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085052丛书名: 无
代序：拉满生命之弓
文化背景与艺术——静态考察大众传播媒介：理论与批评
电影中的女权主义：一种立场，一种方法——对劳拉穆尔维文章的介绍
批评性理论在中国谢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视点和主题
娱乐片：文化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弑父行为之后——当代电影中的家庭：缺失与补偿
从第五代到第六代：90年代前期中国大陆电影的演变
世纪之末：社会的道德危机与第五代电影的寿终正寝
《战火中的青春》：叙事分析与历史图景解构
《鸳鸯楼》：人和城市的故事
孙周和他的电影们
什么是电影： 《找乐》和《民警故事》的电影形态
非叙事性的结构特点
《银饰》的得与失
历史再现与人民记忆：评《南京大屠杀》
静观默察写台湾：侯孝贤电影世界初识
好莱坞：说不尽的百年老树
锁闭与反叛：叙事中的神话—反神话：《飞越疯人院》分析
良知永远不褪色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世界”：评《百年孤独》
电影：雅努斯时代
第十一部
《疯狂的代价》笔谈
《心香》九人谈
记录一种真实
电影的明天
台北纪行
戴锦华
已过知命之年，归程即启。不时被记忆攫去。吉光片羽，破碎不成片段。却因此而格外鲜明。散去了热度，仍萦回着氤氲。
……奕明在97年后的月份离去，永远地留在他37岁的年龄上。逝者已远，悼亡，便成了未死者的重负。因了大丰和冠平，奕明的文集《拉满生命的弓》即将出版。一份曾在的证明。一份我曾分享其间的纪录。部分地、也属于我的回忆。遵大丰嘱，为文集写些什么，便再度捡拾其种种记忆——为了忆起，为了遗忘。如弗洛伊德所言，悼亡，旨在遗忘。惟有遗忘，生者方能卸下重负，继续前行。生命，原本是一份幸存。
文集收录了奕明任教、从影后的(可以辑录到的)大部分文章。一册书卷，便是他生命的凝聚或残骸了。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和90年代的前半。十余载光影流年。无需引入更大的时间参数，仅对于一个人说来，回眸时刻，十年，也是如此的急促短暂。然而，对于奕明，更是对于中国说来，这是天旋地转、天地翻覆的十年，在狂欢与悲情、媚俗与赤诚中，历史一折为二。在这短短的十余年间，历史塌陷，其碎片纷纷扬扬，落入了忘怀洞的深处；这十余年，后终结时代，搭乘星际快轨，极速奔往未知。十余年，跨越了两个彼此相衔而相悖的时代。于奕明，这是他疾行而辗转、奋力而痴迷的十年；是他的启程、返归、再出发，是他的知与行、欲与梦、爱与怕、思与写。
大异于“小时代”的幸运儿，我的同代人，以自己的肉身遭遇着、碰撞着历史的大时刻。不是每次都能在转角处遇到爱，倒是经常在历史的陡然转身、迎面扑来之际，撞得血肉模糊。在一个“无限忠于”、“阳光灿烂”、鲜花旗海、激情澎湃是规定常态的年月里长大，我们的通病，是“耻于做真诚状的自我告白”；我们戏谑的轻蔑，是种种“小布”行径。不知这样说是否仍流于矫情——自知无力创造历史，亦不甘为历史的人质，但那个时代确乎渗入了同代人生命的肌理。我们的个人生命为那个时代浸润、托举，也为之撕裂或腰斩。因此，文集中收录的文字，也可视为奕明生命的冗余。纸张和文字，不足以承载或显影他那曾行经这个世界、穿行那个时代的生命的鲜活和热度。
……
1985年，那个历史文化反思运动沸腾乱炖了上下五千年、一场井喷令第五代集体登场的年头。奕明和大丰两位新科硕士/也是新时期中国的批硕士抵达电影学院文学系。三年来，作为系里的文革后大学本科生、人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那时节，这一说法里饱含着亲昵，也隐隐透露着危险)，他们的到来令我心情大畅。同是77、78级入学，同样成长于文革岁月，同样经过不同路径、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社会“大熔炉”的“冶炼”，同样怀抱着羞于示人的梦想：对自己、对社会、对世界。一旦相识，一拍即合，一见如故，臭味相投，相见恨晚。大丰是学院子弟，且业已娶妻成家，故而只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随着班车的节奏与我等聚散离合；奕明便当然住在了校内，和我及我三年来交接的学院各路青年好友朝夕“厮混”。彼时，电影学院仍栖身在朱辛庄——文革时代的“五七艺术大学”/北京农大校内，秋夕冬夜，是黑暗中的无尽漫长，我等便在勤耕苦读之余，聚首斗室间“暴侃”——指天说地、臧否人物、谈玄论道，犬儒自嘲且豪情万丈。
奕明文艺学出身，德国古典哲学的底色，更见长于康德；此时亦裹挟在文坛“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潮流之中。说来有趣，新时期伊始，“科学”迅速成了硕大而空泛的社会神话。在重回五四的历史/现实想象中，科学不仅是民主的代名词，而且几乎貌似救赎的所在，“知识分子”也一度藉此而成了即位的新神——但颇为反讽的是，此时占据着知识分子的能指与想象之位的却大都是人文学者或文学、艺术家。开社会文化风气之先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学批判，便奇异地为科学词汇与类科学范式所引领。我自己经国家分配来了电影学院，盲打误撞地入籍“电影国”，也因此见逐于摸过边的文学批评，无缘介入“新三论”、青年批评家们的黄金时代，倒歪打正着地在电影理论里撞上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当然，科学哲学仍对我扮演了引领和涉渡的角色。和奕明初的斗室夜谈，是科学哲学vs.新三论、结构主义vs.本体论的“辩论练习”。奕明聪颖机智、悟性极高，我三年间苦思苦读的结果，转眼被奕明概括得清晰明了，并欣然“笑纳”。彼此间达成共识的速度几如光速。“辩论演习”成了智力游戏，唇枪舌剑且乐不可支、乐此不疲。有时是为了享有纯粹的智性的乐趣，有时则是人前不无炫耀性的双簧。彼时彼地，我正年轻气盛，为了伶牙俐齿、热衷辩论，不知多少次地失去了与男性伙伴结为挚友的契机；懵懂不知间也不知结了多少梁子。奕明则不然，激辩、倾谈之下，顿成莫逆。我们无所不谈：小说、电影、书、诸般人物，所见所闻；自然，有童年往事、成长的烦恼……。其间，戏谑调侃，多于正襟危坐；自嘲刻薄，多过说理论道。当然，青春的通病：口无遮拦、目中无人，“粪土当年万户侯”。兴致勃勃之时，奕明间或一展他过目成诵的本事：童年时代的读物(《二十响驳壳枪》？还是《水晶洞》？)，他逐字援引细节文字，或祭起他的冷面幽默，令人捧腹、击节。事实上，很久以后，我才悟到：与拥有相类的知识结构、感知结构、具有智性挑战与回应的人相知倾谈，是可遇不可求的福分；但在昔时，我并未自觉到自己与奕明的日常分享，是这样一份奢侈。
未及，学院告别了文革“遗址”，自朱辛庄转至黄亭子，终于“进了城”。那时节，恰值我父母任职海外，我的居所便成了奕明口中的“801-802酒吧”。他曾调侃道：往来者三教九流。有各路亲朋、革命党徒、贩夫走卒、气功大师……；朋友因此并未失却相聚相谈的时光。而大丰得了加盟的便利，更与影协和电影资料馆的青年朋友们“打通了各庄的地道”。奕明自然是其中的“酒吧常客”。那时节，我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深爱电影，怀大志而羞明言。那时节，是全球电影研究的黄金时代：自欧美的学运狂浪、街垒对峙重回校园的一代人创建的大学电影(学)系，正进入繁花硕果的年月。次，理论倒流：不仅文学研究反身在电影理论中汲取着营养，电影理论的演进甚或吸引了人文、社会各学科追随的目光。我们躬逢其盛，不仅每日兴奋地迎接着、吐纳着或涓涓渗入、或破堤而出的新思潮、新理论，艰难地、难说自觉地推进着自己思想与学术的语言学转型。我们热切地向往介入到八十年代那热烈、繁华、喧嚣的文化大舞台上去，但不是要介入以为第四代、尤其是第五代导演们改写了的电影创作，因为我们正构(/狂)想在学院中建立电影学专业，因此去热衷于定义和区隔自己的工作位置与工作意义，热衷论证电影理论、电影批评自身作为表意实践的原创性与自足。当我们开始出席各类新片讨论会(类似今日点映场，但形态、目的大相径庭)，获得一些今日看来寒酸无比的影片宣传品时，奕明便调侃，务必于夜晚将其置于自行车后座之上，打一束追光，以便在世人面前“化妆成青年电影批评家”。这个笑话每每令我们笑到人仰马翻，外人看来只是莫名其妙。一度，“化妆成青年电影批评家”成了我们对自己学术工作的代名词。然而，在玩笑、调侃、游戏的表象下是我们的执着、严肃、乃至急迫、焦虑。这或许就是我的同代人曾共有的特质与限定：拒绝矫情到了矫情的程度，不齿于“小布”恰好暴露了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但我们毕竟有所承当，保持了行动力——在我们不齿的名单中，“罗亭”(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排名甚前。在追忆中，自己的八十年代，带着某种节日的意味，或者用米兰昆德拉的反讽：犹如一场节节胜利的“伟大的进军”。那时，我们都担任着极沉重的、多样的教学任务，同时是渐次密集的新片讨论会、学术研讨会——尽管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只是叨陪末座；我也开始加盟学院的演讲团队往来全国各制片厂、大学、培训班、讲习班——“走穴”的萌芽吧，实则学院的指派——有报酬，极微薄。但我们仍有各种自组的讨论会、读书组，一度也沸沸扬扬地要发理论五代宣言，建符号学小组，故作潇洒、实则勤奋地尝试操练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到了1989年，我们终于在曰“中国电影文化中心”的注册机构下，集结起相当可观的阵容时，那个时代已即将落幕。我们未成形状的努力，也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的青年学子乐于加盟我们的工作。今日各类学术江湖的大佬们仍热衷回忆那段奇特的“触电”的时日。私下里，我们的确洋洋自得、乃至得意忘形的是，当文坛当红的关键词还是“主体/subject”、向往“自由意志”之时，我们已满嘴“臣服/to sbject”、镜像、意识形态批判了。尽管奕明、大丰和我开始被人们称为“学院三驾马车”，但奕明始终是我们之中能将理论表达得为清晰、完整而生动的一个。一旦付诸于写作，奕明则长于将理论融合于他独有的艺术感觉之中，文字间可以辨识出他的悟性、机智与他在日常里绝不暴露的细腻与敏感。彼时彼地，我们已耻于使用“同志”这个满印着时代刻痕、政治色彩的字眼，但我们三人组的确是“同志”——志同道合、意趣相投、极为默契。奕明与我知无不言，可谓肝胆相照；我与他情同手足，毫无保留。我知晓他的每个小欣喜、细忧愁，他会即刻告知遭遇到的任一种撩拨、陷入的各样式欣喜、愤怒或迷惘，包括种种情事。大家一起笑了，骂了，点评了，我会烧锅肉作为慰问或奖励。那个时代、也是那种年龄才有的一份真情。一句“咱老姐”，是他对我戏谑称谓，是对他人对我俩关系测度的澄清，也是一份默契亲情。
正是在我们的讨论之间，在沈嵩生院长无保留的支持之下，我们决定将狂想付诸实践，1986年，在极度的忙碌、奔走、热烈的争论与数量浩繁的阅读、翻译、资料整理、课程构想、教材设置……之后，我们分头倾全力投入了全新的电影史论专业的本科招生。我们坚持前往每个考区，每个考点，一个个的面试、遴选未来的学生，我们对这个“躁动于母腹中”的“胎儿”，可谓殚心竭力。此时，我甚至全然无感于自己的健康正全面崩溃。对我连续不断的咳声，奕明的玩笑出自鲁迅：“小栓子，还是咳？还是肚饿？”我则据自己急剧消瘦而食量惊人的事实报之以老舍的“台词”：“‘肚肚，你又饿了？’兄弟，捎俩馒头来！”肺结核，是我们之间的常规玩笑，直到有一天，惊恐地获知那是已发生在我身上很久很久了的事实。原来，这不只是历史，不只是小说上、字面间的疾病……奕明送我前往病院(尽管日后他会戏称为：目送我“锒铛入院(Yu)”，并假意哼唱起《戴手铐的旅客》的插曲)，他也是探视多的友人之一。那是1987年的夏末。我们的个电影理论班即将入学，我们狂想中的电影学就要揭幕。在陡临的死亡威胁面前，这一切对我突然变得如此的遥远，奕明和大丰合力承担起我原本承诺了的新专业的教学与管理……
病后近乎懒散的日子里，是朋友们间更亲密的时日。我遭遇坎坷，情绪低落，陷入沮丧之时，奕明会因信上一句：“少年不再，何言壮志？”提前结束探亲赶回北京探问；奕明大婚，我出让学校“分配”给我的一间筒子楼宿舍，为他张罗电器“指标”。我们面临诸多现实纠葛、人际困惑，常常是大丰以长兄的身份代为宽解，并一言定局。彼时彼地，我会允许自己通常因惧怕失望而回避的念想萦回心头：这就是一生的朋友了吧。老来择邻而居，品茶倾谈，笑骂间一起走向终了……。绝不会想到有一日会成陌路……
当我于彼时遥远的结核病院中悄然地治疗并奇迹般开始恢复之时，中国正经历着加速度的激变。度商业化大潮涌起，轰然间打湿了人们的脚踝。“欲念浮动”——罗布格里耶这部影片的片名是彼时我们喜用的比喻。我们观察，我们分享，我们调侃，笑而拒绝；我们寻找新的理论资源，重新定义自己的位置。《雅努斯时代》便是那个时期一个细小的印痕吧。我们先热烈地讨论，无保留地贡献各自的观察和观点，再角色扮演，分配每个角色的“台词”。犹记得“雅努斯”——罗马双面神作为时代的命名，出自奕明，出自他的西方古典修养。那时我们尚未“结识”本雅明，尚未获知他对此更贴切、更精彩的叙述。在追忆的视野中，莫名地，总觉得奕明的生命和本雅明的陈述间有某种连接和共同频段。还记得，1988年，《电影艺术》编辑部在卧佛寺召开“中国新电影”研讨会，盛况空前，海内海外、圈内圈外，纵谈阔论、唇枪舌剑；《红高粱》、《孩子王》之后。“第五代”终结。城市电影。……我接手了理论87班的教学和管理，立意不守电影学院的游戏惯例，自立“国中国”。和奕明总是默契配合。
再后来，八十年代终结的剧目：“知识对决权力”。我们未能将自己的犬儒姿态“坚持”到后。九十年代的开启，重而静。突然到来的沉寂里，我们送出了电影史论专业的个毕业班，以无数的表格、手续、和“用人单位”的无数面谈，目送我们私下里称呼的“亲儿子/女儿”在一个水土不甚相宜的年月入行。新一级学生入学，奕明接替我，做了班主任和主讲教员。我们深知，一个新时代将临，细听时，似可听到天边外新时代走来的隆隆之声。我们在一份陡临的急迫感中写作。奕明的《心香》解读、我们在《当代电影》上一组的“再解读”，我自己“斜塔”与“断桥”，都写作于这一时期。然而，我们对正在走来的新时代的诸般想象，都与将海啸般扑来的现实没半点相像。在这大时代的转角处，我自己的个人生命悄然转身。大约未曾预期的是，我们曾共有的情感与社会共识在转变袭来之际轰然瓦解。曾经在撕裂般的剧痛中意识到，我与奕明极为相像，我们都极度敏感、有些悟性，做事、做人有失宽厚大度，通常决绝，，有时甚至偏执。我们还年轻时，并不耻于直视自己内里的脆弱——因此深爱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在看似坚硬、不轨的外壳下，那份脆弱和柔软，反倒是我们免遭坠落的“依凭”。我们，或者说我，都多少忽略了彼此间的不似：性别的差异，准确的说，是社会对不同性别的心理形塑与索求；面对冲击和魅惑时的反应模式：于我，是在冲击面前更深地蜷缩进自己的壳里，执拗地守着自己的选择；于奕明，则是打开，迎上，或弄潮、也许是遭裹挟而去。那时，奕明家族遗传的戊肝发作，但这也没有能改变他回应大转折时代的方式。而我对奕明骤变的反应，终令我们无言反目。彼时大丰在美，一切终于难以回转。及至1993年，我艰难地决定辞别学院时，万般不舍中，彼此间竟未置一词。
道路自此岔开。时有关于奕明的消息传来：他参与编剧的电影上映，他创作的剧本搁浅，他再度入院，离异，再婚。他出入于各类创作会、策划会……，他在香港或台湾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竟再未偶遇或相逢，再无只言片语的交流……
记得那个灰色的清晨，我正后清点行装，准备启程前往台湾的学术旅行，电话铃响，冠平告知了奕明已入弥留的消息。尽管在大时代的拐角处、在个人生命转身之际，我和奕明已渐行渐远、几如路人，冠平累且痛的声音仍如炸雷。他不能……在这个年龄……我僵直地抓紧电话，蓦然奕明戏谑的声音不合时宜的切入：“急啥？四十岁是一个学者成熟的年龄。有日子呢。”他不再会拥有他的四十岁，他要去了……。仍是拉起箱子，到机场去，等待我的，是绵延的日子，异地他乡的偶遇，在学院开启的思想与学术之旅……。我没有送他。……
在此书的目录中，读到大丰后记的标题：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准确、唤起我某种痛感。奕明无疑是时代之子，他与自己的时代同进退，他以文字书写自己的时代；他也是所谓的“时代儿”，他分析时代的症候，也携带时代的症候，甚至终以生命偿付了时代。也是冠平告知，奕明后请妈妈带他回家。不知他是否已安睡于四平的黑山白水之间？这本迟来的文集，也是一座坟吧。不仅是生者的心香，也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记述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201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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