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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2503316
目.录
邱.勇
百年清华，人文日新（代序）I
阎学通
胡鞍钢
彭凯平
李稻葵
崔建远
谢维和
张小琴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1
阎学通专访：道义现实主义贡献中国学者智慧16
中国205049
胡鞍钢专访：高端智库是国家发展的瞭望者、谋划者、监督者70
求解幸福91
彭凯平专访：我为什么在中国推行积极心理学113
中国经济：新时代.新思维137
李稻葵专访：要把中国故事在经济理论上讲清楚167
中国房子中国法199
崔建远专访：民法里面有真善美223
大学之道拾遗249
谢维和专访：我愿终身做教育，挠到学生生命的痒处267
编后记293
百年清华，人文日新（代序）
——邱勇校长在“人文清华”讲坛的开坛致辞节选
欢迎大家光临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今天是2016年1月10日，我希望多年以后，我们能回忆起今天这个晚上，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我们一起见证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的启动。2016年清华大学将迎来105岁生日，在2011年清华大学举行百周年庆典时，所有清华人回望过去100年，我们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百年清华，百年辉煌。今天，清华大学已经进入第二个百年。站在这里展望未来，作为校长我想说的话是：百年清华，人文日新。
在时间的长河里，百年不算长。个百年和第二个百年之间，我相信一定会有延续，我也相信第二个百年和个百年相比，一定也会有变化。清华的第二个百年会变成什么样？这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共同去见证。但是今晚我想说，清华的第二个百年，一定会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
清华不缺人文传统，清华历史上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有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师。实际上，清华大学的“清”和“华”两个字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含义。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张九龄在一首诗里曾经这样写道：“清华两辉映，闲步亦窥临。”我想，他讲的“清华”两字，“清”是纯洁、安详的意思，“华”是茂盛、希望的意思。1906年，王国维先生在《人月圆·梅》中写道：“一声鹤唳，殷勤唤起，大地清华。”我想清华人一直希望有一个“清华两辉映”的校园气氛和文化，同时所有清华人胸中都怀有一种“大地清华”的理想。
今天我们正式启动“人文清华”讲坛，我们也期盼通过这个讲坛能够呈现过去20年、30年清华大学在人文学科方面取得的人文成就和思想成就。我们希望清华的学者在这个讲坛上讲人文的故事、人文的思想，并让这种思想穿透校园、影响社会！
（本文节选自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2016年1月10日在“人文清华”讲坛的开坛致辞《百年清华，人文日新》。）
守望与思索：人文清华讲坛实录Ⅱ
1
4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阎学通
阎学通
1952年生于天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总编、《国际政治科学》总编。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获博士学位。
1998年所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1999年《国际形势与台湾问题》获北京市优秀报告一等奖；2007年“国际关系分析”课程获国家精品课称号；2007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二版)获准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研究生推荐教材，2008年列入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008年《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获北京市优秀报告一等奖；2008年《国际关系分析》列入*“国家精品课程教材”，2011年列入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014年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4年至2017年连续入选爱思唯尔ESI中国高被引学者名单，也是至本书付梓前中国进入这一榜单的国际关系学者。
2018年1月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一、为什么讨论国际秩序问题
2016年国际社会出现了众多“黑天鹅”现象，尤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社会公众和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秩序变化趋势的讨论越加热烈。然而，人们对国际秩序的认识还不充分，国内外对于什么是国际秩序、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有什么区别、谁在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在讨论国际秩序的变化趋势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有关国际秩序的基本概念和影响国际秩序变化的条件及因素。
二、什么是国际秩序
1.国际秩序的定义是什么
国际秩序是指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的状态。在国际社会，秩序的重要标志是有无战争。没有战争，就被认为是有秩序；而有战争，就是没有秩序。比如战争中的叙利亚，就处于无秩序的
状态。
2. 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国际秩序由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制度安排这三要素构成。主导价值观是绝大多数国际成员接受的思想观念，现有国际秩序的主导价值观是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
国际规范是根据主导价值观而制定的约束国际成员行为的习惯、规则、法律等。比如，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国际社会形成了对政府合法性原则的共识，认为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具有合法性，而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政府没有合法性。拉美加勒比共同体的章程中就明确要求所有成员国应对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进行干涉，这一规则体现的是自由主义关于民选政府才有合法性的价值观。
当国际社会根据主导价值观制定了国际规范后，如果有人不遵守这些规范怎么办？这就得靠设计好的制度安排来惩罚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比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违反了联合国关于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规范，于是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议认定伊拉克破坏了国际秩序，并组织多国部队打击伊拉克，恢复了该地区的秩序。
通过上述例子可见，制度安排是约束国际成员遵守国际规范的组织机构及其权力分配。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规则体现了权力分配的制度安排。安理会由15个理事国组成，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而其他十个非常任理事国只有投票权而无否决权。
3. 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区别是什么
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二者的构成要素不一样。国际体系是国际行为体依据社会规则互动的一种社会系统，它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这三要素构成。国际行为体包括从事跨国活动的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体。国际行为体中大国的实力对比及其之间的战略关系形成单极、两极或多极的国际格局。国际规范是构成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一个共享要素，这个共享的构成要素往往是造成人们混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主要原因。
在同一个体系下，可以存在不同的秩序。比如机械表这类钟表体系，佩戴时走时准确，长期不戴则会走时不准，这就是在同一体系下可能有秩序也可能无秩序。同理，在不同的体系下，也可以存在相同的秩序。比如，电子表和机械表是两类钟表体系，两种表都走时准确时，表明在不同体系下都出现了有秩序的状态。
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古代的五服体系和现代国际社会的主权体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际体系。五服体系是一种等级体系，王城之外的诸侯国根据实力及距王城的距离形成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和荒服这五种不同的等级。而现代主权体系是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一种无规定等级的体系。在等级性的五服体系下，周王朝维持了几百年的有序状态，没有发生全体系性的战争。在平等的现代主权体系下，曾发生过“一战”“二战”这样的全体系战争。这组例子并不能说明等级体系和平等体系孰优孰劣，但可以表明：国际体系的变化与国际秩序的变化是两件事，国际体系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的有无。
4. 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的关系是什么
国际秩序中的制度安排和国际体系中的国际格局，也是人们常常混淆的两个概念。二者区别在于：国际格局是客观存在的实力分布形态，而制度安排是人为设计的权力分配。当然，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权力分配如果符合实力对比，则有助于体系的稳定有序。
国际格局的类型变化由位于顶层的大国实力对比及其之间的战略关系所决定，中小国家的实力变化并不会影响国际格局的变化。尽管我国一直提倡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但当前国际格局的现实变化却是两极化的客观趋势。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缩小，但中美两国却同时拉大了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实力差距。欧洲国家走向衰落，难以凑成一极。我在《历史的惯性》一书中预测，到2023年，中国将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超级大国。
国际格局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国际秩序的变化。当国际格局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单极、两极或多极格局时，国际社会就会相对有序。而当国际格局处于从一种格局向另一种格局变化的过渡阶段时，国际秩序往往得不到保障。这比较好理解，正如我们在工作中，按部就班时诸事有序，而遭遇变革时则会出现种种无序、不稳定的状况。
三、为何当前国际秩序不受欢迎
1. 为什么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不满意当前的国际秩序
对秩序不满是人的天性，对国际秩序不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秩序需要建立在人们的自我约束之上，但所有人都希望让他人受约束，让自己享受无约束的自由和有序，都认为秩序是被别人破坏的。国际秩序也是这样，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互相抱怨对方破坏了国际秩序。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它们抱怨的内容不一样。
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抱怨什么呢？它们抱怨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导致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两极分化。这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反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共同原因。
在国际层面，富国越来越富，并且富国与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来对比这一组数字：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生产出来的食物约40%因没有被食用而浪费；与此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目前仅在也门、南苏丹、索马里和尼日利亚东北部就有2000多万人面临挨饿和饥荒。G20成员的经济规模占了全球GDP的85%以上，剩下一百几十号国家的经济加起来还不到全球GDP的15%。而未来的趋势是，G20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国际层面的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
在国内层面的两极分化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想缩小与富人的差距越来越难。以G20的发达经济体为例：在日本，与2011年相比，2015年财富向富人集中的程度上升了3%，目前2%的人拥有全国20%的资产；在美国，3%的富人财富占全国总资产的比重日益增长，1989年这一比重为44.8%，到2013年这一比重已超过半数，上升至54.4%。现在特朗普执政采取大幅削减资本税的政策，这会加剧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
2. 国际秩序的哪些方面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反对
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具体表现是反移民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反建制主义兴起、英国“脱欧”等。发达国家是制定当前国际秩序规则的国家，它们制定出来的规则被认为是符合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的规则，但为什么在制定规则的国家内部会产生这些反对力量呢？
原因可能在于，自由主义化令发达国家的民众不满。自由主义走向的标志就是宣称其政治主张正确。因为政治正确，所以不能被批评；因为政治正确，所以不需要改革。无论多好的思想理念、多好的政治信仰，只要坚持政治正确不容批评，则必然走向，而走向则会导致社会反弹。比如在美国加州，考虑到同性恋群体心理性别与生理性别不一致这个特殊性，为了追求的性别平等而为这类特殊群体建造了“无性别厕所”。但男厕所、女厕所和“无性别厕所”这三类厕所同时存在，虽然政治正确，却造成了社会问题。信奉传统观念的父母们开始抗议，因为“无性别厕所”扰乱了他们对孩子的性别教育。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反对西方的双重标准，例如反对在分离主义、恐怖主义、自由贸易、人道主义干预等问题上西方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不能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只能被动接受，所以它们抱怨现有国际秩序不公平，反对不利于己的双重标准。
3.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受欢迎
所有国家都追求有利于己的秩序，但没有一个秩序能同时满足所有国家的需要。所以，一个受普遍欢迎的秩序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多数国家愿意遵守这个秩序中的规范；第二，少数不遵守规范的国家会受到惩罚。怎样做到呢？主流价值观使人们愿意遵守依据该价值观制定的规范，同时制度安排赋予国际组织或大国权力，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
就像交通秩序，如果大家都闯红灯，交通秩序就无法维持。大多数人能遵守交通规则是因为主流价值观倡导人们要行事合法。少数法律观念不强的人不遵守这个规范，这时就需要交警行使国家赋予的执法权来惩罚这些破坏秩序的行为。
四、哪些因素在改变国际秩序
1. 反建制主义兴起和特朗普上台
什么是反建制主义？反建制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反对自由主义精英，认为他们的想法脱离社会大众的需要；二是反对现行体制，认为技术官僚在决定国家的各种政策，这些政策使老百姓的利益受损；三是主张采取激烈的手段迅速改变社会，而不愿采取温和、渐进的手段慢慢地改变社会，比如英国退出欧盟、特朗普驱逐移民和“修墙”的计划都属于激烈的措施。
为什么反建制主义会动摇当前的国际秩序？反建制主义是西方国家内部产生的思想，它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挑战大于非西方国家价值观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是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主导下建立起来的秩序，制定的原则和规范依据的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现在，反建制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不愿遵守那些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原则和规范了。
特朗普执掌美国政府，使自由主义秩序的支柱不再支撑现有秩序了，这个秩序开始动摇。特朗普能够赢得大选，就是美国国内反建制主义力量兴起的结果。特朗普上台后，签署总统令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推翻奥巴马时期的气候政策等，这表明原先主导自由主义秩序的领导国——美国，现在开始带头不遵守自由主义的规范了。美国这个全球超级大国开始采取破坏秩序的行为，而其他国家还没有实力可以惩罚美国，约束国际成员遵守规范的制度安排变得难以发挥作用了。
2. 中国崛起
如果说反建制主义是当前国际秩序变化的内部原因，那么中国的崛起则是这个秩序变化的外部原因。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变化的影响，不是因为中国提供了某种新价值观去取代自由主义价值观，主动地改变国际秩序，而是由于中国崛起在客观上改变了实力对比，使已有的制度安排变得不合理，需要重新分配权力。比如我们看到，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先后进行改革，调整主要成员国的投票权份额分配，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的投票权份额上升，美国不变或小幅降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相应减少份额。世界银行和IMF有关权力再分配的改革说明权力是零和关系，你有我就没有，你增加我就得减少。建设国际新秩序就是对权力再分配，它与对责任再分配的全球治理是不同的。
WB与IMF关于主要成员国投票权份额的改革
国家
世界银行（WB）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改革前（%）
改革后（%）
改革前（%）
改革后（%）
美国
15.85
15.85
16.727
16.479
日本
7.62
6.84
6.225
6.138
中国
2.77
4.42
3.806
6.071
德国
4.35
4.00
5.803
5.308
法国
4.17
3.75
4.286
4.024
英国
4.17
3.75
4.286
4.024
我们前面在介绍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的关系时已讲了，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可能会使秩序出现一些动荡，但如果权力分配的结果符合客观的实力对比，实现责权相等，就会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特朗普现在的做法是要求减少美国的国际责任，但又不愿减少美国的国际权力，这样别的国家不愿意，也不利于维持国际秩序。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提出的口号是要承担与自己实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而责任的增加，也意味着相应的权力要增加。
3. 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上升
反建制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是相关联的。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恐怖主义全球化、污染全球化、贩毒全球化、走私全球化、疾病全球化等。当全球化允许人员自由流动时，就避免不了移民、难民、恐怖分子的自由流动；当允许资金自由流动时，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加。
当人们发现全球化导致的伤害甚至多于它能带来的好处时，就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逆全球化现象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表现是主权的回归，开始重新强调主权的重要性，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比如人权高于主权、区域合作等。所以我们看到：在面对难民危机时，一些申根国家违反申根协议，重新管控边境；英国要求退出欧盟，收回国家主权，觉得抱团取暖还不如单干有用；现在甚至连欧元也开始出现危机，一些欧洲经济学家提议恢复欧洲各国的货币主权。
五、五年内国际秩序走向何方
从总体上看，国际秩序将向不稳定方向发展。原因我们在前面已分别解释了，现在总结一下主要有四点：，国际格局处于从单极向两极过渡的时期；第二，全球化的负作用上升；第三，反建制主义兴起，美国减少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第四，现有的国际规范得不到有效执行，新的国际规范还未形成。
在安全秩序方面：，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将更加严重，美国作为霸权进入这一地区时带来了战争，当美国不作霸权从中东地区撤出时，这一地区的战争将会更多；第二，各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将更加坐大，国际秩序的动荡为分裂活动提供了机会。英国已经启动退出欧盟的程序；苏格兰也再一次启动全民公投的程序，要求退出英国；未来大的趋势是联合国还会有新的会员国加入，会员国数量会增加。第三，核扩散和反导系统的矛盾将更加对立，尤其在朝鲜半岛，朝鲜的核计划和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计划都很难被阻止。
在经济秩序方面：大趋势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上升，贸易自由主义从开始弱化。英国一家智库的数据显示： 2015年全球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为736个，较上年增加了50%，而全年促进自由贸易的措施数量却不及1/3。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美两国是世界和第二大贸易国，如果这两个国家打贸易战，对世界的影响会非常大。
在政治秩序方面：多种思潮在进行竞争，现在的趋势是主义思潮涌现，自由主义式微。为什么大家都很担心主义呢？因为思想上的必然带来行为上的，而行为上的必然会破坏国际秩序。如何应对呢？各国政府应首先避免提倡政治正确，防止思想走向才能防止采取的政策。政府抑制住本国的主义观念的发展，从而缓解国际社会中主义思潮的涌现。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想维持现有的秩序完全不变，这基本是做不到的，因此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是：我们既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也是改革者。而新的秩序是否会比现在更稳定，现在也没人能知道。所以我们只能顺应历史，在秩序的过渡阶段采取理性政策，让我们能以相对平稳的和尽可能少的暴力和战争方式过渡到新的国际秩序。
问答
世界中心将从欧洲转向东亚
观众：2017年3月29日英国将正式启动“脱欧”程序，请问未来的英国和欧洲关系如何，欧洲还会是世界的中心吗？.
阎学通：英国“脱欧”实际上反映出欧洲国家抱团取暖的方法已经被它们自己否定了。因为这种抱团取暖的方法现在既解决不了集体对外的矛盾，也解决不了它们集体内部的矛盾。
世界中心将从欧洲转向东亚。东亚地区目前已经有了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再加上韩国、东盟，这个地区的GDP总值已经超过了欧洲，此外这个地区的国防开支也超过了欧洲，未来这个地区还将有越来越多的东西超过欧洲。所以大趋势是东亚将成为世界中心，欧洲将走向衰落。这意味着，美国对东亚的重视程度将超过欧洲，今后美国在东亚防范中国崛起的考虑会更多。
（本文根据2017年3月27日阎学通教授在“人文清华”讲坛的演讲《未来世界 谁主沉浮》整理而成。）
阎学通专访：道义现实主义贡献中国学者智慧
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使我崇尚学术
张小琴：阎老师，您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是吗？
阎学通：对。我父母、姑姑、大爷、舅舅、姨妈都念过大学。
张小琴：这个对您有什么影响？
阎学通：从心理上来讲，这个家庭环境，决定了我把学术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有价值。我小时候读书非常一般，我认为我当不了教授。我从来念书都是中等，一直到博士，念书在班上都是中等生。
现在当了教授才发现，小时候读书好的多数当不了教授，特别是这个文科，很有意思，能够在学术上面有成就的多是能够长期坚持的人，并不一定是特别聪明的人。
张小琴：您小时候性格是什么样的？
阎学通：我小时候特别老实。我认为自己是特别普通的一个小孩，什么事也不可能比别人强，连戴红领巾都很晚，差不多全班1/3的同学都戴了，还轮不上我。
九年知青岁月锤炼了顽强的生存意志
张小琴：我们现在看您敢作敢为，说话也很大胆、直接，这种改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阎学通：人是变化的。我的变化是在黑龙江，是那种特别残酷的生活环境把我改造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能上学，我连初一都没读完，后来16岁去了东北建设兵团。十几岁的小孩在农村，不念书，打架捣乱成为生活中的家常便饭。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批斗和武斗死了不少人。在那个环境下，我出身不红，如果再像原来那样老实就得天天受欺负。
张小琴：你们刚到黑龙江的时候，艰苦到什么程度？
阎学通：我们刚到的时候，没有宿舍，没有床也没有炕，在地上睡觉，铺上稻草，睡在牛圈里。夏天牛圈里有一盏灯，但只能看到蚊子，看不见灯泡，蚊子就多到这种程度。
张小琴：我们看到很多描述，知青去插队，有的豪情万丈，有的很沮丧。您当时是什么状态？
阎学通：我什么想法也没有，不按学校安排走不行，我也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当时我们绝大多数人有一个误解，以为是下乡去农村劳动，多两年就回城，没曾想到了兵团就不许走了，要我们扎根农村。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辈子没希望了。
张小琴：没有经历什么豪情的状态？
阎学通：哪有豪情。那个时候争取到医院开个病假条，不下地干活，晚上吃一碗病号饭、一碗面片，就觉得很幸福了。
张小琴：您在黑龙江这九年，觉得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
阎学通：深刻的一个体会，这一代人经历了艰苦的生活以后，就认为世界上没有我们克服不了的苦难了。
想一辈子读书，选择研究国际关系
张小琴：1977年，考上大学之后，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阎学通：应该说我算运气比较好，1977年共有十二届的中学毕业生去考大学，当时的招生比例非常低。上大学以后，重大的变化就是不用从事体力劳动了，特别想读书，如饥似渴。
当时想，可能毕业后我会重新分配回农场当中学老师，或者是去当个干事，这就有可能摆脱体力劳动了，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之前在农场时，我做了很多努力都失败了，想回城、想去当兵都不行。从1978年进入大学开始，我一直做一个噩梦，做梦回农场办调动手续，农场就是不给办，于是就吓醒了。这个梦一直做到1988年我爱人到美国去陪读，做了十年，可见那段生活的阴影有多重。
张小琴：您那时候选了英文系。
阎学通：这也是歪打正着。我本来准备考中文系，突然下通知说可以考外语，我就想去试试。考外语时，整个农场就我一个人在考场。后来录取通知下来一看，考试成绩还不错。
张小琴：那时候怎么会有条件学英语呢？
阎学通：当时学英语，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怕别人给我戴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帽子，所以偷偷地学，不敢出声，念的时候，一点声都不敢出，找个草垛躲在里边，外面拿草挡着，在里边偷偷学。
张小琴：是因为要考大学，开始学的吗？
阎学通：不是。我妈妈是教俄语的，“文化大革命”跟苏联关系搞坏了，不让教俄语，改教英文了，她自己要重学英文，我放假回家，她就说你也学点英文吧。学了一点，就这样。
张小琴：学的时候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学？
阎学通：谁能知道啊？闲着没事儿，干什么都是干，打架也是打，干什么都一样。
张小琴：跟打架总归还是不同啊？
阎学通：如果说巧，就是我插队的时候身边有一个北京人、一个上海人。北京人特别喜欢古典诗歌，从北京带了不少书，我就跟他学一点；上海人喜欢英语，我也跟他学一点英语。他们两个喜欢学，正好睡觉挨着，我就跟他们学一点，这纯粹是巧合，为什么学，不知道。
张小琴：但是学的这点东西，到考大学的时候就管用了。
阎学通：对，我英语分高点，我想考的人少，录取容易，就报英语专
业了。
张小琴：也不知道自己学英语是为什么，只要能考上大学就好？
阎学通：对，大学只要录取我，学什么都行。
张小琴：这四年大学当中，对您来说特别大的变化是什么？
阎学通：的感觉是在知识的海洋里很享受。当时就觉得能以念书作为一生的事业，很幸福。
张小琴：这个时候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
阎学通：因为改革开放有了变化，那时候的感觉就是看到国家有希望了。
张小琴：大学毕业进入国际关系这个领域，也是偶然的吗？
阎学通：是国家分配的。我被分配到中直机关，单位问我愿意做什么工
作。当时可以分配我去香港工作，主要是做接待，我觉得没意思。我说想做研究工作，组织部门的人说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可以读书做研究，我说我想去那个部门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没人愿意去的单位，是一个安排政治不可靠的人的单位。我看工作就是天天读书看报，我寻思那我就干这个吧。
张小琴：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这个领域是您自己选的吗？还是也是分配的结果？
阎学通：我去的那个单位就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以就做国际关系研究了。组织部门的人问我想研究哪个领域，我当时说我哪个领域也不知道，研究哪个都行。问我去研究非洲行吗，其实这是没人爱干的，我也不懂，我就同意了。
张小琴：所以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权威学者当年进入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这么进去的？
阎学通：对。我干了十年非洲研究，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博士论文也是做非洲研究。
在伯克利读博，因为学业艰难而哭泣
张小琴：您一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是被动的，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领域有了兴趣，然后对一些问题开始有自己的思考？
阎学通：应该说有兴趣还是到了伯克利之后。到了伯克利以后，接受了真正意义的学术训练，然后才懂得学术是什么。学术研究不是简单地多看书就行的事。
张小琴：到伯克利的时候，您多大年龄了？
阎学通：那个时候已经34岁了，34岁才开始读博，人家早就毕业了。从34岁读到39岁，读了五年。
张小琴：我们从前面听过来，您在国际关系领域主动地、有选择地去做研究，已经是30多岁、接近40岁的时候了，起步还是很晚的，怎么后来能够很快地有所成就？
阎学通：我想主要是伯克利的学术训练的作用。这所学校培养出来官职的官员只做到部长，不像人家哈佛和耶鲁培养的是总统。但是这所学校出知名的学者。伯克利提倡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在伯克利的训练使我知道了什么是学问。以前一说学问就说能把什么倒背如流，就是知道别人写过什么。然而，这种学问并没有创造任何知识，学术研究是指创造人类还没有的知识。在中国读书，老师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在美国读书，老师告诉学生什么是错的，老师从来不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培养学生自己判断对错的能力。
张小琴：什么是对的自己去判断。
阎学通：我这才体会到，为什么在美国当老师比在中国难。在中国老师只要知道一个自己以为是对的理论就行了，告诉学生这是对的，也许老师只知道那一个理论。在美国当老师只知道一个理论不行，得知道很多不对的理论，这比知道一个对的要难多了。
张小琴：34岁到美国，一个新的环境，然后用非母语的语言学习，应该说这个过程也会比较难吧？
阎学通：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问题。说实话，我差一点就念不下来。到那儿根本听不懂。拿录音机录了一堂课，上两个小时回来，再听四个小时，还是似懂非懂。
张小琴：已经学了很多年的英文，还是不行？
阎学通：我们在中国学的知识体系，跟在美国学的知识体系根本就不相
同，语言概念也不相通。课上人家听到教授讲一个事，都在笑，我都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没有他们的文化背景。好比一个学艺术的学生，你让他去听化学，都是中国话，但是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一个星期的阅读量在140页以上，根本读不完。
张小琴：那怎么办呢？
阎学通：有一次我居然自个儿哭了。
张小琴：什么时候？个学期？
阎学通：个学期。期中考试以后，我的老师、美国权威的结构现实主义创始人肯尼思·华尔兹（Kennith Waltz）跟我说：“我知道你英语不行，我期中考试就不给你分了，省得期末考完一平均，你不及格。”我就差到这个程度。兵团生活以后我都已经不会哭了，这次居然哭了一场。一个人在屋子里边，后悔，真不该来，自己念不下来。怎么可能读下来，根本听不懂，读什么啊？
当时真想回国，不想念了。但是骑虎难下，回国怎么有脸说读不下来呢？没办法，只能咬牙念。
张小琴：这时候以前在兵团那个劲儿可能就管用了？
阎学通：大家都知道当年插队多苦，不知道洋插队的苦，比在国内插队还多了另外一种苦，就是文化的困难。
张小琴：靠硬听吗？
阎学通：就靠硬听，硬读。关键得读书，大量地读。读书是容易的事，你可以查字典，再读、再听的时候就熟悉了。等到第四个学期，没问题了，信心满满了。资格考试时，我把中国学生读书的本事拿出来了，就拿中国的土招，把资料全背了，我不信我考不过去。我借了几个外国同学的笔记，重新整理，从头到尾背，背了300多页。三项资格考试我都是一次就过，连我爱人都有点不相信。所以等我五年拿到博士学位时，她都觉得挺意外的。因为伯克利政治学系100多年里，能够五年完成博士学业的毕业生只有不到5%，平均的毕业时间是7.5年。
张小琴：所以说硬攻也是能攻下来的。
阎学通：我觉得人都是这样，人跟动物的适应能力都非常强。而且当时很艰苦，没有钱，期末考试完件事就是翻广告找活干，打工挣钱。我倒过垃圾、做过木匠，什么都干。在美国那时候只吃鸡腿，因为鸡腿便宜，后吃得都恶心。也都挺过来了。
张小琴：您不怕您现在的学生听到这段？他们眼中的阎老师那么高大，居然也曾经考完试在家里哭？
阎学通：那有什么啊。
寻找非洲民族工业发展的答案
张小琴：您在伯克利写的博士论文是哪个方向的？
阎学通：我研究非洲民族工业发展。
张小琴：后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
阎学通：找到答案了。当时我找到这个问题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非洲国家会制定政策，宁可支持外资，也不支持本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呢？后来我发现其实非洲政府只是不支持大的民族资本发展，但支持小的民族企业。小的民族企业一旦做到某种规模，政府就拿各种政策卡它们。根据政治学原理，一个国家的政权是以资本为基础的政权，还是以枪杆子为基础的政权，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区别的。以资本为基础的政权，需要民族资本做大。以枪杆子为基础的政权，不能让民族资本做大，因为民族资本一旦做大，必然和政府争夺政治权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对民族工业的政策会限制企业规模。之所以不限制外资，是因为外资没有政治要求，做大了不会威胁到政权。
打破禁忌，首先公开提出中国外交政策要为国家利益服务
张小琴：后来回国还是回到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是吗？
阎学通：对。因为受过学术训练，在当时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还是有点用武之地的。那几年有两件事我做得比较得意：一个是宏观分析有高度，这是没受过理论训练的人做不到的；第二个是预测国际形势比较准确，因为有科学方法，不会科学方法的人是做不到的。
张小琴：您回国之后，核心的研究是什么？
阎学通：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我回来就把非洲研究扔了，再也不干了。我的美国导师在我离校时的谈话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导师终生投入非洲事业，他是美国非洲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东非的所大学是他建立的。在20世纪50年代时，他认为非洲是个新兴的大陆，这块大陆一旦发展起来了不得。但结果使他非常伤心，他为非洲贡献了一辈子，但这块大陆就是发展不起来。这次谈话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不想重复他的学术道路。
回来以后，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当时我们国家是不允许研究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只能研究中国外交史，就是说只能研究中国历史上干过什么，政府的现行政策是不能研究的，连评价我们的外交都不允许。
我1992年回来以后，打破了这个禁忌，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发表过关于中国现行外交政策的文章。
张小琴：您知道不允许吗？
阎学通：我知道不允许，所以我就打擦边球。我篇文章写的是《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第二篇写的是《中国安全战略》。文章的材料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内容，我把它们总结一下，再发表。这样才一点点地突破了不允许发表关于中国外交政策文章的规定。
张小琴：没有被阻止？
阎学通：这两篇没有。我是个写了名为《中国海外利益》文章的人，那时候是不允许说“国家利益”的，说是帝国主义才说“国家利益”，所以文章只能用“海外利益”的说法。我1994年写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当时被禁止出版，理由现在说来非常可笑，说这是帝国主义言论，把中国的国家利益说到国外去了。后天津出版社冒险，1996年把书出了，1998年得了国家图书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我们的外交原则改了，确定中国外交政策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在这之前必须得说服务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不是服务于中国的利益。所以我的突破，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突破，也是政治上的突破。
张小琴：那个时候研究这个领域的动力是什么？
阎学通：当时的动力就是回国来总要干点什么。应该说1992年之后政治环境开始向好的方向变化，否则根本突破不了。
张小琴：其实在很多领域也都是这样，不是说允许你了，这个事情就放开了，而是说有人这样做了，往前走了一步，没有禁止，大伙儿就跟上了。
阎学通：对，就有人跟上了。1996年，写中国国家利益的文章就铺天盖地了。当时能够突破这些政治禁区，促进了国家的进步。
张小琴：您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的贡献是什么？
阎学通：它解决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外交政策要为中国自己的利益服务。《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从理论上为对外政策服务于本国利益论证了合法性。从政策作用的角度来讲，外交政策从原先以原则为出发点，变成以利益为出发点，这解决了我们外交政策评价的标准问题，政策好不好，就看是否对国家有好处。
张小琴：您的学术专著能够影响到整个国家对于外交的一种定位，达到了这种效果吗？
阎学通：客观讲是当时的政治变化使我的著作起了一点小的作用。应该说是邓小平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改革做了很大的贡献。
张小琴：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您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思想，为什么不是别人？
阎学通：还是跟在伯克利的训练有关系，理论训练上我受现实主义影响比较大，到现在我也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任何国家和人的行为都是追求利益的，国家的政策应该追求使自己的利益实现化。研究外交就要明确国家的利益是什么，然后研究怎么实现利益。其次，学术上受了科学方法的训练。用科学方法分析如何确定利益排序及利益衡量。我回国以后的感触就是我们的外交研究从来不分析我们的利益是什么，所以就觉得我要从国家利益入手。
国际关系预测如果模棱两可，其实是骗术
张小琴：您做国际关系预测，有多少年了？
阎学通：1992年从伯克利回来后就开始做，到现在20多年了。
张小琴：这25年做过什么特别大的、自己特别自豪的预测？
阎学通：说个小的吧，在台湾问题上，我2008年做过一次道歉。道歉是因为我当时预测陈水扁的“台独”政策会引发台海战争，战争会不晚于2008年发生。结果没发生，我误导了公众，预测错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除了这件事，从1997年到现在，我对“台独”发展趋势以及领导人换届的预测没错过。我预测了李登辉会出台“两国论”、预测了陈水扁会上台、预测了陈水扁会连任，我在2013年还预测蔡英文会赢得大选。这些预测在网上都能查到。
张小琴：您那次预测错了是公开道歉吗？这个公开道歉是不是有点自己打脸的意思？
阎学通：从预测来讲，因为它是对或然事物的判断，所以不可能保证每次都是百分之百正确，总会有错的时候。即使对了100次，也可能在第101次错。当时承认自己错了，是因为我觉得错误发生了，不对社会道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我就干脆写了篇文章对这个预测做了道歉。
张小琴：是很诚实地道歉吗，就说我做错了？
阎学通：对，我文章的自然段就说，“我一直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我先要为我预测的不正确向读者道歉”。就是这么说的。
张小琴：对您的信誉会有影响吗？
阎学通：有没有影响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觉得做科学预测的人就得敢承认错误。如果连承认错误这点实事求是的精神都没有，那就不可能做科学预测。其实所有预测研究的进步，都是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实现的。承认过去预测错了，然后去找到错的原因，再做预测就不容易犯同样的错误。比如，我预测了马英九执政八年内台海没有战争危险，我预测了蔡英文当选没有战争危险，我现在预测蔡英文连任仍没有战争危险。
张小琴：但是有很多人预测时是模棱两可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也有可能是那样的”。
阎学通：留学之前我也是这么学的，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反正是什么结果都对。后来我意识到这都是欺骗人的技巧，但是这种欺骗人的技巧还被很多人奉为圭臬，觉得这很高明。我认为其实一点都不高明，就是一点骗术罢了。
张小琴：那会不会有人质疑您，既然有对有错，还做什么预测？
阎学通：从科学预测来讲，预测有准确程度的标准，要是有65%以上的准确率，就叫作科学预测。为什么？如果瞎蒙，是到不了65%的。能达到65%的，一定得使用科学方法。准确率到了75%，就有参考价值。一个人预测了100次，对了75次，他的预测就值得参考。准确率到85%，人们的心态就是“就算你错我也信你”。比如根据某人的预测买股票，赚85次，赔15次，人们就照他的预测来决策，因为赚的可能性远大于赔。从这意义上来讲，科学预测的准确率高到一定程度，它就有使用价值了。
张小琴：你们清华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预测现在准确率能到多少？
阎学通：我们的时候到过80%，从来没到过85%，的时候也没有低过60%，多数是在70%~75%之间。我自己认为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达到75%的水平，已经有参考价值。我们不像政府研究机构有很多内部信息，我们作为大学的学术机构，在没有任何内部信息的情况下能够使预测准确率达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了。
张小琴：没有人说你们的预测准确率应该达到百分之百吗？
阎学通：有，批评我们的预测不能百分之百准确。他们是外行，我们听了都觉得可笑。百分之百准确的事属于规律性的必然事物，预测的是或然事物、是概率，百分之百的事物就不需要预测了。比如说从一百层楼跳下去，不用预测，肯定摔死。从三楼往下跳，就得预测摔得死摔不死，预测要考虑脑袋朝下从三楼往下跳死亡的概率比脚朝下死亡的概率高多少。从一百层楼跳下去，不用预测，哪头朝下都肯定死，对不对？因为它是规律性事物，不需要预测，只有或然事物才需要预测。
国际关系预测是很有趣的大人游戏
张小琴：这些成功的预测，它产生的好处是什么？
阎学通：从科学预测来讲，我做预测只关注与其后发生的客观实际是否一致，至于怎么使用我的预测，那是别人的问题。打个比方，预测说明天下雨，人们是根据这个预测决定明天去浇地还是去防洪，这跟预测者没关系，那不是预测者的工作。
张小琴：从事实来看，您做得比较准确的预测，有没有实际产生了什么影响？
阎学通：如果一个准确的预测被决策者接受了，按照这个准确的预测来制定防范政策，可以提早防范可能发生的灾难，或者减小那个灾难造成的伤害。比如说认同了明天要下雨的预测，事先预备好伞，就不会被淋湿；或者说知道雨大，提前把堤坝加高一点防洪，就能避免洪水泛滥。预测者只是发布信息，终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利用这个信息。“二战”中有一个故事，斯大林当时接到了一个信息，说德国要发动对苏联的战争，他一开始不敢相信，因为只有一个信息渠道来源，他要三个渠道都印证了，才能够确信这个信息。所以不是说一个预测发布了以后，决策者就一定接受这个预测，他需要三个不同的渠道和部门所做的预测都一致他才会相信。
张小琴：您做的预测，它的依据是什么？
阎学通：所有的科学预测都是建立在总结过去的规律和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或然事物做出一个判断。它需要两个条件：要有理论，有一个预测的理论支撑、帮助分析或然事物发生的条件，现在是做数据分析；第二得有经验，这经验包括对过去事情的了解、对眼前发生的事实的了解。
张小琴：在国内还有同样做预测的人吗？
阎学通：应该说有很多对未来做判断的人，但这些人对未来事务的判断能否被称为预测，我不知道。预测和瞎猜有性质上的区别。
张小琴：目前您负责的这个机构是准确率的吗？
阎学通：应该说我们清华国际关系研究院是国内做国际关系定量预测的单位。
张小琴：所谓定量预测是指什么？
阎学通：定量预测是指不但预测变化趋势，还预测变化程度。比方说预测两国关系，不仅要预测两国关系下个月是改善还是恶化，我们还要判断能改善多少或者恶化多少，或者是没什么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程度是用数值来表达的。
张小琴：怎么能做到那么准呢？
阎学通：这就要根据经验做了。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准确程度反映的是预测能力水平。预测可分为三种：趋势预测、程度预测和事件预测。容易的是趋势预测，也叫形势预测，夏天到了，现在我说天儿会越来越热，这是趋势预测。然后我说明天要比今天热三度，这叫程度预测。然后我说明天要下雨，这叫事件预测。事件预测实际是比较难的。我们还没有能力做事件预测，因为这超越了我们一个学校机构获得信息的能力，我们不可能获得那么充分的信息，也没有内部情报，全是依靠各种公开的信息做预测。所以我们一般只做趋势预测或者程度预测，做不了事件预测。有一点需要说明，事件预测是需要限定事件发生时间的，不限定时间说某事会发生，不属于预测，我说将来会下雨，这不是预测。
张小琴：您为什么要选择预测这么一件事情来做，而且经常做比较短期的预测？
阎学通：有人认为所有的科学家都有这么一个儿童心理，就是喜欢猜谜游戏。预测我给它定义，就是大人的游戏。我认为所有科学研究都具有猜谜性质。搞预测，就要等事情发生完了进行验证，“你看我测的准吧”，特高兴；一不准，特沮丧，“哪错了呢？怎么就没准呢？”然后就想办法找自己的错误原因。一句话，从学术角度来讲，搞短期预测是个特别刺激的事。长期预测不能检验，有什么意思啊？我预测五万年以后有用吗？有人预测某某东西几百年之后会如何，问题是预测者能活得到几百年之后看检测结果吗？所以做短期预测特别有意思，激励我做这个学术游戏的原因就是能检测预测的结果。
张小琴：但是风险也大啊！
阎学通：这跟投资一样，没风险没收益，有风险才有收益。就是因为我做短期预测，所以我的预测才能让人们关注。如果都做长期的甚至百年以上的预测，谁知道对不对？很少有人关注这种百年预测。那些预测20年或30年之后的国际关系，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值得关注的。国际关系预测别说20年了，预测期限超越10年，都是超越人类能力的。
道义现实主义为国际秩序贡献中国学者智慧
张小琴：道义现实主义基本上是您现在重要的一个理论了，什么是道义现实主义？
阎学通：老百姓的话叫作“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或“将帅无能，累死三军”。道义现实主义是说，有一个好的国家领导集体，这个国家就会变得强大；有一个差的领导集体，这个国家就走向衰败。世界也是一样，有一个好的国际领导，这个世界就走向和平稳定；有个坏的世界领导，这个世界就走向冲突和战争。
张小琴：这个好和坏是一种道德评价吗？
阎学通：好和坏是一个道德评价。对于一国的政治领导即政府而言，其重要的责任就是维护安全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国际社会的领导则是，维持国际秩序，即和平，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能做到这两点的，就是好的领导，做不到就是坏的领导。
张小琴：为什么您认为道义现实主义跟其他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相比，解释力更高？
阎学通：这个理论发展有个过程，早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古典现实主义讲的是伦理、权力、物质力量和利益。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结构现实主义兴起了，采取简单化和科学化原则，把其他因素都去掉，只从实力结构角度解释为什么美苏对抗下的世界没有发生世界大战，这种研究方法把所有关于人的因素都排除了。但是“冷战”结束了，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的稳定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简单讲就是仍然没有世界大战，于是人们开始怀疑结构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大家重新研究是什么维持了“二战”以来的稳定，人们认为核武器是作用，防止了大战发生；第二作用就是国家的作用，重新回到国家分析层面。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是重新回到国家层面，寻找国家内部对国际政治有直接影响的因素。这就出现了各种说法，有说制度因素的、有说经济水平因素的、有说科学技术因素的、有说变化速度因素的……我是根据中国古代思想去找国内因素的，找到了领导国的政治领导类型这个因素。我用它来解释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化，解释力比以前的现实主义理论强，例如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作为世界领导国，在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分别领导的三个时期，世界是不一样的。美国一直是领导国，大国实力对比没变，全球层面是单极格局。为什么在克林顿时期，世界的稳定性要大于小布什时期？小布什时期为什么战争多了起来？到了奥巴马时期怎么战争又少了？在把其他变量控制住的条件下，我发现政治领导这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
张小琴：人的因素。
阎学通：因为一旦换了领导人，就会换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多数成员在观念上有相似性，是同一个类型的，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一个领导班子集体决定了他们的领导类型，类型决定了政策偏好，而政策偏好导致不同的国际关系变化。其实我这个理论受到国际学界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解释了美国，而是我解释了中国。很多人认为中国哪儿都不如美国，制度不行、技术不行、军事不行、科学发明不行、教育不行……既然哪儿都不行，那么是什么导致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呢？这也是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的。道义现实主义不仅能解释为什么国际权力会发生转移，会从一个强国向一个弱国转移，还能解释哪种弱国能赶上强国。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研究霸权国怎么衰落，没有研究弱国怎么崛起。是我们清华的一批学者开创了这个理论研究，即崛起国成功的原理是什么。简单讲就是只有崛起国领导集体的改革能力强于主导国，才能够赶上对方，否则赶不上。每个部分都不如美国的中国，为什么总体上能缩小跟美国的差距呢？特别是2008年之后追赶速度加快了呢？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从领导力方面做出解释。领导力的本质是改革的能力、决心和方向。改革是褒义词，是指向进步的方向变化，而不是倒退。如果崛起国和霸权国的领导都采取倒退的政策，前者倒退得比后者少也能成功。
领导人分为四种类型
张小琴：您把国家领导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您如何分析中国呢？
阎学通：对于国家领导类型的划分，具体有三个向量，即改革的决心、改革能力和改革方向。改革的方向如果错了，是倒退，搞倒退的多是争斗型；什么改革都不搞的就是无为型；在原有改革道路上缓慢走的是守成型；向进步方向改革的是进取型。从我个人来讲，我今年已经65岁了，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我认为中国进取的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所以我希望80年代那样的改革年代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能像80年代那样对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政府，我认为都是进取型的。
张小琴：您判断中国是崛起国，不同类型的国家领导集体与崛起国的性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阎学通：不同类型的领导集体决定了中国崛起的进程是加速、缓慢、停滞还是夭折。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不仅要看我们的发展速度，还得看美国的发展速度。奥巴马政府是一个保守型政府，没能进行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刚接手政权，但我目前还不太看好特朗普政府。崛起是相对概念，在中美都倒退的情况下，中国比美国倒退得少也能崛起。
张小琴：您把人的因素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阎学通：重要的原因是人有主观能动性。事情是人办的，如果不理解人和人的差别，就很难理解别的差距。
张小琴：您的研究一向特别强调科学性，又强调数据的预测，强调可检
验，但是同时您又认为人的因素是特别重要的因素，可是人是一个特别不确定的因素，怎么解释这些呢？
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像医学一样，医学的研究跟国际关系研究特别相
似。每一个个体的病人都不一样，但是个体不一样不是说就找不到规律，还是能找到相似性的。比如说老年人容易得什么病，南方人容易得什么病，女人容易得什么病，还是有一些规律可以总结的。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对人的研究也得像医学一样，先分类，研究不同的类别，发现他的类别属性，就能判断他可能会做什么事。
张小琴：那个体差异还是极大的。
阎学通：这没错。但就像大夫一样，不能说个体差异大，就看不了病。个体差异大，大夫也得给人看病。
张小琴：所以你们的办法是先分类，分类之后再在类别当中去做个体的研究，是吗？
阎学通：对。
中国应做“王道”国家
张小琴：您提出来王权政治，提倡中国要做“王道”国家，能否解释一下？
阎学通：我出了一本书，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这本书的出版使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接受“王道”是一个正面意义的概念。伊朗外长认为这个观点非常好，值得在世界上推广。美国学者阿米塔夫在他的著作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里面三次引用了我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应该推行我说的这个王道主义思想。
张小琴：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阎学通：王道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大国承担责任，小国尊重大国。“王道”是说：我有实力，但是我保护你；我保护你的前提是我比你的权力大，你得尊重我的权力；大国和小国是交换关系，大国承担保护小国的责任，小国要尊重大国权力；小国如不尊重的话，大国就不承担责任。霸道只对盟友承担责任：你是我盟友我承担责任，你不是我盟友我不承担。“王道”跟霸道的一个区别就是，王权领导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不以关系和意识形态为政策标准，而以国际规范为标准，谁违背规则，就惩罚谁；谁遵守规则，就奖励谁。霸道的原则是，朋友遵守规范，可奖励，不是我朋友的，遵守规范，不奖励；朋友违背规范不惩罚，不是朋友的违背规范就惩罚。这是两者的区别。
张小琴：这个“王道”思想，看上去就不是平等的？
阎学通：“王道”肯定不平等，“王道”讲公平。
张小琴：平等不是我们的一种基本处世价值观吗？
阎学通：平等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处世价值观。公平必须是差序，没有差序就维持不了秩序。道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个区别在于它不虚伪，承认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性。自由主义说平等是机会，也就是说名义上大家平等，实际上并不平等，从英文上来讲就是“Someone is more equal than others” ，就是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有更大的平等权力。我认为道义现实主义的公平比自由主义的平等更具有现实性和道义性。
张小琴：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讨论原则？
阎学通：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讨论公平，而不是制造一个假平等。提倡自由主义平等的国家多是占有优势的国家，因为平等对强者有利。美国是贸易国时强调自由贸易，失去贸易大国地位后就强调公平贸易。而道义现实主义是讲，强者要讲公平，而不是弱者。
中美关系是结构性矛盾
张小琴：您在《世界权力的转移》这本书里讲了国家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权力后具有零和性，就是说你权力大我必然权力小，我权力大你必然权力小。您也讲到中国和美国之间是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应该是不可避免的？
阎学通：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像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两人不是各有50%的权力，就是一方权力增加、另一方权力减少，说让两人权力都增加，其实做不到。美国跟中国也一样。
张小琴：将来中国和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会是世界上重要的矛盾吗？
阎学通：中美两国政府承认中美两国关系是世界重要的关系，就是因为两国的关系对世界影响。现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双边关系对全世界的影响超过中美关系。这点已经是两国政府承认的。
结构性矛盾不是意味着将来有很多不好。结构性矛盾意味着原来就很不好，现在变得更加不好，今后只能更糟。
张小琴：这是您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
阎学通：对。
张小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阎学通：就是打不起来。
张小琴：您也讲到说对于大国关系而言，权力是有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三个方面。现在主要是经济上的冲突，将来会上升到军事阶段吗？
阎学通：没有什么可怕的。中美之间不会发生直接战争。“冷战”时期，美苏打了40年都没有发生直接战争，核武器可以保证中美之间不发生直接战争。这就是道义现实主义，为什么说道义变得重要，就因为核武器使得中美之间不能发生直接战争，所以道义就有作用了。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将激化
张小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件事情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的影响是什么？
阎学通：的影响是，在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中间，这些主导国开始改变它们自己的主流价值观。这种改变会影响到它们的外交政策，使之相应发生改变，并且影响它们对未来国际规范的制定，所以大家认为它们自己改变自己的主流价值观会影响国际秩序。
比如说现在自由主义受到挑战，并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在挑战它。是什么呢？是反建制主义在冲击它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非西方国家的思想冲击它们，是它们自己国内的其他思想冲击了它们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
张小琴：反建制主义请您解释一下。
阎学通：反建制主义简而言之有三个主要特点，就是决策集团和部分大众共同反对现行的官僚体制，反对现有的精英的主张和理念，反对渐进的政策，要求进行激烈的社会变化。
张小琴：所以特朗普当选是典型的反建制主义的表现？
阎学通：对。
张小琴：将来会在美国国内进一步发展吗？
阎学通：它会进一步发展，但是恐怕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大，能否很快就取代自由主义，现在还不一定。在特朗普上台的这一段时间，建制派自由主义对他进行了很多的约束。
张小琴：特朗普特别强调美国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阎学通：应该说他上台之后，中美关系会更激化。具体的表现就是在台湾问题政策上他肯定比奥巴马会支持“台独”，他在强化同盟的合作、在防范中国崛起上应该力度更大一点。
关于中朝韩日四国关系
张小琴：中朝韩日这四国的关系历来都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关系，对几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您怎么看？
阎学通：应该说1993年之后，我们在东亚地区的关系上是处理得非常好的。
日本是个抛弃对华制裁的国家，1992年日本足球队来到北京参加亚洲杯比赛，工体八万中国球迷站起来给日本队鼓掌。中日关系当时很好。
1993年中国跟韩国建交，中韩关系也是不断发展，那时候也很好。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因为中韩建交有所下滑，但是稳定住以后又回升了。可见，我们在这个地区同时和韩国、日本、朝鲜三国搞好关系是做得到的。
如果从道义现实主义来讲，它主要要分析为什么有的时候做得到，有的时候没做到。它要从政策去找原因。如果问我为什么，我就说我们给它们的政策不一样。
张小琴：您觉得中国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原则来对待朝韩日这三个邻国？
阎学通：我们在朝鲜半岛要坚持两个原则来解决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问题。个原则，我们制定的外交政策不能超越我们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外交政策要量力而行，不能够超越我们制定的战略目标、不能够超越我们的实力基础。这就是道义现实主义反复强调国家的利益是由国家实力来决定，有那样的实力才能有那样的利益。
第二个原则，我们在朝鲜半岛上制定的政策要考虑到我们政策的效率，而不是考虑这个政策好看不好看，也就是政策目标明确。我们出台政策之前要做可行性研究。所谓可行性研究，就是研究这个手段能不能够实现那个目标，必须明确。如果还没明确能不能实现就采取政策，不可能取得预想的成果。
公平、正义、文明比自由、民主、平等层次更高
张小琴：您提出了新的指导国际秩序的原则：公平、正义和文明，这三个原则您觉得比自由、民主、平等要更好吗？
阎学通：对这个问题我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写国际秩序的新价值观与新规范的问题。平等是人人都有同等的权利，例如，谁先来排队拿号，就先享受服务，这就叫平等。但是在公交座位的使用上这个原则不行，如果先来先上先有座，那老弱病残怎么办？对老弱病残的照顾就得加入到原则中去，对弱者给予一些不同待遇，这样就得采取公平原则。
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并不是人类层次的价值观，人类可以有比它们更高的价值观，而且那个价值观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制定新的国际规范。
张小琴：听上去民主、自由、平等都是好东西，为什么您要用新的取代它们？
阎学通：我不是说取代，我是说在这些基础上发展，增加新的东西，而不是说以公平、正义和文明来取代平等、民主和自由。举个例子，民主是指程序合法性，但是它不负责结果是好的，这是程序正义，结果可能是不正义的。美国典型的例子，用民主方式否决了控枪提案，结果导致了因为不控枪产生更多的暴力事件和公民被杀，导致对生命的不尊重，结果不正义。所以国会否决这个提案的第二天，《今日美国》头条新闻的标题是No Justice。道义现实主义强调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两者得同时考虑。有人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人类层次的价值观，不可能有比它更好的价值观，如果有，那是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不能用来指导现实生活。然而，“王道”的思想是能用来指导现实生活的。举个例子，拳击比赛平等原则是谁打赢算谁的，而把运动员分成重量级和轻量级，这就不是平等了，这叫公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指导我们现实生活的比自由主义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是存在的，而且是可实际使用的。再比如说网上言论自由是必要的，但这要做到文明的自由，随便说脏话不是言论自由，是不文明行为。
张小琴：如果说我们选择一些好的价值提出来，作为人类需要去追求的东西，应该说有很多，为什么您单选了公平、正义和文明这三个价值？
阎学通：这个是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思想中间学习到的。好的东西很多，但是你要找到核心的问题，要提炼出核心的价值观的观念，就像自由主义其实不只自由、民主、平等，还有很多东西。我认为王道思想中核心的内容是“仁、义、礼”。举一个例子，在日本讲“义、礼、智、信”，就没有“仁”，所以这就是日本政治文化跟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区别。王道思想讲“仁”，就是大照顾小、小尊重大。“义”的含义包括了道义、正义、信义，这些原则中都有个“义”字。“礼”就是讲规范、懂规矩。所以我从古代思想里提炼出这三个字，再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代词汇。
张小琴：自由、民主、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作为主导价值观领导这个世界很多年了，你们提出来的新的价值观，公平、正义、文明，您觉得能够领导世界吗？
阎学通：这取决于中国是否实践这种思想。中国实践，这三个价值观就能成为世界的主流思想。自由主义在世界的流行就是美国实践的结果，美国不实践，自由主义就不可能流行。如今，特朗普政府不实践自由主义了，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下降了。
崛起国内政外交须一致，才可能领导世界价值观
张小琴：您提出来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获得更多国际权力，必须要具有思想文化上的贡献，而中国可能首先能够为世界贡献的就是公平、正义、文明这样一些价值观，是吗？
阎学通：对我们国家来讲，如何把自己实践的价值观和我们对外宣扬的价值观一致起来？只有我们在国内实践了我们对外宣扬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才会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张小琴：您的著作《历史的惯性》曾经提到中国正在崛起当中， 2023年就有可能成为超级大国。但是中国要完全实现公平、正义、文明，还有更长的一段时间，这两个时间表是什么关系？
阎学通：成为超级大国是指实力上的强大水平，而成为“王道”的国际领导则需要实践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如果中国不能够使自己对外提倡的价值观和在国内实践的价值观一致起来，那就意味着按照中国的价值观来制定国际规范是不可能发生的。
张小琴：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您研究的国际政治，又变成了国内政治？
阎学通：古典现实主义就是要把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胡锦涛同志有一个判断，我觉得很正确，他说内政外交两个大局已合为一体。中国先秦时期，内政外交是不分的。我们现在从过去的内外有别向内外一体发展了，全球化使这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各国的内政跟国际局势的相关性越来越强，成了内政外交两个大局合为一体。所以在外交上的行为和内政一致则有利，否则会有很大麻烦。
张小琴：那么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是一部分取决于国内政治，还是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内政治？
阎学通：任何国际领导国的基础都在国内，中国也不例外，这是根本性的原理。当一个国家仅是值得参观的国家，而不是人们所向往的国家时，这个国家还不可能成为领导国。崛起不意味着已经成为领导国，崛起意味着缩小和世界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但不是缩小和对方的差距就能替代其成为世界领导国。所以我在《历史的惯性》一书里只是预测中国能成为超级大国，我没预测中国能否成为一个世界领导国。
决策者需要倾听不同的声音
张小琴：那有没有哪些外交政策是您觉得可以改进的？
阎学通：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众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犯错误都是不可能的。决策者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不管是什么制度下的人，都难免犯错。有不同的政策建议、不同的政策取向、不同的政策看法时，这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等于多了政策选项。不同的政策建议至少有参考作用，哪怕这些建议是错误的，还可用来印证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是正确的。
张小琴：其实不同声音对于决策来说，有的时候可能更加重要。
阎学通：决策不是科学，是艺术。决策者是根据感觉做判断的，他参考的不同建议多和参考的少，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知道越少，他越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越容易刚愎自用；他知道越多他就越会犹豫，不敢武断，这是很大的不同。听不同的观点，会影响决策者的感觉。决策者只能根据感觉来做决策，所以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古训。
学者跟决策者的关系
张小琴：国际关系这个学科跟国家一直紧密相关，您认为自己和政府决策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阎学通：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责任为这个国家服务，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就有责任为政府建言献策。我们只根据掌握的知识提出我们认为有道理的建议，但是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师，核心工作还是教书，我的研究是从理论角度来研究问题。如果做个比喻，学者跟决策者之间的关系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者不是决策者，决策者是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的对象，研究决策者为什么这样或那样行动，研究国际关系和进行决策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工作。决策的行为者问：“我这政策能实现目标吗？”学者会解释其政策原理，预测政策结果并提出供参考的替代方案。就是这样。
创建国际关系学“清华学派”，活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张小琴：现在学术上有一个“清华学派”的说法。您2000年调到清华大
学，帮助建设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边有没有这样一个可以称为“清华学派”的东西？
阎学通：在道义现实主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之前，有人就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中国学派。我们就认为中国学派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还专门写文章说为什么不可能建成中国学派，为什么学派是以学校、城市或个人命名的，没有以国家命名的。我们用科学方法将古代思想和现代理论相结合，从2005年开始做到了2011年，取得了一点成果。其他人觉得我们这办法挺好，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把这个方法称为清华路径。这种方法使用的人多了，后来也有人称其为“清华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思想长期来自欧洲的古代哲学思想，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来丰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采取科学研究方法，这是以往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没有的事。
张小琴：这两个东西的结合您觉得顺畅吗？
阎学通：应该说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找不着门，后来慢慢就找着了。我们寻找的是过去中国古代思想里有哪些还能用来解释今天的现象，如果两千年前的思想能用在今天，能解释今天的现象，那就说明它有生命力，很有可能带有真理性。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些可解释现代国际关系的思想找出来，用科学的方法在这些独立的思想之间建立联系，然后再将联系起来的思想进行体系化建设，从而变成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的这个办法成功了。这项研究搞了十年才形成有体系的理论，是否顺畅可想而知。
张小琴：两千年以前的那些思想主要是在诸侯国之间，它不是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拿到今天来处理国际关系，适用吗？
阎学通：它道理是一样的。就像很多物理上的原理把它借鉴到其他科学
上，对研究也有作用。更何况这只不过是一种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把它借鉴过来，用科学方法改造一下和现代化一下，完全可以。
创办世界和平论坛
张小琴：您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创办世界和平论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阎学通：当时只允许在国内组建国际经济论坛，不允许举办国际安全论
坛。如果能够打破这个限制，就像我1992年从伯克利回来率先发表外交政策分析的专业文章，打破不能发表中国外交政策文章的禁忌一样，对国家有好处没坏处，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努力。从申报到批下来，花了将近20个月。特别需要说明，唐家璇是我们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荣誉院长，他是世界和平论坛的创建者。结果我们举办了届，谁都没想到效果意外地好。
张小琴：据说规格特别高，来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阎学通：我们当时将目标定得特别低，觉得这次只要不出事就算成功。结果来开会的外国参会者对中国一个负面评价都没有，我们对此喜出望外。开个国际安全会议竟然没有人讲中国威胁论，当时就是这状态。2016年我们举办了第五届论坛，光国外报道就有310篇。
张小琴：你们做这个论坛的初衷是什么？
阎学通：我们当时认为，在国际社会上应该加强学术和思想观念的交流，这对世界认识中国和我们认识外国都有好处。我们了解人家怎么看我们，也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只是从交流的角度认为组建国际安全论坛有益无害。
张小琴：当时习近平是国家副主席，他出席了那届论坛是吗？他当时讲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阎学通：他当时提了一个观点，说要让自己安全也得让别人安全。这观点挺好的。如果你自己安全了，别人不安全，那人家能干吗？人家不安全，不还是跟你打？让自己安全、让自己发展，也得让别人安全和发展，这个观点有点像王道主义的思想。“王道”的思想就是强调大国得让小国觉得安全。这样小国能尊重大国，然后按照大国所制定的规则来行动，于是大国的领导维护了秩序的稳定，大国从稳定的秩序中获益，就这样。
张小琴：做了这几届论坛之后，回过头来看它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阎学通：这个论坛给国外的感觉，是中国非常国际化、非常开放，是一个坦荡的国家，是不怕别人有不同意见的国家。当时，马来西亚的前总理巴达维来参会，我去接他。在机场他坐在沙发上说：“阎教授，这回中国不能不讨论安全问题了吧？”这说明全世界认为在中国举办安全论坛是一个正常的行为，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我们举办这个论坛之后，对让世界认为中国是一个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负责任的国家起了一点小作用。
学术生涯的成就：创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
张小琴：从伯克利回到中国后，到现在20多年，您怎么评价这段时间自己的学术生涯？
阎学通：从1992年到现在25年的过程中，我自己在不断地进步。一开始对事情的认识太学术，现在实际了许多。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理论方面，从原来应用别人的理论，到现在自己创新理论，这方面比过去强了。研究的技术能力也比以前强了，对于定量研究的能力也有进步。我自己20多年来一直在进步，不过进步速度是越来越慢了。今后很可能是，再怎么谦虚谨慎也进步不了了，到了这个年龄，学习能力不行了。
张小琴：道义现实主义算是您重要的理论贡献吗？
阎学通：在我自己所有的理论建设中，道义现实主义是我创造的好的理论。
张小琴：现在它在全球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中具有什么地位？
阎学通：这个理论是我学术上能够得到比较多国际引用的理论。
张小琴：道义现实主义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关系领域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吗？
阎学通：我希望能成为这样的一个理论，但这要由学界决定。
张小琴：现在看起来跟结构现实主义或者跟自由主义是有点分庭抗礼的意思吗？
阎学通：国际学术界认为我的理论和他们的理论有区别，但都是现实主义。
张小琴：为什么这个理论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阎学通：原来我认为我不可能创新一个理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觉得自己只有学习理论的份儿，没有创造理论的可能。经过多年的研究，有了创造理论的能力，自然觉得高兴。从学术上讲，道义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因此取得这点进步，对我来讲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张小琴：那它对于人类思想的价值是什么？
阎学通：我觉得对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纠正。在分析国际问题时不能只观察国家实力，而不观察人的作用。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分析的三个层次，即体系、国家和个人，是相互分离的，理论无法将三者联系起来。而道义现实主义将三个分析层次用政治领导这个变量给联系起来了。可能就这一点价值吧。
普通百姓理解国际关系要破除误区
张小琴：很多老百姓的日常话题都会讲到国际关系，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一点国际关系的基本知识的话，应该知道什么？
阎学通：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做国际关系科普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国家应该重视国际关系的科普工作，否则的话都是谣言、谬论在那儿误导大众。比如可以写成《国际关系一百问》《国际关系十万个为什么》等之类的书，我觉得我们得有一些这样的著作，供有兴趣的人去读。
如果说让老百姓有简单的几个理解，，要破除经济决定论，国家的外交行为不都是为了钱，国家的外交行为为钱的绝不会超过50%。我们现在太多的分析，一看别的国家干点什么，就说它们是奔钱来了，是钱在背后推动它们做事。
第二，要破除阴谋论，不要说任何国家做一件事，背后一定有阴谋。没有那么多阴谋，这个像下棋一样，你走一步，他走一步，棋都是明的，没什么阴谋不阴谋。人家是公开这么走，你没本事下那棋，不会下，那就没办法了。
张小琴：那需要树立什么样的观念呢？
阎学通：所有国家制定的外交政策，，它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他自己，中国制定外交政策也是为自己不为别人，所有国家都一样。你不能认为别的国家制定政策都是为了自己，而中国制定外交政策都是为了别人，这是不可能的。
张小琴：要去理解它们的合理性？
阎学通：要理解他为他的利益，你为你的利益，都是为了自己，没有谁比谁更高尚。不要老一弄，就说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
另外，一个普通人，即使没有任何的国际关系知识，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他们都会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国家简单的方式，就是感情上热爱国家，这是一个情感上的事，不需要过分地表达。爱国情感的表达得适当。
张小琴：所以您对于砸日本车、到韩国超市去示威这些做法都是不赞同的？
阎学通：这事调过来想，当越南人砸中国企业的时候，中国人怎么看？你觉得他合理吗？当一个国家面临其他国家军事威胁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不是就应该把那个国家设在本国的企业都砸了？肯定不合理。
张小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阎学通：这就是道义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就是讲，我们都一样，谁都不比谁高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本文根据2017年3月13日在清华大学李兆基楼对阎学通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中国2050
胡鞍钢
胡鞍钢
1953年生于辽宁，中共十八大代表，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情研究（当代中国研究）专家。先后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创建并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于2015年入选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从1998年至今主编《国情报告》，向中央领导同志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累计提供1400余期，先后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百余次，对国家重大决策产生持续影响。
1988年获中国科学院工学博士学位，1991—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获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的荣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纽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院、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东京工业大学文明研究中心、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地做访问教授或研究员。
2018年1月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想就“中国2050”做一个展望，这是基于我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1949年，曾写下一首非常宏伟的诗篇，讲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我的主题实际上就是讲中国的道路从何而来、走到了哪里、今后又将走向何方？
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特别是谈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个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个百年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到2050年，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中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就构成了伟大的中国梦，也构成了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一、国家（中国）发展生命周期
从中国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提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就是国家发展生命周期。通过这个框架，我们能够从三个视角，即国际视角、历史视角和比较视角，看到中国为何衰落，又为何重新崛起。
从下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一个国家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我们可以用这些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张图是一个简化的两国模型，分别为A国和B国。从全世界来看，真实情况就不只是两国了。从主权国家来看，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和2个联合国观察国（梵蒂冈和巴勒斯坦）；从各种经济体来看，截至2017年，世界上共有23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有195个，地区有35个。因此，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中，就国内而言，发展是硬道理；就国际而言，实力是硬道理。用这样的一张图就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过程。
四阶段国家发展生命周期（A国与B国）①
一个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以及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文化实力、国际影响力都会经历这几个阶段：准备成长期、迅速成长期、强盛期、衰落期。那么向前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什么呢？是国家创新。国家竞争的本质就是创新竞争。一个国家能否创新而不僵化、不停滞，能否持续创新，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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