《从传统到现代》，并且决定出一个”增订版”。这个增订版，分为二卷，卷一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原样文本，卷二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补篇》。这个《补篇》收入的十篇文字，五篇是取自我的《中国现代化与知识份子》一书。此书多篇文字都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与《从传统到现代》同时或稍晚发表，可视为《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之姊妹作。《补篇》中有二篇（《再论〈从传统到现代〉》及《中国现代化之动向–一些观察与反省》）则是我对70年代一些对《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质疑与批评的回应与自我检视。整体来说，《补篇》是我对中国现代化及其相关议题与问题的讨论与诠释（如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途径、价值在现代化中之定位等），它们是《从传统到现代》中没有触及或讨论不足者，故可说是一种补充。而今这个”增订版”，基本上是《从传统到现代》与《中国现代化与知识份子》二书合而为一，使我对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与看法，有一个较全面与完整的展现。

　　《从传统到现代》版于1966年在台湾地区问世，《从传统到现代》的”增订版”于2010年在大陆出版，前后44年，从台湾地区到大陆，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此实书之幸事。诚然，原书论述之对象是台湾地区，但我心中是文化之中国，民族之中国。中国大陆的读者读此书应不会感到陌生与隔阂，特别是今天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三个中国人的社会都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历史中，都处于现代化的不同坐标上，也都正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过程中。读者读此书当能有更多意会或在心中与此书的论点产生对话。所应特意指出者，中国的现代化旨在建立一个中国的现代性，唯中国现代性之建构绝不仅是求国家之富强，中国现代性之建构，讲到底，是在求建立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涵盖的不止是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秩序，也包括伦理的、政治的、学术的与生态的秩序。迄至今日，在不同领域中，有的已有显著成绩，有的尚待完善化，有的则问题重重，有的则仍在起步阶段。显然，建构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是自19世纪末叶以来，历20世纪，中国人未竟之业，它仍是有待中国人在21世纪继续探索、继续努力去完成的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大业。

　　《从传统到现代》”增订版”的出版，正是希望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之历史大业有所助益耳，是为序。

　　金耀基

　　2010年3月3日于香港”

　　1999年简体字版自序

　　书的际遇与命运往往是独立于作者的。《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的际遇与命运就不是我撰写时所能见到的。至少，在33年前此书付梓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在大陆问世，说实在的，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的变化是太大了。

　　1966年我在台湾地区出版《从传统到现代》，而就在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很容易看到我出此书的用心所在与心中愿景，一句话，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一个反现代化运动。诚然，当时，台湾地区与大陆完全处于隔绝的状况，我写书时对正在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了无所知，不过，读者可以发现，我心中的中国是文化的中国、民族的中国，以此，台湾地区与大陆在我的书中是不分的，当我讨论到”巨变中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时，我的论述的对象实际上是台湾地区，我想象中的读者主要是与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

　　在过去33年中，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地区已相当成功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跃进为一新兴的工业体系，并已初步地踏进现代社会之林了。而大陆于1978年之后，亦积极推动现代化，并取得了骄人成绩，至于香港地区在过去30年中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现代化中。我几乎亲身目睹香港地区由殖民统治下的城市转化为现代化的国际都会，简言之，中国的三个社会（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都落在现代化的坐标上，只是有者走得早，有者走得迟，这对于一个以中国现代化为”理性宗教”的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鼓舞。这30多年来，《从传统到现代》使我得到无数知音，但也遭到许多善意与不善意的批评，甚至不少恶毒的咒骂。

　　现在，《从传统到现代》正式要在大陆以简体字版与读者见面了。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向我提出这个出版构思时，我确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本可算是我的”少作”的书在21世纪的前夕再在大陆出版有无意义与价值？我思量的结果是，还是让它与大陆的读者见面吧！这是它的命运。虽然此书出版已久，里面有许多地方，不但写得粗糙，而且颇有滋疑，但是它毕竟是本系统地用社会科学知识论述中国现代化的中文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鼓吹”中国现代化的书，到此刻为止，我仍然相信我在原版自序上的话：

　　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高、更成熟的境地。

　　我应该指出，在台湾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更应承认，我当年”鼓吹”现代化时，的确是过于乐观的，并且对现代化理论是缺少应有的”批判性的反省”的。20世纪70年代以还，西方自法兰克福学派导引而起的”现代批判”（critique of modernity）也移植到台湾地区，因而对台湾地区的现代化和对我的现代化论产生严厉的抨击。不可否认，其间不少是具有严肃反思智慧的（杭之1987年的《一苇集：现代发展的反省断片》是一例），但有许多反现代化论调则多是无根的游谈，对台湾地区现代化的发展了无裨益。在西方，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讨论在80年代达到一个新高点，出现了所谓”现代性论辩”。这是较复杂的课题，我在他处已有所论述。简言之，80年代以还西方有”现代终结”的口号出现。有各色各样批判”现代”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调，但是，在我看来，”现代”是否”终结”的辩论，在西方或有一些经验的意义，而就全球而言，更有意义的显然是”全球的多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的论题。至于对中国来说，在21世纪的事业还是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某些批判，或正可以使中国的现代化得以避免一些”现代性”建构中的陷阱或减轻现代化过程中的错失与伤痛。严格地说，中国只有经过现代化才有真正的”后现代问题”。墨西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71年曾说，墨西哥是”命定地现代化”的。他充分了解现代化对墨西哥古老文明可能造成的伤害，但他说：”现代化对墨西哥而言是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我要说，中国一样是”命定地现代化”的。凡是古老的文明如中国、墨西哥要在世界上立足，要在全球化的社会有新的生命、新的贡献，是不能不自觉地有一个”现代转向”的。

　　中国需要现代化，在今日看来，几乎是”自明之理”，但在33年前，当时台湾地区的知识气候（或者应说官方的知识气候），讲现代化虽非禁忌，却是不合时宜的。现在回头看，同时候大陆正爆发”文化大革命”，自然不可能有讲现代化的声音了。对我的欣慰是，《从传统到现代》甫问世，台湾地区的知识界就给了它很热切的欢迎与回响，之后一印再印，如果销量是一个指标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它确是台湾地区知识界有相当影响力的一本思想性读物。关于此书在台湾地区思想史的定位问题，傅大为先生1990年写《由台湾思想史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看发言权的取代与转型：从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过渡到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一文作了一些分析。说实在的，对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评论虽然不少，但真正有力地触及此书根本性的意义与问题的则是刘小枫先生1994年2月所发表的《金耀基的”现代化”论及其问题意识》一篇严肃的评论文字（《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刘小枫对此书（及其他我的相关文字）的批评很深刻，如他指出：我所建构的重点不是”现代性”而是”现代化”；又如他指出：我”给’现代化’注入价值论的判断和个体旨意，从而出现了现代化论中内在的’实然’与’应然’，价值中立与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与紧张”，他也委婉地指出我的论述并没有恪守我自己提出的知识学原则。他更敏锐地看到我的问题”主要从文化论争中来的”，从而”出现了知识学类型从社会学向文化学的重点转移”而导致我的”‘现代化’论的问题意识的单向性”。刘小枫对《从传统到现代》的意义则亦有深获我心的论断。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心志趣向，他说：

　　从汉语思想学术百年经历来看，现代化论的学术效力是将社会学的知识学原则引入了传统人文学的论域（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化学乃至思想史），对有效地抑制文人式的社会问题言述有至今难以估量的学术意义，金先生致力于社会科学在汉语知识界的确立和扩散，抑制文人式的浮泛之论，实际促成了汉语思想学术言路的转向。

　　刘小枫又说：

　　我以为，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的学术言述是汉语现代学的先驱性理论建构。在金先生之前，涉及现代现象的汉语学家和文人的话语不胜枚举，但金先生的学术言述自觉地致力以社会科学之实证知识为工具来建构关于现代现象的理论，即现代化理论，虽逾二十余年，至今仍有现实的学术意义，在现代汉语学术史上亦占有重要位置。

　　我引了刘小枫先生这两段话，恐不免有”戏台里喝彩”的意味，但坦白地说，《从传统到现代》出版33年，真正使我有瞿然以惊的评论就是刘小枫的这篇评论。读了他的评论，我确有”知我、罪我，其唯小枫”之感。

　　中国的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即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这是中国人20世纪未竟之事，也是中国人21世纪根本的大业。我诚恳地希望简体字版《从传统到现代》的新读者能够了解我写此书的心志，并以批判的眼光与此书对话。

　　金耀基

　　1999年10月于香港

　　自序

一

　　19世纪末叶，中华帝国的大门为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猛然撞开，从此，西方势力如狂飙暴雨，一侵而入，整个中国赤裸地、无力地呈露在帝国主义的利爪之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旋踵之间，神州大陆沦为了”半殖民地”的悲境，这竟不是一场恶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生长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的严重之秋，除非感情已麻痹，大脑已冰冻，焉能无动于衷?

　　百年来，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如巨浸稽天，逆泳无力，整个社会的结构面对了全面的解组，整个文化的价值面对了彻底清失的威胁。华夏文明，上国衣冠，竟沦到若有若无的凄局，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临这样一个文化绝续三千年未有的变局，除非血已凉、心已死，又焉能作太上之忘情！

　　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中，我们可以了解，何以自清末以还，站在线的中国知识分子，从郭嵩焘、严几道、梁启超、胡适之、梁漱溟诸先生以降，无不把精力心血投注到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及是自救发展之道上。而作为一自觉的中国人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我，自做一个少年的学生起，就为讨论这方面的文字所吸引住了，半个年代以来，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不是日减，而是日增，甚至逐渐形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不论在求学或讲课阶段，也不论在国内或国外时期，我总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热忱。有人问我，何以对这个问题孜孜不倦，一至于此，我的答复很简单：因为这是百年来中国人根本的问题。

二

　　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关切是一致的，但各人所持的观点则有极大幅度的差异，因此，乃逻辑地引起了全面的文化论争。

　　中国文化的论争从大学士倭仁在1867年给同治皇帝的奏折算起，到现在已经有89年的历史了。在这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论争，从用文言到用白话文，年复一年，不知白了多少人的头发，也不知耗了多少人的心血。但我们仔细检视这方面的议论，除了极少数的文字系以理智为导引，而表现出健康可敬的见解外，绝大多数则不脱情绪的牢范。尽管从清末到”五四”，从”五四”到今日，中西文化的论争表面上显得非常热闹，但粗率地从骨子里分析，则皆不能跳出国粹主义派、全盘西化派及折中主义派三派的范畴。许多遑遑大论或辛辣刺激、或文采风流，固然一时颇能掀动人心，赢得许多喝彩之声，但如把他们的言论予以煮干，则可发现只是一些文艺性、策论性的清说与玄谈。清说与玄谈本来就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有力的传统，所以文化问题一到了他们手中，便是做文章的大好题材，尽管没有丝毫文化学方面的知识训练作基底，却仍可神驰心游，下笔千言。他们把文化看作了一团面粉，可以使之圆，也可以使之方；可以使之短，也可以使之长。只许让文化来贴就自己的意见，而不去理解什么是文化，于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文化问题乃变成了廉价的问题，此所以中西文化的论争始终在层层迷雾中打滚，看不到清澈的方向。”五四”以来，中西文化的论战，变成了个人追逐虚声的也便捷的道路，但所提出来的见解，除极少数外，上焉者只能算是个人的”意见”，下焉者则只是”意气”而已，但都逃不出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格局。有的可以把中国文化”理想化”为一不待外求的”自足体系”；有的可以把中国文化”丑化”为一无所是的”断烂朝报”。其实，文化问题是极不好谈的，它是一个大得复杂得足以令人却步的题目，而像中西文化这样的大题目更是棘手。人类学者莱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与辛格（M.  Singer）就曾指出，即使像汤因比（A.Toynbee）、诺斯洛普（Filmer Stuan Cuckow Northrop）二人所陈示的观点也是不能令人满意或接受的。诚然，社会文化是”全体系”，它的复杂的性格有”多变项的因果关系”（multi-variate causation and consequences），因此绝不能执以一概全。许多人随便捡拾古人的一个思想或现实社会的一个事实，就拿来支持他预定的假设或判断，殊不知该同一思想或事实，常常也可被用来推翻他的假设与判断，除非我们了解，社会各个结构间的功能关系，我们实无法作客观的判断。再则我们讨论中国的社会文化，必须把它的”理论层”与”行为层”合起来看。从理论层说中国文化是有”理想形象”（ideal image）的。但从行为层说，则中国社会实与中国文化的”理想形象”迥不相侔，从而，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必须并二者而合谈，否则不是涉于主观，便易流于意气。

　　我们以为当我们在谈论一般性问题时，普通常识与灵感是还可以勉强充场面的。但一涉及专门问题，特别是文化问题时，就不免显得肤浅了。要谈文化问题起码需要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特别是行为科学的知识，亦即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到现在为止，人类的智能还没有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文化科学”（a unified science of culture），所以我们不能不努力地从这三门科学中去发掘必要的知识以为讨论的基底。百年来中西文化的冲突，或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说，实是”社会变迁”的问题。要了解社会变迁的原理，我们就不能不了解人类学者所研究的文化与原初社会，社会学者所研究的社会结构以及心理学者所研究的人格形成。基于此，哈根（E. E. Hagen）在其大著《社会变迁的原理》（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中就强调了科际整合方法的必要性。有的学者如里格斯（Fred W. Riggs）者更认为我们要对变迁中的社会文化有全面的理解，除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之外，还应求助于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等科学，亦即运用综合性的研究，故而不只应该用科际整合方法，还应用”泛科际整合方法”（pan-disciplinary approack），而我们运用这种方法，要在研索探求社会现象间的”功能关系”，以建立”系统分析”或”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在数学与物理学中早已普遍使用，经济学近年来亦已日趋接近，我们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变迁尤应致力于此。在分析模型中，一切陈述都只是分析的、记述的，而不作任何规约的、价值主观的评断，也就是只讲”实然”，而不讲”应然”，因为必如此，我们才能就事论事，做到”是山还他一山，是水还他一水”的田地；才能摆脱情绪的鼓动，近乎斯宾诺莎所说”不笑、不悲、不怨，只是理解”的境界。在本书里，我的讨论就是尽可能以上述之方法为导引的。因此，在我这本书中，读者将不易找到形而上学的冥思，更不易找到独断的刺激。当然，由于我国统计资料的缺乏，我在作分析的时候，是不能完全免去主观推断、臆测的成分的。

三

　　从客观的现象去理解，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保守主义也好，全盘西化也好，中西合璧也好，都是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下所产生的本土运动的几个面向。从道德的动机上看，可能都是不错的，但是从文化认知的观点来看，就不免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作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努力都是”功不唐捐”的。至于像梁漱溟先生那种”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热忱，胡适之先生那种报忧不报喜，宁做乌鸦、宁做国民公敌的大智大勇，在今天看来，都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伟大的典型，我们实该感谢他们的启示与贡献，追踪他们的脚步，而超到他们的前头去。时至今日，假如我们能把眼光放远一点，从世界的结构中来看中国问题，那么，中西文化的论争实在是可以偃旗息鼓了。一百年了，我们不能再为”童年的兴奋”所左右，我们应该成熟些了。世界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已明白地看出，中国的出路不应再回到”传统的孤立”中去；也不应无主地倾向西方（或任何一方）；更不应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古老社会可走并正在走的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批判中去肯定传统，必须在解除”种族中心的困局”中去认识世界。一方面，我们应加深历史的意识；另一方面，我们应扩大心灵的疆界。中国的未来将是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化。在中国古典传统现代化之后，中国的历史之流将不会终断，并将继续长流；中国文化的光辉将不会熄灭，并将烛照天宇。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在”势”上，并且亦在”理”上必有与当有的发展。

　　在中国现代化的大纛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彻底地放弃他的一偏之见（假如有的话），收拾意气，化干戈为玉帛，共同献身于一个现代的中国的建造。现代化是历史的潮流，我们

　　不能逆流而泳；现代化也是世界的趋势，我们不能违势而行，这是我个人在思想上一波三折、反省审悟后的所见、所信。这也是我个人多年来有系统地从学理上发挥此观念的初衷之所在。中国现代化运动是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更成熟的境地。

四

　　我诚恳地呼吁中国的新知识分子，积极地、忠实地参与这个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在心态上、精神上，应该成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理性的宗教。我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与探索，固然已非一朝一夕，但是，一些想法却始终是孕育在我的脑海中流荡着的。我一直都没有具体打算把它们有系统地写出来。说真的，假如不是一些师长与年轻朋友的鼓励与催促，它们虽不至”胎死腹中”，但至少不会这么早就”呱呱坠地”。严格地讲，这是一早产的婴儿，他是发育不全的，可是，他毕竟是适时而至的，我相信在学术界先进及大批具有冲创力的年轻人的抚育与呵护之下，他将很快地茁壮长大。

　　在这里，我必须谢谢母校台湾大学同学们连续邀我演讲的盛意，因为那几次演讲激起了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当然，这么一个大问题是不应该以这样的一本小书来容纳的。但是，就我目前的工作环境来说，我是无法写得更长一点、更多一点的。而为了节省篇幅、时间与精力，我也的确写得比较深了些、浓了些。这种写法虽然赢得不少国内外我所敬重的行家的谬许，但这份欣慰之情却为一些年轻朋友的抱怨、所引起的不安而抵消无余。我只有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把这本小书扩大，并且尽可能改写得浅些、淡些。值得高兴的是，目前已有些人用简易、有力的文字在推衍我这本书中的观点了。

五

　　这本小书共分四篇，篇”中国的传统社会”，系以现代的行为科学剖析古典中国的价值系统、社会结构与人格形式。第二篇”巨变中的中国”，系以巨型的与微型的分析来透视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后，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亦即为中国转型期社会作一素描。第三篇为”现代与现代化”，系从世界的架构及文化的本质上，论析现代与现代化之意义与内涵，这是我有感于时人好谈现代与现代化，但却不知现代与现代化之真意而写的。第四篇”中国的现代化”，则在指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之性格、曲折，及其回顾与前瞻，并陈展我个人对中国未来的信念。由于这四篇东西，在写作的时序上，不是从上向下顺写，而是从下向上逆写的，亦即不是从传统中国写到当代中国，而是从当代中国向上追溯，再写到传统中国的，因此，各篇虽然脉络一贯，但各篇之间却不免有重复之处，这是应该说明的。此外，本书还附录了两篇文字。一篇是”世界文化的浮现”，这是我较早几年对文化问题的一个总的看法。我今日所写的现代化方面的观点，亦可说是从当时”文化的世界性”的观点转衍而成。当然，几年以来，我在心态上、见解上，乃至文字上都已有了相当的转变，细心的读者一定可以发现里面有着不少”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地方，我把它收在这里，也可让读者了解我的心路历程。另一篇是”胡适与中国现代化运动”，这是我在胡先生去世后不久所发表的两篇文字之一  （另一篇是《胡适的盖棺论定》，现收入另一拙著《现代人的梦魇》中）。这两篇文字是我对这位现代中国的伟大知识分子的一种礼敬与追思。胡适先生一直被人误解为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实则，他是一个文化上的世界主义者，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位启蒙大师。所以，我乐于把这篇东西收录在这本书里，用以纪念他。

六

　　在这本小书即将出版的前夕，首先，我要借这个机会，以深的感情，谢谢我的双亲。他们的慈爱、宽厚与公正使我永远感到人生的丰富。从双亲的身上，我体认到中国传统文化有其永不可磨的价值，这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永远怀抱虔敬与同情的态度的根由，假如我今日在品格上还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也完全是他们之所赐。其次，我要谢谢在知识上、品德上给予我启蒙、教育、策勉的中外师长与朋友，他们对我的奖励、关怀，使我永远觉得我是大社会中的一个负债者，而不是一个大社会中的债权人。后，我当然不能忘记吾妻元祯，没有她的持家教子，给予我心灵上无比的宁静与快乐，我是决不会在白天工作之后，还能写出这本小书来的，想起许多个星月之夜，妻在整日辛劳之余，总不忘静静地为我披衣送茶，我实在是感念不已。

1966年10月10日于台北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