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简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37723
**套系统精解中国围棋古谱的系列丛书，三年陆续出齐，是对中国围棋智慧的总结和提升，给围棋专业、人士、围棋爱好者的精品珍藏礼物。中国围棋古谱很少有人系统诠释，陈祖德以一人之力，将*精彩的中国围棋古谱系统精解，让今天的围棋界人士顺畅了解和学习中国围棋古谱，是独一无二的重要工程。
《黄徐对子谱》所载，系康熙年间大国手黄龙士，与继他而起、称霸棋坛长达三四十年的徐星友之间的分先对局谱，凡七局。龙士棋风幽远、细密，一直以来是星友棋艺养成的领路人，在这七局中，依然扮演着上手的角色；星友的棋风浑沦融和，恬淡正派，在本书中也有充分展现，但在力量上明显逊龙士一筹。二人间对局数量虽少，质量上亦有存疑，但二人作为清初*代表性的大国手一级，这些对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后人不可不书，亦不能不加以珍视。本书适合围棋界专业人士、围棋爱好者等。
《黄徐对子谱》
总序 吴清源 壹
序 常振明 叁
推荐序 中国流，大格局 吴远之 伍
自序 陈祖德 柒
第一局 〇黄龙士 ●徐星友
第二局 〇徐星友 ●黄龙士
第三局 〇黄龙士 ●徐星友
第四局 〇徐星友 ●黄龙士
第五局 〇徐星友 ●黄龙士
第六局 〇徐星友 ●黄龙士
第七局 〇黄龙士 ●徐星友
后记
后 记
黄龙士、徐星友之间的分先对垒，在后人眼中看来，这应是当时棋坛的一大盛事。因为黄、徐二人，是相继而起、称雄棋坛的大国手。两人年龄相近，棋力相若，而棋风截然不同，这番碰撞，想来为不少棋家所乐道。
谈论黄徐，总绕不开他们之间的那桩公案，那就是龙士方当中年，为何会忽然下世，这与徐星友有无关系？由于过世的原因缺乏明确的记载，后世传之纷纭，企图来推测当时的情况到底如何。
首先要明确的是，黄、徐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可以从徐星友的棋力长成推而知之。徐星友年长黄龙士七八岁，据现有的记载，他似乎一直在黄龙士的磨砺之下，才最终成长为国手一级的——从四子进至三子，由三子而血泪篇，由血泪篇一跃而为对子。他们之间对局数量如此之多，我们虽不能排除黄龙士提携后进的雅量，但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厚，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因为这一层，谭其文在其《弈选小传》中说，星友受龙士三子（当指“血泪篇”）后，足不下楼者三年（苦学深思，钻研弈道），由是深嫉龙士（因为深入的研究，更明确了自己的才能不及龙士），因延龙士至家，供奉备至，阴使恣情声色，不数年，龙士以瘵卒，而星友遂为第一矣。
这是谭先生一家言，可为传闻轶事，听风而不萦怀，但我认为不宜武断地采为信史。其中诸多疑点，留待稍后叙述。但“延龙士至家”，或许给了我们某些提示，即本书所评之黄徐对子谱，极有可能发生在杭州的徐宅。而且，在此数年之间，他们间对局之数量，也决不止我们今天所见的六七局之数。
于是，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疑问。那就是以星友之财力，可以对龙士供奉备至，而独不能在对局时一一记谱，在龙士生前或逝后，进而把他们间的对战之局全部刊行吗？星友败于程兰如，南归杭州，发愤著书，从许多棋局中遴选出六十四局，抟成《兼山堂》一书，可见徐氏藏谱甚丰，资料不乏，甚至可以追溯到龙士十七岁时挑战盛大有之谱。年代如此久远的棋谱尚且留存，则现今流传下来的，不过一鳞半爪的黄徐对子谱，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是星友的败局过多，他要讳败为胜，还是到星友辑录《兼山堂译谱》时，棋谱已颇多散佚？个中的原因，今天的我们已微茫难求。
另外，从龙士、星友在黄徐七局中间表现出来的功力，我认为此时的星友与龙士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不足以当分先之棋分。所谓分先，对局双方必要旗鼓相当，胜负持平。而在黄徐七局中，龙士却是对星友取得了压倒性的战绩，则星友如何能大言炎炎，与龙士分先对垒？这是不合常理的。因此据我的推测，这里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龙士在星友家中，一住数年，受到了星友的盛情款待，龙士既然感其情意，便不能不在棋分上予以优容。
黄徐对局中，龙士还出现了不少与他水平不相符的疑问手，甚至有一局，我非常怀疑是时人的伪作。以龙士的水平和境界，独步天下，在一局棋中连续下出疑问手，这是很不可解的。那么，这就要考虑龙士对局时的状态。是正常竞技的状态，如弈乐园三十局挑战霸主周东侯那样，鼓足斗志，精益求精，还是在酒酣的状态之下，任意为之？如果这七局棋对局双方的记录确信无误，我则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某些棋局很可能是在宾主觥筹交错，尽情欢饮之后，信手挥洒的涂鸦之作。这样的棋局，当然不能代表龙士的真正水平。限于资料，我不得不把黄徐七局全部评讲，但有些棋实在碍眼且令人痛心，这一层还希望读者能够体察一二。
关于黄徐间的公案，黄俊先生在《弈人传》中，曾对徐星友之为大名所累，横遭诬蔑，表示了一些不平，并作了一番澄清和辩护。我们今人以棋见人，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星友的棋路如此中正平和、闲淡大方，似不能有如此歹毒之心肠。
黄俊先生说，康熙六十年，青少年时期的范西屏、施襄夏，随师俞永嘉一同拜谒长者星友。星友时年七十余，授范施三子，极倾爱之，出《兼山堂弈谱》以赠。星友同时人翁嵩年说，余自髫龄（指代幼时）与星友交，晚岁落拓，往还更密，乐数晨夕。不独技艺精也，道气迎人，迥出尘俗，绝无浮夸矜胜（自矜其胜。自己宣扬自己，洋洋得意）之习，以表异于众，不求名而愈著。以嵩年对徐星友的亲身了解，如此称赞星友的美德懿行，发自内心地佩服于他，我们后人，就不难推断出星友到底是何等样人。以他的忠诚和蔼，怎么会因为围棋这样的“小技”而刻意陷害龙士呢？因此这种传闻，必定是出自后世的小人，以利己害人之心度君子腹，甚至于不惜污蔑星友，来逞他一时议论之快罢了。黄俊接着说，能善诱逊己者（能循循善诱水平不如自己的人），必能敬爱胜己者。弈家积习，类好抑人扬己，刊谱时必掩其败而著（彰显）其胜。但是看星友的《兼山堂弈谱》，对龙士“推挹备至”，怎么会是忌刻的人所为呢？也许是龙士去世后，星友以国手名者四十年，有忌妒他的人故意说出这些话来污蔑他，久而久之，“沿讹过甚”（谬论沿习，远过于事实本身了）。因此黄俊为之辨正，认为“人以技重欤，技亦以人重也”。
以上，黄俊从人品与棋品两方面，辨正星友不能如传闻一般加害龙士，读来是颇有道理的。
另外，从一般的事理上推测，如果当年星友处心积虑要加害龙士，则传言汹汹，把他作为第一嫌疑人时，他似乎不能不出头，作某些辩驳，以示立身很正，于事无涉。星友无辩驳之词，或许反证了在他在世之时，并无什么流言；也可以说，当时并无其他人等，对龙士之死提出什么质疑，可见事实本身，在当时并无可疑。虽然龙士中年过世让人沉悼，哀其才能，但以清代康熙时期的治疗条件和平均寿命，这似乎又不是不能理解的。（嘉道时期的国手陈子仙，据周小松的回忆，是因痢疾不治，旬日之间就突然去世了，时年五十余。这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星友在《兼山堂译谱》中于龙士的棋艺推崇之至，也可见他胸中坦荡荡，并无后世传闻中这许多丘壑。
龙士著有《弈括》，康熙庚寅年，崇川吴时亮为之刊行。其原因大概是时亮曾延请龙士于家教弈，龙士因手授而付梓。但此书流传似不甚广。嘉庆间游艺居士重刊，并序云：“近世谈弈之书，首推施定庵《弈理指归》、范西屏《桃花泉》，骎骎乎家有其书乎。独怪施范与程梁并称四家，皆导源于黄子龙士，施范著作盛行于世，而龙士《弈括》，外间知者颇少……龙士此编，涵浑淡泊，一切转斗攻劫之道，引而不发，而神明变化，已莫逾此，洵所谓百家腾跃，尽入寰中者……后学舍此不求，遽从事于《指归》、《桃花泉》二书，何异论诗者诵李杜（李白、杜甫）而遗陶谢（陶渊明、谢灵运）？”等等。
邓元鏸赞龙士曰：“范施后起而最著，周黄实为之先声，周即东侯，黄即龙士，并称绝艺，擅名国初。龙士用思尤密，深入奥筊，别具聪明。神乎其技……妙极自然。空灵变化，出死入生，试披对局之图，尽是惊人之作，可谓得未曾有。然则龙士之弈，上掩过周，下启施范，为有清一代弈家之正宗矣。”
徐星友所著《兼山堂弈谱》，兼容并包，于棋理亦有深刻之阐发，施襄夏评为“弈学之大宗”。二“宗”互现，正如棋史上龙士、星友先后光耀。壮哉斯人！
最后，还有一些心曲想向读者陈说。黄徐对子谱总共才七局棋，无论如何，数量是少了一些，这是一件憾事。但作为清初最有代表性的、垄断棋坛时间最长的两位大国手，如果没有他们的对子谱，那将是更大的缺憾。我想，先人既然给我们留下了这珍贵的七局棋，即便数量少了些，质量也有存疑，但至少能给我们更好地研究和参考，提供了一个基础。至于书中的某些推测之语，是我个人的观点，欢迎读者提出不同的见解。
总序
吴清源
我的助手牛力力从中国带回了祖德先生的消息， 得知他正在研究和讲解清朝的古棋，
这令我十分喜慰。
回思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川端康成先生的对话， 我曾比较过中日两国在两三百年以前围
棋发展的盛况。那时的日本围棋， 在德川幕府的治下， 出现了划时代的名人———道策， 他的棋力超群， 有“十三段”的美誉，更创制了“道策流”， 开启了近代布局的先河， 可以说是棋界了不起的大人物。
但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 中国的座子围棋， 也达到了巅峰， 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
中国围棋最强的时代， 就是在三百年前左右的乾隆时代。当时的中国，名家辈出，其中更有像黄月天（龙士）、施定庵（襄夏）等超群拔俗的强手。但两国的翘楚，道策先生以及后起的丈和先生，与清朝的黄月天、施定庵、范西屏三位棋圣， 并没有在盘上一争短长的机缘；道光、咸丰年间，争夺名人碁所失利的幻庵因硕， 曾有意来华，与当时中国的大国手周小松切磋棋艺，然也因海路不通而作罢。但清代大国手的棋力，我以为是到达了非常了不起的程度的，应相当于日本的名人一级的水平。
我是根据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棋谱集， 而得出这一判断的， 五十年前我对川端先生如是说，时至今日， 我仍然抱持这样的信念。
但清朝并没有幕府将军为棋士提供禄米， 也没有“名人碁所”、“御城碁” 这样严密的
制度作为支撑， 而只有贵族或富豪不定期主办的棋赛， 中国顶尖的名手， 于是依赖悬赏的奖金获得收入。
在康熙时期， 黄月天独步天下， 没有人能和他相抗衡；到了乾隆年间，则是施定庵与范西屏两人并立的时代。“但是不知何故，两雄之间的对弈局数很少，全部不过十二三局而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富豪所举办的十局赛， 这十局棋被称为千两之棋； 也就是说，一局就相当于一百两的价值，而当时的一千两，以今天的价值来看， 应该相当有一千万元（指上世纪50年代的日元。———编者注）吧？此二人就可以说是相当高强的专家棋士，并且一生就是以围棋为职业而持续地下棋。”
“其中还有名为‘血泪篇’的黄月天与徐星友之对弈谱流传于世。徐星友当时虽然已号称国手等级，但是其棋力还是比不上黄月天，两者当时的局差是先二左右，但是黄月天却说实际上可以让徐星友三子， 于是徐星友非常愤慨，真的就和黄月天下受三子的十局赛。当然，最后这个十局赛是黄月天输多胜少，不过还是有几局棋是黄月天漂亮地获胜， 所以被称为‘血泪篇’，是非常精彩的名局。”
但到了清朝的末年， 中国的围棋水准急剧地衰退， 到达了谷底。我的老师顾水如先生、
汪云峰先生， 与中国最后一位大国手周小松， 可能要以“先二” 的棋格才能与之相抗。此后，中国围棋的水准慢慢回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达到今日的光辉兴盛局面。
中国清代的围棋， 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既有清末中国围棋急剧衰落， 在一般人心目中
造成了中国古棋不如日本围棋的深刻印象， 又有那时的战法， 与现代的围棋大大不同的原
因。因为， “即使看了乾隆时代的古谱， 也无法应用到现代的下法中， 因此不受到重视，
也很少被拿来研究”。
但围棋的玄妙、幽深， 又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局所能勘破。三百年前的下法， 在今人
看来， 已经有了不甚满意的地方； 三百年后， 后人看我们今天的棋， 是否也会抱持同样的看法？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以事理推断，明矣。
祖德先生发思古之幽情， 整理国故， 他的着眼点， 想来也在此处。此举善莫大焉， 于
是欣然草文， 以为响应。
序
常振明
祖德先生的“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 交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是文化界、围棋界的一件盛事。
我与祖德先生的交谊已经有几十年了， 因为在入读大学以前， 我曾经是北京市的一名
专业棋手。在棋上， 祖德先生是我的前辈， 在国家队一起训练或比赛时， 我常有机会向他请教。在年龄上，祖德先生长我十二岁，温文尔雅，待我如同兄长一般。我在棋界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这一段浓厚的记忆， 常常令我回味。
那时候， 我们的国家队基本上还是以日本为师， 耳濡目染的是日本棋界所开发出来的
下法， 如小目的定式， 木谷实与吴清源的新布石， 运筹布子讲究棋理和棋形， 等等， 并且在棋手中间，有一种赶超日本的气氛，于是，对我们的前辈， 明清时代的国手所遵循的下法， 当时并没有余力过多地涉猎。
但是从2005年起， 我们的年轻棋手常昊、罗洗河、古力，包括中信北京队的孔杰等，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的佳绩，从顶尖棋手的层面以及整体厚度的层面， 可以说， 我们不仅超过了日本，与以前的“苦手” 韩国相比，也占了一点上风。在这样的形势下，回过头来研究古代围棋， 从我们的古谱中汲取营养，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确是非常好的时机。
唐太宗曾经说：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历史这面镜子， 不仅记载了过去，从中也可以推知未来。像我国的古代围棋，经历了魏晋、唐宋，到明清时达到了顶峰， 但从清末至民国， 随着国势的衰退，围棋的水平也大大地倒退。只是在新中国，由于陈毅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提倡，围棋才重新步入了兴旺的局面，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回到了我们的祖先曾经达到的“盛世景象”。抚今追昔， 令人感慨。
围棋的盛衰、兴替， 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里边起作用？ 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 叫做“国运盛， 棋运盛”，说的是外部的环境，国家的繁荣，是围棋事业兴盛的主导条件； 另一方面，棋手们是否有开阔的胸襟、前进的动力，乐意于从方方面面汲取养分的谦虚态度，我以为也是重要的内部因素。
围棋是我们的国粹，凝聚了先人们杰出的智慧。对它的继承和发扬，是我们每一个热爱围棋的人都无可推卸的责任。中信集团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着围棋事业的发展以及围棋文化的传承。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第九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中信集团曾给予了一定的资助。在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创办之初，中信集团组队“中信大三元”，连续四届参加了比赛。2009年，中信集团再度与北京围棋队联手， 更名为“中信北京队”，重返围甲的大舞台。此外，对于围棋团体的成长、青少年棋手的培养，中信集团也曾稍尽绵力。
中信出版社以前曾经推出过吴清源大师的作品，如他的自传《中的精神》，以及他的棋谱选集《人生十八局》等，获得了一些好评。这次与祖德先生携手，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传统文化———明清时期的古谱，制作一个大系列， 以此来传承和发扬国故，也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可。
自序
陈祖德
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
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人们经常提四大发明， 其实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发明创造
何止这四项？ 譬如围棋，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围棋的历史悠久，远远早于四大发明，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四大发明固然了不起，但只是我们比其他民族先走了一步，如果我们不发明，其他民族早晚也会发明。唯有围棋， 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 那么，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
围棋深奥莫测、变化无穷。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发明围棋， 数千年后的我们， 怎么
想都想不明白， 都觉得不可思议： 先祖有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智慧才能发明围棋？ 难怪有人认为围棋是外星人发明的。
还有不可思议的是， 历史无情， 只要跟不上历史的发展，不符合时代的节拍，历史必然将它淘汰。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不知淘汰了多少东西。多少文化艺术才短短二三百年的历史，如今已无以存矣，或者是需要保护需要抢救矣， 偏偏围棋越活越年轻。
围棋的历史悠久， 远远早于四大发明， 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
围棋历经数千年， 非但没被淘汰没成为老朽，相反，如今生机勃勃、热力四射、阳光灿烂。今天的围棋，在国内有长江后浪推前浪般的汹涌的爱好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爱好者；在世界上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所喜爱。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艺术却绽放出无比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最不可思议的。
我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文人墨客都会下围棋，其中有很多对围棋情有独钟，甚至痴迷。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有关围棋的诗词赋文以及趣闻轶事。历朝历代对社会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群体，可能在交往和游戏间，就肩负起了围棋的薪火传承。
魏晋唐宋时期我国的文化艺术包括围棋蓬勃发展。围棋本身具有文化性和竞技性两个主要方面，而我国古代社会重视的主要在精神层面，好像觉得看重竞技看重胜负似有悖文化艺术的清雅脱俗。苏东坡的名言“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是对胜负的一种洒脱，也是当时的一种人生态度。
我国古代围棋水平真正的提高是从明末开始， 至清康乾盛世达到了无限风光的顶峰。
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国运盛， 棋运盛”。
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
康乾时代， 棋坛人才辈出， 强手如林。令人可喜的是， 留下了大量的棋谱和各种围棋著作。
但同时我又感到遗憾和痛心，因为这之前留下的围棋史料太少太少。围棋最早的古谱是宋本《忘忧清乐集》，其中有三国时代东吴的孙权与吕范的对局，但这张棋谱的真假无从考证。
围棋在春秋战国时已相当普遍， 孔、孟曾多次提及围棋。但春秋战国时的围棋究竟怎
么样？ 孔、孟的围棋又下得如何？ 想看到竹简时代的棋谱无疑是种奢望。
然而秦代有了篆书，尤其是汉代有了隶书，文字已发展到书法艺术，当时留下围棋的棋谱应当是有可能了。但历代那些酷爱围棋的有名的君王、士大夫以及大诗人、大才子，如汉高祖刘邦、曹操和曹丕父子、梁武帝萧衍、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宋太祖赵匡胤、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以及他的大将徐达和大臣刘伯温等等，还有杜甫、杜牧、白居易、王维、刘禹锡、李商隐、韩愈、陆游、文天祥和王安石、黄庭坚、苏东坡等家喻户晓的文坛北斗，他们为围棋留下了丰富的传闻和诗文，可就是未留下一张棋谱！这给人留下无限想象和无穷遗憾！
我们的智慧而潇洒的先人呵！ 难道是历史太悠久了， 反而不懂得历史的价值？ 难道是文化太丰厚了， 反而不珍惜文化的遗存？
不要说棋谱， 就是棋具， 远的不用说， 就说最后一个王朝———清代， 围棋如此盛行，可我却从未见过清代的棋盘棋子。
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中，珍藏着两副唐朝皇帝赠送日本的棋盘棋子。棋盘由上好的紫檀木制作，棋盘的四周边上是精致的图案。对局双方可由棋盘边上拉开一个抽屉，其中各放着一个乌龟造型的棋盒。棋盒中每颗棋子均画有色彩艳丽的飞鸟。这两副棋具，材质优良、构思精妙、工艺极致，可谓美轮美奂，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怎么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棋具，如此超一流的工艺品？！望着这两副棋具，可以想象围棋在千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水平。
可是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能在异国他乡才能见到， 而在自己的祖国， 不要说千年之前， 就是百年历史的一般棋具都难以寻觅！
我国最早的围棋文献《敦煌碁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我多么希望能够在故国故土一睹！但再想想，《敦煌碁经》这部文献毕竟保留下来了。如果它不曾远渡重洋，依然在故乡， 那它的命运又会怎样？
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太多太多， 但我们失去了多少多少？
围棋有娱乐、教育、交流、健身等功能，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
新中国成立后， 围棋得到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心， 得以很快复兴。我国围棋界以赶超日本为目标，精诚团结，自强不息，水平急速提高。
围棋事业需要拿成绩来证明自己，人民大众需要成绩以得到鼓舞，祖国需要成绩来扬眉吐气。围棋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竞技性越来越突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忽视了围棋竞技性，而在这短短几十年中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竞技性当然很重要，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度，当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竞技和胜负上，自然， 文化性被忽视、被冷落、被遗忘， 甚至被淡出。
现在我国有很多孩子学围棋，不少孩子的家长为了把自己的宝贝培养成常昊、古力这样的世界冠军，大人孩子付出多少代价，使快乐的围棋变得那么的沉重。在北京集中了全国各地那些非常聪明优秀的小棋手，很有些孩子甚至宁可学业荒废，或者连小学都不上，只是希望成为职业棋手。这似乎是围棋的盛事， 但总令人感到不是滋味，这是围棋事业发展的一个异化现象。
围棋与生俱来地是多功能的。首先是娱乐功能， 围棋充满着乐趣， 魅力无比，能叫人乐此不疲，忘乎所以，用现在的流行语叫“乐活”。围棋有教育功能，围棋好的孩子数学一定好。围棋的核心是阴阳，充满着辩证法，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围棋所包含的哲理可运用到方方面面，可提升境界，启迪人生。尤其通过学围棋能使孩子的素质全面提高。围棋有交际功能，围棋有个别名叫“手谈”，下棋即交流，可能得到终生的好友。纹枰手谈心领神会有利于和谐社会。日本的“围棋五得”，头两条，即得好友、得人和。围棋还有健身功能，围棋能使大脑得到很好的锻炼， 益智健身，下围棋的人大多长寿，我还未听说过下围棋的人患老年痴呆症。日本“围棋五得” 的最后一条，即是得天寿。
古人还创造出无数优美动人的围棋诗词赋文。当代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一本《围棋文化诗词选》，其中不少古代围棋诗词佳作，但我深信这只是历史上的一小部分。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围棋，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无穷乐趣！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现在的社会功利性过强，这种功利性有意识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棋手。如研究棋谱只看重韩国一线棋手的对局，日本的棋谱已不屑一顾，更何况我国的古谱。很多棋手根本没看过我国的古谱，恐怕连古代那些大国手的名字也全然不知。
要知道中华民族有多智慧吗，围棋古谱告诉你。
围棋水平的等级分为九段， 这源自于日本， 而九段的等级无疑来自于我国古代的九品。我国古代围棋的等级和官员一样，也分为九品，一品最高，九品居下。每个等级又有其很雅的名称，一品曰入神，以下分别是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多么有意思。古人给围棋取了很多别名，以形状命名的是方圆、纹枰，以颜色命名的是黑白、乌鹭。在晋代又给了围棋不少雅号，如手谈、坐隐、烂柯、忘忧， 围棋太有趣、太吸引人，故又将围棋称为木野狐，等等。
唐宋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刘仲甫写的“围棋十诀”、“棋经十三篇”， 享誉海内外，至今常被人引用，说明其含义之深刻，影响之巨大。
清代留下了很多精彩纷呈的棋谱。古代的下法与现在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古代对局双方先在对角放上座子，此外要还棋头，即多一块棋多还一子。这两条决定了与现在下法上的差异。但棋理相通， 技艺无异，我们研究古代棋谱，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而且可让我们欣赏古代优秀棋手的才华，他们构思的巧妙、计算的精确令人折服。清代的围棋国手众多，每人风格不同，各有所长。最突出的是三位大国手，他们是康熙年代的黄龙士和乾隆年代的施襄夏、范西屏。他们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在围棋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古代围棋的巅峰。
有人可能会拿现在的棋理、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评判他们，感到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因而取否定态度。但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是片面的。不同的时代不能这样比较，正如不能拿吴清源同李昌镐相比较，正如再过数百年，或有人会指责今天的棋手这样那样的不足或不明棋理， 因此否定今天的棋手，这又公正吗？
明清的围棋国手众多，又传承了大量的棋谱。虽然有棋谱，但从未有人系统地评注。我曾出过一本《当湖十局细解》，仅此而已。把古代国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最精彩的对局有系统地评注讲解，以此介绍给当今社会，这项工作工程很大， 但又必须有人去做，不做对不起我们的先人， 也对不起今人，对不起当前蓬勃发展的围棋大好形势。
前年，我曾在天元围棋频道中讲解了一些古代国手的对局，越讲越感到有必要将这些古谱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终于决心挑起这副重担，这副担子可能要压我多年，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
吴清源先生得知我要从事这项工作， 特意从日本发来长文，表示对我的支持。吴先生是我所景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棋士，他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写下这么多的文字， 我既感到愧不敢当，又感到莫大的鼓舞。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云南大益茶业集团的董事长吴远之先生，他不但将大益普洱茶办成我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茶企业，而且他把那最大和最好的决心，投向了慈善事业，投向了文化事业。我目睹了他那云南大益爱心基金会这些年来所做的善事，我觉得大受益和大感动！吴先生知道我要出一套古谱大系， 鼎力相助，使我能安心地一步一步走进古谱。
我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该出版社隶属于中国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多年来与围棋有不解之缘，对我国围棋事业作出很多贡献。现在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常振明先生年轻时是围棋高手，参加过不少重大比赛，并取得过出色的成绩。他对围棋的理解和热情使我决心并放心地将此书交给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曾出版过数本吴清源的书籍，很获好评。我相信这次和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最后， 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助手程天祥和黎剑。我虽然已退休， 但工作依然繁忙，简直不亚于退休前，因此靠一己之力恐难以胜任，如今有了两位尽心尽力的助手， 天助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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